“犹豫者，将声名无获。踌躇一朝将一事无成……有独立思想者必会遭到庸人嘲笑。愚者只听说那些早就习以为常的，智者能预见尚未发生的。”
在周代，儒家式的教育早就深思熟虑地防止像商鞅这样的人说出这样的话。孔子一生都在为这样一些原则而奔走—从长者那里获取诸如准则、智慧等等。一个明智的人被认为不应对这些原则有所置疑。然而秦孝公却准备倾听另外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实在不比让一个无知的人掌管准则更好，而且认为真正的智慧就是做任何实际有需要的事。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整个被重组了。什伍保甲法这种中国古老的村落编制方式变成了政府组织的一个单位，这十家、五家互相监督，甚至互相告密，任何告密犯罪行为的人都可以获得跟战场上的甲士斩首一馘同等的奖金，而任何遗漏犯罪线索的人将被腰斩。国民们被迫成为为国家公务而劳作的机器，只有农夫和织者受到肯定，懒惰被看作不可饶恕的过错，游手好闲则将被罚做官奴隶。
然而，秦国贵族起先根本没有接受任何商鞅的法令。秦国贵族们是经历战阵的，他们并不害怕用军事手段，相反，他们以之冒险，要么获得成功，要么被从公室贵族的群体中清除。商鞅的改革造就了一种严厉的、法西斯式的氛围，秦拥有了虎狼一般的军队，并虎视眈眈地窥视邻国，秦国从此成为一个国君沉醉于自己的宪法，并不断扩张自己疆域的国家。商鞅变法造就了一部征服机器，与此同时他也为自己四面树敌。小农阶层他尚能应付，当数以千计的国人反对他的恐怖统治之际，商鞅就把他们安置到边境，这样，反对就暂时平息了。然而，他面临着旧贵族们的更大阻力，尤其当太子的助手和老师反对之际，商鞅终于对他们施以刺字（墨）、割鼻（劓）之刑。
神圣的命运（5）
虽然秦在军事上获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只是在秦孝公执政时期，商鞅逃脱了仇敌的制裁，当孝公于公元前338年去世之际，太子加冕即位，即秦惠文君（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他追究起商鞅对其师傅施加肉刑的往事，惠文君做太子时曾多年压制住对商鞅的愤怒，商鞅当然明白这一点。现在惠文君成了新的国君，商鞅于是逃跑了。
当他逃到边境附近的一家小旅馆时，他被拒绝入宿，因为他不能提供合法的身份证明书。旅馆老板孜孜守法，他告密说商鞅本人来过这里了，被驱逐的官僚们又对商鞅极度仇视，因此商鞅没有能越过秦国边界。邻国又极其害怕秦国，他们拒绝接纳逃难的商鞅，最终，商鞅无路可逃，只能回到秦国，在那里，他曾挫败过阴谋政变，然而，他终于成为一个他亲手创立体制下的俘虏。惠文君下令将商鞅车裂，并且诛杀他的全家。
不过商鞅的政策没有让国民们感觉到快乐，他们立即感觉到了国家政权对他们强有力的控制。过了十来年，商鞅的计划开始奏效，他死后，犯罪在秦国被完全消灭，任何好战者都被充实到秦国战场的前沿。后来者会指出商鞅政策的矛盾性，即他的法律带来了一种恐怖的气氛，在这些法律的强迫下，人民变得赤贫、背叛。
