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上被动，政治上的处境也越来越不妙。国内反蒋的政治力量在不断扩大，影响也日益加深，一些著名民主人士如李济深、何香凝、蔡廷澹⑻菲缴健⒘亲印⑼趵ヂ氐龋酶髦止叵底龉竦尘咏斓墓ぷ鳎彼遣徊渭幽谡剑炊越槭亩啦寐艄摺Ｔ诰率Ю⒄挝；乃乩Ь持校竦惩持吻木米纯鲆脖袅僮鼙览！Ｎ锛凵险橇�6万倍，产业工人的失业率达到空前的高度，农村经济也由于赋税、兵役的增加而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各地区农民在无粮可食的情况下只得吃草根。树皮等物，个别地方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的人间惨剧。到了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的饥民已达1亿人以上。
造成经济状况恶化的原因，首先是蒋介石为了换得美援来打内战，不惜将中国的主权拍卖给美国。如1946年11月与美国签订的《中美商约》，明文规定了美国在中国享有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特权，实际上等于把美国摆到了国民政府的头顶上，成了“太上皇”。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达到了空前规模，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被排挤，人民的血汗被吸尽。其次，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通过垄断贸易，大搞投机活动，在内战中大发横财，致使官僚资本迅速集中、膨胀，造成了国统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此外，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使军费开支激增，更使国统区经济雪上加霜，走向崩溃。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蒋介石为了摆脱困境，想出了一个“对共匪重大之打击”的好办法。
1947年6月28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对毛泽东下一道“通缉令”，罪名是“意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7月4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了“厉行全国总动员以勘平共匪叛乱方案”，19日向全国公布。蒋介石以为这样一来，“不仅军心一振，而民言亦得一致矣。”可惜的是，一纸“通缉令”与一纸“总动员令”既没有挽回战场上的败局，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仍是愈演愈烈。
1947年5月，国统区爱国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内容的爱国民主运动。蒋介石惊惶失措，指斥学生“形同暴徒”，威胁说要“采取断然措施”。于是，国民党政府制造了“5·20”南京惨案，军警宪特对学生大打出手，500名以上的学生被打伤。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以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指出，蒋介石及其集团一贯坚持卖国、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使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宣言中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在这一时期内，全国各地不断爆发规模巨大的罢工和农民反抗运动，与广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成相互呼应之势，强烈地冲击着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自1947年1月起，全国有14个省、300多个县发生农民有组织地抗租、抗捐风潮，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抽出30万大军进行弹压。
1947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上写了一篇“反省录”，全文如下：
“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尤以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12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康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当时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客观的，不像他在公开场合演讲时那样色厉内茬。在这篇“自省录”中，他已经明显感觉到了蒋家王朝惶惶不可终日的危险处境。从这时起，他已经在考虑日后退逃台湾的事了。可惜，台湾也不是一片静土，蒋介石对台湾人民也欠下了血债。
