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河进行了整整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4月24日夜间，雷巴尔科的部队突破了敌人从南面掩护柏林中部的防御内廓，突入了柏林。
我们夜间发往大本营的战斗报告就会含有这样的内容，这是昼间的基本结果之。
我从帕维尔·谢苗诺维奇的观察所，来到他的基本指挥所。基本指挥所现在设在措森德军陆军总司令部原大本营里，当然不是设在地下室里。在措森东缘有一些好新的单独住宅——德军总参谋部参谋的住所，现在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了。
帕维尔·谢苗诺维奇准备了一个单独住宅供我休息，可以说是让我体验一个希特勒总参谋部参谋所享有的一切舒适条件，当时他们还没有梦想到我们会来到这里。但是，必须放弃休息。我匆忙吃过午饭，便前往普霍夫的前进指挥所，在那里短暂停留后，决定返回方面军司令部。
必须早一些踏上归途，因为所有道路都被堵塞住了，而方面军左翼发生的事件一直使我感到不安。我还想知道，列柳申科那里发生了什么情况。
当我在雷巴尔科那里时，我跟列柳申科通了一次电话。他报告说，他们在雷巴尔科的西南到达了泰尔托运河，正在试着渡河，但遭到了猛烈的抵抗。
我告诉第4集团军司令员，雷巴尔科的部队正胜利地通过运河。如果他也调整一下部队，情况会不错的：跟着雷巴尔科渡过泰尔托运河，尔后将部队调转向西，沿着运河北岸进入自己的地带。列柳申科注意到这一暗示，采纳了这一良好的建议，当天夜间就这样行动了，使自己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
我顺便来到我设在普霍夫那里的前进指挥所，收到了一些定期报告后，又抓紧时间继续上路了。17时许，我已到达了司令部，了解了当时整个战线出现的情况。
列柳申科的两个坦克旅向波茨坦进攻，攻占了诺瓦韦斯居民地，现在人们都知道它是西柏林的检查站。
傍晚，列柳申科的部队前出至哈弗尔河。该河把波茨坦一分两半，列柳申科的部队这天只攻占了波茨坦东南部，因为哈弗尔河的所有桥梁都被德军炸毁了。必须准备强渡。列柳申科的近卫机械化第6军胜利向北和向西北进攻，向勃兰登堡推进了18公里，在另一地方也前进至哈弗尔河。该军的一个旅下午突入勃兰登堡东部。
就在这时，列柳申科左翼和普霍夫右翼开始出现新的情况，我们已预见到这一点。
我前面也已谈过，4月22日，希特勒向芬克将军从西线撤下来的第12集团军下达了关于从西面和西南进攻柏林的命令。该集团军已编入了一些士气有些不振的部队，可企图向柏林突破的这一集团的规模仍然是很大的。第12集团军辖有坦克第41、第48军，陆军第39、第20军。
4月24日昼间，芬克的集团军在贝利茨——特罗因布里岑地段上发起头几次坦克冲击，力图突破叶尔马科夫将军的近卫机械化第5军和第13集团军部队的阵地。第13集团军的部队在此之前刚刚到达并以自己的翼侧与坦克兵联在一起。
叶尔马科夫的坦克兵为了完成预先受领的任务（在任何情况下牢固地从西南保障列柳申科集团军左翼），在一天中击退了几次坦克、“特奥多尔·克内尔”步兵师和第243强击炮旅发起的猛烈冲击。
在敌人开始冲击后不久，列柳申科司令员本人和强击航空兵军军长梁赞诺夫来到叶尔马科丰将军的指挥所。他们两人从自己的观察所（特罗因布里岑郊区的一处房顶上），引导强击机飞行员对准芬克的第12集团军进攻部队的坦克集团实施突击。
梁赞诺夫的强击机飞行员们具有摧毁坦克的丰富经验，这次表现得特别出色。他们在击退敌相当强大集团的突击时，不仅支援了近卫机械化第5军和列柳申科的集团军，而且还支援了我们整个方面军。
在我返回文面军司令部的途中，就已经收到了头几份关于芬克的集团军冲击的报告。我刚一到达司令部就得知，情况进展十分顺利。近卫机械化第5军组织了防御体系，得到炮兵和强击机的支援，翼侧得到普霍夫的集团军到达部队的加强，因而成功地击退了德军的所有冲击。
