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化名何永年办下护照，秘密飞到河内。首先拜会国民党驻河内总领事，请求协助。随后在总领事馆内设立刺汪行动指挥所和联络点，架设电台，与香港直接联络，同时利用领事馆人员名义掩护杀手活动。又利用总领事馆秘书、军统情报员方炳西，解决行动人员住宿、用车。还指示潜伏在河内的军统直属通讯员与河内法国警方疏通关系，以保有备无患，并掌握汪精卫的行踪，以利行刺。
对行动组所有人员，具体交代布置任务。余乐醒负责投毒、炸弹行刺工作，陈恭澎负责狙击暗杀。戴笠一再指出：所有行动人员必须严格执行计划，精心准备，井严厉警告部下：“这是一次难得机会，不但要好好掌握，也应该做出成绩，否则我们自己也将死无葬身之地。”
由此看出，戴笠心领神会蒋介石交与的任务，他对这次任务也是不遗余力，动了最大的脑筋。
两天之后，戴笠返回香港。
现在剩下最关键的就是暗杀武器的问题了。在河内当地无法买到暗杀所需枪支，而且也容易引起注意。经过研究，先从滇越铁路运一批手枪至越南海防港口，再由河内行动组偷运进河内。各种关口运输都是军统人员完成的。后来又由美国购得新式左轮手枪，由法国援华志愿军大队中方联络官（其妻是法国人）曹师昂将手枪藏于行李中，偷运至河内。至此，所有布置方案均一一完成。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就等蒋介石下达密杀令。
在刺杀汪精卫时机还未成熟之前，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意愿，准备先期对汪精卫在香港的追随者予以打击，以期对汪精卫发出警告，使其有所悔悟。
汪精卫到河内以后，追随汪精卫的国民党委员一时先后纷纷到香港，观测风向，互相串连，这些人原先大部分就是汪精卫“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亡国论”和“速败论”的鼓吹者。戴笠经过侦察、监视，不禁吃了一惊，他发现这些人并不是一般人物，而且这一时期纷纷到达香港，决不是偶然巧合，皆与汪精卫出逃有关，并大都深居不出，行踪诡密。本在香港的汪精卫追随者也不断大造舆论。
戴笠注视着这份名单上那些熟悉的名字和职务：
陈公博：四川省党部主任
顾孟余：铁道部部长。
周佛海：中央宣传部代部长。
陶希圣：艺文社主任。
陈壁君：中央监察委员（汪精卫之妻）
林柏生：中央立法委员、《南华日报》社长。
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周隆库：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科长。
梅思平：江宁县县长。
肖同兹：香港中央通讯社社长。
戴笠反复思忖究竟拿谁开刀，因为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严重后果，不光不能“体谅领袖苦心”，也不能起到威慑汪精卫的目的。因为此时汪精卫还未公开投敌，所以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人选予以制裁。
此时，汪精卫集团气焰很高，活动也很频繁。尽管大部分人深居不出，但也有少数人很活跃。经过监视发现，陈壁君在香港、河内之间来回穿行充当联络人，起了传递情报的作用；高宗武、梅思平则负责在香港与日本人秘密接触。而林柏生则公开利用控制的《南华日报》大造舆论，抨击蒋介石；肖同兹也公开写文章拥护汪精卫的“和平救国”实则投降的主张。林柏生不仅在报上公开发表汪精卫的“艳电”，还积极参预投敌活动，是汪精卫团集团的马前卒。但他的地位、声望并不高，戴笠决定先拿他开刀，以敲山震虎，抑制汪精卫集团的投降活动。
