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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早晨，我们的希望还很浓厚。八时，我们在医院内举行圣餐式，九时，英侨为亚细亚火油公司的病人和另一英人举行庆祝，教堂内七点钟的庆祝，也照常举行，十点钟的平常礼拜，也有许多人参加。
“可是，当我从教堂出来，走回医院的时候，我开始怀疑了。街道上到处是游荡的军队，毫无秩序，大多数把枪扛在肩上，一点也没有令人欢喜的神情（行军十天左右的步兵，就是这一副样子）！我转入一条直达医院的大街，看见一个面目狰狞的日本人正用掘壕沟的工具，轻松地撬着一个小店铺的排门，全部解决，对面显然也有同样的家伙沿街挨户搜索。于是全城抢劫掳掠的暴行开始了。昨天我们有几个人还以为我们所设立的收容所也许并无用处，但从今天起，惊怖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都拥到我们的收容所来了。飞机也整天在天空不断回旋，重炮轰击了许多小时，因为日军要扰乱钱塘江对岸的中国军队。
“自十二月二十六日起，真正的守护工作开始了。圣诞节之夜，医院的四壁，曾有凝重的撞击声，我们略感不安。二十六日早晨，我便偕史多敦医生（Storion）巡视医院的周围，有没有需要加强防御的地方，当我们走到东北角时，几个妇女恳求我们援助。我们教她们避到薏兰中学去，那里有一个红十字会收容所，只消走十分钟。她们说红十字会不肯收容她们，语气很坚定，我答应领她们同去。于是她们招呼亲戚朋友和孩子，请我这里等一等，那里等一等，我领了一群妇孺，穿过街道，穿过日本兵的岗位，直到薏兰中学，门外正有约一百个难民，喧嚷着要进收容所。
“我教管门的中国人开门，放入我领去四十个左右的难民和挤在门外的难民。管门人说：‘我不能够开门，已经容纳不下了。’我对他说：‘岂有此理，妇女非进去不可，请克兰登先生（Claylon）出来。’克兰登是管理这一个收容所的美国教士。他出来了，告诉我校内已收容难民约八百人左右，但原来计划收容一千人，所以不妨让这一批难民进去。中国职员说开门要小心，否则门外所有男男女女，都将一哄而入。我便对大家说，收容所只收容女人和孩子，门外的女人和孩子都可以进去的，但男人必须让开，站到对面去！他们都十分情愿，服从我的吩咐，约九十个妇孺放入校内。这是我第一次的守护工作。此后数天内，我每天总有两三次要领了因亲自经历的、看到的、或听到的各种事情而惊怖战栗的妇孺，送到收容所去，每次十个或二十个不等。这些妇孺多数是在医院方面聚集起来的。自十二月二十四日起，我们就关起外面的大门，由外国人轮流看守。最初两天是我值班的，赫陶医生（Phylls Haddow）和加纳脱女士（Garnett）帮了我许多忙。加纳脱女士后来成为把门大将，一天到晚守在门口，决定谁可以进院，谁不准进院，足足有两个星期。二十六日上午九时，我走到前门，看见成群的难民如潮水一般涌入医院，以求安全。我立刻关上大门，逐渐加以甄别，男的大多数教他们出去，女的则集合在前门边院外病人的讲道所内，然后我领她们到难民收容所去。当时的情景极为凄怆：可怜的母亲带了几个孩子，有的抱在怀里，有的牵衣蹒跚而行，成年的姑娘搂着被褥衣服家用杂器等等的小包小裹。一步一步踯躅前进，每隔几分钟要停顿一次，不使中途失散，慢慢地经过一条条的街道，沿路遇到许多日本兵，日本兵虽然不一定会麻烦或侵犯她们，但她们只要看见日本兵的面目，心里就会恐怖！