芬克的集团军，按照希特勒的意图应该拯救柏林，可在头几次冲击时受到严重损失，没有取得任何胜利。
希特勒这时坐在帝国办公厅里，不断要求报告芬克的集团军的进攻情况，简直是念念不忘芬克，等待他的救援。
我刚才提到强击航空兵第1军军长瓦西里·格奥尔吉耶维奇·梁赞诺夫中将，我想再稍微详细地谈谈他的情况。
他是一个有特殊军人命运的人，是在我任方面军司令员时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优秀航空兵首长之一。
我很早就认识他，那还是在三十年代我指挥下戈罗德第17师的时候，那时，梁赞诺夫是师政治处辅导员。他很有学问，精通本职业务。三十年代中期他进入空军学院，毕业后又上过进修班。他指挥过许多航空兵部队和兵团。他在某一段时间曾指挥过一个旅，该旅作为航空兵模范部队隶属于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
他开始学习飞行比较晚，但飞行技术很好。
这样一来，梁赞诺夫在军队的生涯中仿佛走过了两个服役阶段——先是政治工作人员，尔后任航空兵指挥员。
战争期间，他指挥一个航空兵军。他的军先在乌克兰第2方面军编成内，后来转属乌克兰第1方面军。瓦西里·格奥尔吉耶维奇在遂行战斗任务时十分认真负责，从不用天气不好和技术困难来进行推诿。他的强击机飞行员在恶劣的天气也能对敌人发起强击，随时随地都能完成任何任务。
我记得并且赞赏梁赞诺夫的部队在乌克兰第2方面军编成内强渡第聂伯河时的行动。这发生在佩列沃洛基地域，那里是查理十二世在波尔塔瓦会战之后溃逃渡河的地方。23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也在这里渡河。渡河地点是合适的，可是情况仍然是困难的。
近卫第7集团军在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舒米洛夫上将指挥下，渡至河对岸，用形象的说法，集团军的头部和躯干已经上岸了，可双脚还留在水里。
希特勒分子猛烈反扑，尽力设法把舒米洛夫的部队逐出这个小登陆场。有一天，情况恶化，致使他给我打电话说：“显然，我不能再继续坚守下去了。我请求同意撤离登陆场。”当时，我亲自乘坐У—2飞机飞往这一地域，到达舒米洛夫的指挥所。指挥所的确紧挨着水边，正对着登陆场。
在这里的观察所里则有两个航空兵军军长：强击航空兵军军长梁赞诺夫；歼击航空兵军军长波德戈尔内。
敌空军不断地猛烈轰炸登陆场、舒米洛夫的观察所、渡口和后方。情况的确十分困难，尽管舒米洛夫是防御行家：一旦揪住了，便别想跑掉（为了避免造成片面的看法，顺便说一下，舒米洛夫在进攻方面同样也是能手）。但是他请求批准撤离登陆场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受到的压迫是强大的。
德军的飞机一批接着一批的飞来，而且似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我们的飞机表现得相当被动，而且数量也太少了。我起初对歼击航空兵军军长说了两句批评的话，可是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如果说好转了。那也是稍微的一点点。
过了一段时间，一大批“福克—乌尔夫”飞机又开始在渡口上空狂轰滥炸，扫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
正好在这时，强击机完成对德军坦克的轰炸，飞回自己的机场。梁赞诺夫站在我身旁，我忍不住对他说：
“梁赞诺夫，不能容忍‘福克—乌尔夫’飞机在战场上空横冲直撞。请把强击机调转方向，把它们赶走！”
于是，梁赞诺夫毫不动摇地向自己的强击机飞行员们下达了命令。这次机动完全出乎敌人预料之外。
9架强击机全部投入战斗，击落了不知是3架还是4架“福克—乌尔夫”飞机，而其余的都被赶跑了。
又过了一个小时，波德戈尔内也整顿好了自己的航空兵军。他的歼击机也比原先有效地掩护了渡口，
