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戏里的读书人，从宋元南戏以来，其归宿就只有一种。戏里的读书人，不管是姓朱还是姓别的什么，基本上都是要状元及第做“天子门生”的，但是我们都清楚，在实际生活中，书生发达的机会实在很小，考中状元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这个机会之小，缘于状元的数量与书生之间的比例。将近千年的中国戏剧史，以书生中状元为结局的戏数以千计，如果戏文里的状元都是真状元，那就需要将隋唐以来曾经有过的每个状元写成好几本戏才够用。诚然，民间戏剧并不在乎科举之例始于隋唐的史实，春秋战国时代的书生的发达也不由分说地被演绎成中了状元，朱买臣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我们也可以不在乎；但即使由着戏文的性子，按照正常年份三年左右开一次科举，一千个状元就需要三千年。而全中国有那么多的书生，且不说在全国如过江之鲫的考生中名列榜首得中状元多么困难，就算是范进那样，在地方考试中名列前茅，中个举人，也算是很难得。因此，中国传统戏剧有关读书人中状元的叙述模式，是在有意地隐瞒读书人中状元的几率，以欺骗性地营造出读书人与状元郎之间的虚假的亲密关系。有关才子佳人珠联璧合的神话就是这样成批地生产出来，很多代戏剧家一起从事一项“有组织的欺骗活动”，除了那些正面描写嫁给读书人的女性身着凤冠霞帔荣光无限的大团圆以外，还有反着写的《渔樵记》《烂柯山》之类。
而戏剧要告诉我们的，恰恰就是最不可能出现的那种结局，虽然它同时最容易让我们轻信。假如在现实生活中，朱买臣之类的婚姻有理想结局的可能性，实在是要远远小于他老丈人的预想。
以现实生活中的算计论，我们必须将崔氏嫁给朱买臣看成是一桩重大的风险投资——撇开感情的因素，纯粹用经济学眼光看婚姻，完全可以将它看成是一种以性命相搏的投资，而在中国古代社会，它也确实是被这样理解的。在这里，所谓投资的意思有两层，其一是婚姻的当事人，尤其是女性，她嫁一个人就意味着将自己的终身作为赌注，博自己一生的幸福，至少是希望比不嫁更幸福；其二是涉及婚姻的两个家庭，嫁与娶的决定，经常会对两个家庭此后若干年里的幸福程度产生深刻影响。俗话“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精彩无比，事实正是如此。
假如读书人考状元就像买彩票，那么，把嫁人比喻成炒股票，倒真是差可比拟。嫁给读书人意味着你的一种特殊的投资行为，你假如眼光敏锐，看准一位将来能够发达的穷小子在他处于人生低潮时嫁给他——这时你能嫁给他就足以令他感激涕零了哪里还敢索要嫁妆——陪他一起苦苦熬上几年清贫的日子，将会在你的丈夫像朱买臣那样一举得中而彻底改变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生活方式时，牵着他的袖子一起进入上流社会，坐享其成，获得令世人羡慕不已的可观收益。
嫁给读书人就像选择做一个读书人一样是有风险的，即使每个读书人都如同戏剧里的秀才那样最后得中状元，也仍然充满风险。不要只看见戏剧里风流倜傥的男主人公们都很轻易地中了状元，痴痴等待他们得中的糟糠之妻们立马草鸡变成凤凰，我们宁可相信那是由于剧本是读书人写的，因此其中满是站在读书人的立场上欺骗良家妇女的谎言；只有很少比较诚实的戏剧家，只有很少比较诚实的戏，还是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出女人嫁给读书人的风险——比如《渔樵记》和《烂柯山》之类，然而，即使是这些讲朱买臣故事的戏剧也仅仅涉及到嫁给读书人的女人所可能面临的风险中的一小部分。