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道了歉，并说我原准备今天这样做的。
晚上我同他谈了很久。瓦舒金对一切——无论是我的履历，还是部里的工作，还是我和我部下的情绪都感兴趣。
我从朋友的叙述中已经知道，瓦舒金是个直爽和原则性强的人，不过，他有时显得过于暴躁。他是有经验的老政治工作人员，1919年入伍，1930年成为步兵团团长兼政委。后来在工农红军政治部工作。1937年被派到著名的高级步兵战术进修班。①毕业后再次被任命为步兵团长。不久，他作为一个同时还具有党政工作经验的能干的指挥员，被提拔为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卡累利阿地峡事件中，他是第7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芬兰战局结束后再次当了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几个月后，即1940年秋，他被派到我们军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①其前身为高级步兵学校。——译者注。
在军区红军之家，参加集训的军区领导人员，集团军司令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参谋长，军、师长及军、师政治机关首长和参谋长，各筑垒地域警备长和参谋长，各军事学校校长都汇集到一起来了。
B·C·朱可夫站在讲台上。集训参加者留心地听新任总参谋长讲课。他谈到了国际形势的紧张程度。新的世界大战烈火已在大地上熊熊燃烧，和往常一样，资本家靠战争大发其财，各国人民却深受苦难。如今，和平居民正遭受着以往任何一次战争中都没有遭受过的灾难和牺牲，因为现在连交战国的深远后方都被列入战斗行动范围了。
战争的威胁愈来愈逼近我国。B·C·朱可夫毫不掩饰地指出，我们应该把法西斯德国视为我们主要的潜在敌人。因此，他着重谈了希特勒军队在西方的行动。德国人的胜利使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但是不能忘记，这些胜利的代价是很小的，希特勒分子几乎没有遭到抵抗。不过，我们仍应从这些战事中作出结论。密切协同的航空兵、装甲坦克和摩托化兵团，对于法西斯军队的胜利起了主要作用。它们的猛烈突击，保证了德军的迅猛进攻。
德军装备精良，又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同这样的敌人作战将不是轻而易举的。以前我们曾认为，假如我们要突破敌人的防御，在主要突击地段保持一倍半于敌，最多两倍于敌的优势就足够了。在莫斯科会议上，另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即不仅在主要突击地段，而且在方面军整个进攻地带，都应保持这种兵力优势。
B·C·朱可夫的这一提法使所有人都感到吃惊。而将军则进一步说，在进攻中建立两倍兵力兵器总优势的思想，已在莫斯科会议上得到赞同。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接着指出，现在我们还有些指挥员企图通过国内战争来研究现代战争。这样，他们就力图抱住旧的战役战术标准不放，不懂得大量集中使用航空兵和坦克这些新兵种的意义。
不错，我们也有些人头脑过于发热。他们虽然从西欧交战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但却轻率地提出要进行彻底的军事改革。这些同志忘了，任何计划，哪怕是最大胆的计划，都应该立足于现实可能性。在计划战时要采取的措施时，我们不能从我军将来才具备的条件出发。假如战争现在就爆发怎么办？我们应该做现实主义者，应该根据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兵力兵器去制定计划。
大将谈到了军队人员的训练问题。我们许多同志在西班牙学到了某些东西。卡累利阿地峡的战斗是一场严重考验和一所大学校。现在应该根据这一经验更积极、更有的放矢地提高军队的素养。应该非常严肃认真地准备应付战争。
朱可夫强调，红军制定的所谓大纵深战役理论，在现代条件下已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军事不是静止不动的，理论也应有所发展，应该根据军事学术的成就、兵器的改进、我军战斗威力的提高而进一步丰富起来。报告人特别重视战术和战役突然性在当前的意义，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加强战斗准备。
其他发言实际上补充了主要报告的内容。当时指挥第5集团军的A·B·索韦特尼科夫将军提出了许多具体而实事求是的想法。普尔卡耶夫将军关于防御问题的发言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我记得这样的话：“防御不能导致胜利，它是空洞和无用的。防御中也要造成对敌优势，但这种优势的建立完全不同于进攻。看来，防御中应更善于机动兵力兵器。”
机械化第4军军长M·A·波塔波夫将军的发言，是研
