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俭】
唐俭，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李靖征突厥时差点害惨了的那位使者。据说是太宗和李靖心有灵犀，因此才用招降使者来麻痹敌人，也就是说，一旦被敌人发现，那么这个使者多半保不住了，所谓死间者是也。也不知唐俭于乱军之中是怎么逃回的，难道是李世民曾面授机宜？另外唐俭最大的功劳就是及时揭发了独孤怀恩的谋反。当时独孤怀恩打算谋反，唐俭知道后派刘世让去告密。李渊本来乘舟都走到了一半，忽然遇到刘世让，听说此事大惊失色，于是赶紧回去了。如果没有唐俭，李渊这次真的很玄。作为奖励，李渊把独孤怀恩的家产全都给了唐俭。这情形有点像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奖赏尉迟敬德，但齐王的家当可是丰厚多了，不是独孤怀恩可以比的。
【长孙顺德】
长孙顺德是长孙无忌的族叔，自然是李世民一党，参加了玄武门之变。这些都不说了。要说的是，贞观时期他曾贪污别人送的丝绢。李世民知道后，处理方法很别开生面——当然不是朱元璋剥人皮那种别开生面，而是他“不罪反赏”，在殿上又赐给长孙顺德数十匹绢。太宗脑子没有糊涂，他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认为如果长孙顺德懂得羞愧，那么赏绢比惩罚他更有效，如果不知道羞愧，那就是一只禽兽，杀了也是白杀。后来长孙顺德因事罢官，一年后，太宗在凌烟阁看功臣画像时想起了还有长孙顺德这么个人，又想起他当初的功劳，顿生怜悯之心，便让宇文士及去看望他。结果看到的是长孙顺德一副酩酊大醉的样子，当是比较狼狈可怜的，“论者以为达命”。长孙顺德好容易这次做了泽州刺史，但不久又因事免职，运气也实在是不好。最后太宗对他的评价是：“顺德无慷慨之节，多儿女之情。”然而长孙顺德死后，太宗还是为他罢朝一日，以示哀悼——不过，这是太宗想偷懒也说不准……
此外还有好多可算是唐朝“嫡系”（一开始就跟着李氏家族）的武将，比如被称作唐的卫青的马三宝（当然他和卫青是比不了的）、殷开山、刘弘基、丘行恭等人。不一一细说了，马殷刘三人小说中常作为无能的唐朝老将出现，而洛阳之战中把自己的马让与李世民的丘行恭则有幸被刻在了昭陵六骏中飒露紫的浮雕上——只是他的帽子好怪，当时是在战场上，难道不顶盔贯甲吗？
每个朝代都少不了一大堆的皇亲国戚，李家自家的人自然也有很多。说到李唐宗室，大部分扮演的都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中的那个鸡犬，其中记载武德以前事迹的只有三个人，其余的人差不多都是从武德时记录的。估计本来他们之间走亲戚走的并不频繁，但大唐一立国，一下子亲人人数就猛涨了若干倍。李渊倒是很大方，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宗室，基本上都封了郡，因此郡王在武德时期很滥。到了贞观时期，李世民自然不用再担心这个，所以除了有功的之外其余的全都降了公。
有三个人比较有意思，就是李孝恭、李神通和李道宗。
第二部分初唐大臣众生相（8）
【李孝恭】
李孝恭是李渊的堂侄，武德时为赵郡王，贞观时为河间郡王。大唐开国之初立功最多的，除了李世民，就是他了。如果说李世民一直是在北方对抗劲敌，那么李孝恭则是在清理南方的反王。
实际上李孝恭得以出兵征萧铣，也是自己争取来的，他数次向高祖进言，所以才会让他去。江南由于有李靖在，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得力助手，再加上李孝恭本人的确有才华，而且当时萧铣的实力也并不太强，因此比较顺利地将江陵拿下。
