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恪并不是单纯的武将，他后来出将入相，全心全意地辅佐幼主，成为一个相当优秀的政治家。能够做到“恪虚襟待物，咨询善道，量才处任，使人不逾位。朝廷谨肃，进止有常度，虽执权政，每事必咨之于评（指慕容评，慕容恪的搭档）。罢朝归第，则尽心色养，手不释卷。”如同辅佐阿斗的诸葛亮那样，慕容恪对侄子的辅佐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大力起用慕容垂等人，把前燕帝国治理得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比诸葛亮还要诸葛亮（当然这和个人经历有关，诸葛亮是长于政事，短于治军，不是说诸葛亮不会打仗，而是说他在内政方面的才能比军事方面更大。慕容恪正好反过来，这样邻国就只有倒霉的份儿了）。
说慕容恪是十六国时期的第一名将，不光是指政治方面，更多的还是军事方面。十六国时期身经百战一生不败的名将很多，而只有慕容恪一人在他掌握军权的几十年里，不光他自己指挥的战斗连战连胜，整个前燕帝国的所有军事行动几乎都取得了胜利（再回过头来对比一下同样是昏庸小皇帝在位却越打越衰的蜀汉）。
集遗臭流芳于一身的桓温
接着第一篇的内容，回过头再来说说东晋。
东晋为什么会出现君主立宪制的萌芽？为什么后来中国没有走向类似西方的完备的君主立宪制？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在东晋拐了个弯，又回到了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而且专制程度不断增强一直持续到清朝呢？
问题的根源恐怕就出在魏晋时期的士族政治，或者叫门阀政治。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都和门阀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两者一齐发生、发展、灭亡。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支门阀贵族出自山西闻喜县的裴氏家族，这个家族是活跃在中国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政坛上的一支强大势力，出了几百个状元、驸马、将军、宰相，有道是“天下无二裴”。时至今日，门阀制度在中国早已经绝迹了，而在奉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和日本，还可以看到这种世代相传的大家族政治或大家族经济模式。比如英国的爵士家族有很多已延续了近千年，他们仍然保留着自己家族古老的族徽和礼节仪式，日本也有许多的政治家族，有的一家六七代都是日本政坛上的活跃分子。而在门阀制度消失殆尽的中国或俄罗斯等国家，一百年前的政界要人，他们的后裔几乎都成为了寻常百姓。
门阀政治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有的苗头了。东汉末期河北大军阀袁绍的口头禅就是“俺家系出名门，四世三公”，就是说袁家每一代先人中都出过国家的最高级官员。三国时期吴国就是个典型的门阀制度国家。东吴的文臣武将中，一多半是出身于江南的名门望族，千万不要相信《三国演义》上孙权求才若渴、遍访大贤名士的说法，其实除了孙坚的老部下和孙策刚出道时发掘出来的周瑜、鲁肃等人勉强可以说是小地主以外，到孙权主政时吸收进来的新人基本上都是出身于江南顾、陆、朱、张四大姓或者是与他们有着各种各样乱七八糟裙带关系的亲友团。
门阀政治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没有一种有效的官员选拔录用制度（后来在中国推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是士族出身的官员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唐朝时期的朋党之争，原因就在于科举制度出身的官员和门阀制度出身的官员之间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巨大冲突）。门阀制度之下，政府选拔官员主要看名气，名声大的人容易当官，甚至名人的门生或门生的门生也比普通人容易当官。所以，如何让自己尽早尽快出名，成为当时年轻人的最主要任务。出名后随之而来的就是金钱、地位和荣誉。东汉时有一个叫许武的人，他和他的弟弟俩人都是不学无术、狗屁不通的家伙，为了出名，许武的爹死了后弟兄二人商量分家产，许武把大部分家产都据为己有，只分给弟弟一间破房，这样弟弟就以谦让的名声而被“举为孝廉”，等弟弟当官后许武又把大部分家产送给了弟弟，这样他自己也因为谦让而“同举孝廉”（初中《语文》课本上有一首东汉时的民谣，对这种体制作了深刻的揭露：“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此外，还有所谓的“孔融让梨”、“陆绩怀橘”等传说，包括诸葛亮和庞统并称为“卧龙凤雏”等等，大都有着作秀的成分。
