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斯“奥地利”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共30多个师，分别在奥地利和南斯拉夫同乌克兰第2和第3方面军的部队以及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作战。
这样，布拉格战役绝不是象西方有时企图描述的那样，只具有一点象征性的意义。我们面临着一场同德国武装力量庞大集团的严重斗争。邓尼茨“政府”把赌注下在该德军集团上，指望保住了这一集团，就能使第三帝国再苟延残喘一段时间，
这个“政府”虽已死到临头，却仍企图竭力停止西线的军事行动而继续坚持东线的作战。这也是邓尼茨本人5月1日通过弗伦斯堡电台公开声明的政策的基调。他说：
“元首任命我为他的继承人。在德国命运的艰难时刻，由于意识到我所承担的责任，我接受政府首脑的职务。我最重要的任务是将德国人从布尔什维克的进攻中拯救出来，使其免遭消灭。仅仅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才继续进行军事行动。目前，在完成这一使命过程中，经常遇到来自英国人和美国人方面的障碍，我们被迫也要防御他们……”
在邓尼茨“政府”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基本决定：
“必须用全部手段，继续东线的战争。”
毫无疑问，邓尼茨是希特勒的狂热继承人，他不顾现实情况，继续执行希特勒的政策，这一政策本身就威胁着德国人民的生存。其实，他正是靠这个才上台的。希特勒就是要任命这样一个继承人。从他的观点看，他选对了。
能够用一切手段继续在东线作战的现实基本力量，当然是曾在多瑙河以北、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和奥地利北部地区作战的德国法西斯集团。除“中央”集团军群外，还包括“奥地利”集团军群的部分兵力，以及当时简直是遍布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量预备部队、分队和后备部队、分队。从西面掩护该军队集团的是德军第7集团军，在一定情况下，它也可以转过来对付我们。
邓尼茨“政府”希望尽快向我们的西方盟国投降，以便使近一百万人的军队集团转过头来对付苏军。我们必须挫败他的这一计划。
5月2日，希特勒的继承人曾计算过，舍尔纳集团不用三星期就能控制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但是，邓尼茨本人却坚持要舍尔纳迅速将军队撤往西南，在那里以后将比较容易向美国人投降。
凯特尔和约德尔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只要“中央”集团军群一撤退，就会被击溃，就会在苏军的打击下瓦解。
如果要我说的话，我认为，这种反对意见是正确的。假如这几天舍尔纳匆忙从比较有利的阵地撤出其军队，无疑，会在追击中被我军击溃，因此，他们就不见得能溜进美军控制区。
舍尔纳的参谋长纳茨默尔将军被召到邓尼茨的府邸，向邓尼茨报告了自己司令的看法：从牢固的阵地撤出是不适宜的。这些阵地是以苏台德山脉和鲁德内山脉，以及很大程度上还在战前就修筑的旧的捷克斯洛伐克工事为依托的。
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们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而且，他们甚至还讨论过由舍尔纳集团掩护，将“政府”迁往布拉格的问题。
时至今日，我还遗憾不已，邓尼茨没有同意这一主张。如果当时他同意这样做，那么，毫无疑问，我方面军部队就会将他们的“政府”连同舍尔纳军队的主要部分一同俘获。
这就是布拉格战役前夕敌方的军事政治形势。
至于谈到我们盟军，那么，恰在这时，邱吉尔给蒙哥马利元帅下达了臭名昭著的目前己众所周知的指示：“认真收集德军武器，并整齐地放在一起，以便在苏军的进攻一旦继续下去，我们不得不同德军士兵合作时，能较顺利地将它们重新分发给德军士兵。”
蒙哥马利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到自己当时，即1945年春季的心情时写道，如果西方的政治首领们适当地对作战实施最高领导的话，那么，“我们会先于俄国人夺取所有这三个中心。”这三个中心指的是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
但是，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得到最高统帅部关于着手进行布拉格战役的训令之前，柏林已被我们占领，维也纳也被我们占领。蒙哥马利所说的三个城市中，只剩下了布拉格。我们从当时一系列的文件中发现，我们的盟国是以极不愉快的心情，放弃先于俄国人夺取这“第三个中心”的希望的。
4月30日，盟国西欧远征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在自己的信中，一方面建议我们划定一条分界线，我们原则上同意这样做，并且后来实际上划定了这条分界线；可是，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又不顾已经达成的协议，在5月4日写给我们总参谋长安东诺夫的另一封信中，又完全是另一种说法：“如果形势需要的话，我们准备在捷克斯洛戊克境内推进至伏尔塔瓦河和易北河一线，以肃清两河西岸的敌人。”这种补充实际上将布拉格本身也包括进了美军作战区域。
