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司令同志，”戈尔多夫辩解说，“敌人老是想迂回我们的师，楔入它们的接合部，所以我们就只好到处都放点兵。”
“可是您没有想到，把军队摆在一条线上，这等于在玻璃隔板后躲飞石。要知道敌人在任何一点都很容易扯断这条线，到你们后方去走走。而你们却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去阻止它这样做。假如你们不分散自己的兵力，而建立一些强大的突击集团，那情况就会完全两样了。那时只要敌人企图楔入你们军队的配置，你们就可以把它结结实实地揍一顿。”
我应该指出，铁木辛哥元帅一直关心建立足够庞大的方面军预备队，力图将它们配置在敌人可能突击的地方。这样做，不仅可以及时击退敌人的冲击，而且可以保存我军兵力。各师和各军编入预备队后，可以补充人员、武器装备，并稍事休整，以便带着新锐兵力重新进入交战。
“我请求准许我集团军不在中间地区坚守。”集团军司令员说。“那样我们就能赢得时间，摆脱敌人，以便在下一道地区更好地组织防御。”
“不行，”总司令回答，“中间地区是一定要守住的。否则你们就让波德拉斯集团军受到威胁了。这个集团军现在不得不等候布良斯克方面军退却。”
我听到这次谈话时，情不自禁地把我们现在的处境同夏季的战事进行了比较。
法西斯统帅部竭尽全力，企图以它惯用的钳形攻势战术来割裂我退却军队正面，将其截断和一点一点消耗。可是，敌人在战争头几周有时还可以做到的事，现在做不到了。痛苦的教训已有结果。我们获得了经验。我军几乎全部兵团的核心现在都由富有作战经验的指战员组成。各级，首先是战役一级指挥人员的军人技能已明显提高。我军首长已能更好地机动预备队。虽然军队物质保障的条件更差了，但党和政府最有效地利用全部资源来保持军队的战斗力。
我绝不是想让读者相信我军的退却是进行得非常顺利的。要知道这是多么庞大的兵力，在多么广阔的空间，顶着法西斯匪军毫不松懈的压力在移动呀！我们在1941年10月能够看到的一切情景，甚至已不能同我们在我军由边界退到第聂伯河时目睹的情景相提并论了。那时，我们所作的只是援救被合围的团和师，千方百计地从一次又一次夹击中渗透出来。现在再没有这种现象了。各集团军退却时保持着密切的协同。如果其中一个集团军处境困难，那么友邻就会放慢自己的退却速度，去支援它。有时法西斯分子也能突入某些方向，但他们很快就会在那里送命。
10月21日曾出现这种情况。第38集团军报告，两个法西斯重兵集团力图从两面迂回哈尔科夫，而从我后卫中间穿插过去，夺占了掩护哈尔科夫接近地的杰尔卡奇、梅列法两市。总司令立即把方面军航空兵相当大的兵力调到这里，并命令集团军司令员将敌人赶出被夺占的居民地。第28集团军执行了命令。它用坚决的冲击肃清了两市的敌人。盘踞砖石建筑物的希特勒分子，则被喷火器烧得一干二净。这就冷却了法西斯分子的热情，他们再也不敢来夺受到夹击的哈尔科夫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又一次确信，遵守苏沃洛夫关于每个军人都应该懂得自己的机动这条法则是多么重要。不知是由于匆忙呢，还是由于要保密，一些分队不仅未对战士，而且未对指挥员讲清当前退却的意义。某些人还有那样的看法：既然我们后退，那就是说敌人已打到我们后方了。所以要把最活跃的人留在离本师相当远的地方。
军事委员会马上讨论了这个问题。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级加拉杰夫承认，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未向人们解释当前机动的实质，是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军事委员会向军队发出了相应的训令。专门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小组从方面军机关分头去各地区。这些小组不仅要帮助组织解释工作，而且要采取一些实际措施整顿好退却——在军队行进路线上集中用以清除堵塞的牵引车和拖拉机，组织调整勤务，请当地居民帮助修路。
各部队党组织热烈响应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号召。在分队中组织战士进行了座谈。因此，军队中进一步提高了组织性和纪律性。
到10月22日前，西南方面军各兵团已陆续集中在谢伊姆河、北顿涅茨河发源地、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斯拉维扬斯克一线中间地区。
我们都为哈尔科夫担心。因为总共只派出一个步兵师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个旅来防守这样大的城市。可是战事发展表明了总司令决心的英明。他认为，法西斯分子在企图迂回城市时遭到了反击，这以后他们将会被迫实施正面冲击。这样的冲击用兵力较小的守备部队就能击退，只要他们利用在城市接近地和市内构筑的防御工事就可。