我第二次满意地观察到梁赞诺夫的强击机的行动是在杜克拉山口战役期间。当时，莫斯卡连科将军的第38集团军正越过喀尔巴阡山脉实施突破，而梁赞诺夫的强击机从空中支援步兵和坦克的进攻。他的强击机紧贴着山飞．不断在战场上空盘旋，并且承担了这场山地战的大部分困难。
现在，在特罗因布里岑城下，梁赞诺夫又肩负重任，支援叶尔马科夫的军：协助抵抗芬克第12集团军的突破，该集团军力图迎着布塞的第9集团军突破，而第9集团军这时也企图突出合围。
梁赞诺夫军的飞行员是优秀的强击机飞行员，这是我在整个战争期间才了解到的。梁赞诺夫本人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化水平、高度组织性，认真履行自己的军人义务的指挥员。他在战后去世了，当时还相当年轻，这一损失使我感到特别沉痛……
在梁赞诺夫的强击机飞行员与叶尔马科夫的坦克兵一起，在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司令员列柳申科的指挥下，在特罗因布里岑地域多次击退芬克集团军的冲击的时候，列柳申科集团军的右翼完成了对合围敌柏林集团的机动。傍晚，列柳申科的部队位于柏林以西，距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距离不超过10公里。
这时，在我合围布塞第9集团军的内圈里，戈尔多夫的部队大约还在原先的地区进行战斗，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某些方向上希特勒分子在寻找突破的弱点。与戈尔多夫的部队相连的卢钦斯基的第28集团军各师也感到了这种压力。
在方面军的中央地段上，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以部分兵力支援坦克兵抗击芬克集团军的冲击，同时以两个军沿易北河向西进攻。日终前，普霍夫的部队推进了10公里，前出至维滕堡东缘。普霍夫打电话向我报告了这一情况，并以比平常稍微得意的口气说了一些关于维滕堡城市的优美风景和出色的维腾堡修道院的情况。
说实在的，我每天都忙于方面军的事务，以致没有马上想起来维滕堡有哪些名胜。我了解这一点已经有些迟了。当时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普霍夫一边解释自己情绪洋溢的原因一边提醒说，在他的部队突入的维滕堡安葬着马丁·路德。
在易北河，在80公里的正面上，只剩下巴克拉诺夫将军的近卫步兵第34军一个军了，而扎多夫的近卫第6集团军部队已经投入对格尔利茨集团的行动。
巴拉诺夫的骑兵军前出至易北河，从西北面绕过迈森城，强渡易北河。
我航空兵一夜之间出动了2，000架次，在空中发现敌机210架，其中12架被击落。
在这天的重要事件中，值得指出的是苏军航空兵的大规模转场。我航空兵至今住于尼斯河以东。为了更有效地支援地面部队的行动，它现在开始向西转场。参加转场的主要是歼击机和强击机。轰炸机还留在原来的地方，因为它活动半径大，可以从原先的机场起飞。
傍晚，方面军司令部得到消息：敌格尔利茨集团基本上被阻止住了。
夜里12时，第6集团军司令员格卢兹多夫斯基打来电话，催促我批准对布雷斯劳进行更积极的行动。我再一次拒绝了他的请求。
在数量方面，他的集团军要比被合围在布雷斯劳的敌集团少，可是格卢兹多夫斯基在炮兵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他还掌握着一定数量的坦克，如果德军企图突破合围，这些坦克可用于机动。集团军的行动不光是巡逻，还要经常袭扰敌人，以炮火射击敌人，使被围之敌一直难以生存。
然而，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我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对布雷斯劳发起强攻。既然我们在头几天未能从行进间攻取这个城市要塞，那么尔后的经常冲击就已是多余的了。应当瞄准城市并不时向德军提出最后通谍，提醒他们知道已陷入绝境，毫无出路。
