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终将召开，就可协商讨论和平建国方案了。第三，军队数字始终是最棘手的问题，但也有了结果，中共愿意由48个师减到20个师，这是很大的让步。第四，解放区问题在历次协商中始终没有达成协议，这次虽然没有解决，但双方都表示愿意继续商谈的诚意。实在说起来，凡是具有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
毛泽东不避危险，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反对内战是出自真心的，此举博得了各界的钦佩。冯玉祥曾撰文说：大家都知道中山先生的眼光远大，思虑周到。孙先生为大家留下了光明的指教，那就是三大政策，联苏、联共、和扶助工农。在1936年开大会时，很多人提出了三大政策的提案，结果把它扩大了。到了这一次抗战胜利之后，不但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的领袖和干部都来到重庆，像毛泽东先生也来到重庆，住了三个星期。注重历史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蒋介石打过10年共产党。可是毛泽东先生他们，一听见说要开政治协商会议，就坦坦白白地什么危险都不怕，跑到蒋介石统治下的地方来。我记得有一天在中苏文化协会开会，孙中山先生夫人和许多民主分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来欢迎毛泽东先生。于右任、孙科、邵力子各位，全部在场。有人说，找我讲几句话，我就大声疾呼地嚷着说：“今天可是总理的三大政策实现了，我们在高兴的时候，喜欢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还会有人来破坏呢！”当时的苏联大使、毛先生、周恩来先生大家都鼓起掌来。事后我听见人说，蒋介石对于我说三大政策实现的事，他真是痛恨极了。我知道那是真的，但是我是满不在乎的。蒋介石找蒋经国接我在江边上到南山他的家里。蒋问我说：“听说中苏文化协会开会开得很热闹。”我说：“不错当我一提到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时，大家都不知不觉地鼓起掌来了，这应当说是孙总理的成功，也就当说是你的努力。”蒋听了我的话，把眉头一皱，很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恐怕还有问题吧！”我说：“还有什么问题？日本人都无条件投降了，你还要做什么？罗斯福大总统，在百忙中常去钓鱼，我希望你找个地方约几个月的鱼去，我也去画我的丘人画和作我的丘人诗，你千万别听坏小子的话，什么这有问题，那有问题。”我又说：“万万不可无罪找枷杠。”蒋介石把头点了又点，说是是是。
冯玉祥的文章，把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表面拥护、内心反对的嘴脸揭露无遗。而张治中将军的话则比较委婉：“凡是具有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
2．执意与人民兵戎相见
可惜，蒋介石却恰恰是个没有远见的人。不惟如此，他更缺乏国共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的诚意。1945年10月13日，《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向国民党军队发布了内战密令，并向各战区散发了他于1933年“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时编写的《剿匪手本》。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连续取得了绥远、上党、邯郸三次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队11万余人，沉重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抗，除解放区军民同仇敌忾、决心保卫胜利果实、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之外，国统区内的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也迅速掀起了一个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评论或声明，呼吁停止内战，撤退美军，立即召开《双十协定》中所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12月1日，昆明学生为抗议国民党内战而罢课，遭国民党军警的血腥镇压，发生了震惊朝野的“一二·一”惨案。各地人民群众也纷纷集会，号召国统区人民以罢工、罢课、罢市和拒绝纳税等行动来制止内战，一时间，国内反内战运动形成了高潮。军事进攻的失利和国统区人民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的日益高涨，使蒋介石发现他还没有做好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也看出了蒋介石所面临的困境不是靠军事冒进能够解决的，鉴于此，杜鲁门总统于12月16日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同时，杜鲁门派马歇尔以美国特使的身份来华“调处”内战。同年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公报也认为“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公报还申明三国坚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面对这种国内外舆论，蒋介石“就坡下驴”，遂表示同意谈判停战。12月27日，在马歇尔参加下，国共和谈再度开始。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停战协定》，规定在1月13日晚12时以前一律停战。这次和谈还产生了一个“三人军事小组”，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共同组成。
