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忆起坦克第4集团军司令员柳列申科上将组织的演习。演习中研练了坦克从行进间射击和消灭敌人坦克。射击不是对着模型进行的，而是对着真正的、就在桑多梅日登陆场这里的战斗中缴获的“虎”式坦克，和甚至称作“虎王”式坦克进行的。
在这一时节，无疑，不少的事情落到了政治工作人员的身上。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К·В·克赖纽科夫和Н·Т·卡利琴科，方面军政治部宅任Ф·В·亚舍奇金经常待在部队，不仅参加直接与战役的军事方面有关的训练，而且就地解决了有关全体人员精神政治训练方面的大量问题。
我们考虑到，战役过程中，我们将进入敌国领土，敌人曾给我国人民带来那么多的苦难，曾在苏联领土上犯下那么多的暴行。因此，在教育工作中，出现了特殊性，而忽视它是缺乏理智的。
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各兵种的物质技术保障问题。军事委员会委员Н·Т·卡利琴科和方面军后勤部长Н·П·阿尼西莫夫，中将一起，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战役开始前，方面军后方的铁路已经修复，并且，运行完全正常；在修理技术装备和汽车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部队运来了必要数量的弹药、油料和食品。我们有4个弹药基数的各种口径的炮弹和迫击炮弹的储备。汽车汽油有5个多油料基数，航空汽油有9个油料基数，柴油有4。5个油料基数。所有这些物资器材，加上以后还会进一步补充，对于实施一次大纵深的大规模的战役，是够用的。
考虑到将物资渡过维斯瓦河的困难，以及计划中的战役第一天大量的弹药消耗量，因此，近一半的弹药已集中到了桑多梅日登陆场的野战仓库里。
回忆中，我还要讲到几个大规模的进攻战役。那时，我将不去详细叙述战役准备的经过和规社。而在这里，在讲述其中的第一个战役时，我简要地向读者说明一下准备工作的规模和繁重性。完全有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种叙述有点枯燥无味，但是，要知道，战争不光是由一些交战和战斗组成的，战争中还有战役间歇。这种战役间歇的内容（既指战役间歇中做过的事，也指还没有做的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战斗行动的结局。
现在我回过头来连贯叙述这一事件。
进攻日期临近了。我们要从维斯瓦河走向奥得河，纵深近500公里。敌人事先在这条道路上构筑了7道防御地带。防御地带的大部分是沿尼达河、波利察河、瓦尔塔河、奥得河河岸构筑的，而这些河流本身就是一大障碍。敌人占领了其中的3道防御地带。敌人的背后就是柏林，已经没有选择余地。如果敌人坚守不住，就意味着宣判自己的死刑。我们懂得这一点，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要以消灭敌人的坚定决心去进行进攻的周密准备。
已经到了1月9日，离战役开始还有11天。所有主要的事情都做了，然而，象通常面临重大事件一样，要做的事件当然还很多。
1月9日，代理总参谋长А·И·安东诺夫通过高频电话向我通报，盟军鉴于在西线阿登地区出现的严重局面，请求我们尽可能提前发起进攻。在盟军提出请求之后，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重新考虑了进攻开始的时间。乌克兰第1方面军应于1月12日（而不是20日）开始进攻。安东诺夫是代表斯大林讲的。因为这次战役已获大本营的赞同，并且完全做好了计划，因此，在这次通话中，除了日期以外，没有出现任何变化和任何其他原则问题。
我回答А·И·安东诺夫，方面军将在大本营规定的新期限内，准备好进攻。
我不想事后去夸大或缩小当时由于日期变更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我们基本上做好了战役准备，因此，我也就这样毫不犹豫地回答了安东诺夫。然而，我们应以最紧张的工作来弥补一瞬间就失掉的八个多昼夜的时间广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在剩下的两个半昼夜里。为了将准备工作进行完，要求各级指挥部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
最近几个月，我们得到了兵员的补充，他们是在进攻之前受训的。整个演习计划已经展开。现在，在演习结束阶段，不得不压缩。缩减这一计划，这无疑是不容易的。还有许多其他未办完的事情，也得在最短的期限内完成。
总之，从我们手中夺走的那八个昼夜，说实在话，对于我们是非常需要的。但是，从我们手中夺走的这一必要的时间，是为了帮助盟军，而且，我们身临前线的人（我说的是我们方面军，但是，我想，这种情况到处都一样）都知道，进攻日期的变更，是由总的战略态势决定的，也就是说，这种变更是应该的。我作为一个方面军司令员，从内心里同意大本营作的这一决定。
除此以外，气象预报也使我们对进攻日期的变动感到不高兴。1月中旬的气象预报比近几天的还好些。在准备1月12日开始进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由于不利的天气，只能单靠炮兵、而不能用航空兵去压制德军防御的现实。
