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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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杀人- 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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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机票递给乘务员,向那个同事做最后的告别——他已经药性发作,无法动弹。坐在运送乘客的班车里,我看到他倒了下去。就像是心脏病突然发作。有人冲过去救他。我清楚,他嘛,已经完蛋了。 
  我没有任何愧疚。能不让这一幕重演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表现得比他们更冷酷无情。当然,在内心深处我还是很难过。调整一下心态吧。所有这些都有它的方向,我不可以忘记斗争的第一动因:拯救生命。也就这么一回,我先拯救了自己。 
  2001年3月1日:在Telaviv-Tiberiade线路上,一出租车站遭人体炸弹袭击,一死九伤。 
  2001年3月4日:Netanya遭人体炸弹袭击,三人死亡,六十人受伤。哈马斯声称对袭击负责。   
  第十二章 小心你的左肩上方(6)   
  2001年5月18日:Netanya遭人体炸弹袭击。五人死亡,一百人受伤,哈马斯声称对袭击负责。 
  2001年5月21日:Mitchell委员会完成观察报告,呼吁停止暴力行动。 
  2001年6月1日:特拉维夫一家迪斯高舞厅遭人体炸弹袭击。二十一人死亡,一百二十多 
  人受伤。 
  2001年7月16日:在位于海法和特拉维夫之间的Binyamina车站附近,一辆公共汽车遭人体炸弹袭击。两死十一伤。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对袭击负责。 
  2001年8月9日:耶路撒冷市中心的Sbarro比萨店遭人体炸弹袭击。十五人死亡,一百五十多人受伤。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同时声称对袭击负责。 
  2001年8月27日:阿布-阿里-穆斯塔法——FPLP首领、乔治·阿巴齐的继任,死于以色列直升机发射的导弹,弹头从他在雷马拉办公室的窗户打进。     
  第七部分   
  第十三章 9·11(1)   
  当然得换个工作,可怎么换?在欧洲找一个计算机维护的职位,必须得有比我现在高的文凭。我没解释自己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白费口舌。何况大多数面试都是由那些对技术一窍不通的家伙来操持。他们看重的,是面试印象。可在外表上,我没什么特别之处。 
  看看自己还能干什么吧。要不就去保安公司。第一次面试即告失败。还是老问题,我没 
  办法证明自己的工作经历。结果在预料之中。 
  我苦思冥想。除了计算机,我还懂阿拉伯语,会使刀弄枪,有本事潜入任何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还能穿沙漠,开飞车,杀人手起刀落。想来想去,我还是干雇佣军比较合适。可如果为了这些乌七八糟的原因重操旧业,我又何苦离开“这一行”呢? 
  接下来是遍寻报纸招聘广告的一段日子。在不放过任何一个应召机会的努力之下,我终于找到一份灯具店收银员的活儿。干什么不都是谋生嘛。何况,在一大堆漂亮饰品中间干活还是令人愉快的。两个月里,我除了收钱,就是包装灯泡。 
  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过去的事也能跳出来跟我捣乱。有天上午,一个老太太——BCBG慈爱老祖母那种类型的——走进商店,说有话要单独跟我说。我向来不喜欢帮人传话的人,所以起了疑心。她说的话吓我一跳: 
  “朋友要我告诉你:‘灯具店里有一些鱼,你很清楚。其中有一条跑出来了,没再回容器里面。没回去,也回不去了。是一条蓝颜色的鱼。里面还有其他鱼,橙色的,绿色的,都游来游去,都在容器里。可那条蓝色的跑出来了。’他说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还能怎么想?我难以置信,我担心是自己的想像力曲解了她话里的意思。我请她重复一遍。 
  “能再说一遍吗?就是那个人要你告诉我的那些话?” 