这时，布雷斯劳很少使我感到不安。被合围在柏林东南的布塞第9集团军倒使我感到非常不安。现在。第9集团军与柏林之间的整个空间都布满了我们的部队，它向柏林突破的企图已经不可思议，我有一个越来越坚定的信念，就是说根据所有情况判断，该集团军将通过我乌克兰第1方面军，给自己寻找向西南的出路。所以我们应当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这既有意义而又令人疲惫的一天整个来看，最主要的事情是直接攻占柏林的战斗开始了。相对地说，这天结束了柏林交战的第一阶段——突破柏林的防御和我军对柏林集团的双层合围。会战的最后一个阶段即完成阶段开始了，它关系到攻占柏林和希特勒德国的全面彻底的失败。
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战役过程中，这是在所有方向上发生转折的一天。这是令人疲惫而天气很好的一天。是这样的一天：当终于结束了所有事情，夜间已来临时，可以为庆祝这天的胜利而干上一杯。然而，无论干什么别的事情，甚至是睡前喝杯酒，都没有时间。再说我当时的身体也不容许这样做。
在转入叙述第二天即4月25日的事件之前，我想稍微回忆一下往事。梁赞诺夫开始是政治工作人员，后来当上了飞行员并担任了高级航空兵指挥员。在回忆这位将军的生涯时，我要说他所走过的道路是与众不同的，虽然这在我们部队里并不那么少见。可以这样说，我在某种程度上是指我自己。我是在沙皇军队开始军队生涯的，当时当炮兵土兵。在我走完从团长到方面军司令员这段道路之前，在国内战争年代我担任过旅政治委员，尔后任后贝加尔上乌念斯克第2师政治委员，远东滨海第17军政治委员。所以说，我也有几年完全从事政治工作。
但是，我现在谈起这事是为了回忆一位很有意思的、甚至是优秀的人物，他去参加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途中，我和他相识了。我这里指的是远东一个游击旅的政治委员亚历山大·布雷加。他后来成为全国闻名的作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法捷耶夫。
当时，我们两人是代表远东军队党组织参加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从赤塔到莫斯科几乎整整一个月的旅途中，我俩同乘一辆车，同吃一锅饭。我俩当时都很年轻，我24岁多，他20岁多，我俩彼此很有好感，相互信任。我喜欢他性格坦直，情意纯朴，平易近人。我们的这种友谊是在经过西伯利亚的长久路途中产生的，并在代表大会期间得到了巩固。
在列宁宣布喀琅施塔得局势恶化，号召派部分代表去参加我们部队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之后，无论是法捷耶夫还是我都不约而同地向大会主席团提出申请，准备志愿前往喀琅施塔得，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们远东代表团还有谁去了。总之，在喀琅施塔得我只见到了法捷耶夫。
大会期间，我们一起住在第三苏维埃之家。我们的床位是并排挨着的。我们签到后便乘同一列火车前往彼得格勒。顺便说一下，这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的火车。
在彼得格勒那里大会代表被分派到两个方向：部分代表去奥拉宁包姆方向，另一部分代表去谢斯特罗列茨克方向。我和法捷耶夫又被分在一起——两人都去谢斯特罗列茨克方向。在那里，我们被派到同一个集群，准备向喀琅施塔得各编号堡垒进攻。直到分到这一集群，我们才下到了不同的分队。法捷耶夫当了步兵，而我原来是炮兵，现在还是当炮兵。
局势是复杂的，人们的言谈和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