武德六年，辅公祏谋反。在《全唐文》中，有一道李渊的诏书，《讨辅公祏诏》。诏书中很明确地写着让李世民做江州道行军元帅去征讨，但最后出兵的并不是他，而是赵郡王李孝恭。联系当时的时间，太子与秦王争斗之势已形成，那么不得不令人怀疑，之所以没有让李世民出兵，很可能与此有关。不过当时李世民正在并州防备突厥。但如果此时班师回朝，也是来得及的，毕竟朝廷正式出兵是在几个月后，应该不会很仓促，何况李世民以进军神速著称。莫非李世民此时有意以此要挟？通鉴中有一句话：十月，“秦王世民犹在并州，己未，诏世民引军还。”一个“犹”字不免令人生疑，犹在并州，意思应该是说他仍然停留在并州，这是有主动性的。到了己未日，诏引军还，下诏令他回来，似乎有强制性。联想到此后李世民颇有失宠的趋势，很可能这次触怒了李渊，从此将他搁置。这么解释可能有点儿抠字眼，而且如果这句话再细细品味又可以解释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意思：直到十月李世民仍被留在并州，己未日才下诏让他回来。这样则李世民留在并州是被迫的了。那么两种解释哪个对？个人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因为这样与若干事联系在一起比较符合逻辑，否则李渊刚下诏让他去讨辅公祏，没有理由不让他回来。自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两个解释都不对……
最终征讨辅公祏的人是李孝恭，这应该也与他身在荆州离得比较近有关。辅公祏势力不强打败不难，倒是出征前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当时李孝恭按例进行战前动员，不想杯中酒忽然间一下子变红了——我辈化学已弃置多年，印象中能一下子变红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碱遇上酚酞，不过李孝恭弄一堆碱和酚酞放到酒里然后一饮而尽，实在不好想像。总之李孝恭很豪气地把酒喝了，说这是辅公祏授首的象征，所以大家也跟着一起豪气冲天。
征讨辅公祏时，得到了杜伏威的义子阚稜相助。说起来，李孝恭可有点对不住这个阚稜。本来阚稜是跟着李孝恭去平叛的，在两军对垒时出了不少力，他喊了一句“汝不识我邪？何敢来战”，就有好多旧部投降了。然而李孝恭在没收反叛人员财产的时候，不但把杜伏威、王雄涎的没收了，而且阚稜的家产也跟着一起被没收——杜王二人家产当然也不该没收，但一个远在长安，一个早已经就义，而阚稜却是正在军中啊，这就是故意的了。家产被没收，阚稜当然不愿意，这放到谁身上也受不了，也难怪他会发火，可最后李孝恭就是因此以谋反罪名杀了他。也许阚稜当时还在等着封赏，没想到等到的却是被杀这样一个下场。说起来真有些让人齿冷。
李孝恭本身应该不至于此。自然，阚稜的“自恃功高，颇多矜伐”可能也触怒了李孝恭，但他这样对待阚稜，或许是有政治上的因素，于是不禁令人想到当时的宫廷斗争。这样一来就牵扯很多事情了，比如李孝恭的立场如何，以及杜伏威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按说杜伏威在其中应该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毕竟他只是一个投降的反王，理应老老实实地在长安过日子，对兄弟之争不该介入。但我们看到杜伏威后来是毒发身亡，死后又受到李孝恭诬陷，如果解释为李渊为了去掉一个心腹大患的话，那么，数年之后李世民为他平反就不一般了。武德时期李渊冤杀的人不少，但李世民后来平反的一个是刘文静，另一个就是杜伏威，而窦建德、王世充等人都不再提起。