被日寇侵占50年之久的我国领土台湾，在国民党接管之后，其处境与大陆的国统区同样，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与美货的倾销市场。台湾省百分之九十的企业和百分之七十三以上的士地以及其他财产被国民党集团所劫收。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贪污腐化成风，致使台湾通货膨胀，物价暴涨，8万多工人失业，300万农民陷于绝境，广大市民破产。1946年间，台湾也出现了“抢米”风潮和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抗暴”斗争。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的专卖局武装缉私员殴打女烟贩林江迈，并开枪击毙一名抱不平的群众陈文溪的暴行。国民党军队又向游行请愿的民众开枪，当场死3人、伤3人。激起了全省人民的愤怒，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二·二八”武装起义，几天之内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3月3日，蒋介石电令驻江苏的21军全部开台；限3月8日前到达，镇压“台湾乱民暴动”。3月8日起，国民党军在全省进行大逮捕、大屠杀，群众被杀达3万余人，3月13日起义失败。3月 16日，蒋介石说：这是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主持台湾政事，不自如其短，而唯虚骄粉饰是尚，笔此剧变，犹不引咎自责，可为太息痛恨也。”蒋介石还给陈仪发去一封电令，全文是：“台湾，陈长官：请兄负责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令论罪。中正。”这是蒋介石的惯用伎俩，先当刽子手，后充慈善家，一纸电文，把杀人的责任推给了别人。
按照“国民大会”的决议，1948年为“实行宪政年”。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即所谓“行宪国大”，其主要议程就是选举总统。当时，美国的意思是让胡适当总统，为的是消弥民怨，挽救蒋介石的垂危政局，在公众面前显示国民党的“民主”风范。蒋介石为了敷衍美国人，口头上宣布不作总统候选人，实际上却指使手下的“中常委”们在开会时大吵大闹，叫嚣一定要由党的“领袖”任总统。蒋介石则欲擒故纵，仍旧“坚辞”以示“诚意”。这一番“诚意”，一是给美国人看，二是争权的一种手段。因为在当时国民党的宪法中，还缺一条“总统紧急处置权”，这意味着即使当了总统，其权力也受到“宪法”的限制。于是，4月18日，国民党中常委开会决定，增加临时条款，授予总统有“紧急处置权”。这时，蒋介石才粉墨登场，宣称：“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于是，蒋介石与居正同时成为总统候选人。关于副总统人选，原内定为孙科，但出乎意料的是，李宗仁却横空出世参加竞选，并当选为副总统。究其原委，白崇禧如是说：
（一）广西建设的声誉：广西被誉为模范省，李为广西的领袖，这是他在政治上的资本。
（二）北伐时第七军的声誉：第七军战功彪炳，被誉为钢军，李为第七军军长，后来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他对北伐有特殊贡献，使他名声远播。
（三）抗战时主持第五战区军事的功勋：从二十年九·一八起，经一二八、七七、八·一三等役，我国都遭受挫败，损失很大，上海会战，多于敌人多少倍也败了，好像注定国军要打败仗的。可是台儿庄一役我军竟打胜仗，一时士气提高人心奋发，乃至于全世界另眼看待。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此役，此后，一直担任斯职，对抗战贡献至钜，声望极高。
（四）待人接物的态度：李待人接物态度谦恭，能倾听别人讲话，你对他说话，他让你说，听一点钟不会不耐烦，人情味很浓，这是他个人方面获得友谊与同情的条件。
以上是李的四个基本条件。再就竞选时情况来分析，孙科虽然得党团全力支持，但反而引起一些反作用；李的票源甚多，广西全体都帮他助选，西北（新疆、宁夏、青海）、东北、华北等地区很支持，民青两党支持，同情票很多，因此能幸获多数。
白崇禧的分析是不无道理的。李宗仁的人望较高，政声也不错，这是他当选为副总统的重要原因。另外，李宗仁是桂系的一号代表人物，而桂系历史上与蒋介石的争斗是从未停止过的。因此，李的当选，也说明当时国内反蒋政治势力是不可低估的。
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蒋介石才坚决反对李宗仁参加副总统竞选。他认为，李宗仁是拥有军事力量的地方实力派，李若当选，对蒋的危胁是很大的。蒋介石把李宗仁竞选一事说成“好比一把刀指着胸膛那样难过”，因此，他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试图阻止李宗仁参加竞选，两个人唇枪舌剑，竟当面争吵起来。蒋介石说：“我不支持你，你一定选不到！”李宗仁则反驳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这种当面反驳的口吻，直把蒋介石气得嘴里吐长气，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李宗仁之所以成竹在胸，是因为他背后也有美国在暗中支持。何况既已决定竞选，弓在弦上，也不得不发了。李宗仁自己曾回忆说：
此时各地“国大”代表已纷纷选出，中央也已明令规定于三十七年（194年）3月29日召开第一届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蒋先生并口头申明，本党同志可以自由竞选。经此鼓励，我原有的理想便进入实行的阶段了。
我既决定竞选，遂将私意告诉老友白崇禧、黄旭初和甘介侯三人。白君时任国防部长，长住南京；黄任广西省主席，常在桂林；介候时在清华大学执教，在平无住宅，所以长住我寓。时时叙晤黄、白二人知道我这项企图后，竟一致反对。白崇禧且特地请黄绍、程思远、韦永成三人先后飞平来劝我打消此意。这批老朋友们竭力反对我竞选，蒋先生必定不会支持，我就必然要落选。我如果不顾蒋先生的意旨而硬要竞选，势将引起我与蒋之间的严重摩擦。我与蒋先生摩擦起来，则向来被目为“桂系”首脑的一白二黄势必被卷入漩涡，而遭池鱼之殃。故与其听我知其不可而为之，以致牵累大家，不若早早断念于未萌之时，免惹多疑善忌的蒋先生不快。
