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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死后,二十二岁的李治即位,是为高宗。按说这个年龄不小了,可是太宗死时李治是抱着长孙无忌的脖子大哭,像个无助的孩子。最后把无忌哭得有点儿烦了,说主上把社稷交给殿下,“岂得效匹夫唯哭泣乎”!——这也就是舅舅敢这么说。于是止住悲声,火速回到长安,一切安顿得差不多了,然后突然宣布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接着就是顺利即位,可以说,一点障碍都没有。
高宗即位后首要的当然是先任命大臣,长孙无忌不必说了,李世NFDD0——或者确切来说是李NFDD0,李是皇家赐姓,那个“世”字此时则是无论谁都不能再用了,为了避讳嘛。想想李世NFDD0真是可怜,自己的名字都没有自主权,本来叫着徐世NFDD0二十年左右好好的,降唐后就受到赐姓这等待遇,这样又叫了二十多年,然后就要把世字去掉,直到死后也不安宁,孙子一造反,又回到徐世NFDD0了,这倒也罢了,只是后世人说书,不喜用名喜用字,害的我以为茂公就是他的名……不过高宗毕竟初登大宝,所用之人也只能是顾命大臣。
李治当太子虽然有点晚,但六年的学习也可谓效果显著,基本上继承了贞观时期的政策,当然这和老一辈的执政人才是分不开的。永徽年间,文治上的事不多说了,基本是国泰民安。可见李治文治上的功夫学得还是可以的,而武略上李治却没有这方面的锻炼机会,另外也没有表现的机会,不一定说他率军打仗就一定失败,只要朝中有能打好的将领并且他不多加干涉,像杨广灭陈那样挂个名也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李治倒还是很有扩展唐版图的雄心,事实上征高丽时他曾想过亲自率大军随后出发,却被武则天劝了回去。太宗时期未解决的高丽、西突厥都是在高宗朝攻下来的,虽然有太宗的准备在前,为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不管怎么说,是高宗打下来的,即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继贞观时期设安西都护府之后,高宗朝又设崑陵、濛池二都护府,徙安西部护府于龟兹。唐代的版图,在高宗时期为最大。有人说,唐代最繁荣的时期,其实不是开元,也不是贞观,而恰恰是在永徽,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说运气好也罢,说是捡便宜也罢,李治其实都是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另外,高宗还完成了一件太宗几次想做没做成的事,就是去泰山封禅。从个人能力等方面来讲,高宗当然不算是出类拔萃的,但从当时国力来看,高宗的确应该去封一次,怎么说也比宋真宗的时候强了很多很多呢。
第二部分唐朝平定高丽的大将军薛仁贵像(1)
在宗室的问题上,李治也是比较开明的。李治对待李泰,还是满不错的,在贞观二十三年十二月(这时皇帝是李治了,年号一般都是次年修改),“诏濮王泰开府置僚属,车服珍膳,特加优异”,确实像太宗生前所料,“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不过,李承乾没有活到李治当皇帝的时候,于贞观十九年就去逝了,而李泰也在永徽三年死去。李泰和李承乾两人都是死得很早,三十多岁,这样的年龄实在太年轻了。如果不是别人陷害,那么必有原因。推测都差不多是心情郁闷,“若加挫抑,恐有不测之疾”这句话的适用还是很有广泛性的。假使当年李渊也像李世民贬李泰这样贬李世民,那么李世民只怕活得时间更短。至于高阳公主和李恪等人的死,一方面是高阳不该谋反,另一方面长孙无忌这时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好的。李治从中受益无疑最大。其实不管李恪有没有罪,李治杀他也在是情理之中。李恪和李泰的意思不一样,李泰已经没有希望了,至少从人望上已经从一个很高的高度重重地跌了一次,再想起来的可能已经不大了。李恪的威胁相对就大得多了,如果说借这一次的事而除去他的话,怎么看怎么划算,这也并非李治“良心大大地坏了”,毕竟为了自己的生存。有了长孙无忌,李治这次省了不少力气。也许这么想把李治想得太有心计了,但李治其实真的不傻。此外,对于宗室中违法的人或行为,李治也加以惩诫。比如李治的叔叔(当然不是同祖母的叔叔了)滕王元婴,劳扰百姓,他就写信告诫他;而元婴与李治的异母兄李恽两人都好聚敛,所以李治有一次赏赐诸王时唯独不赏他们两个,因而使得这两人很是羞愧。这种惩罚是精神上的,但效果却比物质上的更厉害。这很类似于李世民对贪污的长孙顺德的手法,可见李治确实还是有乃父之风的。
