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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是陈云、王稼祥、刘少奇、凯丰等发言。陈云主要是讲，对中央有意见可以提，不要动不动就撤换这个撤换那个。我们不能重犯过去‘左’的错误。王稼祥主要讲了几句建党以来的历史，说解决中央的正确领导不容易，作为相当负责的干部，要能正确地认识中央领导，爱护中央的正确领导。刘少奇的发言，着重批评了林彪的骄傲情绪，说１军团在江西，在西征路上，打了许多胜仗，有很大的贡献，是红军中的主力军团，但是骄傲不得，骄兵必败，这是历史教训。刘少奇在发言中，提到他同杨尚昆联名写给中央的一封反映部队思想情况的信，说这封信彭德怀同志没有签名，他有些不大理解。说他起草的这封信，完全是想让中央了解部队的一些真实情况，并没有别的任何意思。刘少奇的这一段话，本意是想为他的信作个说明，却又一次拖了彭德怀一把。毛泽东想把话接了过去，正要张嘴，凯丰举手要求发言。凯丰的发言是这次会议上最激烈的，调子最高。他也许是吸取了遵义会议的教训，这一回他坚定地站到了毛泽东一边，他说：“我完全赞同刚才有同志说的，林彪的问题是原则问题，是组织原则问题，一个是反遵义会议决议，一个是要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这还了得么？马克思主义的党是有纪律的党，铁的纪律！也是承认权威的党，破坏权威，也就是破坏了党。我认为，林彪的问题，应该严肃对待，严肃处理。”凯丰的话，把林彪激怒了，他站了起来，说：“说我的信是认识问题，有错误，我接受；说是组织原则问题，我不同意。我的信是写给中央的，是一个建议，是非组织问题吗？”凯丰回道：“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是不是遵义会议确立的？你也是参加了遵义会议的嘛！”林彪对道：“是呀，岂止我参加了，你也参加了嘛，我没有你那么跳得高就是喽！”凯丰又道：“有错误就改嘛！”周恩来一看要吵了起来，便扬扬手说：“走题了，走题了。我们要讨论的是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工作总结。”他停了停接着说：“当然，同志们，刚才大家对林彪同志有所批评，这是不能叫着走题的。林彪同志的信是不妥的，可以说很不妥当。但是，关于对林彪同志的批评，我以为，毛泽东同志讲了他的正确意见，也就批评了林彪同志的错误意见。下面还是请毛泽东同志讲完他的总结吧。”
毛泽东这才接着讲他的军事工作总结。他在报告中着力强调的是，在强敌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弱小的红军必须坚持运动战。他说：“即使在同４方面军会合以后，这种战法还是少不了的。运动战可以选择一个战场，也可以有两个以上的战场。四渡以后，我们把９军团留在北线独立作战，这一着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要是没有９军团在北线牵制吴奇伟和周浑元，还有王家烈，我们哪有黔西南的大迂回，哪有滇北的隐蔽进至金沙江？罗炳辉在北线也是采取运动战的办法，这是他的成功所在。运动战的精髓是什么？有人说就是一个走字，这是不言而喻的，运动运动，不走还叫什么运动？但我以为，运动战最诀窍的东西是调动敌人，指挥敌人，一个一个的活剧就靠这个东西子才能演得起来。一渡后把敌人调向扎西地区，二渡后我们打了大胜仗，三渡后又将敌人调至叙、古地区，四渡后把敌人调向黔东，威逼贵阳又调出滇军。这样的七调八调，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就莫奈我何了。这个调动敌人的问题，除了作战场的全盘观察之外，在中国，还有一个好的条件需要利用起来，这就是敌人营垒中的矛盾。蒋介石同地方势力的矛盾，各省军阀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我在遵义会议上讲过。总而言之，运动战就得运动，既运动自己，也运动敌人。刚才聂荣臻同志说得好，运动战不多走路是不可能的，而且更多的是走弓背，而不是走弓弦。这就说到林彪同志的那封建议信了，他就是那么一个片面性，只见其弦，不见其背。然而，他的意见为什么又那么郑重，而且有些尖锐性呢？这是因为有人在鼓动。我说的是，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都是右倾……”
