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龙云，心有怨气，吴奇伟也受他的影响，因而荒废了军事？那么，宴道刚又是怎么回事，要他专门跑一趟，把我的所思所虑告诉他们，难道连一语即可道破的话都不会讲么？”何应钦说：“我想不会的，委座。薛、吴、周三位，包括道之，我们都是了解的。诚如委座刚才所指，问题主要是出在王家烈身上，太昏庸无能，他要是守住娄山关，守住遵义，不就没有这种事了？他哪怕再坚持一两天，周纵队赶了上来，吴纵队也就不会吃这么大的亏。”蒋介石沉默了一会，从他的高靠背椅上站了起来，说：“叫你们这样一说，对王家烈也不宜过急了。共匪不是还在贵州吗？就这样，损一将易，成一将难。暂不理会他们的失职之辱。都准备一下，明天去重庆。”
３月２日，遵义战役结束后的第三天，蒋介石连忙重返重庆。刘湘没有到机场接驾，他在听到风声以后，连夜带着人马去了泸县“川南剿总”司令部，实则躲风，却说是去“查究”潘文华、郭勋祺，为什么在赤水河方向没有把“共匪”堵住，而让其再度东窜黔北。当杨芳毓在机场为刘湘面陈行踪时，蒋介石说：“算了算了。川军在赤水河方面没有把共匪堵住，是一个失策，但也未必需要查究什么嘛。川军的江防守得不错的，郭勋祺土城一仗也是打得好的，倒是黔军和中央军方面……”下面的话他没有说，只是摇了摇头。
蒋介石进到黄山修饰一新的官邸歇息下来，贺国光便递上从贵州发来的两份电报。原来贺国光在得到委座在南京发火的消息后，他也害怕委座迁怒于他。他是代表委座在临近前线的重庆协调“剿匪”军事的，遵义大败，他不是也该吃家伙么？也就乐得把王家烈拉出来作抵挡。正好，王家烈的两份电报到了。一份是王家烈指使贵州绅商各界和各“民众团体”，向蒋介石和各省军界头目刘湘、龙云、何键、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出的告急求援电。电文说：“赤匪回窜黔北，桐梓、遵义失陷，黔军连日决战，伤亡甚重，退往鸭溪、新场方面，集中待援。国军亦一部失利，退守乌江南岸。情势紧张，拟恳令饬剿匪各军，不分畛域，赶速就近推进，合围痛剿。”另一份是王家烈自己的请罪电。电文说：“残匪回窜，黔当其冲。烈守土之任既疏，追剿之资未竣，责无旁贷，罪何可逭。请钧座明令议处，以申法纪。”蒋介石看了电报，喜怒难辨，说：“王家烈倒还有些自知之明。传我的命令！”他当即口述了一纸通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完我使命。”贺国光一头大汗抹去，说：“委座亲临前线，剿匪军事定开新的局面，共匪灭期到矣。”
第二天，蒋介石马不停蹄地召开驻川行营参谋团会议。会议就黔省“剿匪”军事部署问题，由陈诚根据他的意图提出预案，讨论后，由蒋介石作最后的决定。他在会上说：“朱、毛股匪再度东窜，显然是因为长江过不去，只好把目标再转向乌江东岸，图与萧、贺合股。为此，我们要搞个一揽子计划。请注意！”他一边在图上指划着一边说：“何键的５３师，吴奇伟的两个师，徐源泉的一师两旅，加上黔军一部，在乌江沿岸严密布防，阻敌东进。临敌周围，孙渡的６个旅驻防黔西、大定、毕节一线，周浑元纵队布防长干山、坛厂、鲁班场一线，王家烈还有几个团，集结打鼓新场一线，堵敌西进；吴奇伟的另两个师集结于镇西卫、修文、息烽、刀把水、大渡口一线，防敌南出；郭勋祺的３个旅向桐梓、遵义推进，堵敌北上。这就是下一步的计划。东西南北，近５０万作战部队，加上各地民团，７０万，不少了吧？我们一定要在乌江以西、川黔大道周围，聚歼朱、毛窜匪，不得再误。战法问题，我要再讲一讲。你们，还有部队的各级官长，总是忽略堡垒战法，不晓得筑堡推进，乃至防也不筑堡，挖个小壕沟就算事了。这一回怎么样，王家烈吃亏了吧？娄山关一垮下来，哪里也站不住脚了。我在江西的时候，就很提倡过这东西子，已经证明是有效的嘛，本委员长会害你们么？关于筑堡问题，这回要专门下一道命令，不论驻防布防，也不论是追是堵，是围是截，一律就地筑堡；特别是江防隘口，必须筑堡扼守。要把堡垒推进同重点进攻结合起来。”
