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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铁路的速度仍然落后于部队进攻的速度。从前进阵地到先头仓库和方面军基地的距离在不断增加。部队的弹药和燃料定额，不客气地讲，是“不够吃的”。汽车在极其繁忙地工作，可是，在道路泥泞的条件下，怎么也不能将进攻前线需要的一切都运来。
我要强调指出，当时，我们的军事工作能够提供、而且完全提供了我们所需的一切。只是由于交通线过长才未能保障部队所需数量的一切物资。
不利的气象条件，极大地限制了我们航空兵的战斗作业。几乎所有的野战机场地面部发泡，不能使用，混凝土起飞跑道在深远后方，向当时准备的飞机，又只能在最大的活动半径内行动，并且，远非全部飞机都是如此。
编入我方面军的空军第2集团军，当时共有2，380架战斗机，而一昼夜平均只能出动546架次。该集团军在正面宽520公里的情况下，实际上只是完成侦察任务。
我们左边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仍然毫无进展。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波美拉尼亚进行着激烈的战斗，而在与我们沿奥得河的接合部，暂时转入了防御。敌人有了向我进攻地带增派大量援兵的机会。兵力对比一天天变得对敌人有利。
所有这些情况总合起来，使方面军首长在战役的第八天得出结论，在最近期间，我们不会达到我们最初计划规定的目标，向柏林进攻暂不可能。
我们向大本营报告了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而确定的今后行动的意见。
新计划是2月16日呈报大本营的，我想列举其中的某几点。
在评价当时的局势时，我们指出：方面军左翼过于落后；部队远离供应基地几百公里，因此，要供给他们“不够吃的”弹药和燃料定额，将是十分紧张的；方面军部队的人员遭到很大损失，这时，平均一个步兵师只有4，600人，而在1月12日前拥有的3，648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中，在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开始前，还有战斗力的总共只有1，289辆；森林沼泽地条件下的泥泞道路，限制着坦克部队的机动，因此他们不断遭受损失：机场地面发泡，冈而航空兵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使用；由于从其他战场增派预备队，敌人不断得到加强，因此，战斗越来越顽强。
在客观地评价所有这些事实后，我们向大本营报告：我们认为，在最近时期内，我方面军完成以下任务是可能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的主要集团，前出至尼斯河，夺取尼斯河西岸的登陆场，并在此固守；方面军左翼各集团军在得到加强之后，应将敌人击退到苏台德山脉；第6集团军的任务是夺取布雷斯劳。
同时计划修复和延长通往部队的铁路和供应站，往部队运送和储备弹药、燃料，修复战斗兵器，使整个军队后方处于正常状态。
这份文件是由我、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К·В·克赖纽科夫和方面军参谋长В·Д·索科洛夫斯基签署的。
为了明确起见，我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那些刻不容缓的任务，打算以现有兵力去完成。而我们关于将方面军部队补充到具有完全的战斗实力的请求，则是与准备柏林战役的远景相联系的，柏林战役同样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十分清楚的，而问题仅仅在于，我们离柏林之间的间歇有多长，到这一间歇之前，我们应到达什么地区。
大本营同意了我们的计划。这一消息是总参谋长А·И·安东诺夫用电话通知我的。而且我们也没有期待别的。因为在此之前的整个战役过程中，不论是总参谋部，还是大本营，一直都庄收到我们详细、真实的情报。实际上，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是唯一继续向西推进，并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敌预备队的一个方面军。
虽然部队有很高的进攻锐气，但他们十分疲劳，因此，超出2月16日的文件规定之外去计则某事，是完全不现实的。不管我们暂时放弃1月底经大本营批准的最初计划中提出的目标是多么痛苦，但我们认为，正视现实，并在变化了的情况下，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在现阶段确实可以完成的任务上，是自己的天职。
当我们的计划正在用电报发往莫斯科的时候，2月16日，在方面军右翼又恢复了激烈的进攻战斗，在敌人配置有一系列大型军工厂，其中包括地下工厂的古本、克里斯蒂安施塔特、扎甘、索劳等城市地域，战斗尤其顽强。