  老太太回答:“会有一位先生亲自来找你,他会把鱼带过来。” 
  她不再多说,走了。我闷闷地熬过了一个上午。快到中午时分,一个男人找我来了。在他和我说话的时候,我暗自握起一直收在口袋里的匕首,准备随时出击。 
  “上周我买了一个灯。灯管是透明的,柱子里面装了蒸馏水,有很多彩色的气泡,每个气泡里都有一条小鱼。现在有一条漏出来了,再也装不进去。” 
  他把一条五公分长的蓝色塑料鱼放到柜台上。 
  “就这条。能给我换一下吗?” 
  我给他换了一条蓝色的小鱼。 
  个子高高的,单薄,瘦长,棕色皮肤,面部线条柔和高贵,艾尔兹看起来就像是另外一个年代的人,那种苏打水啊快餐啊都还不存在的年代。他显得很健康,也自私。我喜欢有点自私的男人,因为他们懂得照顾自己。我也很想成为这种人。迷人之处还有他长长的手指,低沉的嗓音,变幻着绿色,灰色,金色和栗色光亮的眼睛,每变一种颜色,中间转瞬即逝的一闪都近乎半透明,而且左眼比右眼的颜色淡一点。就这么一双眼睛,看上几个小时也看不透。我们经常合作,彼此欣赏。在被那些苛刻的工作报告所折磨的那段时间,我们俩好上了。 
  在我,从离队那天起,就没有什么能够妨碍我享受这段感情。 
  至于他,处境有点不妙。他的上司疑心重,尤其怕他受我的传染,所以最终把他派往世界的另一端执行“长期任务”,至少三年。 
  也就是派到伊朗去。我向他传授自己的经验,并建议他去学学Krav Maga。艾尔兹不听。他不愿意仿效我。他更愿意和“官方”保持一致,好好工作,得到晋升。我还是坚持,通过一个朋友来和他交换意见——朋友往返于我们之间。带封信过去得要三天,朋友不厌其烦,因为他觉得事情重大。他知道,在那种地方,每做一个决定就是生和死的差别。 
  我们最后一回沟通,是以信的方式,双方都固执己见。十几天后,艾尔兹被一辆横在路中的汽车给绑架了,就像我两年前曾经历过的一样。他看过我写的报告,我们也就此聊过很长时间。他没有按我说的去做,而是听从了亲爱的上司的意见,息事宁人,采取“被动态度”。   
  第十三章 9·11(2)   
  “我的”一个乞丐找到了他,躺在城外一个垃圾堆里,昏迷不醒。他把他送到医院,然后给我报信。他不知道我已经不在其位了。医生说艾尔兹多处骨折,内脏出血,大出血。搞不到药品,医生给他打一针吗啡了事。 
  就这个时候,在几千公里之外,一个女婴,像世界上所有六个月大的孩子一样,刚刚能够站起来。大大的眼睛。我盯着她的眼睛看,没有够的时候。她也看我,有一点调皮。它们 
  是绿色,灰色,金色还是棕色?……那么多的光芒在跳跃,那么多的色彩,变幻莫定。真有意思,左眼比右眼浅那么一点。她在对我笑。她不知道,她的爸爸刚刚死去。 
  2001年9月11日:针对美国的自杀式攻击。 
  2001年8月中旬,我在Hotline公司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这是巴黎一家网络运营商,我做接电话的技术支持。9月11日那天,我一直在电脑前工作,顾客电话不断。下午过了一半的时候,收到管理部门发来的邮件:看新闻。我没理会。工作的时候我不喜欢被打搅,也不喜欢看新闻。我这个办公室里挤了四十好几个人。有一台电脑前人头攒动。我和自己的好奇心较了半天劲,然后,和其他坐不住了的人一样,决定过去看看。屏幕上是一幢楼在倒塌的画面。议论纷纷。有人提到恐怖袭击。另一些人否定了,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是巴勒斯坦人干的。我对此没什么兴趣。总的说来,我对互联网上的图像资料都持不信任态度,职业病。我转身回去干活。一个同事叫住我,异常激动: 
  “看见了吗?飞机穿过了塔楼。” 
  我没好气地反问他,一大串问题: 
  “哪里?什么时候?什么飞机?什么人控制的?” 