你想想，嫁给一个读书人，你要做好以下的心理准备：他不会在家务事上费任何心思，不是说他不干家务活而是说根本不考虑家里的用度而且连你偶尔要严肃认真地考虑考虑家庭柴米油盐之类开支的经济来源，也会遭到他的鄙视觉得你俗不可耐，因此，除非你家财万贯并且没有人介意你把娘家搬空，否则你们将会缺吃少穿；他是个不懂世事的混球，大凡有财有势者都将在他得罪之列，因为他时时要显示出与他们“冰炭不同炉”，即使是没来由地向这些权势者挑战也会让他心理上感到极大的满足；在同事面前他的摆谱功夫一流，你需要随时准备做出一副举案齐眉红袖添香的模样给足他面子，最好还要能够和他相互酬唱，但是他并不准备将你当作情诗里唯一的女主人公，为了表示他是个文人，他还会经常地风流那么几下，他觉得找歌妓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全然不顾及那是不是会伤及你的自尊和感情。嫁给读书人的成本是如此之高，最后实际面临的风险还要远远超出这些，即使真的中了状元，还要提防着他高中后停妻再娶，像《琵琶记》里的蔡伯喈，《秦香莲》里的陈世美那样，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总之是在丞相府招了亲，或是竟然作了驸马爷。然而，所有这些风险，似乎都抵挡不住戏剧里女人们飞蛾投火般地嫁给将要考状元的读书人。因为那是一场比任何股市赢利希望都更为渺茫的游戏，需要的是对美好未来近乎愚蠢的轻信。
是的，我们就是像嘲笑那些错买错卖了股票的股民那样嘲笑朱买臣夫人的，她年轻时买进的可是升值无限的原始股啊，虽然在手里被套牢而捂了二十年，大不该就在它股价飙升的前夜居然三钱不值两钱地抛了。最失败的股民不是投资股市亏本，因为亏本是股民的常事，而越是老股民越有平和的心态承受亏本，最失败的是你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只绩优股而且你一直对它的升值潜力深信不疑，然而在它急剧升值之前，却突然鬼使神差般地对自己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于是，你坚定不移地割肉清仓而且还为自己成功地止损解套而沾沾自喜，你正在得意洋洋地欣赏自己壮士断腕的果敢，突然报子前来，告诉你今年的状元就是你刚刚逼他休了自己的朱买臣！
都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里的道理却往往不是人世间的道理。人世间的道理总是如此残酷，总是为贫贱夫妻所不理解。但贫贱夫妻除了“贫贱不能移”以外，实在是没有更多的选择，就像穷人为了一夜暴富而买彩票和股票，明知这并非最好的人生方案却也不得不接受次优的选择一样。没有人能够回答假如朱买臣永远没有中状元的机会，那他的夫人仍然死心塌地跟着他吃那无名苦是不是正确与合算的投资策略，贫贱夫妻的账本老是出现错误，而且当他们出错时不仅得不到同情反而遭到世人嗤笑。
元杂剧《渔樵记》开场，四十九岁还没有什么发达迹象的朱买臣感慨万千地叹息：“常言道皇天不负读书人，天哪，我朱买臣这苦可也受的勾了也。说什么年少今开万卷余，每日家长叹吁。想他这阴阳造化果非诬。常言道是小富由人做，喒人这大富总是天之数。我空学成七步才，漫长就六尺躯，人都道书中自有千钟粟，怎生来偏着风雪混樵渔。”当时这一对贫贱夫妻还在分享他们的苦难，但是，朱买臣没有放弃，放弃的是他的发妻。几个月以后命运告诉朱买臣的夫人那放弃不仅是情感的错误，更是一个莫大的投资意义上的错误。那么，为了避免重蹈朱买臣夫人的覆辙，贫贱夫妻就只能一如既往地以博彩式的投机心态忍受生活中的苦难，并且用那或许只有千分之零点零几的成功几率自我慰藉，以此为“贫贱不能移”的人生选择背书吗？
风尘的想象与写真（1）