这时，坦克第4集团军已到达尼斯河东岸，尽管是在一个不太宽的地段上。紧接它之后，近卫第3集团军和第52集团军部队，也突到了尼斯河。这就迫使敌人开始沿我们突击集团的整个进攻地带，从河口到彭齐希市，仓卒向尼斯河对岸撤退。
我们立即进行了从行进间克服水障碍，并像计划规定的那样，夺取河西岸的登陆场的尝试。但是，这要求部队如此紧张，以致为了避免过大的和不必要的伤亡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尝试。被我们夺取的儿处小登陆场，本身不解决任何问题，因此，我下令放弃它们，而在尼斯河东岸设防固守。
为了休整、补充部队，我坦克第4集团军立即编入了预备队。很快，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也编入了预备队。可是，在此之前出现了一个不愉快的插曲，在这里应该说一下。它最有力地说明了情况的复杂性，以及敌人准备利用我们的任何失误，使情况变得有利于他们。
经过成功的机动和对德国法西斯坦克第19师的翼侧实施毁灭性突击后，П·С·雷巴尔科使各军恢复了原态势。在去本茨劳地域的路上，其中一个军与敌人的一个新锐坦克师即坦克第8师遭遇。当该军在进行战斗的时候，集团军司令员由于有前出至尼斯河和夺取格尔利茨的任务，决定用他掌握的两个军，对敌整个格尔利茨集团，实施大胆的双重包围。
应该承认，这一决心并不是帕维尔·谢苗诺维奇的最好决心。问题是，在此之前，近卫坦克第6军就已在这一方向上进行紧张的战斗，并且未获成功。现在在他面前重新提出的实际上是同一个任务，但是不得不以较小的兵力，被减弱了的编成去完成它，因而，我们指望成功的理由当然就更少了。
而另一个军、即第7军，司令员已命令其强渡奎斯河，夺取劳班城。
好在雷巴尔科很快明白了自己的错误，并开始重新部署兵力。但是，这时该地域的局势已急剧恶化。坦克第7军的先遣部队，被迫直接从行进间投入了同开进中的敌坦克预备队的战斗。而该军其余部队由于在渡口遭到敌强大的抵抗，未能渡过奎斯河。
在最近两天里，德寇调来了坦克第8师、步兵第408师和摩托化第10师，并前出至我第了军和近卫坦克第6军（部分）的后方和翼侧，开始从东面迂回雷巴尔科集团军。总之，局势非常紧张。直到三个军在科罗捷耶夫第52集团军部队的支援下，实施共同突击，帕维尔·谢苗诺维奇才最终粉碎了突到劳班东北的敌军集团，并将其击退至南面。
这几天，我在К·А·科罗捷耶夫将军的前进指挥所里，有机会亲自评价雷巴尔科那里局势的复杂性。大家都知道，而我也知道，当时，在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的许多旅，每旅总共只有15—20辆坦克。
该集团军司令员终究摆脱了这种困境。应对他作出应有的评价：虽然起初他有些头脑发热，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过低估计了敌人，但后来，他却既表现出了冷静的计算，又表现出了难得的沉着，从而终于挫败了德寇极其危险的阴谋。
在两三天里，情况如此复杂，以致既引起了我们的不安，甚至还引起了大本营的不安。
在德国法西斯军队开始向坦克第3集团军后方前出的那一天，斯大林打电话给我，表达了他的担忧：“你们坦克第3集团军那里出了什么事？它在你们那里的什么地方？”
我回答说，雷巴尔科集团军正在劳班地域进行十分激烈的战斗，然而我认为，该集团军没有发生任何特殊情况，它是在复杂条件下作战，而这对坦克部队来说，是一种正常的事情。
我是在距劳班不远的第52集团军指挥所里接到斯大林打来的电话的。我向最高统帅保证，如果情况变得复杂，我们将就地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直到22日，当企图合围我坦克兵的敌军集团被粉碎，并被击退到南面去之后，危机才算过去。但是，就在第二天，在这里，在格尔利茨和劳班方向上，我军部队和德国法西斯军队之间，还在继续进行遭遇战。遭遇战斗过程中，敌我互有胜负。某些居民地、高地和地域多次易手。
经过所有激烈的战斗，虽然双方态势没发生重大变化，但在那些日子里，这儿是方面军最活跃的一个地段。
下面，我们将作出几点结论。
下西里西亚战役是从1945年2月8—24日进行的，历时17昼夜。战役远非一切都是按最初设想的那样进行的。遭到重大失败的敌人，得以在一个短时期内在奥得河地区设防固守，整顿了被击溃的部队，调来了预备队，组织了指挥机构。
我们绝不应当轻视希特勒统帅部在其危急关头所表现出的组织能力。不过，还必须指出另外一点：大量的俘虏口供证明，整顿这种秩序的手段是极其残酷无情的，是纯粹法两斯式的。
但是，第三帝国的垮台确定不移地临近了。尽管法西斯匪徒全力抵抗，我军也疲惫不堪，尽管我交通线拉得太长，尽管在整个战役期间只有4个飞行口、步兵几乎完全依靠炮兵支援，加之炮兵还缺少弹药，方面军右翼部队仍然突破了敌奥得河防御，克服了博伯尔河、奎斯河一带的中间防御地区，并前出至尼斯河。
向尼斯河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阵地一线的前出，正是二月进攻的主要结果，它具有重大的战略战役意义：两个最大方面军的部队占领了在柏林方向上实施突击的最有利的地区。与此同时，我方面军南翼已给敌上西里西亚集团造成威胁，而且我们已就如何将其围歼的问题进行了筹划。
在叙述下西里西亚战役过程时，我曾指出，经过一系列战斗，我们不得不放弃向柏林进攻的深远企图，而满足于十分有限的成果。