“惊怖的妇女聚集在各收容所门外，要求保护，一天多似一天。两个最大的收容所收容难民一千人，已经增加到一千五百人以上了。收容所内的情形，自然是不堪设想。试以弘道女校收容所为例，难民已经是满坑满谷了，已经不再有可以躺直身体的隙地了，然而，一批批的母亲，成年的女儿和小孩子们，还是拥塞进去，结果三层楼的宿舍内，所有卧室、走廊、甬道、洋台、扶梯边都挤得水泄不通，水门汀地板的大健身房内也挤得密密层层，她们整天整晚在那里坐，在那里吃，在那里睡。目睹这种情景，谁都反对战争，反对战争所给予人类的苦痛，然而，收容所里的人还是幸运儿呵！她们吃些什么呢？一天一餐，还是费了很大的气力！她们的卫生状况怎样呢？只是由于中国办事人员的热心努力，以及中国妇女的明理顺情，才能够勉强忍受下去。我们原来计划四天以后就有办法，可是到今天为止，她们已经在这种状况下生活了三十五天了，而妇女仍不能安全回家。
“我们规定日常的工作，对于医院以内的事情，史多敦医生一概不管，他专门负责外面救护难民的事情，医院里的汽车和救护车归他使用。他做了下面这许多事情：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城隍山女修道院报告，日本兵已入院内，威胁着妇女，‘广慈医院方面是否能够相助？’恰有日本军官一人到医院，史多敦医生便与日本军官同乘救护车前往，把日本兵驱逐出院，把妇女送往离约二哩的仁爱医院，午后一时四十五分，天主教堂也来电话：‘广慈医院能否相助？’（杭州电话线中断，但广慈医院、天主教堂、之江大学及松木场广慈分院的电话线，仍设法保全，而以广慈医院为中心）。史多敦医生又偕日军军医官田中立刻出发，原来一个酒醉的日本兵打了台模尔主教（Deymies）的嘴巴，仍用枪刺向他威胁，田中下车后，就把日本兵赶出。于是，史多敦医生又驾了救护车到另一个地方去装柴（希望日军搜索队在八点钟的时候，不会加以‘征发’），给某一个收容所送米，替医院取煤，或把我们送到六个值班的地方。为了这种事，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随时须出去周旋，不过史多敦医生则专负这方面的责任。赫陶医生忙着照顾医院内的日常工作，寇蒂斯夫人（Mrs。Curtis）忙着照顾从难民收容所移到产科部来生育的许多婴孩，加纳脱女士则忙着管门，看护班学生仍上课听讲，医院的全部工作，治疗和看护伤兵、难民、婴孩等等，都日夜照常进行……
“我曾提起火警。这里我先讲医院的地位。我们的医院是在城中心，南面的马路相当宽敞，东西北三面都是老式的街道，南面有许多幢陈旧的房屋，其余三面所有的房屋，一大部分是木板和灰泥造成的，也朽败不堪，我们在这一个区域内，却有不少房屋，所以，你们不难想像，火这样东西对于我们是十分可怕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刮好了胡子，向西眺望，一抹黑烟似乎在我的卧室和史多敦的住宅间冉冉上升，不久，黑烟变成火焰，医院的大钟报告火警。我披上外衣，急忙冲出，那时院中工役，已赶往医院的西首。我走到前门，始知火焰在医院之外，乃走到街上，原来起火的地方，是在医院西首的街对面，隔着一道二十尺高的墙垣。于是我走回医院，大家已开始搬移西首病院中的病人，我告诉他们暂时还无必要，我又走到史多敦住宅北首外国看护妇宿舍的三层楼上，看得很清楚，火势往对面吹去，除非火势转向，越过两道墙垣，延烧二三十码，我们不会有什么危险。要是火势转向的话，外国看护妇宿舍就极端危险，这样我们的医院也自然真正危险起来。但不久大家终于能够安然进早餐，八点钟的庆祝，却不得不取消了。
第二部分 华北之恐怖第12节 历史的记录