在回忆这些的时候，我不能不指出，我们的盟军，在自己的计划中，将气象放在多么重要的位置上，又是怎样视天气情况而决定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的。对比地回忆一下就很清楚。至于我们，在大本营已作出决定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考虑气象条件。
我想在这里指出，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表明，在不利天气的日子里，其中包括在春季泥泞道路情况下，实施大规模战役的实例也不少。在一系列条件下，恶劣天气甚至还帮过我们的忙。
实际上，复杂的气象条件，不仅会给我们带来困难，也会给敌人带来困难。不妨以乌克兰第2方面军1944年春季在右岸乌克兰进行的乌曼—博托沙尼战役为例。当时，到处是一片泥泞，道路难以通行，甚至连坦克也难以前进。履带陷进很深的泥泞里，搞得浑身都是泥，以致后来一层层地往下掉。实际上，坦克底部在擦着泥爬行。无论y—2教练机怎样不问断地工作，但仍无济于事。战役初期，我曾坐过它，而后来改乘坦克，因为坦克不论怎样慢，它还是在向前运动着。所有技术装备都无法运行。人们用手搬运炮弹。然而，就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进行了战役，没有减低进攻速度。在这次战役中，德寇不仅被击溃，而且是“赤条条地”从乌克兰逃走的——丢下了大炮、坦克和车辆。他们有的骑着牛，有的步行逃离我们这里，丢弃了一切。
我甚至不知道，怎样说更准确些，是我们适应这种气象呢，还是不适应这种气象。更正确地说，我们是适应了它，并且，不论是冬季还是春季，不论是阴雨天，还是坏天气，我们都进行了战役，而且照例取得了胜利。
顺便指出，对此希特勒有个有趣的见解。它记载在西德出版的在他主要住所进行的谈话速记里。1942年12月，有一次，约德尔向希特勒报告东部战线南段的局势，以及我空降兵在克里木机降的危险性。在回答希特勒提出的是否可能机降的问题时，约德尔声称，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下，机降根本是不可能的。然而，希特勒本人却怀疑起来。他反对约德尔的意见，说：“而俄国人会这样干，也会干得成。在下雪和其他情形下，假如说我们不能机降，我是同意的。而如果是俄国人，可能办得成。”
其中的意思说得相当明白。
现在我回过来回忆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
离进攻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除进行其他准备外，我们采取了迷惑敌人的严密伪装措施，决定在方面军左翼显示出有大规模坦克集团的集结。为此，我们往那里调去了前面曾提到过的那些坦克、自行火炮和火炮的模型。他们全都集中在维斯瓦河东岸，库罗奇金将军指挥的集团军里，德寇可能预料，我们将从那里向克拉科夫实施突击。
我不能断言，由于采取了这一战役伪装措施，我们就成功地保证了桑多梅日登陆场这一真实主突方向上的整个战术突然性。但是，我们所进行的佯动机动，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敌人的侦察航空兵，不顾恶劣的气象条件，向假集结地域，进行了许多次飞行。在我们进攻前两昼夜，德寇恰恰对我们火炮模型的配置地域，进行了220多次火炮急袭射击。
在后方，德寇重新部署了笫17集团军的兵力，第17集团军的若千兵团被调到南面。即使在进攻过程中，希特勒分子也没决定将第17集团军的部分兵力从南面调往北面。大概，他们认为我们可能从南部方向实施补充突击，这是后话。
1945年1月12日终于来临了。
我乘着夜色来到登陆场，来到方面军的观察所。这是一座不大的庄园，坐落在林缘通往前沿的逼近处。在一个房间里，窗户直接向西，从那里可以进行观察。除此之外，旁边还有一个小高地，我们在上面建有观察和指挥系统。在射击的情况下可以搬到那里去。但是，当时正值冬天，没有任何必要一直待在观察所的堑壕里，何况庄园本身就具有很好的视界。
炮兵突击的开始时间定在早上5时。我们估计，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敌人可能在我们进攻开始前，将军队撤往防御纵深，在实施炮兵火力准备时，在前沿只留下薄弱的掩护，这在战争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因此，我们决定以先遣营的兵力进行战斗侦察。
战斗侦察，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并不新鲜，因为在其他许多战役，进攻开始之前都要进行战斗侦察。但是，我们考虑到，这已经成了一种死板的公式，敌人也习惯了这种公式，找到了对付这种公式的“解毒剂”。这种公式是，通常在进攻前——昼夜进行战斗侦察，然后搜集和综合所得的情报，根据所获情报占领出发地位，于次日开始进攻。
这一次，我们决定不这样干。在我们进行战斗侦察后，不让敌人重新组织其防御。首先对敌实施猛烈的短促炮火突击，然后紧接着将先遣营投入战斗侦察，如果发现敌人留在原地，没后撤自己的军队，则立即将炮兵的全部火力倾泻到敌军阵地。行动方案就是这样。而如果发现希特勒匪徒撤走了自己的部队，那么，我们就不在空地上浪费炮弹，而是立即向纵深转移火力，袭击从第一阵地或第二阵地撤下来的敌人停留的地方。
我到前线观察所来，除本来想亲眼看看进攻开始外，还要在当无遣营的行动证明敌人已经后撤的情况下，就地定下必要的决心。