但是，世界上一切都是相对的。我们下一次突进的距离（从奥得河至尼斯河）与从维斯瓦河至奥得河的迅猛突进的距离相比，似乎要小得多。
然而，在这方面至少不能忘记两点：第一，第二次突进是在连一天喘息时间也没有的情况下，仍然由那些刚刚从维斯瓦河开进到奥得河的部队来实施的；第二，在17天的下西里西亚战役中，这些部队虽然疲惫不堪、体力殆尽，但仍然又向柏林挺进了100—150公里。
有这样一种意见（我知道这一点）：或许，本来就不应当实施下西里西亚战役，若在奥得河停止前进，积蓄兵力，尔后突破德国人的防御，一举克服从乌克兰第1方面军到柏林的距离，大概更为合适。
我在考虑这种意见时也要提出一个问题：倘若我们不预先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超人的毅力，从奥得河推进到尼斯河，那么，卫国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即柏林战役又会怎样呢？那样，我们进行这次战役将会十分困难，最终会大大推迟尔后攻克柏林和解放布拉格的日期。
还有这样一种意见：早在2月就应该开始直接进攻柏林。但是，下西里西亚战役的经验教训完全驳倒了这种肤浅的意见。
在回忆这次艰苦的战役时，我只想补充一点，就是对于我们的指战员，我内心始终充满了无限感激、十分敬佩之情。他们虽然在维斯瓦河向奥得河的进攻中竭尽了全力，但仍旧于次日以同样的大无畏精神投入了新的激烈的17天战斗，战斗将他们带到了法西斯柏林的接近地。
第十一章 所谓的间歇
从2月24日（下西里西亚战役结束日）至4月16日（柏林战役开始日），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出现了所谓的间歇。各部队都在补充人员和新的兵器，整顿后方，修复铁路和机场，运送弹药及战争结束阶段的各大战役所需的一切物品。
在整个方面军范围内，下西里西亚战役和柏林战役之间的一个半月，确实可以说是间歇。但是，对于我南翼在这一个半月间发生的事态来说，这一定义却大不相符。
我已经说过，方面军南翼（或左翼）于2月间发起的进攻，由于兵力不足，未获成功，到第三天就暂时停止了进攻。可是，由于方面军中央和右翼向尼斯河的推进，我左翼结果更加靠后，位于苏台德山真脉山前地带一线。
要是看一看方面军那些日子的工作图，你眼前便会出现非常有趣的情景：我们从北面对奥珀伦一拉蒂博尔地域的敌集团已构成威胁，而敌人同时也给我们造成威胁，使我们大伤脑筋。因为敌人有可能从这里向西北方向实施翼侧突击，以便解除布雷斯劳之围，一旦得逞，甚至可能试图恢复其原先的奥得河防线。
我们深信，我们是不会容许敌人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
然而，我们也考虑到，如此有利的翼侧态势会诱使敌人向布雷斯劳方向突击，可我们并不希望这样。
但是，这看来不是主要的。更令我们不安的倒是，德国人在失去西里西西工业区之后，在我方面军南翼当面，拥有一个相当庞大的军队集团，而这一集团最近又得到了明显的加强。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征兆，说明敌人还没有放弃从我们手中夺回“第二个鲁尔”的念头。
斯大林也产生了同样的担忧。他在出席克里木会议时，显然是由于从盟国那里获得了某些补充情报，因而多次给我打电话，坚决要求我注意，希特勒匪徒正准备在南面拉蒂博尔方向对我实施突击，企图夺回西里西亚工业区。关于这一点，А·И·安东诺夫也多次提醒我加以注意。
斯大林洵问道，谁在我的左翼，是哪些集团军，由谁指挥（在同我们的谈话中，他通常不说集团军的番号，而说集团军司令员的姓名）。
“请注意，”斯大林在一次电话谈话中对我说，“德国人不会甘心失去西里西亚，可能要从你们手中把它夺回去。”我表示坚信，敌人是无法从我们手中夺回西里西亚的，并报告说，我们正在加强自己的南翼，准备在这里实施一次局部战役，将敌逐出拉蒂博尔地域。
斯大林吩咐我们呈报一份详细的作战计划。
于是，上西里西亚进攻战役就这样产生了。虽然这次战役的规军比较小，但是日期正好与其他方面军的战役日期相同，那几个方面模在柯尼斯堡地域、东波美拉尼亚、喀尔巴阡山脉、奥地利和匈牙利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务。这次战役的时间只有半个月，即3月15—31日。战役的目的是，粉碎德军奥珀伦—拉蒂博尔集团，使整个方面军取齐，以便将来我们具有更加有利的条件，在主要战略方向——柏林方向上转入进攻。到3月初，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当面作战的仍是舍尔纳上将（在叙述布拉格战役时，我还要谈及他）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
根据我们的侦察情报，希特勒匪徒用来对付我们的有43个师。此外，“中央”集团军群的预备队还编有了个师和60个补充营。在面向我方的奥珀伦突出部上，敌人有十分严密的战役布势：每个师的正面约为8公里。据我们计算，敌人在这里总共可集中约25个师。敌人继续加强奥珀伦方向。例如，我们认为党卫军坦克第6集团军有可能开到这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