究机械化大兵团进入突破口的组织和实施的。他提出了一个很正确的见解：我们无论如何不应照搬法西斯机械化军队在西欧的行动。第一，那里的条件对德国人极为有利。第二，法西斯分子并没有什么新发明。他们利用的思想，是我军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即我们组建第一批机械化军时就已提出过的。应该说，他们很会利用这些思想。但是，对死板公式的癖好和盲目信奉教条，有时也使他们陷入困境。
波塔波夫特别重视机械化兵团与航空兵密切协同的必要性。认为航空兵指挥员不但要熟悉我军机械化兵团的组织编制，而且要熟悉战役过程中对它们进行战斗使用的实质。波塔波夫在主张航空兵与坦克密切协同时有些过火，提出了完全不现实的建议，要在机械化军中编一个航空兵师，建立航空机械化兵团这样的混成兵团。
我立即发现，B·C·朱可夫彻底推翻了这个做不到的计划，尽管他在总体上高度评价了波塔波夫的发言并热烈支持他的许多建议。
大将支持波塔波夫关于必须使摩托化步兵和坦克部队达到同样高的快速性，并在演习中更广泛地使步兵作为坦克搭载兵行动的见解。波塔波夫及时指出，在摩托化步兵所乘的汽车同坦克之间，最大行程十分悬殊，他建议设法克服这个缺点。
波塔波夫对增大机械化军快速性的建议，不久就被广泛采用了。
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发言是出色而又热情洋溢的。H·H·瓦舒金谈到了纪律。组织性和条令制度，是军队具有高度战斗力的主要条件。瓦舒金高度评价了那些教育属下遵守铁的纪律的指挥员。而某些人则受到了严厉批评。我们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善于用语言使最沉得住气的人深受震动。
第二天早晨，开始进行图上集团作业。各集团军司令员、军区各兵种首长及其参谋长的作业，由朱可夫亲自组织；各军长及其参谋长的作业，由普尔卡耶夫将军组织；各师长、筑垒地域警备长和军校校长的作业，由B·C·马兰金中将和我组织。
集训进行了五昼夜。详细叙述如何进行作业和作业时我们研究了哪些问题，现在未必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我只想说一点，就是训练组织得很有意义，提出了许多可供思考的问题。
B·C·朱可夫进行集训总结后，正式向我们宣布了干部的调整：索韦特尼科夫将军被任命为分管筑垒地域的军区司令员助理，波塔波夫将军接替他指挥第5集团军。大将祝获得新任命的同志取得成绩，亲切地向集训参加者们告别，命令全体人员立即返回工作地点。第二天，他自己也启程去莫斯科了。到车站送行的有他在军区领率机关的同事、基辅市党和苏维埃组织的代表。看得出，朱可夫在基辅博得了深深的敬佩。他很受感动。平时严肃的脸一直带着微笑。
又过了几天，普尔卡耶夫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们去车站迎接新司令员。”
火车晚点了。我们一边等他，一边在站台闲走。我们谈到了基尔波诺斯。看来，普尔卡耶夫将军是我们中间唯一了解他的主要工作经历的人。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基尔波诺斯从红军创建之日起就参了军。在国内战争年代，曾任著名的乌克兰第1师副师长。在同一个师指挥过团。1927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芬兰战局中指挥步兵师。1930—1940年冬，该师在敌人火力下履冰突至敌人维堡防御阵地后方。基尔波诺斯由于果断和勇敢而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总而言之，我们的新司令员是一个出众的人。”普尔卡耶夫做了概括。
火车到了。我们急忙朝最末尾的专车走去。车门内出现了一个身材高大挺拔的将军。他从车厢踏板上轻盈地跳下来，默默地微笑着，开始同迎接的人一一握手。
新司令员到后不久就巡视了司令部。看来，他想快些熟悉情况和人们。他也到我们作战部来了。仔细熨过的制服紧紧地裹住了他瘦削而结实的身体。英雄“金星”奖章在胸前闪闪发光。苍白的刮得很干净的脸几乎没有皱纹，蓝色的大眼睛上方长着两道黑眉，浓密的黑发细心地梳成了分头。只有两鬓的几丝白发和唇角的深褶儿，能说明这位外表年轻的人已近五十岁了。
司令员详细地问我以前干过的工作。当得知我曾在总参军事学院任过主任教员后，他很高兴：
“我终于在这里遇上您了，上校！好吧，老熟人，现在让我们在一起工作吧。”
基尔波诺斯同我的助手们认识后，问我们现在研究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
我回答说，我们拟制了国界掩护新计划。各边境集团军参谋长及军区各兵种和勤务首长参加了拟制，普尔卡耶夫将军已审阅、赞同。当时我们盼望一有机会就使它得到批准。“掩护计划是最重要的文件。”基尔波诺斯说。“一旦发生战争，军区的最初战斗行动将按照这一计划展开。正因为这样，我们应该十分严肃认真地考虑是否批准它。”
过了一天或两天，司令员的副官A·H·格年内少校通知我，基尔波诺斯将军叫我去。我拿起地图和国界掩护计划的备要报告。司令员匆匆看完了文件，说：
“这些都给我留下吧。我要研究研究，然后再谈我的意见。”
7．掩护计划
两天后，司令员又叫我去。瓦舒金和普尔卡耶夫已在他的办公室里。基尔波诺斯默默指了指椅子，打开了装着国界掩护计划材料的文件夹。