我军刚在新地区立住脚，许多正面地段又发生了激烈战斗。铁木辛哥元帅力图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打算把各集团军继续撤到下一道中间地区。可是方面军首长的代表们报告，别尔哥罗德和哈尔科夫以东的所有道路都已挤满了后勤部队和机关。由于正值秋季泥泞季节，汽车走得比乌龟还慢。总司令只好命令在10月25日前扼守所占领地区。同时，方面军司令部和各集团军司令部应尽一切力量使滞留在路上的纵队向前移动。决定尽可能用从集体农庄和机关征用的畜力运输工具代替汽车，而将腾出来的载重汽车集中到后方，组建一些预备汽车营。
铁木辛哥元帅确信清理道路的工作正在全速进行以后，便于10月23日吩咐拟制给各集团军的训令，要求组织向大本营指定的卡斯托尔诺耶、旧奥斯科尔、红利曼新防御地区退却。13时，我把训令草案送去给总司令。他签了字，只改了一处：开始退却的时间不是10月25日夜间，而是提前一昼夜。“用不着叫军队受多余的损失。”他解释了修改的原因。
根据元帅的企图，军队应在11月2日以前在新地区集中完毕。
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仔细看着地图，说：
“现在哈尔科夫的战斗在哪里进行？是在市郊，还是已在市内？我很担心。我提醒过齐加诺夫，他不能早于指定期限，也不能在破坏军事上很重要的所有目标之前，撤出哈尔科夫。方面军司令部要注意观察，使这一指示能得到准确贯彻。”
当我去向博金报告总司令的新指示时，加拉杰夫已在他那里了。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正带着他所特有的热烈情绪说：
“不，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应该立刻把问题提到军事委员会。”
“来得及，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博金敷衍道。“现在还没到论功行赏的时候。再说，我们的人也不是为了勋章打仗的。”
加拉杰夫灵活的深棕色眼睛闪过了懊恼的神色。
“你也总是那一套话：现在没时间弄这些小事，要尽快清除掉路上的堵塞，要把军队从敌人突击下撤出来……可是，谁来清除堵塞？谁不惜生命来挡住敌人？是人，是我们优秀的指战员。而我们，却放过为他们记功、给人们增添新的力量的机会。”
“这些我都明白……”
“如果你明白，那为什么不想支持我？你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战争已经打了快四个月了，我们的人打得很英勇。至于有时情况对我们不利，我们不得不退却，这不是他们的过错。我同意暂时可不急于奖励高级指挥人员，但对战士和战术一级的指挥员非奖励不可。让他们看见，人民、首长知道和珍视他们的战功。而现在这件事做得不好。你知道我们方面军自我们打仗以来奖励了多少人吗？总共三百九十九人！而表现出色的人有几千、几万！所以我坚持在军事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说不定还应向政府建议授权司令员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战功卓著者勋章和奖章哩……”
“那好吧，”博金屈服了，“今天我就同总司令谈这件事，我想他会支持我们的。”
“这就是了！”加拉杰夫满脸笑容，向我们默默点点头，离开了办公室。
“真是个倔强的人！”博金说。“他要是开始做一件事，那就一定要做成才罢休。”
我向参谋长报告了铁木辛哥元帅的指示和我对执行这些指示的建议。我们商定当天就派我们司令部的几个军官去哈尔科夫，就地帮助该市守备部队首长。
我们的同志乘飞机到了哈尔科夫。城市已被浓烟所笼罩——敌人正残酷地轰炸和射击街区。卫戍司令员A·A·马尔沙尔科夫将军说，各部队虽然大多数是由没有经验和只装备步枪和手榴弹的战士编成的，但打得很顽强。运输工具不足，弹药只好用电车前送到阵地。哈尔科夫人给军队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帮助。他们组建了一个民兵团，有一千多人。想当民兵的人比这多好多倍，但武器不够。
人数不多的守备部队目前正顺利阻击德军三个师的猛攻。敌人在这里有三十多辆坦克，而城市保卫者们可用来对付它们的只有十四辆陈旧的轻型坦克——拖拉机厂的工人们把它们从送往熔铁炉的路上截下，凭着双手修复了这些被当作废钢铁的坦克。
昨天，一群法西斯分子冲入市内。我军战士进行了迅猛反冲击，迫其溃逃。许多希特勒分子在城里走过去了，但他们不是充当胜利者，而是充当了俘虏的角色。
我们派出的人对将军说，按照方面军首长的训令，哈尔科夫保卫者应在10月24日夜间才撤离该市，他坚决地保证：
“我们会坚持住，一定坚持住！”
方面军代表发现，该市卫戍司令部和第38集团军首长的行动有时不够协调。例如，步兵第216师同时从卫戍司令部和集团军司令部收到命令。双重隶属关系造成了混乱。比如今天，步兵第216师就因此把敌人放到了斯维尔德洛夫大街。师长预备队中有一个步兵营，他把这个营投入反冲击，但没有成功。现在师长请求准许将部队撤过洛潘河。照马尔沙尔科夫的看法，这样做是不应该的。
