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搬取的，并非限于铣铁，他们还拆卸中国人的机器，运往日本。他们剥夺了上海的复兴工具，中国人回到荒凉的故居时，一切须从头做起，白手创业。事实胜于雄辩，无从掩饰。日方剥夺复兴上海的一部分工具，到底是为了什么目标呢？是否要使上海永远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呢？或谓这是对于中国方面破坏青岛纱厂的报复行动。关于青岛事件，本报曾严加指责，同样的意思自然可以适用于这次日方的行动。上海这一部分工业区，是已经受到空前巨大的灾殃了。我们仍希望日方能够悬崖勒马。因为繁荣的上海不仅对于中国人的利益有密切关系，即对于日方自身的利益，也同样重要，此理甚明，不必赘述。”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的上海大美晚报，为文抨击如下：
“据西人报告，自战事爆发迄今，日方以大规模的步骤，不断搬取虹口杨树浦一带中国人的财产。
“日方曾屡次确实声明，除在若干特殊情形之下，除接近政府或在政府任事，或参加领导抗日的分子外，对于一般中国人的财产，并不加以没收。试问日方目前的行动，如何能自圆其说。
“所有堆栈工厂和住宅内中国人的货物设备，均在日人监视或指挥之下，擅自迁移一空。如果负责的日本官方对于此事未能完全置信，只须直接去视察一回，或向因业务关系对于此事有特别兴趣的西人询问真相，一切怀疑即可消释。前星期六日方发言人在新闻会议席上表示巧妙的惊奇态度，可以看出日方确乎明了其自身的行为，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日方并无把握事实的诚意。中国人不准去视察他们的财产；外国人即使目睹掠夺中国人的财产，有许多真凭实据，也因为不是自己的事情，不愿卷入漩涡。
“但事实已为众所周知，而且有许多外国人的财产也同被牺牲，这些是无可争辩的。假使这些事实，不得不予以承认，那么，日方又将如何自圆其说？
“据说，日军当局曾正式命令日本居留民协会，准许侨民掠夺中国人的财产，以补偿个人所受的损失。我们只听到这消息，不知其详，日方发言人且加以否认。所以，我们不能确定搬取中国人财产的性质，究竟怎样。不过，搬取是事实，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并且知道日方如有诚意，不难加以阻止。目前的事实明白昭示：日方的行动和‘不没收财产’的诺言，完全背道而驰。
“没收财产一项声明，也许与移转财产所有权一事有关。但不管是中国人的工厂整个让给日方，或将工厂中的机械拆去，使空无一物，这一种行动所涉及的原则仍是相同的。尤其对于搬取可以立刻销售的现货如棉花之类，我们只能用掠夺两字形容。
“日方现已准许外国人自由出入虹口杨树浦一带，他们的财产今后或不致再受大规模的窃取。但中国人仍很难进去，进去以后，甚至仍不能察看他们所有财产的状况。在我们看来，日方利用这种局势是无可宽宥的，并且完全违背屡次宣示的立场。”
日方对于这些忠告正论，充耳不闻。二月三日的上海大美晚报再撰文加以抨击如下：
“日方不断剥夺中国人民的生活上的工具，这政策表示日方要整个消灭中国人民的愿望，此外，我们找不出解释。但这一种极端的见解，就是最猖狂的日方发言人也尽量避免。
“上海战区总司令松井大将和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中将，曾慷慨解囊，捐款救济上海的中国难民，其他有地位的日本人也屡次宣称日本对于中国人民并无嫌隙。这证明他们并不赞成上述的见解。
“可是，虹口和杨树浦一带的外国人，每天看见日方搬取中国厂家的机件，禁止业主和工人前往探视。
“日方所搬取的，并非限于损坏厂屋内的损毁机件。这一种没收的手段，虽不合理，但比掠夺完好无缺的机械，其性质是较不严重得多了。后面一种行动，事实上等于抢去饥饿工人嘴边的饭碗。这些工人已经失业很久，今后因无处工作，将永远挣扎于死亡线。
“这是劫掠行为，毫无疑义。当虹口杨树浦等处开放以后，大家都失去了工作的凭藉，劫掠行为的结果将使无辜的平民妇孺无以 为生，这影响就更为可怕了。
“如有任何理由可以替日本方面的立场辩护，我们很愿洗耳恭听。第一点我们要问：有人怀疑这些事实吗？第二点我们要问：如果这些确是事实的话，日本缺乏钢铁的理由，可以减轻这种劫掠行为的罪状吗？我们知道这种劫掠行为，绝不能决定战局，对于可怜的工人却是致命的打击呵。”
上海以外各处所受破坏和劫掠的实际损失，以前几章曾约略提及，但迄今尚少统计的数字可供参考。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上海密勒士评论周报增刊，曾有下列的记载：