“我想，”他开始说，每个字都加重了语气，“从宣布动员到重兵在边境积极行动将有一段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段时间达好几个星期，在现代条件下，无疑要大大缩短。不过很明显，我们总会有几天时间的。因此，可以派出我们最低限度的兵力去掩护国界，以便根据具体情况机动其余兵力。很可能会要求我们建立强大的突击集团，对侵略者实施坚决反攻。”
基尔波诺斯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张写着我们计算的纸。
“因此我想问问你们：我们在边境集中的军队是不是有些多？”
谁都没有回答。司令员将那张纸扔回原处。
“我看是太多了。我认为，每个国界掩护集团军地域至少应抽出一个步兵师。这样我们就更容易迅速建立足够强大的突击集团，并用它去狠揍敌人。你们要记住：假如有人向我们进犯，我们应立即组织回击。”
“是啊，”普尔卡耶夫沉思着说，“这话是不错：我们当然应该想到回击。但这是需要做准备的。如果敌人突然袭击，冲破我掩护军队薄弱的链条配置，倾全力向前推进，又怎么办呢？那时连防御都难以建立，更不用说组织反攻了。”
“我们不应该让敌人先发制我。”基尔波诺斯冷冷地反驳道。“我们的侦察干什么用的？”
“对，同志们，”瓦舒金也开腔了，“我们不能只想防御。如果敌人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我军将成为所有军队中最有攻击力的军队。它能给敌人以毁灭性回击，然后将敌人消灭在入侵之处。”
“您怎么想呢，上校？”基尔波诺斯问我。
我当然和参谋长持同一观点，因为他所说的是我们共同思考的结果。我们的根据是：几百万希特勒军队实际上已征服了整个西欧，具有强大的突击力。现在它已不受约束了，西方进行的“奇怪的战争”已经不能妨碍德国人。希特勒可以利用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和公路网，在短期内集中重兵于我西部边界当面，用来进攻我们。在此条件下，我们应该象我们所议论的那样，拨给国界掩护梯队足以击退敌人首次突击的军队。在这些强大屏护队的掩护下，我们将能更易于调集预备队，并转入反攻。
因此，我毫不动摇地回答，我同意参谋长的意见，支持他提出的计划。
“你们的想法不对哟！”司令员叹了口气。“我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他合上文件夹，把它递给我。“你们照我说的拟好计划，预备队要留有尽可能多的兵力。”
当各级司令部在仔细拟制抗击可能侵略的作战计划时，军区所属军队中展开了紧张的战斗训练。单兵战术训练已经结束，小分队战术研练刚刚开始。大部分训练时间用于解决进攻战斗问题。防御也没有忽略。基尔波诺斯将军要求战士们习惯于对付坦克冲击。参谋人员从部队回来，都以赞叹的口气讲述年轻的红军战士们在吼叫着的坦克全速超越分队战斗队形时，表现得何等镇静。
战斗训练是与沿国界构筑防御地区结合进行的。军队感到十分紧张。
2月下半月，军区接到指示，要参谋长率参与拟制国界掩护计划的将军和军官小组火速前往莫斯科。和普尔卡耶夫一起出发的有空军参谋长H·A·拉斯金空军少将、军区司令部第5部部长A·A·特鲁特科少将、通信主任多贝金少将、军事交通部长A·A·科尔舒诺夫上校、我和我的副部长达尼洛夫上校。
突然召我们去莫斯科，一方面使我很不安：难道我们拟制的计划竟会那么糟，要返工？一方面又使我很高兴，因为我可以同已经快半年没见的家人团聚了。
到莫斯科后，终于一切都明朗了：我们要参加研究进一步巩固国界的措施。
此时，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成了公众注意的中心。这次会议审议了工业和交通部门的任务及其他最重要问题，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以布尔什维克党的坦率态度揭露了缺点。人们在阅读会议材料时，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列宁关于要根据一个党对所犯错误的态度去判断它的力量和严肃性的名言。红军建军二十三周年纪念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健康的批评精神。在庆祝大会的报告中远非只能听到大吹大擂。B·C·朱可夫发表在《红星报》节日专号的一篇文章，也体现了这种精神。总参谋长坚决反对军队战斗训练中的死板公式和各种陈规。他强调指出，现在国际形势迫使我们每分钟都要处于完全战斗准备状态，这些陈规特别不能容忍。
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M·E·基尔波诺斯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此后不久，他又被授予上将军衔。我们诚挚地向他表示了祝贺。
3月初，巴尔干半鸟的局势开始复杂化了。苏联政府向保加利亚政府声明，让德军进入保加利亚领土，将导致扩大战争范围和保加利亚被拉入战争，苏联政府对此极为不安。事态已经很严重。它迫使我们更加紧张地拟制巩固国界计划。
我们完成任务后，于3月中回到基辅。军区司令部的人员等着我们归来。我的为数不多的助手们被一天天堆积起来的急务压得喘不过气来。总参谋长要求军区举行一些旨在实际检验战时步兵师编制的试验性演习。规定将其中一个兵团扩编为战时编制。为此，兵和军士用被征召参加集训的预备役军人来补充，军官则由其他师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