我们的代表到了集团军司令员那里。第38集团军现在由齐加诺夫少将指挥，他是由费克连科将军手里接过这个集团军的。我记得当时曾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C·C·铁木辛哥要提拔齐加诺夫担任这个掩护最主要方向的集团军的司令员。因为这位将军以前从未指挥过大兵团。在1935—1937年间，他当过坦波夫步兵学校的副校长，然后在军事经济学院工作。1941年7月，他从那里调到前线，由西南方向总司令任用。首长仍根据他的经历进行使用：任命他为西南方向司令部分管后勤的副参谋长。可是铁木辛哥元帅很快就发现这位经济管理人员具有高级指挥员的天赋，当出现机会时，便大胆提拔他指挥集团军。总司令没有错。齐加诺夫已成为优秀集团军司令员。
将军保证，他将竭尽全力执行命令。他承认确实应该同该市卫戍司令部更密切协同，并答应在这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
“我们正在改善态势。步兵第216师师长昨天夜间不但未经许可就放弃了洛潘河以西的所有街区，而且最使我不快的是他竟率司令部撤出了哈尔科夫。该师向河对岸退却时，法西斯分子未受损伤地夺取了一座桥梁……不错，我军各部队未让敌人利用桥梁闯到东岸，可是情况还是紧张的。我已派旅级日马琴科到那里去了。这位铁人不接到命令是不会退出哈尔科夫的。”
方面军代表对集团军司令员说，总司令特别提醒他，军事上重要的目标一个也不能完整地落到法西斯分子手里。将军苦恼地摊了摊手：
“已经有一个目标完整地落到他们手里了，但其余的都已经炸掉。我们还希望能破坏被德国人夺占的那座桥：现在相当一部分炮兵正向它集中射击，还调去了强击机，派出了爆破手组成的破坏组。”
我们的代表同集团军司令员的交谈不断被电话铃声所打断。齐加诺夫将军拿起电话筒，耐心听完对方的话，作一些指示，没有提高嗓门。他和步兵第216师师长通电话时也用平静的语调，问他为什么不经允许就把部队撤到新地区。师长试图说服集团军司令员，假如他不这样做的话，这个师已经被分割，并且断送了。
“我赞赏机断行事的指挥员，”齐加诺夫用有点发闷的男中音平静地回答，“也可能您撤出这个师是对的。这点以后我们再去研究。可是一个事实是，您和自己的司令部一起离开了哈尔科夫，并且好象已经靠近了集团军司令部，而扔下各团不管……是的，是的，就是扔下不管……您自己也曾向我抱怨通信工具奇缺，难道在那种情况下再脱离部队是有利的吗？问题就在这里，”集团军司令员的声音带着父亲般的责备意味，“这点是不可能原谅您的。我不想使您委屈，不过，假如我自己也这样做的话，那么我认为指责我胆怯是公正的。您可以看出来，我不可能在发生这件事后还把您留在这个师。总之，您马上把指挥权交给旅级日马琴科，到我这儿来。”
我一边听同志们说这些情况，一边思索着。看来，齐加诺夫的特点是要求严，不仅善于用授予他的权力，而且善于用极为充分的逻辑使人们服从自己。
集团军司令员齐加诺夫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的兵团为保卫哈尔科夫顽强作战。在五天的激烈巷战中，进攻的法西斯师损失了一半人员。（笔锋犀利的记者恰当地给这些战斗起了个外号，叫“哈尔科夫放血战”。）哈尔科夫守备部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们阻住了敌人优势兵力，阻挡的时间正好是首长企图所要求的时间。
当我在10月26日晚上向元帅报告齐加诺夫将军的汇报后，他满意地点点头。
“我们到底还是让赖谢瑙①这只狡猾的狐狸望尘莫及：不但没让他对我哈尔科夫军队设下陷阱，而且在他硬闯到哈尔科夫筑垒时，打得他鼻青眼肿！”
①冯·赖谢瑙将军是德军第6集团军司令，该集团军所属各师在哈尔科夫方向进攻。
总司令伏身看地图。
“好，现在我们开始按同样严格的顺序把军队撤到新地区去。整个司令部都应注意准确执行计划。这首先和您有关，巴格拉米扬同志。”
……分管各集团军并直接监督其行动的方向参谋们整夜都在详细了解军队开始向新地区退却的情况。一切都很顺利：法西斯侦察错过了机会，当法西斯各师拂晓恢复冲击时，我各集团军主力已经在敌炮兵射程之外。法西斯统帅部已经没有实施迂回机动的任何希望。各集团军的行进越来越有计划性，越来越平安了。大家感到，在前一个地区对法西斯分子进行的猛烈反击，明显挫折了他们的进攻锐气。
10月27日清晨，当我确信全部方面军预备队都已集中在预定地域后（骑兵第2军集中于科罗恰市，骑兵第5军集中于沃尔昌斯克附近，步兵第253师集中于斯瓦托沃附近），便走出我呆了一整夜的通信枢纽。在司令部院子里，我碰见一些衣衫褴褛、很久没有刮脸的人。可能是游击队员吧——他们常顺路到我们这里来看看。这些人看来很面熟。我仔细一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马日林！阿列克谢耶夫！”
“正是在下。”
“你们从哪里来？”
“直接从地狱来。”马日林笑着说。
在敌后刚走完远路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第4师师长讲述了他的兵团所遭的厄运——读者已经知道，这个兵团是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