且说遵义之战，是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战果不小，代价也不小。付出最大牺牲的是３军团。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写的报告中说：“３军团在娄山关、遵义城、老鸦山诸战斗中，减员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仅编四五个班。只有大量补充才能维持４个团的编制……战役中，两个团长负伤，６个营长伤亡，１０团参谋长钟剑伟和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现在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但是，终究是一次大的胜仗，一次很有意义的大胜仗，它证明了离开根据地的、只有３万人马的红军，只要运动开来，避强击弱，还是可以打胜仗的，也证明了遵义会议改变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实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全军上下，欢欣鼓舞，情绪很高。不高兴的唯有李德。他倒不是因为红军打了胜仗不高兴，而是因为这一来，他的“堡垒主义”、“短促突击”是真的不行了。他为此感到悲哀。重占遵义以后，回到军委纵队的李德，没有再同博古住在一起。这一天，时任５军团副参谋长的伍修权一片好心，想到李德一人独处，要是博古不跟他说说话，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便来到李德的住处，想看看他。伍修权一进屋，见桌子上放着一堆核桃，还有个小铁锤，便拿起铁锤来敲了颗核桃吃。正吃着，李德从里屋走出来，伍修权正要问候致意，李德说：“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我们只有过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把伍修权弄得哭笑不是。想了想，觉得这李德也太不知趣了，好心好意来看看他，他倒是这么一个态度！便说：“李德同志，你在苏军中算是个高级将领，我现在是军团副参谋长，比你低不到哪里去，说不定还要高那么一点点，你为什么这么没有修养，没有礼貌？我是来看望看望你的嘛！”李德自知失礼，尴尬地笑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心情不大好啦。”伍修权说：“你为什么心情不好？部队打了大胜仗，你倒心情不好了，你的国际主义感情哪去了？”李德说：“你知道吗？我有好久不挨文电的边了，昨天博古却突然给我翻译了一份战报，是这次战役的战果统计。你道这份战报是谁的？彭德怀的，是他特意要送我看的。他这是什么意思，我还不明白吗？他是在取笑我！”伍修权哈哈大笑，笑完说：“你呀，不是个德国男人，倒像个德国女人了！”李德也“嘿嘿”地笑了，他笑着笑着，笑脸变成了哭脸：“快别提德国女人了，我刚才正躺在里屋床上想我的德国女人，我的奥尔加？贝拉里奥……”见李德的灰兰色的眼睛里骤然汪起了泪水，伍修权的心里也颤颤的了，说：“我们唱唱歌吧。”他们能一起唱的歌只有国际歌和马赛曲，他们一起唱起了马赛曲……
蒋介石在重庆形成的新的作战部署，是重庆地下党得手后传给４方面军，又由４方面军电报传给中央红军的。情报同现地侦察到的敌情完全一致。毛泽东说：“那就让我们在这里游动游动吧，让他们都出笼好了。我就想找他们的主力再打上一两仗。”为寻机实施机动，中央红军在遵义、鸭溪地区徘徊了好几天。这期间，３０００俘虏的“新兵师”，经过突击政治思想教育，大都补充到了１、３军团，其他军团也吸收了一批新战士，各部队还提拔了一批基层干部，人满装齐，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提高。又是春暖花开季节，不冷不热，战士们的求战情绪很高，“遵义是个好地方，来一回有一回的收获！”“再打，王字号的不过瘾，打中央军吧！”