“……上海是扬子江三角地带最重要的一个都市。上海损毁的情形，异常惨重，上海以外无数的城市村镇，其损毁的情形，却也如出一辙。在上海周围的一百哩内，不下十二个大城市，五千万以上的人口。这些城市都受到绝大的破坏，至于较小的市镇和村舍，其损毁的情形，更无从统计。距上海约一百哩的无锡，本来是一个工业区，有人口九十万。所有工厂建筑，因日机的猛烈轰炸，或损失甚巨，或全部被毁，其中最重要的有几家面粉厂，一家纱厂，一家电厂和一家设备非常新式的丝厂。嘉兴是浙江省的一个丝业中心，原有人口四十五万，现已变为死城。二十万人口的松江，差不多仅余灰烬。古老而殷富的苏州，原有人口三十五万，日军占领该城时，只剩五百人了。”
某西人曾驾汽车完成上海无锡间的旅行，经过太仓、常熟、苏州、昆山等处，投函字林西报，报告情形如下：
“沿路所过之处，庐舍全毁，未见一鸡一鸭一鹅。农民耕种田间，并有许多乡人在日军监视之下修理路面，被毁的桥梁也已完全恢复原状了。
“东亭是无锡的一个热闹市镇，几无一屋一椽，损害的情形最为惨重，乡民数人在瓦砾堆中寻觅残余的东西。
“无锡北郊被焚的市区，长约一哩，只有一家纱厂幸免。许多丝行和仓库，同归于尽。从车站到城门口，旅馆、商店、货栈和住宅，均付之一炬。车站和城垣，都变成了废墟，各种电线都断裂落地。
“进城以后，破坏的情形同样严重。无锡的房屋被焚者至少在半数以上，包括从城中到北门，以及从北门到大洋桥的整个商业区。和运河并行的城南大街，约有一哩长的市廛，化为焦土。工业中心和粮食要站的无锡，现在是完全陷入瘫痪的状态了。”
本书所引目击者的叙述，证明日本军官和士兵，实行劫掠放火的事情，并以军用卡车装运攫取的赃物。日军所到之处，日本浪人也接踵而至。据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密勒士评论周报载称：“在日本皇军控制区域内中国人和外侨的财产，遭遇有组织的掠夺，这一种浪人，即军队的寄生虫，应负一大部分的责任。日本无纪律的军队在南京、苏州、杭州、芜湖等处，实行奸淫抢劫和屠杀，所谓浪人则向许多的镇乡村，尽量发挥其兽性，将中国人逃难时遗留下来的各种值钱的东西，搜刮一空……
“中国沿海各处，尤其是在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很多纪念碑，纪念过去击退海盗保卫地方的军政长官。南通山上就有这种性质的纪念碑一块，碑文略谓多年以来，扬子江下游海盗横行，幸赖某某将军奋勇挫贼，故特建碑以纪念之。那时的海盗，就是日本，就是所谓倭寇。沿海各处同样性质的纪念碑，都是表扬驱逐倭寇的胜利的。这一次日本侵略中国沿海省份的暴行，实与过去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不管日方如何宣传‘圣战’，‘大亚细亚主义’，‘经济合作’或‘反对共产主义’，事实终于是事实，日本这一次的对华战争，照公认的意义讲，并非真正的战争，而是过去海盗行为的重演，不过规模更为广大而已。日本对华战争的特征，是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如果日本确有意思要调整两国的邦交，解消久悬的纠纷，帮助中国民众改进政治经济状况，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本政府就不应该这样放纵军队和浪人摧残中国民众的生命财产。二十世纪的文明国家对于弱小邻邦，应具博爱和人道的精神，日本目前的各种行动，决非文明国家的正常表现，却显示出日本仍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传统观念和野蛮思想所麻醉束缚，一如十九世纪欧洲帝国主战国家盲目推行殖民地政策。
“日本人往往自诩对于中国历史富有研究，实则日本的天皇起源说，就是袭取中国周代（纪元前一一○○年到前三百年）的政治理论。周王伐纣，‘受命于天’，就是这种政治理论的骨干。日本虽然袭取了中国政治理论的术语，却未能了解中国政治哲学的精髓，即：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暴。世界的历史昭示我们，武力的统治决不能长久维持，日本却不折不扣采取这一种手段，想把全中国分裂为许多傀儡小组织，而由军队加以控制。日本经过了长期的准备，虽其军事上的实力优于中国，但无法阻止军队的劫掠暴行，使胜利成为劫掠暴行的别名。中国文化和政治哲学之所以能够永存不朽，实因中国人民普遍相信统治者‘受命于天，为民造福’。日本一方面向全世界宣扬对华战争的神圣使命，一方面失去了约束的士兵和浪人却在行动上给予全世界以这样的印象！整个行动不过是恶魔的一种阴谋而已……”
以有组织的步骤来破坏、劫掠并焚毁中国人的财产，从新式的工厂到农民的茅屋，这是日军在华恐怖行动的另一方面。日本是以这种方法来“膺惩”“顽强的中国政府”和“无纪律的中国军队”的。
第三部分 劫掠·屠杀·奸淫第18节 几点概括的观察
在前几章内，作者致力于搜集目击者所提供的直接叙述，以及若干通讯社和报纸的记录，尤其是目击者所提供的直接叙述，构成本书的主体。作者根据这些材料以及过去三十年间在远东的个人经验，在这最后一章内，表示几点概括的观察。