经过一番侦察和布置，已明了林柏生的行踪，在暗杀之前．戴笠先派人捎话给林柏生，约其会谈。但林柏生不予理睬。他又亲自打电话给林柏生与肖同兹，谴责二人不该大造汉奸舆论，并严重予以警告。但林柏生仍然我行我素，继续发表文章，与蒋介石唱对台戏。
戴笠忍无可忍，命令军统香港区书记刘云雄指挥杀手于1939年1月13日晚施实刺杀，但却错杀了一个与林柏生长相差不多的人，使林柏生侥幸免于一死。实际林柏生在报馆因事未归。戴笠只得另寻机会。
l月17日中午陈壁君邀请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小聚密谋。饭后，香港警方约林柏生谈1月13日暗杀事件情况，并再三叮嘱林柏生小心。谈话后，因林柏生约好梅思平等饮茶谈事，因地方不远，遂步行前往。监视、跟踪的刘云雄和两名行动员，再次行刺林柏生。因不便带枪，行动员用袖藏铁棍猛击林柏生头部，但不幸被当场捕获一名行动员。初以为林柏生已死，但实际未击中要害，后由香港警方秘密保护起来住进医院。
暗杀林柏生虽未获成功，但确威慑了在香港的汪精卫集团成员，气焰有所收敛，再也不敢公开活动。但却使汪精卫提高了警惕，一再更换住址，并有近期离开河内的企图。这些迹象及其它情报，均被戴笠分析得知：汪精卫确有近期离开河内的企图，戴笠迅速上报蒋介石请其定夺，并报告布置情况，同时附上一封截获的汪精卫致龙云的信，信中暴露了汪的叛国之心。蒋介石终于下了决心，批准戴笠的行动计划，于3月19日电令行动组：“着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尽管汪精卫比较狡猾，但他所更换的住址还是被军统潜伏人员不断发现，并且随时随地有军统人员监视。在军统人员两个月的监视下，汪精卫后来搬进高朗街27号朱培德夫人宅寓中。此时，余乐醒一直主张用毒药暗杀汪精卫，但绞尽脑汁，却无结果。试验了诸如在面包中注射毒液、在浴池中施放毒气等办法，但都困难重重。此时正好接到戴笠“予以严厉制裁”的急电，只好放弃用毒药的计划，准备实弹狙击暗杀。于是，二人拟定3月22日的午夜袭击汪宅，强行杀死汪精卫。
但3月20日上午监视汪宅人员报告；汪精卫正打点行装，似有全家离开河内迹象。实际是汪精卫等要到距河内市区数十公里外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也不排除汪精卫已有试探之意。但陈恭澎等真以为汪精卫要逃往西贡再赴日本。所以他当机立断，率领行动员追踪而去。
在河内市区达莫桥头发现了汪精卫等人乘坐的两辆黑色轿车，但等靠近之后，却引起怀疑。两辆车掉头回原路疾弛而去，等陈恭澎掉头追赶时，因过桥车辆很多，被夹在中间。这时其实有个机会，就是可以下车去枪击也正停车等待过桥的汪精卫。但陈恭澎担心无法逃离被捕，便决定过桥后再行动。谁知汪精卫车过桥后，陈恭澎的车却赶上红灯。等再过桥时，汪的车早已不见踪影。
后来，戴笠很不满意，但其实大家都明白，机会的丢失是行动人员不敢放手干。在国内杀人，即便被捕也会相安无事，因为戴笠总有办法将人保释出来。但在河内戴笠根本无能为力，所以行动员们也唯恐失手被捕。
当大下午，其实还有一次机会。汪精卫回家后，大概因此事与陈壁君发生争吵或争论，就在门前草坪上。但等陈恭澎率行动员疾驰而至时，汪氏夫妇早已回房。这又是布置的失误。原来殖民当局规定任何人不准携带枪支，所以为避免麻烦，监视汪精卫的军统人员都不带枪支，只负责报告情况。这样一天之内丧失了两次机会。不过，这也表明了军统人员没有境外暗杀经验，也不适应境外环境，再加总是心惊胆战，所以屡屡失手。
但是，军部内部的制裁纪律也是异常严厉的，完不成任务尤其是这次重大任务，放跑了汪精卫，按军统纪律，很可能“殉法”而死。所以，陈恭澎见汪精卫已发现异常，决定提前于当日（21日）夜间行动，强行行刺。
汪精卫所住的高朗街27号，位于河内哥伦比亚路，是一栋三层楼房，外面有一人多高的围墙。三楼正面有两间房间，一大一小。大间里面有床铺，汪精卫白天多在北房起居会客，行动组经过长时间观察，断定大间为汪精卫的卧室。其实，汪精卫为人狡猾，他白天在大间睡觉，其实夜间则去小间睡觉，这样就给行动组造成了错觉。