不过，即使是处决商鞅的惠文君，似乎也受了商鞅政策的感染，他开始喜欢起卑鄙的阴谋，并冷酷地谋求任何可能的事情。商鞅可以发出最后一笑了，因为他的政策被惠文君沿用，并使这个国家的法律空前地严酷。秦国对本国国土外的生存空间的胃口毫无疑问地持续着，在惠文君执政的当年，秦军攫取了一块黄河以北的土地，这土地原来属于它的邻国魏国。惠文君起初将这片土地归还了，但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他重新占领了这片地方，并强迫这片土地上的魏国居民迁徙到魏国本土。接着这次征服，他更大刀阔斧地远征西南，到了今天四川的肥沃盆地上。他完全征服了当地土著，将最后一位蜀王封为秦国爵制中的“公”。秦攫取的土地让它的疆土成倍扩大，从此它的统治延伸到那些富庶的土地上，并且通过南方威胁到中原。历来，能据有长江上游是非常关键的，而秦做到了这一点，这使它更具锋芒，最终能够跟位于长江流域的辽阔楚国决一雌雄。
从《史记》记载的史料看，战国时代充斥的不仅仅是战争，还有各种的联盟活动。尽管大量的竞争是为了保全自己，但从此它们统统都不再尊奉周王的威严，自己称王。秦也加入这一潮流，在进行了丰盛而仪式复杂的献祭之后，秦惠文君十二年开始改为秦惠文王元年。
秦国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但秦人仍然以质朴无文、举止粗野著称。惠文王的长子，秦武王（公元前310—前307年在位），一次酒后为了炫耀他的力量，试图举起一只非常沉重的青铜大鼎，这使他受伤，旋即暴毙。曾有一些较小的诸侯国统治着河谷的土地，秦国吞并了它们，于是秦的疆土深深延伸到了南面、西面。好在征服者质朴而粗犷，虽然秦国疆土空前扩大了，但并没有让所有的地区改变原来的统治方式。虽然秦自己也不时经历戎狄入侵，它的西、北边境开始建立起防御性的长城，这样造就了像山峦一般的自然屏障。现在，秦国跟远离它的齐国交换贵族作为人质，齐国将它的储君送到秦国作“客”。
此时，周王室仍号称它是天下名义上的共主。秦国陶醉于对其戎狄邻居的不断征服，它征发大量奴隶和刑徒去构筑西陲的长城，以便建立起游牧民族不能入侵的防线。公元前300年，在那位因举鼎而死的秦武王的少弟—秦昭王（公元前307—前251年在位）统治期间，长城终于建成了。
公元前3世纪的80年代，看上去像是秦、齐互相企图超越对方的年代。公元前288年，这两国诸侯王都号称自己是天下的统治者，就像传说中的古帝王那样。其他国家，此时还强大得足以拒绝这种宣称，这种称帝的雄心和闹剧很快退场并被淡忘。秦昭王本人曾在燕国作过人质，他于公元前284年参加了反对齐国的联盟，他派兵跟他先前的敌人赵、魏一起组成联盟，由燕国一位将军（乐毅）领导，入侵齐国。
神圣的命运（6）
联盟很快就崩溃了，因为别的秦军继续在吞噬着这次盟国们的疆界。但联盟还是达到它的主要目的，那就是齐国曾强大到能跟秦国分庭抗礼，它是秦国最大的心腹之患，此刻，它被削弱了，它跟以前的齐国比只是个影子罢了。
当时的人们认为，世界末日肯定快要来了，权威还在继续下降的周王更是这么认为。甚至有的人认为根本不可能寻找一个（名义上或者实际上）可替代周朝的。孔子死后，他后来的信徒开始认为他是“素王”，因为这个世界没有让孔子真正君临天下，所以一片混乱。行星的灾变也预示着当时局势的混乱和下一个救世主即将出现，后人在回顾时认为孔子出生是圣人的出世，在此后的五百年将不再有圣人出现。如果上天放弃了对周王的合法保佑，那么，取代它的理想候选人也早就没了。
这样的观点在学者们中很有影响，尤其孔子的后学们，他们认为孔子才是理想的政治家。但孔子本人只是作为一个传统的传承和解释者出现的，并没有建立其任何新的东西，他的后来者们经常认为孔子如果施教于整个世界，人们将真正认识自我。
在秦始皇出生以前的时代，最著名的儒家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来自一个小国，但在齐国完成教育，他成了一名引人注目的学者，三次做过东方地区最高学府—稷下学宫的领导人。稷下学宫的名称来源于古代中国的一种谷物—稷。稷下学宫鼓励学术争论，许多伟大的思想都产生于其中。它的神圣性同样产生了鼓励追求真理和一切可能性的氛围。“稷”是至关重要的民之食物，这寓意着政治家们的工作是为了让天下人远离饥馑，远离外交上的争斗，让农夫们确信他们将毫无克扣地获得他们的收成。