一般前一个皇帝制造的冤假错案，后面的皇帝不会平反（毕竟是爸爸嘛，平反就等于说爸爸做错事了），例如后来李世民冤杀了刘洎，高宗时虽然刘的儿子上书要求平反而且李治也知道那是件冤案，但仍然按照原先的判处。李世民为刘文静平反，是与他自身有关的。而杜伏威是在贞观元年平反，比刘文静尚早了两年，一方面说明杜伏威和他应该有些关联，也就是说，杜伏威曾介入了兄弟之争；另一方面，则此事的平反应该不会太驳李渊的面子，毕竟当初诬陷杜伏威的人是李孝恭，或者再深入些，是李建成，都无所谓，因为李建成已经授首，而李孝恭在玄武门之变后的一段时间内正接受审查。为杜伏威平反一事，也许和审查拘押李孝恭有关。既然杜伏威与李世民可能有些关联，而李孝恭则很有可能倾向于李建成（或许此事就是受命于他），那么发生在江淮军中的冤案也就不难理解。杜伏威起义时年方十七岁，比李世民稍大一些，政治上并不老辣，加之入京之后李渊使他的地位在李元吉之上，也就是大唐的第四号人物，这样的一个假象也许蒙蔽了他，使他失去了政治上的警惕。而当时李世民如果想到要拉这样一个友军的话也情有可缘，对于杜伏威来说，如能找到一个可以保全自己的李唐王室的人，也是求之不得。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推断杜伏威应该是不明智地介入了这个斗争，引起了李建成、李元吉的不满——李元吉的不满应很正常，毕竟这样一个外人位在自己之上是很恼火的；李建成则因为杜伏威相助他的对手而恼怒，所以利用江淮叛乱彻底打倒了杜伏威的势力，从而也打击了李世民。
第二部分初唐大臣众生相（9）
那么李孝恭的立场则是倾向于李建成。除去上面的猜测以外，还有几件事情。一是玄武门之变后，上面提过的李孝恭被拘押，这件事李孝恭传里面没有直写，“太宗本纪”自然也不会记这不快乐的一笔，按官方的话说还是：太宗“亲重之，宗室莫比也”。但是细看李瑗传的话，则发现有这样一句“且赵郡王前已属吏”。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的，李瑗是明确写着是太子一党的人物，事变之后很害怕，朝廷这时派人来召他进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的李瑗和王君廓商议时，王君廓说了这样一句，然后后面又为他展望了一下惨淡的将来，于是李瑗下决心造反。李瑗在征萧铣的时候曾和李孝恭在一起过，那么两人政见上应该比较投合（一般应该是这样，李世民、李元吉是例外）。而且这句话本身就露了玄机，无事为什么要拘押？另外，李孝恭是武德时期除了李世民之外功劳最大的人，他也非常之有统率之才，但贞观时期再也没有带兵的机会，而李道宗则作为宗室中的大将时常出征，这不是也透露出一些信息？李孝恭本人“性奢豪”，这样的人一般比较张扬，但贞观中他的表现是“宽恕退让，无矜伐色”，而且他也很担忧自己死后儿子们能否守住家业，可以说是相当的谨慎。为什么？因为他和李世民比较疏远，或者曾经得罪过他。虽说李世民不记旧仇，但实际上太宗所用很多仍为秦府旧人，对于他们他可以完全的放心，对于当初的中间派他可以亲任，对于当初的仇人他可以放下旧怨，但不免以心计城府待之。这也是人之常情，不必苛责。而且就算是太宗完全不计较，但那些人心中也难以安定，像魏征、王珪那样能得到重用的人能有多少？因此李孝恭介入了宫廷斗争而且是站在李建成一方，基本上可以肯定下来。只不过李孝恭比较聪明，在被召入朝的时候没有抵抗，或者说来不及抵抗——他的目标比李瑗大，李世民应该先想起来的是他，或者直接就是派兵给抓走的。但李世民也没有太为难他，顶多就是剥夺了政治权利，而待遇依然优厚，并且对外仍是一个亲重的表象。对于李孝恭，这已是莫大的安慰了，还能强求什么呢？
【李神通】