当晚N点半，陈恭澎等6名行动组成员按预定计划来到汪宅。按原定计划，王鲁翘、唐英杰、余鉴声、陈邦国四人从后门越墙人宅上楼至汪的卧室行刺。陈恭澎二人在外巡哨接应。本来有翻墙走壁之功的唐英杰翻人墙内，但却打不开后门，只好让墙外三人搭人梯，一个一个爬人墙内。上楼后，门踢不开，只好用斧砸开缺口，用手电看见有人，便以为是汪精卫，连开三枪。这时河内警方警车来到，唐英杰携王鲁翘越墙逃跑，而陈、余二人因无法翻墙，被河内警方捕获。
陈恭澎等人以为汪精卫必死无疑，兴奋异常。谁知天亮后探听得知死者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呜。
原来上午行动组追踪汪精卫的汽车，一场虚惊，曾仲鸣前来探询情况，当夜便留宿于大间室内。其实如果不是曾仲鸣来访，行动组发现大间无人，必然会到小间搜寻，汪精卫仍不免一死。所以说，巧合之中曾仲鸣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
暗杀事件之后，一时哗然。河内当局立即调派大批警察日夜保护汪精卫的寓所。
陈恭澎等已知道再也不能有机会行刺汪精卫了，只好向戴笠发电告知，并派王鲁翘急赴香港当面向戴笠汇报行动全部过程。
戴笠在了解了全部细节之后，也感到再不可能天赐良机。他只好下令撤回河内行动组，香港指挥中心也撤回国内。
这次暗杀汪精卫的行动是戴笠以往暗杀行动中最费心血的一次，其竭尽全力、耗尽脑汁的程度简直是空前。而且耗费精力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他几乎日夜坚守香港调度指挥，连春节也未归与家人团聚。因为这次行动，不仅是蒋介石极为重视的一件任务，而且戴笠早就明白，如果让汪精卫活下来出逃，肯定要投敌组织伪政府，其政治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事实证明了戴笠的预计。就在汪精卫被刺后，日本马上作出反映，立即召开五相会议，制订营救汪精卫的计划，并专派轮船，在越南当局配合下，将汪精卫接到上海。
多年以后，戴笠一想起这次失败便极度伤心，他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说：“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21日，在越南河内，我们因制裁汪精卫，被当局捕去的两位同志，至今还关在河内。我们检讨当时的得失，是计划不周密，以致汪逆漏网，只打死汪的副手曾仲鸣。汪精卫后来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危害国家民族，这实在是我们的遗憾。当时，应该在达莫桥把他打死。不在桥上打，而在晚上行动，已经失策。但当天晚上，我们的同志还勇气甚足，敢于去打，而在法国人统治下的河内，我们能够造成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一幕，也总算难能可贵了。”
刺汪行动失败，蒋介石未如愿以尝，颇不满意，对戴笠有所指责。戴笠则认为行动人员如王鲁翘等是英勇的值得表扬，而具体负责人因贻误战机是有责任的，如余乐醒被撤职，下放到军统炼油厂挂职。陈恭澎则一直闲置听候处理。对有功人员如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则后来援手推荐他为驻埃及公使。
戴笠是一个记耻的人，此后他一直念念不忘继续筹划刺杀汪精卫。就在刺汪失败后，他立即派王鲁翘潜往上海，继续跟踪行刺汪精卫。但事泄被捕，以后坐了六年监狱，五十年代后任台北市警察局长，1947年死于车祸。