曹操刚起兵时，他手下的许多谋士都是靠互相举荐、互相吹捧而出人头地的，而曹操本人也是出身于这种臭哄哄的“孝廉”，所以曹魏后来就实行了一种叫做“九品中正制”的制度，由中央派官员到地方上去品评人物，把知识分子定为九品，作为录用官员的依据，以打击地方上的浮夸风。这种方法开始或许会取得预期的效果，但那些钦差大臣们毕竟对地方上的具体事务不是很熟悉，结果越到后期就越容易抓瞎，为了省力气就基本上只注重备选者的身世背景，从而形成了一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现象。门第越高，族人的官也就做得越大，而族人官越大，他的出身门第就越高，形成了一种新的恶性循环，而且这种恶性循环并不因朝代更替而改变。因为即使老皇帝下台了，新主子只要还实行这种考察官员的制度，只要那些名门望族不倒台，就还得从他们当中挑选人才。所以门阀子弟根本不需要对自己的朝廷尽职尽责，他们只需要对自己的家族尽职尽责就够了，什么政府倒台、国家换代对他们而言就比换双鞋垫还要无足轻重。当然，那些门阀子弟们也不可能对国家尽职尽责，因为一旦对老的国家尽职尽责了，新主子上台后，自己掉脑袋事小，家族破败了才是罪不可赦的大事。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保住了自己的门第和血统，就是保住了自己的政治权势、社会地位以及经济财富的基础。
既然这帮人压根儿不会为国家出力，那么平常他们没事干的时候就只有用耍嘴皮子来消磨时光，用现代话说就是“聊天”，他们却美其名曰“清谈”。下面是某词典对“清谈”所作的的解释：
【清谈】 魏晋名士以清谈为主要方式，针对“本”和“末”、“有”和“无”、“动”和“静”、“一”和“多”、“体”和“用”、“言”和“意”、“自然”和“名教”的诸多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清谈的进行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程式，清谈一般都有交谈的对手，藉以引起争辩。争辩或为驳难、或为讨论。在通常情况下，辩论的双方分为主客，人数不限，有时两人，有时三人，甚至更多。谈话的席位称为“谈坐”，谈论的术语称为“谈端”，言论时引经据典称作“谈证”，谈论的语言称为“谈锋”。在清谈的过程中，一方提出自己对主题内容的见解，以树立自己的论点，另一方则通过对话，进行“问难”，推翻对方的结论，同时树立自己的理论。在相互论难的过程中，其他人也可以就着讨论主题发表赞成或反对的意见，称为“谈助”。到讨论结束时，或主客双方协调一致，握手言和，或者各执一辞，互不相让，于是有人出来调停，暂时结束谈论，称为“一番”，以后还可能会有“两番”、“三番”，直至得出结论，取胜一方为胜论，失败的一方为败论。
平心而论，这种辩论并不是一件需要全盘否定的活动，但如同八股文一样，本身是一种很有意境的文章格式，一旦成为科举范文，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就变成大得吓人的怪物。清谈也是这样，工作之余偶尔为之可以娱乐身心，但一旦全社会全民穷其一生都搞这个的话，带来的后果只能用“恐怖”两个字来形容。因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谈资总是有限的，当谈到再无可谈的时候就要变着法儿来生事了。
事实上这些门阀子弟大都不学无术，不要指望着他们能在哲学理论上有什么建树，对于这帮人来说清谈的内容主要有三种：
一、没事嚼别人的舌根。点评别人如何如何，从对方的外貌身世开始说起，一直到品格、才华，性格等等，并把它美其名曰“品藻人物”。用一些耸人听闻的语言来描述一个人，比如“飘如流云，矫若惊龙”、“岩岩若孤松之立，朗朗如日月入怀”等肉麻当有趣的鬼话。对于这些门阀子弟来说，想办法吸引某个有地位的清谈家对他说出这样的评价，比摇出五百万大奖还要重要。
二、议论时政。因为嘴臭而被杀头的门阀子弟也不少，但大家仍然把这当作一种充满危险和刺激的竞技活动，现在居然有某些名家因此而大发感慨，抱怨魏晋当权者不让知识分子活命。这些人平时绝对不会为国家出一点力，但从一旁发表的针对施政方针的高见却往往洋洋洒洒不下数万条，本章的主人公桓温就时常为此所累。不过清谈者们并非一无是处，他们至少发明了“清官”、“浊官”等有趣的分类方式（跟后世所说的清官不是一回事儿），就是说，整天闲谈不干事的官员，是高贵的士族门阀代表，因为他们经常搞清谈，所以应被归为“清官”。清官里面还要分一清、二清、三清等等，谢安就是清官的典型。而那些成天忙里忙外，埋头于具体事务的官员，大都出身寒门，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所谓“尘世间的浊事”，所以被称为“浊官”，桓温算是东晋第一个大浊官，需要列入《晋书奸臣传》。