“二十六日以后，城内时起大火，但相当辽远。有两次我们也不得不出去探望起火的地方，甚至有一次夜班看护妇不得不唤醒我出去观火，因为她觉得那火焰实在太迫近了。伍特女士（Woods）家里的仆人，那一夜也起身两次，到草地上去探望……
“每天早晨九时，我去看伍特女士，去视察收容所，有时去访问戴勒先生（Taylor）的地方，心中颇愉快。有一个时期，送牛乳人不敢出去送牛乳，我就成为外国朋友的送牛乳人；医院内始终有新鲜牛乳，这是我们的一种幸福。在我们的医院内，可以有秩序和生活的享受，幼稚园、小学、中学妇女圣经班，都准时上课。我们的医院可以说是鸡犬不宁的混乱世界中的洞天福地。伍特女士和收容所附近的日本兵接谈，并无麻烦，反得若干帮助。元旦日，在教堂和伍特女士住宅间的一个营房前，我看见墙壁上写着这几个大字：‘敬爱的主教，恭贺新禧’。主教也在教堂门上贴了一张向他们表示好意的通告。这是不愉快环境中的一个愉快地方。不过，伍特女士等在这附近，还时常要救护被日本兵威胁的妇女。自日军占领杭州以来，除搜到全城外（据我所知，恐怕没有一家住宅或店铺不遭日军抢掠，并有许多战马拴在住宅或店铺内，美丽的杭州变成肮脏的丑恶的破碎的地方）。各方面都有污辱妇女的报告，收容所外每天有许多惊怖的妇女，讲起她们所遭遇的事情。我们的医院里就有许多受难的妇女，其中两个因为日本兵追逐，从楼上的窗口跳下，折断了背骨，一个并且折断了腿骨。抢劫、伤害、屠杀、奸淫、放火，有增无减，整个的杭州变成了恐怖的城市，只有外国人的房屋内和收容所内是安全的。
“日本当局尤其是宪兵，确实尽力帮助外侨，但杭州的中国人则毫无保护，一任日本兵摆布，挣扎呻吟于淫威之下。即使我们有时向日军当局抗议，他们认为‘殊难置信’，因此对于这些事情，常常不加重视。
“日本的宪兵很好，可惜人数太少。有一天黄昏时候，我正在喝茶养神，医院里的事务员秦君奔来报告，两个日本兵正在他的家里抢劫，要我同去帮忙。我勉强偕行，刚走到医院转角，见一宪兵站在脚踏车旁，向几个日本兵传达命令。秦君就跑上前去，写了几个中国字，求他帮忙。他和我们同去，捉了一个手执长柄刺刀的日本兵，记录姓名，并将他送往宪兵司令部……
“当我们提出这些不幸事态促请日军当局注意时，我们也曾预料他们或会说出这句话：‘你们去看看上海、南京或嘉兴的情形罢！’
“在这一次战争中，我们的教会工作，究竟有什么成绩，有什么意义，我们不能断言。属于杭州范围的三个教区，如今都驻守着双方的军队，鉴于杭州的实况，想起别处的情形，不寒而栗。钱塘江对面的三个教区，尚无日军侵入，我们祷祝能够避免浩劫。可是，恐怖潜入各地。在日军未占领杭州以前，对于日军暴行的种种传说，我们曾向中国朋友们表示，认为不足凭信，痛心得很，现在却不得不加以承认，而且那些传说还不能够充分形容实际发生的恐怖情形呢。
“占领杭州的日军，本有最好的机会，以证明一个有纪律的军队，确能占领一个不设防的城市，秋毫无犯，这机会却失去了。杭州没有防御，城内未留一兵一卒，日方显然预先就知道的。可是，日军当局既不约束士兵，也不设法鼓励居民恢复正常生活。日军占领杭州迄今已五星期了，随便走到什么地方，仍见日本兵公然掳掠；当局不加阻止，而且妇女到处仍不安全。
“讲到外侨个人，我们并无多大怨言。据我所知，只有三个外侨曾受日军侮辱，而这三个外侨，恰巧代表三个国籍，一个是法国教会的台模尔主教，一个是美侨麦克梅伦博士（Mcmullen），还有一个是中国海关退休职员英侨慕尔（George Moule）。而且，情形都不十分严重，只有慕尔因为已是年逾七旬的老翁，当时很可能酿成意外的不幸结局。我们的财产，有时虽也闯入日本兵，以来复枪或手枪相威胁，一般说来，却还相当安全。不过，这仅指确有外侨寓居的财产而言，至于别的地方，所有外国的国旗，领事馆的布告，教会的布告或日本宪兵司令部布告，都不足以阻止日本兵的侵入掳掠。甚至有若干地方，宪兵确欲帮助我们加以保护，最后仍不得不加以放弃，日本兵自由出入，川流不息，内部的东西逐渐失踪……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于杭州”