  “不知道。”同事回答,看起来对这类细节并不关心。 
  “既然没有答案,我对这种事情就没什么兴趣。又是假新闻。” 
  “当然不是,”他反驳我,“看看这网站,是CNN的现场直播!” 
  “他们的网站可能被黑掉了。电视里肯定会播这条消息。”我打断了谈话。 
  我回去工作。办公室里一片惊恐。都在讨论。这正是我所害怕的:过于感性,丧失理性。我抱怨了几句,尽量让自己置身于这股情绪之外。信箱里的邮件源源不断。容量不够了,我准备简单回几封,这时我发现服务器没反应。 
  “怎么回事?邮件发不出去!” 
  一个同事告诉我:“互联网爆了。” 
  “够聪明的你!总不会是这种低级闹剧让我们的服务器爆了吧?” 
  “什么闹剧?关我们服务器什么事?这是全地球的事。至于电话,别提了,纽约根本接不通!” 
  “纽约?” 
  “双塔啊!你没看见吗?一遍遍放呢!没看我的邮件?” 
  “不是假新闻?” 
  “很遗憾,不是假新闻。”他叹口气,“你来看。” 
  我不情愿地跟过去。他把新闻图像调出来给我看,为了不至于因为网络问题而错过细节,他已经保存在电脑里了。 
  “看到了吗?这是那个坍塌的大楼。”他评论道。 
  当然看到了,但是我还是难以相信。在我看来,这仍然是网络图像而已,不足为凭。回到座位,我想和几个主要服务商取得联系,它们大量转发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任何回应,他们的网站也爆了。顾客开始电话投诉。这从侧面说服了我。 
  我十点多离开公司。路上,地铁里,都没人了。这种空寂叫人深受震动。家家户户都开着电视。我和他们一样,一回到家,就一屁股坐在了电视机前。 
  对攻击的画面我还是持怀疑态度。这样的冷静,这样的清醒,这样沉得住气……都是职业打下的烙印。我太了解那些伊斯兰分子了,他们的方式是零打碎敲,没有能力策划这么长远的行动计划。 
  最终,好奇心战胜了理智:我决定和老同事多龙联系一下。他邀请我周末去伦敦。在他家,我碰到了其他两个同事,扎克和阿莫斯。气氛很紧张,我试着打开话题。   
  第十三章 9·11(3)   
  “Al-Qaida是什么来历?” 
  “你说‘基地’ ?不清楚!”多龙回答我,“美国人发明了这么个曲里拐弯的叫法,已经把它当成了这类组织的统称。你知道,他们说出这样一个名字是为了安定人心。这是他们的策略。你还记得吗,在我们那里‘实习’的时候,那些美国人就费了不少时间来给路人取名字,‘鲍比’什么的 ?” 
  “不会是阿拉伯人干的。”我肯定地说,“我了解这个领域,他们中没有任何人能将经验、严密、头脑和技能集于一身,来完成这次攻击。何况,还得好几个具备这样素质的人。” 
  “可美国人愿意这么认为。”阿莫斯反驳我。 
  我知道他没把话说透。以我现在这种“不可接触”的身份,我从心底里认为这很正常。他没再说,我继续我的推测: 
  “他们懂什么?不管怎么样,他们至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阿拉伯人是怎么‘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说说训练营,但他们从未置身其中过,而我,我有。那里面所有的训练都不可能打造出这样高水平的行动。那些躲在阿富汗山洞里的人……绝不可能,反正我不相信。至于那些众所周知的“后台”国家,很久以来就被全世界盯得死死的。没错,我们是常常无力挡住那些疯子在商业中心搞爆炸,但不也有上百次让他们没能得逞吗!” 