轰！会场嗡嗡起来。彭德怀这才想起他还没有看过林彪的那封信，他想看看那到底是怎样的一封信。周恩来见他用目光在搜索什么，便把手头的一张纸递给彭德怀。彭德怀一看，竟轻轻地笑了一下，心里在说：“我当是怎样的一封信哩，不就是个战场指挥问题嘛。”他把信还回给周恩来，回到坐位上，依然笔挺地坐着，一句话也没说。大家也都愣了，等了他好久，他才淡淡地说了几句：“林彪的这封信写得不对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来改变前敌指挥，不对头；特别是把我提出来，就更不对头了。说到右倾，前一段是有那么一点，因鲁班场和习水两仗没有打好，有些烦闷。烦闷就是右倾。”他没有提到林彪给他打电话，没有说及他在电话上是怎样回答林彪的，也压根没有去申明他根本不知道林彪写信的事。也许是想为林彪分摊点什么吧。因他不认帐，却又作了自我批评，这个看来很严重、叫人记取了几十年的问题，竟然就这么过去了。会议并没有展开对彭德怀的批判。４０年后，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追述道：“大概是５月中旬，中央在会理召开了一次会议，名曰‘会理会议’。这时有前述刘少奇和杨尚昆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又有林彪给中央军委的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４方面军会合。在会议时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认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１、３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１军团指挥３军团，有时３军团指挥１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这次，毛主席在会上指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就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他在《自述》中还提到：“此事到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申明是申明了，但为时已经晚了。
要不是刘伯承和叶剑英赶来会场，说到蒋介石有一个“大渡河战役计划”，伍修权又打来电话向彭德怀报告说，会理城的坑道爆破没有成功，扩大会议也许还要开上一两天。毛泽东说：“倒也是，已经七八天时间了，薛岳该上来了。没有说完的话以后再说吧。”
洛甫宣布会议结束。
走出开会地点，林彪找到毛泽东说：“我没别的意思，就怕你再带着我们绕圈子。我晓得，彭德怀也不想再绕了，心想让他负责前敌指挥，也许能快一点同４方面军会合。”毛泽东这时才狠狠地说了林彪一句：“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林彪独自一个人走在小路上，他故意把警卫员甩得远远的。他心里的火气正没处放，猛抬头见陈士榘走了过来。陈士榘是军团教导营营长，前几天教导营有几个开小差的。林彪逮住了，劈头喝道：“陈士榘！你那个营长是怎么当的呀？”陈士榘怔了怔说：“军团长，教导营有不正常的减员，我有责任。”林彪说：“教导营是培养战斗骨干的，你倒是培养出开小差的来了，我要执行纪律，处分你！”陈士榘埋头说：“我接受处分。”林彪说：“禁闭一个月！”陈士榘一听，慌神了，说：“军团长，给个别的处分吧，部队天天走路，我怎么蹲禁闭呀？”林彪气恼着走了，边走边扭过头来说：“不准骑马！明白吗？不准骑马！”
陈士榘傻站在路边“嘿嘿”直乐。
林彪的警卫员走上前来，也乐了，说：“咱们１军团点子多吧？这叫马下禁闭法。”
陈士榘笑道：“嘿，这样的禁闭，我都坐了大半年了。”
且说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便同朱德、周恩来研究部队北进的问题。他们首先听取了刘伯承和叶剑英关于敌情的详细汇报。叶剑英说：“从敌人的来往电报中得知，薛岳兵团由南向北追击，现已有５３师渡过金沙江；北面是川军刘文辉和杨森，企图沿大渡河堵击；郭勋祺的几个旅拟从沐川方向由东向西击我中段。总的是想围我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他们把它叫着‘大渡河会歼战’，说是要重演石达开覆灭的历史。”周恩来问：“进展怎么样？”刘伯承说：“南面追兵的情况要紧急一些，５３师过江以后，控制了渡口，估计吴、周纵队三五天之内也会渡过江来。