问题是,李治学到的功夫慢慢体现出来的,更多却是李世民后期的拒谏饰非。李治有一次说:“杨广因拒谏而致亡国,我时常作为警戒,虚心诚意,要求直言,可是竟然没有人说话,什么缘故?”李世NFDD0回答说:“陛下作为,都尽善尽美,臣属们无从规劝起。”实在是很搞笑的一段记录。李世民也是常常提起杨广,李治竟然也常提这位老前辈,不能不说是受了影响。只是和乃父相比不同的是,三十八岁时的李世民还是有很多人给提意见的,而李治三十八岁时就达到“尽善尽美”了。想当初李渊当了皇帝后,就有了听不进话的苗头,李世民到最后也是没人敢再说什么,如果下一代是李承乾,只怕情况更糟,他才二十岁左右就已经很能够堵住大臣们的嘴了,李治好歹还等到了三十多岁。莫非这是遗传?嗯,如果是的话,那么算是一个广义的遗传了,虽然每朝每代皇位不一定是禅让的,可是不听劝的毛病却一代代地传承了下来。
李治是有缺点,但不能说昏庸,毕竟高宗的政绩还是很值得一提的,无论如何总比后来的唐懿宗强。之所以备遭谴责,多半是因为他的那位夫人——武则天,生时受她制约,死后大唐江山又险些断送在她手里,因此人们在钦佩武则天却又狠骂她的同时,也骂着李治。因此李治把武则天弄进宫来倍受非议,一方面武则天是太宗的才人,确实于礼不合,另一方面,只怕就难免是后人以结果推原因了。关于第一方面,唐代宫闱之事有时的确比较混乱,有北方少数民族习气的痕迹,比如李世民就曾把齐王妃收入宫中,而后世李隆基是娶了儿媳,李治则是娶了庶母。但是在正妻的问题上却并不乱,并不像突厥那样可以一个可敦经历几个可汗。武则天进宫的阻力没有当皇后时的阻力大,因为皇帝无非是纳一个妾而已,但要是把她立为正妻,便受到了坚决的抵制。因之,武则天立为皇后不见得是长孙无忌他们有什么先见之明,知道她将来会取代李氏做皇帝,而是因为她的身份问题。李世NFDD0在这紧要关头显得软弱,有人说是他圆滑,柏杨先生更是称之为“漂亮的报复”。如果李世NFDD0知道武则天后来做了女皇,只怕也未必会如此表现。李治冲破重重阻拦,终于立武氏为后,这份“魄力”倒也难得,只是如果他用这份魄力来治家平天下就好了……
其实李治是有点儿怕老婆,但还不至于一开始就把政事交给她。显庆五年,高宗闹眼疾,只好让武后来处理一些事情,委以政事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可是后来,李治的进取心也有所减退,武后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因此终于发展到“二圣”的地步。但这种情形历史上也并非没有过,隋文帝杨坚就是和独孤皇后一起并称“二圣”的。说起来,隋文帝杨坚也是很怕老婆的,有一次就是被皇后气得一个人跑了出去,宁可自己生闷气,也拿她没办法。李治也不是一味地心甘情愿,他想做什么,往往被武后制约,于是“上不胜其忿”。李治也挣扎了一次,找上官仪来起草废后诏书,不知怎么就被武后知道了——左右奔告于后,李治这个皇帝当得也够可怜的,由此可见,武后自然是废不得的。最后此事告吹,但比较令人失望的是,在武则天面前,李治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上官仪从中得到的最大教训。也许就是“疏不间亲”这句话的确是至理名言,但可惜再无实践的机会,因为这件事已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另外,说句不相关的话,上官仪之死从文学史角度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言,这是强制性地收住了江左余风。只是杀他的时候,李治和武则天可都是没想到这点的。二圣之称,也是在这件事之后,以后更是发展到了“天皇”与“天后”的地步——李治大概是中国唯一的一位“天皇”了。
第二部分唐朝平定高丽的大将军薛仁贵像(2)
感觉高宗夫妇总能弄出很多花样来,如上面提到的天皇天后——这种称法中国还真不习惯,因此看电视上两人“天皇”、“天后”地这么称呼,有点滑稽。再比如年号,武则天是年号最多的皇帝,共十七个,李治则是十四个。而李治用了这么多年号,估计和武则天有关,总之是一开始还能坚持几年,越到最后换得越勤,一年一个,直到他去世。这些年号常搞得我晕头转向,其实历史上也不乏爱换年号的皇帝,比如汉武帝,但汉武帝的年号比较有规律,除去建元,后面是“光”字带着另一个字,只要记住那几个字就可以了,“光”字年号各六年,然后虽然用字不大规律了,但保持四年一个年号。高宗武后的年号则是什么规律都没有,要多难记有多难记,相信他们自己也都未必记得清楚。相形而言,还是高祖太宗的时间比较清楚,就一个年号,也许他们懒得再想年号名了,但这既方便了自己更方便了别人。起年号最有学问的当属玄宗,不是说他年号起得有多深刻有多好听,而是说年号起到的作用,开元和天宝基本上(所谓基本上,是说开元末期已经初露端倪)就是变化的转折分界。
时间走到了弘道元年,当了三十四年皇帝的李治去世了。临死之时,李治“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而后来的唐朝则为此而差点付出了三代而亡的代价。