在河内损失两员干将（一直被殖民当局关押）、在上海损失王鲁翘之后，戴笠愈加愤怒。他从此始终把暗杀汪精卫列为军统暗杀名单上的第一号人物，不惜以极大的代价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投进去，使自己能在蒋介石面前失去面子找回来。
1939年5月，戴笠派军统特务戴星炳伪装投靠汪精卫，密谋行刺。但一因戴星炳地位不高，无法与汪精卫接近；二因汪精卫河内遇刺以后，警惕性极高，也无法下手。戴笠却决心不惜代价，增派最受戴笠器重、凶悍无比的老资格特务、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率领10名行动员到上海，配合戴星炳密谋继续暗杀汪精卫。
因戴星炳事机不密，被江伯特工逮捕，后被处决。戴笠闻讯继续电令吴赓恕继续寻找机会刺汪。吴在临来上海前，曾向戴笠发誓，不杀汪精卫决不回重庆。因而吴积极活动，找到一位在伪政府任职的老同学预谋用炸弹暗杀汪精卫。不料此人向江精卫告密，致使吴赓恕被捕惨遭杀害。
吴赓恕之死使戴笠极为伤心，也更加愤怒。他不甘失败，再一次布置新的行动。这次他起用了河内刺汪行动失败而闲置的陈恭澎，接任上海区区长，统筹加强暗杀汪精卫行动的领导力量。并成立北极冰箱公司，做为刺杀汪精卫行动的秘密据点和联络站，由军统行动人员陈三才担任指挥，配备穿甲枪，计划阻击汪精卫的汽车。但由于内部人员出卖，陈三才被捕，密点被搜查，所有材料、枪弹均被查抄。这次行动计划时间长，也极机密，戴笠本来寄予极大的希望。但仍然付之东流。
但是戴笠百折不挠，仍然绞尽脑汁、不达目的不罢休。他总结多次经验，认为刺汪行动要长期准备，却经常在过程中出问题而导致失败。他决定简化步骤，减少在长期计划、筹备过程中暴露的风险。经过考虑，他决定采用侠客行刺的办法，不用枪械之类，只凭拳脚功夫致汪于死地。
经过物色，找到一名大力士黄逸光，曾徒手打死过老虎，抗战前曾任童子军徒步旅行团团长，在南京受到过汪精卫的接见。黄逸光愿意以民族大义为重，舍身除奸。黄逸光到南京后，拿着当年与汪精卫合影的照片求见。但汪精卫很狡猾，在接见之前，先派特务搜查黄逸光的住房，搜出小型电台、密码本等物，于是黄逸光亦被捕，立即被枪决。汪精卫在批示枪决黄逸光后，也批示枪决了上次刺江被捕的军统行动员陈三才。
蒋介石在此期间一直关注着军统局的刺汪行动，对戴笠组织暗杀行动，每每失败而深感失望。戴笠也运筹无措，因为在1939年至1940年的近一年时间内，戴笠在河内失败以后，连续五次组织刺江行动，不光投人极大精力与财力，而且连损干将，未获寸功。戴笠承认这是他们遇到的最难对付的老狐狸，他不得不暂时放置，开始策动高崇武、陶希圣脱离江伪集团，获得成功。使蒋介石稍感满意，对协助有功的杜月笙发给奖金法币20万元，发给军统局有关人员奖金港币五千元。
刺汪虽然失败，戴笠却并没有停止对其它汉奸的追杀。在抗战期间，戴笠指挥军统人员，共暗杀了数百名汉奸（包括投降 日伪的军统特务）。对整体暗杀活动来说，除刺汪一案，蒋介石总体上还是很满意的。相比较而言，蒋介石对中统除奸活动不得力是不太满意的。
当然，在暗杀汉奸的同时，戴笠奉蒋之命，也不忘反共任务，绑架、逮捕、破坏、暗杀过中共地下党员。
但总的来说，蒋介石、戴笠的除奸活动应该说是抗日行动，而汉奸被严惩，也是罪有应得的。
5．戴笠之死
1942年，蒋介石发现戴笠势力大为膨胀，这是他参加军统局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时感觉到的。
戴笠本意是通过大会展示军统实力，蒋介石虽然很满意，但是蒋介石同时也感觉到，戴笠的军统组织发展得太快，势力也越来越大。军统远远超过中统，军统的力量已由原来的纯粹特工组织渗透进军事、党务、政治、行政、经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