这是需要考虑的主要之点。５３师几天之内还不敢有大的动作，据后卫５军团报告，５３师过金沙江后，在通安以南地区停下来了，一是怕我诱敌深入，二是要保障金沙江通道。北面，从蒋介石的电令看，是浩浩荡荡两三个军，刘文辉的２４军，杨森的２０军，还有刘元璋的川康边防军５个旅。但是，据我琢磨，川军方面主要是挡在我们前进路上的刘元璋部，其他各部料难按时赶到指定位置。刘文辉的２４军大部还在川西坝子的西部地区，能否听命蒋介石，移师大渡河，还是个问题，他不能不保他的雅安。二刘又是冤家。杨森对川康这边的事情不可能太积极，他的地盘在川中地区。川军各路军阀都是宁可对方遭到削弱的。杨森的部队目前还在内江一线。比较积极的可能是郭勋祺。但是，晓得中央红军厉害的，在川军中也就是他。他的部队目前正在由宜宾向沐川方向开进。四川军阀怕红军，有比龙云更怕的一面，几乎没有一支部队不被４方面军打败过；也有不如龙云那么怕的一面，４方面军在四川已经快两年了。不是稀客，老朋友了。”
毛泽东今天的心情很好。开了政治局扩大会，他又去掉了一块心病。此前他有两块心病：一个是长江、金沙江到底过得去过不去；再一个便是林彪、彭德怀挑起的事端。现在，金沙江过来了，前头再也没有大江大河了；林彪和彭德怀的问题，不过是遵义会议的余波，也过去了。他是怀着一种兴奋的心情在听取刘伯承和叶剑英的敌情汇报的。此刻他踱着步子说：“这个蒋介石呀，他可真能画圈圈，又画出了个大渡河会歼战，还把石达开请了出来。大概是蒋介石是一石，石达开也是一石，石到一起了。咦，一个石头，一个石脚，好有一比呀。蒋介石是石脚，脚上绑着大石头，总是追不上我们；石达开是石头，脑壳里有块蠢石，所以就相信敌人的善心，自己跑到敌人那里去，结果被诱杀成都。我们共产党、红军的头脑可不是一块蠢石，脚上也没有绑着大石头，我们一身很轻巧哩。你们说对不对？”
毛泽东很赞成刘伯承对川军的分析，他很沉得住气，也充满自信，他觉得，只要全军上下一致，听从他的指挥，实现同４方面军的会合是没有问题的。他接着说：“当然，不管怎么说，人家总还有那么一个圈圈嘛，我们得抓紧上路。我还是得讲，要准备走难走一点的路，至少要靠近难走的路走。难走的路靠西，好走的路靠东。要告诉部队，且不可被蒋介石的什么‘险路、绝境’所吓倒。敌人，包括当年的石达开，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我们红军所具有的走难路、险路的精神的。方向是德昌、西昌、冕宁、直奔大渡河，具体路线请伯承和剑英同志划定一下。关于部队北进的组织问题，我有一个想法。伯承啦，你也许忘了，我可是记着的，北上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是你在遵义会议上提出来，现在又到了你们川康了，你得多做出一份贡献才是。我的意思，组织一个先遣支队，从干部团抽些人搞个工作队，再加上１军团的一两个团，由伯承率领，打头阵。你们以为如何？”
周恩来和朱德稍一思索便表示赞成。他们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毛泽东一向是用１、３军团打头阵的，考虑到林彪、彭德怀才挨了批评，他有点不放心。周恩来处事周全，他不说及这一层，只是说：“好，这样好。５军团做后卫已经有经验了，还是让他们做后卫。９军团要到前面才能会合，目前他们还在我们以东地区。３军团攻了几天会理城，很疲劳。从１军团抽调两个团组织一个先遣支队，由伯承指挥，这就有把握多了。”毛泽东顺着周恩来的思路说：“说的是，有把握多了。此行要过彝区，有伯承同志和干部团的同志，遇到问题可能会处理得好一些的。诸葛亮七擒孟获，就在这个地区，我们还得比诸葛亮做得好一点才是。”朱德还从旁找了一条理由说：“这个主意好，伯承同志在这条路上，还可能遇到旧部嘞。”毛泽东问刘伯承：“伯承同志，你以为如何呀？”刘伯承应命道：“好吧，理当我做个向导。只是，是不是请中央再派个同志，我们一起带队前行？”叶剑英说：“我请战！”毛泽东盯了盯叶剑英，又扭头看着周恩来，周恩来说：“不妥吧，剑英一靠前，总部没有参谋长了。”毛泽东说：“这么吧，既然抽调的是１军团的部队，就让聂荣臻做先遣支队的政治委员好了。”朱德说：“要得要得，先遣支队就该有个政治委员的角色。”刘伯承连连说：“太好了，大好了。聂荣臻也是四川人。”毛泽东不胜惊喜，道：“嗨，光想到你刘伯承，忘了个聂荣臻了。在遵义会议上提出去川西北的意见，也有聂荣臻一份嘛。巧了，他也是四川人。这就热闹了，川军战川军！”周恩来也高兴起来，他主要考虑到，这一来１军团的问题也照顾到了，也便说起笑话来：“朱德同志呀，我们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