早年的文学理论，强调文学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创作方法的分野，如果要用这个方法将元代或更多妓女题材的戏剧分为两类，那么，《玉堂春》大约属于后一类，《救风尘》和《谢天香》就属于前一类。鼎鼎大名的《杜十娘》呢？介乎两者之间。我在这里使用这分类法，指的只是嫖客妓女之间的关系，不论其余。《谢天香》写这位才高八斗的歌妓与嫖客柳永的情事，倒是很实在。看柳永对谢天香何等眷恋，但他刚刚上朝取应，新来的开封府尹钱可要娶谢天香为妾时，她也就半推半就地过门去了。倒是钱可和柳永这等文人浪漫，真把一份与歌妓的感情放在心里，配得上“敬重”二字。这“敬重”的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意思，怕也是很难让人放心。更何况，就算是文人，嫖客终究就是嫖客。
嫖客可以痴迷歌妓，然而痴迷歌妓的嫖客，是要为此付出很高昂的代价的，比如说《玉堂春》里的王金龙。苏三唱起他当年的好处，道说是“三年花了十万雪花银”，就算十万是夸张，手头需要流水般大把大把扔下白花花的银子那是肯定的；而在妓女，毕竟过日子才是第一位，在接待嫖客时要努力搜括他腰包里的钱财也是肯定的，纵然她们会对嫖客有那么几丝关乎永恒的婚嫁之类念头，那也完全是为了图个后半生的享乐。这就是元杂剧告诉我们的道理，不知道这样的道理是不是很深奥。如果看了《谢天香》还不能悟出这道理，那就得再读读《救风尘》了。
《救风尘》的故事，始于一对嫖客和妓女很像要向爱情与婚姻转化的性买卖，性的临时交易变成长期租赁，要从零售和批发转成一次性买断，用男主人公周舍的话说，那是“她一心待嫁我，我一心待妻她”的两相情愿的大好事。好事并不总是多磨，在《救风尘》里，多磨只是戏的前史，故事起始之前本是老鸨很老套地在作梗，但是大戏很快进入主题，那就是老鸨的心也软了，决定放这对痴男女一马，甚至都忘记了要敲上一笔，要求他一次性买断以后的“工龄”。周舍和宋引章这桩疑似爱情的婚姻终于看到了曙光，然而却半路里杀出个书生，真正的戏剧性由此展开。
元杂剧在涉及到妓女的爱情时，很自然地将商人与舍人——达官贵人的公子——归为一类，这是失败者一族，他们总是在与书生情敌的争夺中败下阵来。周舍遇到的是名叫安秀宝的书生。这位安秀宝也不是善茬，按照他的自述，“小生姓安名秀宝，洛阳人氏。自幼颇心儒业，学成满腹文章。只是一生不能忘情花酒。”他一见宋引章嫁了周舍，一赌气就要来争。原来他也曾经嫖过宋引章，而且当初宋美人也曾经有意要嫁给他，然而最终却好事未成。戏里没有说为什么没成，但是从戏情上推断，大约总是老鸨不肯让她出嫁吧，现在听说，哦，原来宋美人是可以嫁人的啊，那么，凭什么非要嫁周舍人而不嫁我啊？他的理由是宋美人当年答应过他。不过，妓女从良时选婿，难道还非要论个先来后到吗？好像没听说这行还有这规矩。所以安秀宝的道理是不讲究的，因为道理不讲究，不能光明正大地与周舍去争，才转头来央求与宋美人曾经有过八拜之交的同门姐妹——另一位妓女赵盼儿，她就是《救风尘》的第一女主角。
赵盼儿分明是个好事的主儿，就算她没有因为见着往日依赖着自己的姐妹宋引章嫁了个有权有势的公子哥儿就忿忿然，但心里的不爽起码是有的。刚巧，好好的有个秀才来央求她，装模作样地推托了几句再加几分火上添油后，立马出动要去拆散这桩婚姻。不想宋引章并不听劝，宋美人的回答很实在，要我嫁安秀才？“我嫁了安秀才呵，一对儿好打莲花落。”那意思是说，我可不愿意跟着安秀才过穷日子，文人，文人又怎么样，守着个文人做老公能当饭吃？宋引章的话并不是没道理，就算是安秀才会读点书有点儿学问，毕竟还没有个正经的营生，也看不出有多少出息。用元杂剧《举案齐眉》里的小丫环梅香的话说，“世间多少穷秀才，穷了这一世，不能发迹。”更何况还有宋引章没有说出戏里也故意朦胧了的话——那还是个“一生不能忘情花酒”的文人呢。