  我用目光征求他们的意见。都不吱声。我又问: 
  “为什么选中双塔呢?这既不是文化象征,也不是战略要地。” 
  阿莫斯目视前方。扎克使劲挠头。多龙拿把小勺在没放糖的咖啡里面搅来搅去。 
  “我没有答案,只有问题。问题太多叫人睡不安稳。” 
  身为东道主,多龙决定尽量帮我解答一下。 
  “你已经注意到了这次攻击在技术上的完美。筹划周密,过程流畅,无懈可击。会是恐怖分子的杰作吗?你想想,把藏在各处的人集中起来,这么多年里却没有露出一点痕迹:要避开各国情报部门的追踪和监视,要挑选人员,做心理培训,伪造身份……这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吗?当然不是。而且你也说了,如此有条不紊的行事方式不是阿拉伯人所能具备的心态。” 
  我点头,补充说: 
  “这么有规模的行动不可能不被人发现。” 
  “他们把扎克召回去了。”阿莫斯在老朋友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冷不丁跟我说了这么一句。 
  “他的偏执症好了?”我开了句玩笑。 
  阿莫斯郁闷地看我一眼。我因为摸不着头脑而有点难堪,也为自己那个敏感的玩笑有点不好意思。对扎克来说,这次被召回是他的胜利。以他一贯的激情风格,扎克慷慨激昂地开始发表意见,说他在心里憋了很久的看法。坚冰打破,讨论渐入佳境。以多年的丰富经验,我们天马行空地揣测着事件背后的真相。 
  “最要紧的,是不要再把那些聪明人看成蠢蛋,也不要把那些蠢蛋看成聪明人。”扎克声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事实。” 
  “我们来分析一下技术上的可行性。”多龙打断扎克,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这是职业选手才能干出来的活儿,有这种本事的人不超过三十六个。真是胡说,会是这些阿拉伯人,只受过几天训的糟糕飞行员!说到驾驶技术,你真以为有人会握着操纵杆来开波音吗?” 
  “飞机的飞行轨迹既没有显示出任何犹疑,也没有任何细微的校正。从回飞那一刻起便无懈可击,可这时候双塔根本还不在视线范围之内,”阿莫斯摇着头,补充道:“这证明,机上的自动飞行控制系统是启动了的。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有人把准确的坐标输入就可以完成飞行,而为了不被截获和不让人获悉具体攻击目标,他们可能倒换了频率。如果是这样,那就对了,有可行性。” 
  多龙继续他的技术分析: 
  “从我们知道的情况来看,劫机者一控制飞机就装上了编码调制系统HS。也就是说,和美国的导航装置相比,飞机的定位功能增强了。通过数据转换,飞机不再走原定航道。不过,飞机是依靠卫星数据和配套的惯性制导系统来定位。开着这么一个东西近在咫尺地飞,却既没有指向、方位、高度,也没有航道和气压校正之类,这根本不可能!会是如此高手吗,这些飞行员?”   
  第十三章 9·11(4)   
  我明白他所说的。如果联系被切断,机上的大部分仪器都会失灵。 
  扎克用他低沉的嗓音一字一顿地宣布:“如果没人证实上面换成了Glonass,我就不会罢休。” 
  “你说俄罗斯定位系统?你疯了吗?” 
  我忍住没说话。我这才明白过来,阿莫斯告诉我扎克归队是什么意思。他是对俄国背景资料最有研究的人。 
  “对于这样了不起的大动作,单单一个惯性系统是不够的,”多龙接过话头,“他们绝对使用了卫星定位装置。覆盖面足够大的卫星网络有两个。美式GPS和俄式Glonass。美国人告诉我们,恐怖分子切断了和GPS的联接,那么他们靠什么来指引?如果查询一下卫星,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可这些资料显然没有被公布。再则,你我都知道存在着两个体系,一是民用卫星,另外就是军事卫星。像他们这样近距离地攻击双塔,使用的应该是军事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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