荀子诠释着先人的施教，这导致了另一种在秦看来的“胡言”的来临。事实上，他继承了孔子的观点并走得更远。他敢于宣称关于神灵们的故事仅仅是传说，他像一个伟大的愤世嫉俗者那样质问：如果天子在献祭时仪式有什么闪失，是否真的将发生灾异？难道天上的龙真的会吞噬太阳？还是月亮的影子遮住了它？如果仅仅是月亮的影子遮住了它，那么，人们在发生日月之食时是否敲锣打鼓或献祭，对日食是毫无影响的！
自从荀子认为那些传说中的神灵和他们神话般的战争缺乏依据开始，他就对传说时代不感兴趣。正如他之前的孔子那样，荀子对怪、力、乱、神也是不感兴趣的，他以这种理性而严格的态度影响着自己的学生，他回避任何建立在这些神话基础上的争论，他让自己的学生们注意真正已知的事物，尤其是孔子留给他们的历史书籍（《尚书》《春秋》）。这些上千年来真实可信的政治事件、战争、缔约等，值得学者们用一种以往事教育后人的态度去编纂。
孔子的著作中尤其是《春秋》，被荀子当作范例精心教授。荀子全心全意地赞同它。孔子总结了这些早期历史中的失误和外交事件，他希望这些经验可以证明：只有真理，才能在即使罪恶的时代占上风。荀子对这些并没有充分的信心。荀子从孔子总结的历史中看出了一个简单的、并不受欢迎的事实，那就是只有刑罚才真正起作用。孔子注重礼仪，希望通过严肃的仪式和庄重的举止，人们能够知晓自己的责任；荀子则把礼仪当作又一项繁琐的累赘，它不如一种更具有强制性的力量—法 ；孔子认为善举可以产生更多的善举，以及最重要的美德就是像别人希望获得的那样诚恳地对待他，他赞扬人天生的善良本性，事实上，他的许多理想都是建立在这一希望上的。相比之下，荀子更现实，他对学生们强调，有些人必须通过别人由正确的途径来引领，而这引领方式，有时是需要用大棒的，而不是用胡萝卜。这使荀子暗示他的学生，要以正确的行为对待他人，对仪式充满敬意。不过最终这一切还是要归结于对“法”的强调，尤其是刑法。荀子断言，一个圣贤般的统治者在面对犯罪和犯罪原因之际应是严峻果断的，这就是荀子的法家思想。
神圣的命运（7）
这些，其实都是已经走向偏差的事物。时间流逝，人民开始变得轻率，不再遵从代代相承的旧法。他们不忠君，同时，君主们也纵容了太多应受制裁的行为。就像周天子那样，他持续不断地重新定义诸侯们对自己的轻蔑，因为不想去处理这些。
当荀子在稷下学宫教授之际，他告诫学生们，让他们的注意力从无意义的对神灵的争论转移到现实世界中来。他指出，可以抛开周天子的尊严不提，因为很少有学生会到那里去任职，为什么？因为那里不过是个样子，它没有用，它什么也不能促成，什么也不能得到—权力、财富和影响，这些东西都在等待，等待着更强有力的诸侯国君，当然，除周天子本身之外。
跟其他诸侯国比，秦国的百姓们在紧张劳顿的气氛中生活。其中，战争是件最可怕的事情。从当时官吏工作的细节看，那时的战神庙和审问场所是同一个地方，而且在各国，战俘都为他们各自的神灵所瞧不起。早期文献还简略地记载了“衅鼓”，它毛骨悚然地暗示着一些细节尚不清楚的仪式，这仪式构成了古代中国军事生活的一部分。
当孔子鼓励这些国家沿袭旧有传统，各个家族应相亲相爱之际，秦国的情况则变得国君能越来越有力地控制。荒原上戎狄的长期威胁已使这个国家长期处在战备的状态，荀子将秦国的这种状态称之为“狭隘的地带”，他也可能是指渭河沿岸狭长的肥沃地带，但更可能指的是存在于秦国边界上的严峻事实：“人民被当局逼迫着，过着一种被剥夺的狭隘生活，他们被各种动机和爵赏刺激着，也时刻受刑罚的威胁。受控制的底层人们知道，只有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他们才能从控制他们的上层那里获得一些好处。”