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错综复杂，而国际形势也日益朝着引发中国内战的方向发展。美国政府希望出现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以保证美国的在华利益；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则坚决排斥美国在华的特权。为此，斯大林曾于1945年12月邀请蒋经国访苏，指出：“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但是，蒋介石根本不理会斯大林的警告，一头扎进了美帝国主义的怀抱。
从1945年9月至1946年元月，“美国海空军运送国民党军到达内战前线者，已达14个军共41个师，外加 8个交通警察总队，共计约54万余人。”从而使国民党军队抢占了大量的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打着“受降”、“遣俘”的旗号，直接在中国港口登陆，替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和铁路交通线。仅驻在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到1946年2月就有45000人。同时，美军还直接帮助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派遣军事顾问团，帮助指挥国民党打内战。
1945年11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继续以租借物资援助国民党政府。据美国陆军部的记录，到1945年供给国民党的地面部队所需的军用物质“已经足以供给完成39个师计划的需要，其它的租借物资中，包括大量的车辆及军需用品”。给蒋介石的武器、物资和借款，在马歇尔“调处”期间已达40亿美元。1946年6月，美国国务院向美国国会提出了《军事援华法案》，它赋予美国总统以广泛权力，为国民党编练军队、供给武器和设备。
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下达停战今的同时，即密令他的军队迅速“抢占战备要点”。1945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虽然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开幕，蒋介石在致开幕词时，也提出要实施“人民自由”、“政党之合法地位”、“普选”、“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诺言，但很快就证实这又是虚伪的应付关注政协会议的全国广大人民。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合作下，经过反复的激烈斗争，政协会议终于通过了五项决议，国民党是被迫签字。蒋介石认为在政协会上最大的损失，就是确定了改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政府。于是蒋介石立即进行对政协决议的破坏。1月26日，政协民盟代表黄炎培的住宅遭国民党军警非法搜查。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对庆祝政协成功的万人大会进行捣乱，打伤李公朴、章乃器、马寅初、郭沫若等多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重庆校场口事件。
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上，国民党顽固分子占了优势，他们把政协决议称之为“党国自杀”，叫嚷“不能把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号召对政协所通过的宪法原则，进行“就其牵牵大端，妥善补救”。这样，该会通过了反对政协协议的五项决议。其中规定，“各党派推选的国府委员要经国民党中委任命厂这仍然是由国民党一党专政，4月1日，蒋介石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又作了长篇的政治报告。“报告”的中心是公开撕毁政协决议和东北停战协议。
东北三省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牺牲品，在日寇的铁蹄下被蹂躏了14年之久。苏联对日宣战时，蒋介石的军队远在川滇边睡，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配合苏联红军收复了失地，并建立了各级地方民主政府。这个时期，苏联所承认的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且，斯大林也没有设想中国共产党能够打败蒋介石而夺取全国政权。为了争取蒋介石在美苏争霸的世界局势中至少保持中立，苏联甚至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表示决不单独援助中共；并于1945年9月从延安召回了它派驻中共领导机关的三名代表，甚至连电台都一起带走了。斯大林还多次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争取中国站在自己一边，成为美苏争霸中的焦点，而蒋介石本人的反共本性，已经决定了斯大林企望国民党政府在美苏之争中保持中立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此时的方针政策是，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科学地预见光明的出路，对任何人也不存幻想，随时准备以爱国的正义的革命战争打败中外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友好条约”，“日本投降以后，苏军在三个月内”全部从中国的东北三省“撤完”。这样，到1945年12月3日，就是苏联红军从东北完全撤出之期。可是，苏联却一拖再拖，迟迟不撤军。苏联的用意有二：其一，以“战利品”为幌子，抢运东北的工矿设备和各种物资等；其二，有鉴于美国日益加紧运送蒋介石的部队和物资，企图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于是一改过去不支持中共的方针，帮助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为其撤军创造方便条件。
