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从哪里来？”
“直接从地狱来。”马日林笑着说。
在敌后刚走完远路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第4师师长讲述了他的兵团所遭的厄运——读者已经知道，这个兵团是最后离开基辅的。A·A·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则给我说了在卢布内地域挡住克莱斯特各师去路的这个支队的遭遇。
9月10日，原步兵第6军军长阿列克谢耶夫从医院里回到自己的司令部。可是他的职位被占了，他的军已由A·A·洛帕京少将指挥。阿列克谢耶夫赶紧去找集团军司令员科斯坚科。司令员命令他火速组建一个独立支队，辖第94边防总队、内务人民委员部第6团和一个步兵团。在卢布内市地域沿苏拉河占领防御。将军估计敌人只会有一些兵力薄弱的选遣部队突到这里来，所以他决定首先发起冲击。谁知在他这个小小的支队面前，却出现了克莱斯特坦克集团军的重兵。敌人当然击退了冲击，接着就出动坦克。而阿列克谢耶夫支队却连一门反坦克炮都没有。但支队没有后退，指战员们猛烈搏斗。法西斯分子合围了他们。大家一直打到没有弹药，9月底，进行了最后一次突围。幸存者不多，但终于跳出了陷阱。
“现在我们等着决定我们的命运。”马日林说。
“但愿早日派我们回部队。”阿列克谢耶夫叹了口气。
我祝他们成功后，就去休息。最近十天来我第一次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我立即感到自己神清气爽。战线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平静：所有集团军都报告平安无事。我们司令部也象忙碌完一天的蜂房一样，不知怎的一下子沉静下来了。参谋人员和军队通话时较少扯脖子喊了；拼命跑的联络员也难得见到了。
这样的情况是那样的反常，以致引起了人们的不安。而当我们无所不在的侦察兵卡明斯基上校说第21、38集团军已两天“失掉”了敌人，即两天未与敌人进行战斗接触时，不安又为奇怪所代替了。这证明我方面军行进速度大大超过了敌人。
我们应不应该利用这一情况呢？要知道，我方面军之所以退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西斯各集团军向莫斯科方向和罗斯托夫方向突进，并由此出现了它们迂回我翼侧的威胁（就象在基辅以东时一样）。但现在我们从莫斯科得到的情报说，德军向首都的总攻正在趋于衰竭，敌人实际上已在距莫斯科一百公里处停止不前。罗斯托夫附近的态势也逐渐稳定了。因此，我们可以在大本营指定的地区以西相当远处设防固守了。这样将能改善军队总的战役战略态势。其中，我们可以利用卡斯托尔诺耶－利西昌斯克重要铁路干线，在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之间广泛机动兵力。
我仔细思索过自己的这些结论后，便告诉了参谋长。他微笑着瞟了我一眼。
“您知道吗，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争取到一点喘息机会，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个机会在现在到达的地区进行巩固。”他走到地图前，用铅笔在上面划了一下：“大致在这儿……我们占领这一地区，构筑工事，以便长期坚守。您为军事委员会起草一个备要报告，要用相应的战役战术计算加以充实。”
在扎赫瓦塔耶夫上校和部里另两名参谋的帮助下，我当天就做完了这项工作。博金带着拟好的文书匆匆去见总司令。
他回来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多了，对我说：
“用不着去说服元帅：他自己已打算和大本营谈这件事。一得到莫斯科同意，我们就马上下达命令。要立刻研究好给各集团军的指示。”
我们的谈话被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方面军通信主任报告，A·M·华西列夫斯基中将请总司令去接直通电报。华西列夫斯基那时是副总参谋长。谈话看来是很重要的，可是总司令不能去电报室：他发高烧躺在自己停在车站的专车里。博金和我急忙走到直通电报机旁。
参谋长对报务员口授电文：
“博金少将在接电报。”
“您好，博金同志。”纸条上打出了字。“莫斯科迫切需要骑兵援助。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请问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它能否把辖骑兵第5、9师的骑兵第2军调到莫斯科附近。请马上就此问题征询军事委员会的意见，并转告我，以便向大本营报告。我由大本营发报。在此等候答复。”
“你告诉他，”博金匆忙对我说，“请他等十五分钟左右。我想回答将会是肯定的。但由于没有空车皮，调遣可能会遇到困难。”
他自己急忙去找总司令。
“好，谢谢你们。”马上发来了回答。“空车皮由我们解决。
请告元帅得了什么病：你们说他病了。”