就在这种情况下，在党和军队的负责人中，有些人的头脑热了起来，忽视对敌情作冷静的分析，战术思想有些不严谨。于是，在高层领导中，又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事情起因是林彪和聂荣臻３月１０日致电军委：“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该地之敌。”中央立即开会讨论林、聂的意见。毛泽东因事迟到了一会，他还是中华苏维埃的主席，正忙着同刘伯承（曾任遵义警备司令）一起接见地方上的一些同志，交谈红军第一次进遵义时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是不是再恢复的问题。当他来到会上，会议已经取得一致意见，赞同林、聂的建议，打打鼓新场。作战命令都拟好了，只等毛泽东的一句话。毛泽东听说要打打鼓新场，怔了怔，说：“打打鼓新场？”他抓过地图看了看，说：“打不得，打不得！”他的“打不得”把到会的人打了个莫名其妙。都说：“怎么打不得呀？该敌主要是王家烈的几个团，在众敌中是个薄弱环节。再搞掉他这几个团，王家烈的问题就算解决了。”毛泽东说：“不，打鼓新场的王家烈，不是娄山关的王家烈，是不好打的，我们要冷静一点才好。”说到冷静不冷静，有的人真还有点不冷静了，说：“这有什么不冷静的！打鼓新场的王家烈，只有比娄山关的王家烈更好打的。”“老毛同志，你的兴趣是不是不在王家烈，而在吴奇伟和周浑元，最好是周浑元啊？这恐怕更需要冷静一点才好啊！”毛泽东也有点火了，起身道：“讲得对，我的兴趣的确不在王家烈，而在吴奇伟和周浑元。如果你们认为我这是更不冷静，你们打好了，我不参加。”周恩来连忙招呼道：“嗳嗳，坐下坐下，大家再商量商量。泽东同志，我也不大明白啦，你常说要避实就虚，避强击弱，这次打打鼓新场，正是拣弱的打，为什么又不妥了？”毛泽东没有坐下，却也没有离场而去。他说：“这，我听了半天，你们好像根本没有把敌人的位置搞清楚是不是？你们仔细看看地图，你打打鼓新场，能避开周浑元和吴夺伟？能避开孙渡和郭勋祺？西面是孙渡，西北是周浑元，东南是吴奇伟，东北是郭勋祺，距离都很近，有的一天路程都不到。我们要是打打鼓新场，只要同犹禹九部一接触，其他各路纵队就会一齐出动。到那时，我们面对的还只是王家烈吗？同志哥呵，那将是５路纵队，蒋介石在黔的大部兵力！我们能钻得出来吗？娄山关的王家烈，是孤立无援之敌。吴奇伟后来援是援了，可他是从贵阳出发的，援掉了两个半师。显然，敌人的这一次摆法，是吸取了遵义之战的教训的。”
大家都挤着看地图。有的人一边看地图一边擦着头上的汗珠子，小声嘀咕道：“说的是，说的是啊！”王稼祥说：“嘿，你老毛就是比我们要高那么一截，要深那么一层。说得对，只及一点，不及其余，是不行的。看来，这打鼓新场这面鼓是敲不得的，一敲，几头狮子就都上场了。那么，你倒说说，到底打哪里好？蒋介石又给我们画了个圆圈，不打不走总是不行的。”毛泽东说：“我的意见，打鲁班场！第一，鲁班场有周浑元的１３师和９６师，打好了油水大；第二，打不好有路可走，蒋介石现在画的这个圈圈，目前也只有这个方向松动一点，前景好一点。大不了再过一趟赤水河。”一番争论，主要是能否从敌人丛中窜过来，前进到鲁班场的问题。毛泽东说：“抓紧一点可以，眼下人家正在忙着修碉堡呢。”又是周恩来，首先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穿过去打鲁班场。接着是张闻天和王稼祥，也认为“鲁班场虽系强敌，但总比被４路强敌围困好，而且有路可走，这着棋就可能走得活一点。”