1946年5月3日，苏联红军撤出东北。同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飞抵南京。5月5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这时的蒋介石可谓春风得意、不可一世。在美国的帮助下，蒋介石的 160万大军已调至内战前线，并先后攻克了四平、公主岭、长春等战略要地。然而，在中共的反击下，“国军”却不断被歼灭。蒋介石气急败坏，指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颠倒黑白，污蔑中共“破坏和平”。6月6日又向中共代表提出停战半个月，以为缓兵之计。经中共同意，停战自6月7日起生效。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命令蒋军向中共中原解放区大举进犯，全国性的新内战由此开始。起初，蒋军来势很猛、凶焰嚣张。至7月10日，蒋介石调集了160多万人的正规军，向各解放区进犯。
8月2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延安。10月，杜聿明所属16万人向东北解放区发动新的进犯。到了10月11日，占据了张家口，蒋介石的进犯达到了顶点，共占据解放区城市153座。这时，陈诚大吹特吹，说“三个月至五个月便能解决”共军，说国内交通线“任何一线均可于二周内打通”。
在上述表面的、虚假的军事态势下，蒋介石在11月15日召开了所谓“国民大会”，要制订《中华民国宪法》，史称“制宪国大”。蒋介石吹嘘这次大会“此实为革命史上最艰难之创举，与划时代之新页也”，“国民大会今已开会，共党一年来联合其他党派以孤立本党、围攻政府之阴谋，已被我完全击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通过，并决定在1947年12月25日实施，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国民大会圆满完成制宪任务，国内外对本党之信誉为之大增，此为30年来奋斗结果。”
就是在蒋介石调集军队大举进犯解放区的过程中，他的有生力量被我军消灭了二十五个旅（20万人），对于中共以消灭蒋军的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蒋介石在后来也意识到了，而且提醒他的将领们“须先了解共产党对我们国军的作战方针如何”。他说：“共产党现除了在政治经济上多方扰乱的阴谋之外，其在军事方面的作战纲要，主要的是消耗战。其目的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兵力，使我们的兵力逐渐削弱，而他们的兵力逐渐强大，到了他们的兵力和我们平衡以后，再来和我们作主力决战，以期一鼓击溃我军，消灭我军。”虽然如此，蒋介石还是相信他的实力。他说“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那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草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无论就哪一方面的实力来比较，共产党绝对不能打败我们。”
这种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战斗力的错误认识，是蒋介石政权最终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平心而论，这并不是蒋介石个人的错误，而应当是他所代表的那个腐朽没落阶级的错误。这个错误本身，是阶级本性所由，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3．腐败·兵败·一败涂地
被军事上的表面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蒋介石，急于在匆忙召开的“国民大会”上通过一部“宪法”，使其独裁政治和他所挑起的内战“合法”化。因此，这次会议又称“制宪会议”。蒋介石为了利用这次会议孤立共产党，不惜以高官厚禄和大量金钱来收买和拉拢民主党派及中间人士。但追随他的却只有青年党和民社党两个小党派，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均严正声明不承认这个“国民大会”及其所制定的“宪法”。
1947年2月27日和28日，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于3月5日前全部撤离，就此宣布了国共谈判完全破裂。
与此同时，由于在前8个月中对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蒋介石占领的地盘迅速扩大，战线随之拉长，加上我人民武装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使蒋介石越来越感到机动兵力的缺乏。因此，蒋介石只得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锋芒直指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3月19日，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城，并给蒋介石发去报捷电报称：“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敌5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蒋介石闻报大喜，立即复电嘉勉，南京与西安等地的商家和居民接到命令，一律悬挂国旗、燃放鞭炮，以示庆祝“陕北大捷。”
实际上，中共中央并没有离开陕北，正以“蘑菇战术”与敌周旋，集中优势兵力，一个旅一个旅地消灭着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之师。
1947年5月，国民党的王牌军之一、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山东被歼灭。至此，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战略也告失败。
1947年7月以后，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人民解放军反攻下，被迫收缩于中长路和北宁路的狭长走廊地带，开始面临“全面防御”的被动局面了。
军事上被动，政治上的处境也越来越不妙。国内反蒋的政治力量在不断扩大，影响也日益加深，一些著名民主人士如李济深、何香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