荀子认为像秦这样的国家是和平的威胁，但他同时认为纯粹儒家式王道总比野蛮、霸道要好。当他更为年老之际，秦国持续不断地吞并着其他国家，荀子的王道论开始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谈。荀子的一位亲传弟子，韩非，第一次提出别人连想都不敢想的观点，那就是或许秦国的政府组织方式并不是不规则地、偶尔地出现的，而是其他各国应实际效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秦人对荀子的观点采取了不规则地断章取义的态度：当秦昭王那弥留之际的母亲说她希望跟她那活着的爱人合葬之际，一个富有经验的廷臣说这样的姿态根本不必要，因为根本不存在那个她的灵魂需要陪伴的死后世界。
事实上，当时确实存在既能来供职、又能够挽救脸面的理智者，自从孔子本人拒绝讨论超自然事物，更愿意关注此时此刻开始。假如是为了更大的良知的话，其实孔子的作品中有足够的篇幅能被用来支持严峻的寡头政治。而荀子，正如许多儒家学者那样，知道许多理论，但很少懂得实践。当他在齐国的职位因政敌变得日益不可知之际，他开始考虑周游他国，公元前265年，秦国的相国向荀子发了一份邀请，荀子决定去看看。
荀子访秦充满了矛盾。关于他与秦国相国会见的记载充满了大篇明显的阿谀之辞，荀子先前曾将秦人形容成一支遥远山谷中的无知粗人，直到他抵达这个国家，他才发现应该吹捧它“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和他所碰上的每个人无比的礼貌。但是看来荀子只有接近相国才能接近秦王本人。一次，在秦王出席的场合，荀子显然不那么逢迎，他还是那不赞同的态度，他指出，秦国如果不放弃使用武力达到目的，永远也不能成为真正文明和开化的国家。秦昭王礼貌地听着荀子关于组建一个良好政府的言论，但秦昭王已经统治了秦国将近40年，他几乎没有时间去猜测这种事情，无论荀子的企图是多么高尚。虽然荀子素来以善于捕捉严酷事实真相而闻名，他提及的现实对秦昭王而言并不愉悦。荀子在秦国呆了些日子，过了一阵，秦国的疆土扩展得更大，荀子仍然没有在秦国政府中担任公职，最终他回到了他的故乡赵国，在那里，他成了一个渲染秦国实力的人。此刻，他对于秦国的下一位统治者，一位被忘却了的秦国贵族人质—王孙异人，正住在赵国邯郸，一无所知。
神圣的命运（8）
一位君王的漫长的统治无疑能让一个国家安定，但对于其嗣位者而言却不是件好事。秦昭王在位的时间长到了足以能让他的嗣位者死在他的前面的地步。又过了两年，新的继承者才定下来。最终，秦王的二儿子安国君将即位成为秦王。这样的决定注定要发生另一场王位之争的风波，因为安国君没有能合法继承王位的儿子。《史记》记载他深深爱着他的主妻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如果为安国君生过孩子的话，她大概也只生过女儿。他的姬妾们有二十多个儿子，包括王孙异人，一个由夏姬生的儿子。
《史记》对夏姬记载很少，她是个不起眼的人物，不过她是否由于安国君或华阳夫人而不起眼就不知道了。王孙异人也被看作是秦国王室的疏远分支。正如那个时代许多青年王子的命运那样，异人被送往另一个国家充当人质，他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