看来，这封信反映了邱吉尔和刚上台接替罗斯福的杜鲁门，向艾森豪威尔以更强硬的手段施加的一种压力。
次日，即5月5日，我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以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名义，给艾森豪威尔将军复信。信中说，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军队混杂，请不要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盟军，向原商定的分界线以东推进。
在交换这些信件之后，在最初商定的分界线上，美军暂停了向捷克斯洛伐克纵深的进攻。
互相交换外交信件，是在我方面军司令部和各集团军实际上完成了布拉格战役的准备工作，军队已占领出发地位后进行的。
也就在这几天里。我会见了欧洲美军司令布雷德莱将军。我想谈一下这次会见，何况布雷德莱将军在自己的《一个战士的故事》中也写了我们的会见。我并不认为有必要对他《故事》中对某些事件的论述同他辩论。但我认为，向读者提供我对我们这次会见的看法是有益的。
我第一次认识美第12集团军群司令奥马尔·布雷德莱，是在我军部队同美军在易北河会师之后一星期，离托尔高不远，托尔高东北约40公里处，我的指挥所里。
布雷德莱及其随行将军和军官，以及大批记者和摄影记者都来了，我甚至可以说，这批记者过多了一点。我方除我以外，参加会见的还有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近卫第5集团军司令员А·С·扎多夫和近卫步兵第34军军长Г·В·巴克拉诺夫。首先在易北河同美国人会师的正是他们的部队。在场的还有我们报纸的代表，电影摄影师和摄影记者。但是，与在场的美国人相比，我们要少得多。
在苏美关系上，有过不同的时期。而且，就是现在，这种关系仍远不能令人满意（并非由于我们的过失）。从历史的真实性出发，我要说，1945年5月5日那天，美苏两国的两位司令员的会见，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我和布雷德莱都不是外交家，而是军人，这就给我们的会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的会见既是官方的，同时又是友好的。
我和布雷德莱将军仔细地看了他的地图。图上标示着5月5日这天美军的态势。布雷德莱简短地说明了他的什么部队在什么地方已前出至与我们商定的接触线。然后他问我，打算怎样拿下布拉格，在这个问题上，需不需要美军的援助。
他提出这个问题，我并不感到突然。尽管苏军对舍尔纳“中央”集团军群的进攻尚未开始，但美军丝毫也不会怀疑，进攻将在最近的将来很快开始。
我对布雷德莱说，我们不需要这种帮助，并且，美军向早先商定的分界线以东的任何推进，只能带来混乱，引起双方军队的交混，而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请不要这样做。
布雷德莱赞同我的意见，并说，他管辖的部队将遵守商定的接触线。
我概括地回答了布雷德莱提出的关于我们准备怎样拿下布拉格的问题，并指出，指向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军部队能胜任，并一定能完成好这一任务。我没向他说明今后行动的细节。我认为不能通报自己的战役计划，虽然我相信，正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将在解放布拉格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提前说出来，不符合我们的习惯。
午餐时，我首先在正式祝酒词中谈到了苏军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所经历的考验和困难。我谈到了罗斯福总统在建立反希特勒同盟，以及在该同盟成立后的一切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罗斯福总统的逝世，我仍记忆犹新，我是深切感受到这一损失的人之一。因此，在对美国总统与世长辞表示哀悼的同时，在我的讲话中倾注了个人的感情，并且我希望，新任总统将继承罗斯福为之奋斗过的事业。
遗憾的是，这种希望落空了，罗斯福的继承人很快就干出了使苏美关系激化的事情。
在谈到我们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共同斗争时，我指出并高度价评了美第12集团军群官兵所作的无可争议的贡献。
布雷德莱将军在自己的答词中，赞扬了苏军士兵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所表现的大无畏勇敢精神，按照他的话说，苏联士兵是美军士兵、军官和将军学习的榜样。在谈到罗斯福的功绩时，他深感遗憾的是，总统未能活到胜利的幸福日子，并提议为我们的会见干杯。
在正式祝酒之后，桌旁开始了友好的交谈，这种交谈多次被苏、美参谋部代表、集团军司令员，各兵种代表的祝酒所打断。祝酒是热情诚挚的。这表明，我们彼此相互尊重、并珍视我们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所产生和巩固的战斗友谊。午餐结束后，我提议布雷德莱及其一行看乌克兰第土方面军歌舞团的演出，应该说，这个于1943年在基辅由利季娅·切尔内绍娃领导创建的歌舞团，在前线是深受欢迎的。歌舞团有真正优秀的音乐家、歌唱家和舞蹈家。