我回答，元帅发高烧，至于什么病，我也不知道。
参谋长去车站和从车站回来，大约用了半小时。博金一走进电报室，就马上口授：
“是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吗？”当他得到肯定回答后，便继续说：“华西列夫斯基同志，我报告了元帅，并得到以下答复：‘骑兵第2军已连续作战十七天，需要补充战斗人员。’根据这一总情况，总司令认为不能将该军转归你们调遣。完了。”
华西列夫斯基说他去向斯大林报告总司令的答复，接着又问起铁木辛哥得的什么病。博金回答，他得的是咽颊炎，医生严禁他外出。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电报机又响起来了。华西列夫斯基问博金是否在场。得知他就在电报机旁后，便发来以下电文：
“请立即向元帅同志报告斯大林同志的以下便函：‘望转告元帅同志，我恳请他同意大本营关于调骑兵第2军归它调遣的建议。我知道，从西南方面军利益的角度看，这将是一个很大的牺牲，但我请他作出这一牺牲。’”
博金很快看了看表。时针已指到夜间零点一刻了。
“全明白了，”他口授电文，“我亲自去报告。将不会拖延答复。”
博金在回答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答复时，说不少于一小时，但他将努力通过电话把总司令的答复转告通信枢纽，缩短二十五分钟左右。
华西列夫斯基说斯大林正等着答复，建议博金用电话同总司令交谈。参谋长犹豫了一会：他不想依靠市内线路，但这一次却挥了挥手说：
“好。我马上就去打电话。”
大约过了十分钟，他向报务员口授道：
“谨报告元帅的答复：‘我不是舍不得为了整体利益交出骑兵第2军。但我认为有责任提醒一下：它所处的状况是需要进行两个星期的补充，在这种情形下把它调走，即削弱西南方面军，也不会给莫斯科附近带去好处。如果需要我说到的那种状况的骑兵第2军，那么，只要发来列车，我就会把它调去。’”
我明白总司令还抱着一线希望：大本营得知这个军的状况后会不调它。
华西列夫斯基说，他报告斯大林后将再次请博金通话。于是我们又苦等了将近半小时。终于电报机又响了。
“请接收并报告斯大林同志的答复。”华西列夫斯基发来的电文说。“‘铁木辛哥同志！列车将发去。请下令该军装载。
该军将在莫斯科得到补充。’”
以后我们信服了：这是一个英明的决心。别洛夫军对粉碎从南面扑向莫斯科的古德里安各师，起了重要作用。
不过，我这样详细地叙述这一段情节，不单单是为了让大家重温这一尽人皆知的事实。由于我知道斯大林拥有巨大的权力和真正不可动摇的权威，所以我对他的领导方法感到惊奇。他本来可以简单地下令“给一个军”，就完事了。可是斯大林却很有分寸、很耐心地等待执行者自己得出必须采取这一步骤的结论。我自己后来经常以方面军司令员的身份同最高统帅通话，我深信他是善于倾听部属意见的。如果执行者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为论证自己的观点提出有分量的论据的话，那么斯大林几乎总是让步的。
总司令得知别洛夫军还是要开赴谢尔普霍夫地域后，便让博金请华西列夫斯基向大本营报告军事委员会关于停止撤退我各集团军的意见。
10月28日早晨有了答复。大本营批准了西南方面军首长的建议。中午十二点，铁木辛哥签署了我们提前拟好的训令。训令通知，方面军停止退却，在季姆市、巴拉克列伊卡市、伊久姆市一线，继而沿北顿涅茨河到扬波尔市，转入坚守防御。给每个集团军都指定了防御地带。
在方面军于该训令临签发前停下来的那一线与新防御地区之间，有一个相当宽阔的地带。铁木辛哥决定不把这块地方留给敌人，而把它作为前地使用，在前地掩护下，准备在基本防御地区实施防御。
于是，在我们方面军的生涯中就出现了新的转折。法西斯最高当局不得不苦恼地承认，德军延期一个半月对莫斯科实施总攻，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目的。方面军的战役战略态势更加稳定，再度转入了积极的战斗行动。它的猛烈突击向敌人表明，重建的西南方面军同以前一样，仍然是一支威胁性的力量。
3．精确计算和坚强忍耐力
伟大的十月革命节快到了。在苏维埃国家诞生二十四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的人民经受了最困难的考验。在主要的莫斯科方向，法西斯重兵距我国首都仅八十至一百公里，在南面，敌人已逼近高加索大门。
看来这是我们最艰难的时刻了。1941年战局达到了最高峰。军队越来越需要武器和弹药，而由于许多大工业区被敌人夺占，武器弹药的生产却急剧缩减。向东部疏散的企业刚刚在新地点展开。工业还没有能力补充军队在飞机、坦克方面的损失。弹药缺乏的情况越来越尖锐。军队忍饥挨饿，还要珍视每一发炮弹，实在太需要武器装备了。
总情况就是这样。而当时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面临的问题是：在新地区巩固以后究竟还干什么呢？看来，连谈也不能谈转入积极战斗行动的可能性。一切都使人想到消极防御已经势在必行。但方面军两翼的危险态势仍然迫使人们去寻找另外的解决办法。在我们右邻，布良斯克方面军部分兵力已陷入敌人合围。左邻的态势也同样紧张：克莱斯特坦克集团军的突破正威胁着罗斯托夫。