三、制定出门阀士族的游戏规则。给门阀士族划分出什么侨姓、吴姓、郡姓、虏姓、著姓、甲族、冠族、右族、旧族、膏梁、华腴、高门等奇怪的称呼，比如王姓在当时很普遍，但东晋大权臣王导出身的这一支则是天下所有王姓里面最高贵的。他们住在建康城里秦淮河畔的乌衣巷，被称为“万王之王”。其理论根据就是东晋那些蠢猪皇帝们所奉行的“血统论”。还有一个就是狗屁不通的“嫡庶论”，一家里面血统最高贵的正妻生的儿子称为“嫡”，第一个儿子称为“长”，那么嫡系长子就是最尊贵的儿子，其他的儿子就是庶出，庶出的儿子长大后会碰到许多莫名其妙的霉气，这种风气影响了全中国。比如上一章提到的慕容皝的哥哥慕容翰，还有后面慕容垂的儿子慕容盛，都是“嫡庶论”的牺牲品。这样一来，一家兄弟里面为了争执所谓的尊卑关系，就变着法地想出各种缺德的点子，给自己的娘和兄弟尽情地泼脏水、穿小鞋，导致“子诬母为妾，弟黜兄为奴”的现象时有发生。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君主立宪制”没能在中国实行下去的原因。因为只要后来出现某个新主子推行新方法拆了门阀政治的台，伴随门阀政治产生的那些衍生物也必然要跟着被清除掉，就像科举制度淘汰了士族制度一样，伴随士族制度而生的那些风俗，比如“玄学”和“魏晋风度”都成为了历史。而英国和日本皇室维系了千年的稳定局面，也许就是君主立宪制得以实行下去的原因。
正规的科举制度直到隋朝才正式确立，在此之前的考试制度都只能说是“矮子里面拔将军”，比如后赵石勒和前赵刘曜对峙时，双方都推行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来考试的学生也必然是贵族，平民别说考试，就连进这种学校的资格也没有。
门阀政治在东晋时期达到了巅峰，东晋之后的刘宋和南齐更是将门阀制度奉行为圭臬，一直到南梁的侯景下达了“灭王谢令”才出现衰落。北魏由于孝文帝的改革，把门阀政治制度一点儿不漏地学了过去，结果后来北魏也出现了不小的门阀势力。
门阀政治给东晋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晋书》从第三十卷到第八十六卷都是东晋人物列传，共记载了542人，其中门阀士族159人，他们的子弟门生215人，皇亲国戚105人，少数民族1人（记载的是段匹磾） ，其他62人（注意这个其他，并不表示都是出身贫寒，比如陶潜，就是陶渊明，他曾祖父陶侃也几乎当上了东晋的大权臣，只因为不是门阀出身，子孙沦落到“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地步）。这样看来，东晋的一部历史，基本上就是豪门的历史。
这些大门阀靠着门生、同僚、婚姻甚至齐名（比如说“北乔峰，南慕容”，那么乔峰就算从来没见过慕容复，乍一见面也要客客气气的）等关系勾结在一起，尤其是婚姻关系更是错综复杂。东晋时期最高贵的王、谢两姓家的女孩子除了皇族外是不会轻易下嫁给别人的，而中国又有同姓不婚的规矩，所以只能是王姓的男子找谢姓的女子当老婆，或者是姓谢的男子找姓王的女子当老婆，要么就是进宫和白痴多得出了名的司马一家子联姻，这就是为什么《晋书皇后传〉里王皇后、谢皇后多得满街站的原因。这种联姻方式的结果就是生下来的子孙里白痴套着白痴。
不可否认，王、谢两家的子弟中聪明人还是有的，比如王羲之等，但总的来说还是白痴居多（联想起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里，曹雪芹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四大家族近亲结婚这么多代，到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一辈儿应该是满堂白痴才对？）。
门阀贵族成为东晋社会的大肿瘤，除非是犯下了造反谋逆的大罪，否则国家的法律是不能约束他们的，那么遭殃的就只有下层官员和老百姓了。如果哪个稍微清醒一点儿的家伙试图改变这种状况的话，必定会遭到整个门阀阶层的痛殴。
东晋大权臣王导死后，继承他的位置的是庾亮，庾亮死后由他的弟弟庾冰接任大权臣的职务，庾冰的弟弟庾翼把持了东晋最重要的外镇职务——荆州刺史一职。庾冰性格谨慎，庾翼则年轻气盛。庾翼的下属殷羡是个全国闻名的贪污分子，庾冰害怕弟弟闯祸，事先关照庾翼不要多管闲事。而殷羡之所以敢疯狂贪污的原因根本就不值一提，那就是他儿子殷浩在东晋名气很大（注意，殷浩这时候还只是个孩子，十年后才走上东晋政坛，而殷家本来也不算什么高门贵族，不过是倚仗着儿子年少成名，将来只要不早夭必定一帆风顺罢了）。
庾翼弄清楚了这个渊源之后，当即就如同贾雨村看到了护官符一样，不敢对殷羡下手了。他心里不忿，就向哥哥大发了一通脾气，讲了一大堆治国的大道理。庾翼给庾冰举出来的两个例子也很典型，第一个例子是几年前有几个将军把建康的军粮拉出去卖了一百万斛（乖乖，一百万斛粮食得有好几万吨哪，全建康城的百姓一块儿运也运不完），而建康城里的官员根本不敢管，因为将那几个犯事儿的将军都是大门阀出身，后台贼硬，所以当时采取的措施就是把管库的领导给杀掉了事。还有一个是同样是大门阀出身的山遐（要说这个山遐可不简单，他爷爷是山涛，“竹林七贤”之一，也是标准的大门阀）担任余姚太守，刚上任就要烧火，要治一个私藏百姓户籍的当地豪强的罪，于是全体豪强联合起来把山遐赶走了。庾翼气哼哼地说：“如今哥哥叫我不去管殷羡的恶行，不是和那些家伙一样了吗？”话虽这样说，殷羡却因为贪污有功被提拔为豫章太守，后来又被调至中央担任副总理级别的官员光禄勋（注意，殷羡升官并不是靠请客送礼，那些把持中央大权的门阀们本来就不缺钱，殷羡只要不停地搜刮下去就行了，因为越搜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