关于日军侵略中国，占领扬子江三角地带，以及最后占领南京的种种暴行，全世界的报纸都以显眼的地位登载。不过，关于奸淫掳掠残虐野蛮种种暴行的报告，是否能够从最可靠方面，获得目击者的直接叙述，来源确鉴的照片和正式的文件加以证实，这是一般人所欲提出的问题。
本书的正文及其附录，包罗种种暴行的具体材料和凭据，因此，本书出版以后，所有怀疑皆可一扫而空了。
但列入本书的许多材料和凭据，仅足以代表日军侵华整个暴行的横断面。为了篇幅上的关系，许多宝贵的材料，作者不得不忍痛割爱。所以读者须明白记取，本书内所搜集的材料，其范围仅限于若干较大的城市，且有中立的外国人身历其境。在被占领的整个农村区域内，发生同样情形，直接影响着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这情形也“罄竹难书”。此外，对于日军如何以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来破坏中国的工业，摧残文化机关和医院，焚毁一般的产业（从贫陋的草棚到华丽的巨厦）种种暴行，本书很少提及，这些大多数是被占领以后所发生的情形。
日本当局仅空洞表示那些报告未免言过其实，对于日军在南京和各处的暴行，并未严加否认。良善的日本人曾在非常秘密的机会中，承认那些报告的真实性，深感惭愧。日本官方则似乎以下列两种理由，为自身辩护：第一，这些是单独的偶然事件；第二，在别的战争中发生同样的事态。据日方在上海刊行的宣传小册子“中日战争的老实话”表示：“即使承认日军确有若干暴行，承认日军和外侨间确曾发生某种偶然事件，这些暴行和偶然事件所牵涉到的士兵，和在中国作战的全体日军比较起来，仅占百分之零点一，或百分之零点五，至多是百分之一。即使承认百分之一的最高比率，鉴于日本军队之多，难道这就算大规模的不良行为吗？任何公正的人士都将予以否定的答复。”
这一种强辩，很像一个撒了谎的人，以“这不过是一次小谎”的理由，为自己掩饰。鉴于确鉴有据的报告之多，可以断定造成暴行的日本兵，占日本在华军队总额的比率，远在百分之一以上，至少当在四千人到五千人之间。假使英国或美国的军事当局发觉其部下四五千人滥施烧杀淫掠，一如前几章所述，必大为不安。假使他们知道许多暴行的发生，曾受军官的指挥监督，这不安的心理必更为增强。
如果仍以为前几章所述日军的普遍暴行，仅代表例外，非代表常规，因此对于战争的恐怖和军队的残暴成性，应该熟视无睹，假作痴聋，这就等于否认了正义和道德的根本存在。如果暴行是例外，我们就更易向日方责难，表示我们嫉恶如仇的正义感；如果暴行是常规，我们就更须设法阻止事态的复演。我们目前所需要的，是对于法律道德表示绝对的忠诚，而不附带任何条件，否则忠诚也就不成其为忠诚了。
有人想以“老生常谈”的借口替日方洗刷，表示一切战争均不免产生恐怖的结果。他们似乎忘记了日本在华的行动，尚未经承认为正式的战争，而且受难者主要是非战斗员的平民呵。
日军在华所犯种种暴行，究竟是在胜利的高潮中，士兵失去常态所致呢？还是代表日军当局所采取的有计划的恐怖政策？也许若干读者会发生这样的疑问。据事实推断，后者较为可信。
士兵失去常态的暴行，往往发生于占领一个城市之际，或在疲惫的战争将近结束之时，这些暴行虽仍难加以宽恕，却不难明了其情形。但日军的暴行，试以南京为例，则继续了三个月，直到作者于四月间离华时，尚未完全终止。
因此，据我们推断，非一部分日军失去了控制，就是日本最高军事当局希望以恐怖手段，达到使中国民众畏惧屈服的目的。不管前一种结论是对的，或后一种结论是对的，这两种结论同样令人感到苦痛，此外又找不出第三种结论。日军如果侵略任何国家，显然也将采取同样手段，对于这一点，似乎也找不出可以怀疑的理由。
大家认为这一个时代是日本觉醒的时代，一方面接受西洋文明而高度发展，一方面则自诩其固有的旧文化。可是，祸根就含蓄在这一种假定之内，目前的远东正受累无穷。
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远东危机》（The Fareastern Crisis）一书中称：“在美国政府看来，日本是一个友好的，强大的和敏感的邻邦。它在短短的数十年间，从军阀专政的封建岛国，一跃而成为工业化的现代国家。在若干具有深谋远见和老成持重的政治家的领导之下，它以惊人的速度，消纳并融化西洋文明的要素，勤劳而聪明的人民在实际技术方面，在工业方面以及在商业方面，获得伟大的进步。工业方面的发展也逐渐孕育了政治社会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倾向。日本的宪法采取议会政治的特点，人民逐渐获得参政权。”
这不仅是美国政府对于日本的看法，也是西方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于日本的看法。即许多中国人也作如此看法。但这完全是根据于事实之表面观察的错误假定，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