打不打打鼓新场的争论，又一次显露了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在向鲁班场开进途中，张闻天找到王稼祥说：“看来，人多也不一定就能把事情办好，不承认个人天赋不是马克思主义。遵义会议以后，我们结束了个人说了算，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中央和军委一二十号人，几乎天天开会，这不是个办法。我的意见，军事指挥问题，还是由老毛、恩来和你３个人来决断，就叫作３人指挥小组，你看如何？”王稼祥说：“可以考虑。眼前的提法也委实有些不伦不类，毛泽东是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太不够组织化了。当然，３人指挥小组，主要还是让老毛拿主意，让他的权力再大一点，更充分一点。”
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中共中央于３月１１日宣布组成中央３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为便于指挥作战，中共中央还决定，以朱德为前敌总司令，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朱德对此很高兴，戏言道：“这就好了。我早就说过，朱毛朱毛，我这朱是离不开毛的。”
３月１４日，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发布了攻打鲁班场周浑元部的命令。命令规定：“以１、３军团主力和干部团为右翼，取道坛厂，由北向南突击鲁班场之敌的左后侧；以５军团和３军团的两个团为左翼，由西南方向攻击敌之正面；以９军团的两个团进至坛厂作预备队，另一个团到香枫坝阻滞吴奇伟纵队。由于在遵义战役后，蒋介石对在黔各路纵队有“不可随意轻进”，“必待匪情明了，方可大举”的命令，又严令各路军“抓紧就地筑堡，求得堡垒推进与重点进攻相结合”，中央红军各路纵队抄小路向鲁班场开进途中，竟一路无事，都按时赶到了作战地域。然而，鲁班场这一仗打得并不顺利。１５日下午发起总攻，开始还有所进展，１军团的５团攻下了鲁班场西侧的白家垭，接近了敌前沿；３团在董家坡歼敌一个营，俘敌４００余人。但后来激战３小时，进展甚微。原因是敌人的碉堡都修好了，都躲在堡垒里不出来。眼看天黑了，夜战也对付不了敌人的堡垒。这一仗的前线指挥是林彪和聂荣臻。林彪自然有牢骚了：“他娘的，我说应该打打鼓新场嘛，为什么到这里来啃骨头！”聂荣臻说：“报告吧，这一仗不能再打下去了！”林彪刚要拿起电话，电话铃响，传来朱德的声音：“林彪同志吗？立即撤出战斗！部队连夜袭占茅台、仁怀地区，准备渡赤水河西进。听清了吗？”林彪只回了两个字：“晓得”。他想骂两句娘却没有骂出来，南昌起义的连长不敢对总司令太造次。他放下电话，神情茫然：“又渡赤水河……”
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所离鲁班场小镇也只有两个山头。朱德给林彪打完电话说：“林彪像是有点情绪嘞。”毛泽东说：“不管他！我们有些同志，就是只知道打胜仗，走直路，走近路；却不知有时候也是要打点败仗，走点弯路，走点远路的。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两千年前就有人懂得，现在有的人却不懂。”就在这时，毛泽东脑子里原来还有些模糊的想法——大不了再过赤水河——此刻越发清晰和坚定起来。他觉得，唯有再渡赤水，才能把敌人从碉堡里牵出来，把蒋介石的“牛鼻子”牵到川南去，然后再来一个大的机动。他望着远处暮色中敌人的碉堡群，跟朱德、刘伯承说：“你们看，这是不是有点像闽赣边的景色呀？”朱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