当歌舞团演奏美国国歌时，在场的美国人都跟着唱起来，当国歌演奏完之后，他们为我们的音乐家热情鼓掌。当歌舞团演奏完苏联国歌时，他们同样报以热烈的掌声。
那天，歌舞团的演员们有着特殊的心情。他们除演唱了我国歌曲外，还演唱了美国逗乐的歌曲《西葫芦》、英国歌曲《蒂佩雷里》。所有这些歌曲都受到客人们的热烈欢迎。后来，又给他们表演了乌克兰果拍克舞和俄罗斯竞赛舞，这是我们舞蹈演员的拿手节目。即使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节目也会使人产生欢快的感觉，而在当时，它更增强了洋溢在我们和客人之间的节日般的愉快气氛。
布雷德莱将军和我并排坐在一起，他感兴趣地询问：这是一个什么歌舞团，演员们是从哪里来到前线的。我告诉他，歌舞团是由我们的士兵组成的，他们和方面军部队一起，走过很长一段战斗历程。然而，我感到，他对我的回答不很相信。这也是枉然，因为歌舞团的大多数人的确是以士兵的身分开始战争的，并在后来，当歌舞团已经成立后，他们多次到第一梯队部队演出，有时还是在极不安全的条件下演出的。
布雷德莱感谢为他举行歌舞晚会，晚会结束后，他宣布美国政府奖给我——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一枚美国最高勋章的决定。随即将这枚勋章授给了我，在这种场合，他按惯例向我表示祝贺，并拥抱了我。
这次会见的参加者，方面军的同事们，都打内心赞许这种奖赏，他们有理由认为，这是我们盟国对乌克兰第1方面军战斗业绩的高度评价。
授勋仪式结束后，我们和布雷德莱一起，从那间房子里走到室外，在那里，应该说，聚集着很多听众，等待美国客人的到来。我以乌克兰第1方面军军人的名义，授予布雷德莱将军一面红旗，作为我们战斗友谊的象征。
我了解到，布雷德莱打算赠我一辆“维利斯”牌小汽车作纪念，该车是从他的大本营直接用飞机运来的。我也给他准备了一份私人礼物：一匹战马。这匹马从1943年夏季我开始指挥草原方面军时起，就一直随我驰骋疆场。这是一匹漂亮的、驯教得很好的顿河牡马。我将它及全套装具赠给了布雷德莱将军。
我似乎感到，布雷德莱将军很喜爱这件礼物。
接受马匹后，他同样也给我赠送了一辆“维利斯”牌小汽车，上面题有：“赠给乌克兰第1集团军群司令，美军第12集团军群士兵赠”。和“维利斯”牌小汽车一同赠给我的，还有一面美国旗帜和一枝美军冲锋枪。
几天后，我到布雷德莱的大本营进行了回访……
我们乘坐自己的汽车到了托尔高。一位校级军官和翻译在那里迎接我们，然后陪同我们到莱比锡。邀我到他大本营作客的布雷德莱迎候我，由于他的大本营还在很远的威斯巴登，于是，我们又乘坐他的私人飞机去那里。
我们坐上了他的C—47型飞机。一路上有两个战斗机中队护送。他们在空中不断作各种机动飞行，变换队形，表现了编队飞行的高水平。当我们的飞机在离卡塞尔不远的地方着陆后，战斗机以各种不同高度，直至最低高度飞离，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不隐瞒，当时我觉得，这批战斗机在护送我们时，不仅给了我们荣誉，而且尽力显示了他们的飞机驾驶技巧。
离开卡塞尔机场，又有一支护送队护送我们，可这时已经是陆军的护送队：最前面是几辆装甲输送车，之后是一辆信号车，接着是我，布雷德莱和一名翻译乘坐的小车，后面又是几辆装甲输送车，三辆坦克排成的纵队断后。在我们经过的路上，有间隔地排列着军队——各军种的代表，似乎只有水兵除外。
在我们所到达的大楼里，聚集着许多参谋军官和更多的记者。
在十分讲究的大厅里，布雷德莱请我们出席鸡尾酒会，正如他对我们说的，这个鸡尾酒是按他的做法准备的。他们用长柄勺从一口很大的铜锅里，将鸡尾酒分斟给军人们。他们说，这是传统。那么好吧，传统就传统吧。
鸡尾酒会后，布雷德莱领我到该市另一头他的司令部驻地。在这里的大楼前，排列着由各军种代表组成的仪仗队。我们一起检阅队伍，我向他们问好，并请布雷德莱将军给部队下达“立正”口令，当他下达口令后，我受苏联政府委托，向布雷德莱将军授予一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布雷德莱是位善于克制自己的人，但我看得出来，此刻他的脸上也流露出激动的表情，我们亲切拥抱，我向他表示祝贺。
然后，我们又来到宴会大厅。宴会照例又是以祝酒开始。主人首先敬酒，我也为我们的会见、为布雷德莱、为在座的他的战友和朋友，敬了第二杯酒。
午宴中，几乎没谈军事问题。有关苏沃洛夫的交谈是唯一的军事题目。布雷德莱获得苏沃洛夫勋章后，便对这位历史人物感起兴趣来。原来，在此之前，他对苏沃洛夫一无所知。我只好就在这里、在桌旁，向他讲述这位俄罗斯统帅所进行的主要几次远征，其中包括对意大利和瑞士的远征。
在结束关于苏沃洛夫的介绍时，我告诉布雷德莱，苏沃洛夫是俄国军队史上最富有统帅天才的人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勋章，首先是统帅的勋章，是为我军指挥大兵团的军事首长规定的最高奖赏，斯大林元帅委托我（确实如此）亲自将这枚勋章授予他。
午宴结束时，两名身穿美军士兵制服的小提琴手，一老一少，以二重奏演奏了几支极好的短曲。我马上可以说，我一点也不为那天在布雷德莱大本营听到的小提琴演奏的极高水平所惊奇：因为这两位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