李神通，其实叫李寿，但是史书上没有记载，如果不是有考古学，谁也不知道神通其实是字。他是被记载武德年间之前做了些什么事的三个人当中的一个，他的儿子李道彦是另一个，其实两人是一回事，都是因为李渊起兵受连累，不得不跑到南山中避祸。山里的逃亡生活还是比较苦的，以至于他的儿子李道彦下山去讨饭——注意，是真正的乞丐那样的讨饭，这对于一个生在贵族家庭里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受罪的。而且讨来饭之后有时他并不吃，而是先给自己的父亲，实在可以算是李家孝子的代表。当然他们还不是最惨的，李神符，也就是李神通的弟弟，即第三个被记载武德之前做了什么事的人（也实在大有商议，只能算是起兵时的表现），在李渊起兵之后被抓了起来投入大狱。他是惨，但是没丢性命，真正在起兵时就牺牲的第一个烈士，就是李渊的亲儿子李智云了，他是李渊庶出的儿子，在李建成、李元吉一起逃走的时候被抛弃然后被官兵抓到杀掉。毕竟起义是要付出代价的。
李神通在山里苦熬了一阵子，后来当李渊的三女儿平阳公主到来之后，李神通就与他们合兵一处，干脆一起造起反来。别看这样，这还是很难得的，毕竟是响应了义兵，所以李神通后来也很以此为荣，要不然李渊为什么在他败给窦建德之后又很信任地让他去讨刘黑闼呢？只是他实在不够争气。武德后期李神通在兄弟之争中是倾向于李世民的，虽然李世民对于他的功业多半不以为然，但好歹有一个宗室的支持者也比没有强。武德九年的中毒事件，就是李神通把李世民扶回了秦王府。
关于李神通，我们也不多评价什么了，李世民曾有一段话，基本上概括了李神通的“功业”：“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馀烬，叔父望风奔北。……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李世民揭穿了李神通举兵的实质其实是为了自保——这种话李渊大概是说不出来的，顶多心照不宣，而像“全军覆没”、“望风奔北”这样的词居然都拿出来了，真不是一般的不留情面。但后面说的倒是实情，李世民后来对李神通及他的儿子还是很不错的。
第二部分初唐大臣众生相（10）
【李道宗】
李道宗是李世民的堂弟，先封任城王，后来则为江夏王。他最初时封为略阳郡公，当然靠的是他宗室的身份。武德二年随李世民出征时，李道宗年方十七岁，此前当然不可能建立什么功业。但少年的李道宗首次出战便显示了他的才能。在一次成功却敌之后，李渊说道宗和曹操那个很能打的儿子任城王曹彰差不多，所以也封他为任城王。跟着李世民一起去征讨刘武周、宋金刚的，还有李道玄，他比李道宗还要小两岁，这时年方十五岁。他们虽然不是亲兄弟，但相互之间也得用兄弟来称呼，李世民当时也不过二十岁出头，就带着这两个小弟弟上战场，可见李家确实是以勇武著称的军事贵族。当时征刘武周的还有一个人，李道宗的亲叔叔李孝基，这位就比较惨了，就是不幸被尉迟敬德杀掉的那个烈士，战后他的尸体找不着，只好招魂以葬。不过后来李道玄死于另一个姓刘的反王手中，非常可惜。
李道宗和李道玄都是和李世民一起打仗过来的，比较亲密，而从李世民对他们的态度也基本可以断定他们的倾向性。道玄早死，而道宗在贞观时期还是很受重用的。其实李世民对宗室并不“好”，他没有延续李渊那样的政策，把一大家族的人都封为王公，相反在武德九年上台不久，就把除了有功有几个人之外的所有郡王降为了县公。他这样做既精减了政府开支，同时这样做的背后很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李世民自身地位的稳固并不靠着他的这个宗室，而是完全建立在秦府人员的忠心上，而且他很自信能够控制大局，没有李渊那种担心，所以他没必要将宗室武装得很强大。甚至，和李渊的目的“强宗室”相反，李世民就是为了削弱宗室的实力——这是显而易见的，除却节省一大笔开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