我们在方面军司令部对于我军行动的前景想了很多。我越深刻地分析情况，就越确信，在那样的处境下消极防守无异于死亡。应该进攻，一定应该进攻。我反反复复掂量着我们的能力。集结一个十分强大的集团是困难的，但又是可能的，虽然有点冒险。我把自己的计算给参谋长看了。博金永远是积极行动的支持者，他立即热烈支持我的想法。
“我们需要进攻，”他说，“这不仅仅因为要消除两翼的威胁。进攻能提高军队的士气，而现在，军队由于长时间后退，有些精神不振。我们应该用哪怕微小的，但却有成效的胜利使人们振作起来。但是在哪里、用哪些兵力去进攻呢？这是我们要好好想一想的问题。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先实施一次多少大一点的突击。”
我们又在图上研究战役情况。为了在北面帮助受到敌人强大压力的布良斯克方面军，我们可以由卡斯托尔诺耶西北实施突击。但是南面形成的情况对我们较为有利，而且刻不容缓。在这里，南方面军威胁着克莱斯特坦克集团军拉得太宽的左翼。如果我们在这一地点分割敌人正面，然后前出其坦克突击集团后方，那么我们不仅将得到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巨大好处，而且将消除对罗斯托夫的威胁，因而也将消除对北高加索的威胁。
当我说出这一设想后，博金表示同意：
“是呀，看来不能有两种意见：一切迹象表明要在罗斯托夫附近实施突击。不过，我们现在应不失时机地努力寻找必要的兵力兵器，以便也从卡斯托尔诺耶地域对敌人实施突击，援助布良斯克方面军。”
我们计算了可以调来参加南部进攻战役的兵力兵器，在图上标出了我们的企图。参谋长委托我向总司令报告。
“你想出来的，你也内行。”
C·C·铁木辛哥元帅听了我的报告，仔细看了我们的图，上面的红色粗线箭头直指克莱斯特军队的翼侧和后方。然后，他沉思地说：
“要走这一步就得在罗斯托夫西北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突击集团。现在南方面军没有那么多兵力。看来，西南方面军得分出点什么来给切列维琴科。要是大本营明天又从我们这里要走南方面军怎么办呢？那时转隶到那里的一切兵力兵器便脱离我们，再也不复返了……”
我们沉默不语。在我们缺少军队的情况下，他的说法是极有道理的。元帅长时间研究地图后说：
“不过，为了有利于事业，我们还是这么做吧。我们大略估算一下，我们在不受特别影响的情况下能给南方面军调去哪些兵力。这些兵力加上切列维琴科调到白卡利特瓦地域进行补充的那几个预备师，将能帮助我们建立突击集团骨干，用于未来的进攻。”
“要是把这些兵力联合起来，置于统一的指挥之下就好了。”博金说。
“对。”铁木辛哥表示赞同。“我们将组建一个新的集团军领率机关。正好我们储备了一个有经验的、经过战斗考验的将军。我指的是洛帕京少将。他今天刚请求快点让他去作事。你们也想想这些事，进行必要的计算，并拟制号令。我们将不拖延：今天就在军事委员会上讨论这些问题。”
晚上，军事委员会召开了会议。会议一致支持进攻思想。
剩下要做的就是事先征得莫斯科同意。
我记得10月31日就此问题进行了第一次通话。总参谋长听完总司令的报告后，表示担心：现在实施大进攻是不是太冒险了，西南方面军把自己的一部兵力转隶友邻会不会破坏它的稳定性。“战争中不冒险是不行的。”铁木辛哥简单地反驳说。
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命令在发给最高统帅的电报中说明自己的建议。当日，我们拟就了电文。电报中说：
“敌人在前山至哈尔科夫、斯大林诺、塔甘罗格地域后，已暂停进攻，开始用步兵缓慢地把我们挤出顿巴斯。其坦克集团军继续留在罗斯托夫方向……南方面军就其人数和武器装备来看，不可能可靠地挡住敌人进路，也不能保证同第56集团军一起扼守住罗斯托夫。况且，敌人的推进对整个南线来说都是危险的，有割断高加索与顿河以及伏尔加河流域联系的威胁。敌人突入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后方的威胁，将迫使两方面军退后和肃清顿河、甚至霍皮奥尔河中下游地区的敌人。与此同时，却会给敌人让开通往库班以及斯大林格勒方向的道路。
考虑到克莱斯特集团军是主要危险，所以应该冒削弱西南方面军的风险，通过减少它的兵力来加强南方面军。同时，我们想着手组建第37集团军领率机关，打算将南方面军首长拨出进行补充和整顿的四个步兵师编入该集团军。我们请求发来：三万支步枪、五百挺轻机枪、二百五十挺重机枪、二百门反坦克炮、一百五十门野炮和二百辆坦克。”
C·C·铁木辛哥签署后，命令立即将电报发往莫斯科，我们照办了。
采取积极行动的念头不只是我们才有。晚上六点多钟，切列维琴科将军通过有线电报请求准许用第9集团军的三个步兵师、两个坦克旅和新切尔卡斯克骑兵学校的一个支队，对敌人实施短促突击。方面军司令员请求由第56集团军支援这一进攻。元帅摇头说：
“为这些不痛不痒的突击消耗兵力是没有意义的。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