公元684年,年号的混乱达到了极致,这一年真是大唐历史上非常有趣的一年。这一年轮流上台了三个执政者,两个皇帝,一个太后;这一年本应该有三个称呼,嗣圣、文明、光宅……最后,人们便取最后一个年号为这一年的标记。问题来了。嗣圣是中宗李显的年号,但是他二月就被废了,随后李旦登基,是为睿宗,改元文明。但是睿宗已经是傀儡皇帝,实质上的执政者是武后。既然如此,武后为什么要于九月改元光宅呢?为了标记什么事呢?九月,徐敬业造反,或许与这次改元透露出来的信息有关,按逻辑当是李旦明确将权力交给太后。然而似乎又不是这样。六年后也就是公元690年,武后称帝,将皇帝改为皇嗣——也就是说,皇帝此前仍是皇帝,当然,是名义上的。可是他自从当皇帝以来,权力并不在他的手中,九月的改元真的有些令人费解。同样令人费解的还有史家。既然那六年时间内唐朝还是有名义上的皇帝,但这六年却归属到了武后的名下。与此类似的还有汉的吕后时期,但是形似而神不似。惠帝执政期间,权力主要也是在吕后手中,但是却不曾将这几年说成是吕后某某年。而惠帝死后,汉朝实际上是处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至少是没有一个成年的皇帝,因此吕后控制了政权,这时史书上才记“吕后某某年”。相似吗?可是,这位可怜的皇帝,汉朝从来就没认他是自己的皇帝,因为他来迹可疑,并非是惠帝的亲子。唐睿宗不一样,他不但成年了,而且也是唐代的正统皇帝,即使权力不在他的手中,但名义上仍是皇帝——于是暗笑,难道史家也是如此势利吗?
中宗李显即位之后,将自己的岳父提拔为豫州刺史,此后又想升为侍中,这件事成了他被废的导火线。这件事得到了裴炎的反对,中宗一气之下说就是把天下交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然后他为这句不冷静的话付出的代价便是十四年的流放。每当朝廷有使者到来,李显总是吓得要自杀——他有两个榜样在前,这样的担心很正常,但是既然敢自杀的话,死都不怕,又何必怕什么呢?如果不是韦氏劝止,李显真的等不到十四年后做太子了。又过了六年,苦尽甘来的李显终于得以复位,两次登基,前后一共二十年。
中宗在位之时政绩的确是不好,但对外却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一是突骑施娑葛在西域作乱,唐出兵征讨,经过两次战斗取得了“贼徒因而退败”的胜利,于是突骑施娑葛被迫投降。二是突厥从河套南下侵扰,中宗派张仁愿征讨,收复了漠南地区,最后又在黄河之北筑了三座受降城,巩固了既得胜利。至于受降城,应该比较有名吧——“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中便写到了受降城。三是继文成公主之后,金城公主嫁入吐蕃和亲。这几件事中,金城公主的和亲是初中课本上就有的,现在还记得当时书上用黑体字写着:和同为一家。不过金城公主比文成公主可怜多了,她命运多舛,连孩子都曾被人抢过。
第二部分姚崇像
中宗之所以后世评价不好,是为韦后和安乐公主所累。李显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丈夫和父亲,想当年艰苦生活中,是韦氏跟着他一起度过的,他怀着这份感恩之心,实践了当初“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御”的承诺。但是他对妻女的放纵,却为国家朝廷带来了灾祸,也使他自己提前去世了若干年。我不认为李显是真的糊涂到了家,他并未答应安乐公主求为皇太女的过分要求,当他微笑着给安乐公主的“诏敕”签字时,可能想到更多的是对妻女的愧疚——他曾让她们受了那么多的苦。但是这本应该非常感人的一家,尤其是这对患难夫妇,最后的结局实在令人心痛。韦后毒死了亲夫,不久和女儿一起被杀,以完全的悲剧告终。
中宗之后,是睿宗。和哥哥相比,睿宗这一生可谓平安多了。他没有过被流放的痛苦,最后也非常识时务地退位做了太上皇。睿宗当政比中宗也强不到哪里去,而且在对外上也是比不过中宗的,但是历史的评价似乎睿宗更好一些。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唐代后来的皇帝,都是睿宗这一支的后人。两人相似的地方是,中宗为夫人韦后所制,睿宗却是为妹妹太平公主所制。
不过睿宗在立嗣问题上倒的确是“睿智”的,和他一样睿智的还有他的长子宋王成器。父子二人一起吸取了开国之初那次玄武门之变的教训,非常正确地立李隆基为太子,避免了又一次的太子之争。只是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的关系并不像《大明宫词》里演的那样亲密,而是如仇敌一般,太平公主几次想要害李隆基。有一次,李旦召见韦安石,问他是否“朝廷倾心东宫”,这样问等于是有些怀疑李隆基了,幸好韦安石没有被太平收买,不然一旦加以挑拨,也是件麻烦的事。这说明太平公主的离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姚崇和宋璟劝睿宗把宋王及太平公主等人全部弄出长安,为太平公主得知,于是责备李隆基。李隆基此时的表现初看也是很让人失望的,“太子惧,奏元之(姚崇字元之)、璟(宋璟)离间姑、兄,请从极法”。但想想玄宗皇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