敌人可能撤往不同的纵深，直至更大的纵深，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部分炮兵群转移，也就是说，需要某种间歇。总之，可能出现二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方面军司令员，我不得不作出紧急的决定，最好现地检查，以便立即正确地下达相应的指示。
观察所是最适合这样做的地方，它前移至战斗队形的逼近处，并得到了各种通信和指挥器材的保障。我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克赖纽科夫将军、卡利琴科将军，以及方面军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将军一起，来到了观察所。
5时整，经过短促的，但是强大的炮火突击后，先遣营转入冲击，并很快攻占了敌第一道防御堑壕。根据最早的报告，我得知，敌人哪里也没撤离，就呆在原地，在我们事先计划的所有炮兵突击的有效范围内。
在极短时间内，炮兵突击如此猛烈，以致使敌人产生了已开始炮火总准备的印象。法西斯匪徒将先遣营的行动当成我们部队的总进攻，企图以其全部火器阻止它。
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先遣营占领第一道堑壕后，在第一道堑壕和第二道堑壕之间隐蔽下来。正在这时，开始了炮火准备。炮火准备持续土小时47分钟。它是如此猛烈，以致从一系列缴获的文件判断，敌人似乎觉得这次炮火准备持续了不下5小时。
炮火准备开始后，我们破例地没有后撤已占领敌第一道堑壕的先遣营。每个炮兵连都根据总的大地坐标网的坐标，进行了现地连测，因此，我们是经过周密计算后行动的，正如人们所说的，力求发发命中目标。在所有炮兵观察员和炮兵连指挥员的地图上，都精确地标示出被我们攻占的第一道堑壕，以及还有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第二道堑壕酌位置。
对炮兵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精确地操作。而他们连一次错误也没出。不管怎样，这次在进攻部队的整个正面上，谁也没有发出过“快停止，你们打着了自己人”的警报信号。
气象员的天气预报，得到了完完全全的证实。不论在夜暗中开始炮火准备的时候，还是在后来天亮以后，实际上都没有任何能见度。天空大雪纷飞，老天爷好象有意关照我们，为我们作进一步的伪装。当过了几小时，进攻开始后，雷巴尔科的坦克集团军从我们观察所旁边经过，进入突破口，坦克在地形概貌的映衬下，被大雪伪装得很好，只有在它们运动时，才能辨认出它们来。
无疑，这种天气也有其弱点。对伪装有利，对观察则不利。但是，一切都已事先周密准备就绪和标定，所以，不论是在炮火准备时，还是在突破时，或是在坦克集团军进入突破口时，都未出现过混乱。这一天，我们的全部计划，都完成得十分准确。应该说，在战争中，这种准确性不是常常能够做到的。正因为如此，我才特别满意地回忆起实施突破的那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
在我们进行炮火准备的时候，敌军部队，其中包括配置在防御的战术地幅内的，或简言之，已推进到离前线很近地方的预备队，已陷入猛烈的炮兵突击之下，全部士气沮丧，失去了完成其任务的能力。
突破初期俘获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指挥官供认，他们的官兵完全失去了控制，他们擅自（应该坦率地说，对德军来说，这并非普遍现象）脱离自己的阵地。通常，德军士兵——这种习惯表现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呆在上级命令他们呆的地方，直到允许其撤退时为止。然而，这一天，1月12日，炮火如此无情和具有摧毁力，以致剩下的活人，都已经不能控制住自己。
敌部队和兵团的指挥与通信，已完全瘫痪。然而，这是我们意料中的事情，因为我们早已计划到这一点，事先查明了敌人的全部观察所和指挥所。而在炮火准备和航空兵突击开始时，我们专门瞄准它们，对整个指挥通信系统，进行了复盖射击。我们的航空兵还对德军坦克第4集团军的指挥所进行了突击。该集团军在突破地段上与我们对峙着。
在分析这次战役时，西德的军事历史学家，其实也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有意将自己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希特勒一个人。他们指责希特勒命令将预备队，其中包括坦克第24军，配置到战线的逼近处，结果，这些预备队似乎立即陷入了我们强大火力的突击之下，遭到了重大损失。
我认为，在这种场合，军事历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既然坦克第4集团军在一个重要的战役方向上实施防御，该方向掩护着柏林的远接近地，因此不能排除，希特勒从保证军队稳定性的个人看法出发，的确曾要求预备队向紧靠战线的地方推进。不管怎样，根据我在战争过程中的观察看，像这次战役中这样外行地配置战役预备队，对于德国法西斯将军们来说，并不是个别的。从军事学术的起码要求看，这纯粹是对军事学术的亵渎。
但是，希特勒只有一部分错，其余的所有“罪责”在我们。德军预备队毕竟没配置在前沿，而是在后方。假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