再者，这批老朋友且预为我做了一项退路的安排。当三十六年秋广西选举监察委员时，他们替我竞选，我就当选为广西籍监察委员。他们认为，在必要时，我可以竞选那位尊而无所事事的监察院长，以免与蒋先生发生抵触。他们这项安排也可谓煞费苦心。
因此黄绍到了北平，便劝我说，既不吃着羊肉，何必惹一身膻呢？所以他劝我竞选监察院长，因为于院长春秋已高，可能要退休了，我去竞选，一定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回答他说：“季宽，我的看法与你和健生的看法不大一致。你知道国民党政权在现在人民眼光中已反动透顶，但是一般人民又怕共产党，因此大家都希望我们党有像我这样比较开明而敢作敢为的人出来辅佐蒋先生，换换空气。此次竞选，蒋先生和CC系不反对我便罢，他们愈反对，我自信我获选的可能性便愈大。至于监察院长，我是不做的。因为我如做了监察院长，我可不能像于右老那样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呀！我要行使起职权来，恐怕首先受弹劾的便是蒋先生。蒋先生如不服弹劾，那事情就闹大了，可能你们更要遭受无辜的牵累了。”
黄君去后，我立刻发出两通长电分别给白崇禧和吴忠信，表“示我已决心竞选副总统，请他们便中转报蒋先生，希望蒋先生同情我的竞选。不久，得白、吴两君复电，俱说，曾将我见之意转报介公，介公之意国民大会为实行民主的初步，我党同志均可公开竞选，介公对任何人皆毫无成见云云。我得此保证后，遂在北平组织竞选办事处，正式参加竞选了。
一月初，中外新闻界已在做将来副总统候选的各项推测。一月八日在一外籍记者招待会中，一位美国的美联社记者向我问及此事。我回答说，我确有此意图，不过尚未征得蒋先生的同意。此消息一出，各报均列为重要新闻而哄传海内外。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各方的反响均极为友好。中外报纸竟有作专论提出的，一致认为我参加竞选可以促使民主政治在中国早日实现……
嗣后，全国各报又登出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参加竞选副总统的消息。民社党也推出徐傅霖。由此副总统候选人已有五位。计国民党三人，民社党一人，莫德惠是东北耋宿，系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
在国民党籍的候选人中，我想到程、于二人是不足以与我为敌的。于氏年迈，而程氏对党国的功勋似尚不足与我比拟。加以蒋先生虽反对我，也未必就支持程项云。
他们二人之外，我还在推想党中其他可能以“黑马”姿态出现的有资望的同志。此时我便考虑到孙科。孙是总理的哲嗣。他如出马，可能得到蒋先生和CC系的支持，同时广东方面人士与孙科有极深渊源，他很可能分取我在这一方面的选票。我既考虑到孙科是一位可能的劲敌，因此在我离平之前，便请白崇禧去访问孙科，问他有没有意思参加竞选。孙科的回答是，副总统在宪法上无权，他无意参加竞选，并祝我胜利。
4月29日，进行副总统决选，李宗仁以多得1438票的微弱优势淘汰孙科，当选为副总统。蒋介石当时在官邸里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消息，当得知李宗仁获胜时，蒋介石气得一脚把收音机蹋翻，拿起手杖和披风，命令待从备车。上车后，蒋介石如发疯一般，让汽车忽尔驶往陵园，忽而又掉头开往汤山，其疯狂之态，竟使侍卫们以为他要自杀。
5月1日，国民大会收场，蒋介石到会作了《闭幕致词》，表示要“为中华民国创造光明之前途”。5月20日，蒋介石宣誓就任第一届总统，并致词表示：“进一步整理军事，加强军事，在短期内勘平叛乱。”
1948年6月11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说：蒋介石“显著地衰老下来……不能像过去一贯那样迅速做出决断来；他越来越不能察看他的指示是否得到贯彻，越来越健忘了。”又指出蒋介石“已经变成一个疲乏的老人，不能有效地应付事物，正在日趋丧失威信，迟早不可避免地将被解除职务。”
司徒雷登在报告中形容蒋介石身体状况和视事能力的语言，恰可用来形容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及政治形势。当时，国民党在华北只剩下一些孤零零的城市作为军事依托，在东北也只剩下锦州、沈阳和长春等几个据点，其余的广大地区均已在我人民解放军的控制之下。这种军事态势加上日益高涨的反蒋浪潮，已经预示蒋家王朝的灭亡。
1948年8月3日至8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大礼堂，召开了各地“剿总”总司令、各兵团司令、国防部厅。署长等主要负责人以及几个重要军长共120余人参加的军事会议。蒋介石还特地叫时任装甲兵司令部上校参谋长的蒋纬国参加会议，任务是观察会场气氛，记录每个人的发言，及时向他汇报。这是蒋介石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全面的军事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战局危机”，对战事做一次全面的部署。这也是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次召集如此规模的军事会议。
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发言说：“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上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