别称“小上海”的无锡，是一个工业中心，平时有人口约九十万，在上海之西约一百零五哩，几条公路及京沪铁路可以直达。下文叙述无锡方面的惨况，是一位美国医生的日记，原载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上海密勒氏评论周报增刊“中国之毁灭”号。
据该刊记者称：关于无锡方面最后数天的情形，即在疯狂的日军进占该城以前的情形，没有比这一位美国医生的日记更为具体的叙述。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他从上海动身到无锡，汽车里装满了衣服、食物和药料，希望这些东西可以减除伤兵难民的若干痛苦。旅程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两天以前，三辆插了英国旗的汽车，曾在路上给日本飞机用机关枪扫射。
他描写他在距无锡几哩地方所目睹的情景，是日军残暴行为的无可抵赖的罪状。轰炸沿公路运河内的煤船，射击田间的可怜农民，飞机追赶无辜乡人，用机关枪扫射，谁想逃避，便继续跟踪加以扫射。
他以日记的体裁叙述艰苦的经历，怎样在炸弹如雨生命随时感受威胁的环境之下，每天进行看护病人和伤兵的工作。以下就是他的日记：
“十月十六日。今天送来一个受伤的乡人。他的内脏已给机关枪弹打穿，流血过多，因此没有希望。他看见日本飞机时，躲入附近的桑园，飞机紧紧追随，开枪扫射。除了他以外，还有三人毙命，四人受伤。几哩之内，却并无中国军队。日本飞机为了什么原因，或为了何种目的要袭击这些毫无损害的可怜乡人呢？
“十月十七日。今晨偕医院职员巡视病房。挤满了伤兵和几个平民。那些伤兵有的断臂，有的折腿，有的被创甚剧，可怜之至。他们的死亡只是时间问题。当然，这情景是凄惨的，可怖的。另有三个女人，都已锯去了一条腿，她们是于十月六日日机轰炸无锡车站时受伤的。医院的基地上已经掘好三个大防空壕，空袭时附近的居民可前往躲避。最近一次空袭，炸坏了电灯厂的重要构件，因此白天无法使用X光，晚上由临时电灯厂供给电力。要是晚上没有警报的话，我们可以收取上海方面广播的消息。
“十月十八日。一早，我们巡视病房时，警报响了，我们知道日本飞机是到无锡来的。我们虽然彼此心照不宣，觉得应该躲避到防空壕里，但仍继续巡视。不久，我们就听到滞重的飞机声，接着又听到可怕的疾降声。我不知道这一个美国医院为什么还要维持下去，我和另一同伴虽仍继续工作，但老实说，我个人并无多大兴趣。不过，我们西人事先已决定不能放弃医院，自求安全，对于苦恼的病人，置之不顾。于是，爆炸声震动我们的耳膜了，据我们推测，日机轰炸的大概是火车站。此间毫无防空设备，日机掷下四颗炸弹，安然离去，没有遭遇地面上的任何攻击。停了半晌，一个铁路上的守兵送院求治，头部被弹片击破，伤势甚重，已告绝望。炸死或炸伤的，尚有数人。
“十月二十五日。日机还没有向城内投弹，我相信日机不会来轰炸城内。就是有人肯给我一百万块钱，我也不愿到别的地方去，我希望我留在此间不无若干用处。医院屋顶上和围墙上都明显的漆着美国旗和中国字——和日本字的写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