这样的心态，很不像大多数戏剧作品里的妓女，因为大多数戏剧作品，妓女好像天生就是用来给文人做托儿的，开头提到的《谢天香》就是典范。此外，她们还经常帮助文人脱困，比如说著名的《玉堂春》，那位有才气也有积蓄的妓女苏三不仅帮助落魄（虽然是由于嫖她而落魄）文人渡过难关，而且还资助他进京赶考终于高中状元，因此她最终是应该做夫人的了；所以，偶尔有妓女嫁给商人或者舍人那她就惨了，《杜十娘》里的女主人公是还没嫁成就绝望投江而死，宋引章倒是嫁成了，一进门就被打了五十杀威棒，然后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不知道是和她以前在娼门里比还是和一般的良家妇女比，总之觉得是生不如死，终于无法忍受，厚着脸皮只好再去求同门姐妹赵盼儿搭救，于是就有了这部精彩的作品。
是的，我经常疑惑不解地读古代戏剧作品，不明白为什么它们那么兴致勃勃地写文人墨客与风尘女子的浪漫情调，而且还经常要拿商人及舍人垫在底下做陪衬。有时你不明白，同样是嫖娼，为什么商人和舍人的嫖娼就很低俗很丑陋，而文人墨客的嫖娼就很风流很雅致。不过，说理没用，艺术本来就不是用来说理的，艺术就是用来为一个时代以及艺术家们自己泄愤的，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那么戏剧作品写文人与妓女的浪漫，应是另有所图。
我想无论是在何时何地，文人墨客的嫖娼与商人舍人一样，无非都是追求婚姻之外的肉体的片刻欢娱，难道其间还真的有多少哲学意蕴不成，非要说文人嫖娼就会衍生出什么有文化深度与情感内涵的戏剧性，那就简直是糊涂到家。但有时我觉得那么多的古代戏剧家，他们把那些本来很普通的、其实并无分别的以文人为主人公的卖淫嫖娼写成文人与妓女可贵的爱情，恐怕并不完全是真糊涂，多是在装糊涂。
有时候这真糊涂与装糊涂是可以分辨的。以妓女为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并不是中国戏剧的专利，欧洲经典文学写公子哥儿与妓女之间的深情厚谊，同样是把妓女写得无比高尚的，至少是要强调妓女有高尚的心灵。小仲马的《茶花女》——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主人公阿芒爱妓女玛格丽特爱得死去活来最后还碰一鼻子灰，他有很多机会可以知道他无法拯救这位风尘女子却还不断地自作多情。反过来，作家笔下这妓女的心灵纯洁得超过圣母很多倍，天哪，那不是一般的高尚，读读她的遗书——“除了你的侮辱是你始终爱我的证据外，我似乎觉得你越是折磨我，等到你知道真相的那一天，我在你眼中也就会显得越加崇高。”如果小仲马不是用这样的笔法追求反讽的效果，那我觉得就有点像是真糊涂。至于托尔斯泰的《复活》，恐怕就是装糊涂的代表，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努力想要拯救堕落的风尘女子玛丝洛娃，然而他越是努力却越是清晰地看到，玛丝洛娃从来就不是他在心里所想象的那样的人，所以，聂赫留朵夫只不过是在拯救自己，他根本就救不了玛丝洛娃。因而，当作者也装模作样地写点玛丝洛娃的纯洁高尚的心灵之类文字时，不是在装糊涂又是什么。
在这样的装腔作势装模作样的背后，还有另外的意味，那就是文人要以一个整体的姿态为这个社会代言，坦承这个社会对人类两性间的情感关系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假如这个社会的两性关系，就只剩下或者是夫妻间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单调乏味，或者是嫖客与妓女间更单调的买卖关系这两种极端的模式，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要寻找更有情调更有韵致的两性情感并不容易，在一个婚外情被社会普遍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