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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初，苏联红军实施战略大反攻，欧洲战场开始了历史的转折。5月，中国远征军与中美混合部队会师，在缅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在国内，却是另一番景象。
1944年4月18日，日寇纠集五、六万人首先发动了河南战役。国民党汤恩伯、胡宗南等指挥的40万大军望风而逃，仅40天郑州、许昌等45个重镇和38个县相继陷落，损失兵力20万。5月下旬，敌又纠集兵力12万人发动湖南战役，陈诚、薛岳等指挥的国民党军三倍于敌，但仍是一触即溃。6月17日，日寇总攻长沙，仅三天，国民党守军便弃城逃跑。蒋介石不处罚战区司令长官，只把第四军军长张德能枪毙了。8月7日，湖南重镇衡阳告急，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急电蒋介石求援，蒋介石不积极派兵增援，却在“当天夜晚，三度向上帝祷告”。给第十军回电也只说：“祝上帝保佑你们。”衡阳遂于8月8日陷落，国民党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带全军投敌叛国，后来方先觉只身逃回重庆，蒋介石对这位投敌叛国的将军不但不予惩处，当见到方先觉时还说：“回来了！好！好！我每天在为你们祈祷，希望你们也崇信上帝。”9月，日寇三路会攻广西，到11月，桂林、柳州、南宁等重镇接连丧失。至此，日寇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告成。日寇为了巩固和扩大战果，只派出二三千人追击，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望风而逃，被日寇直追到贵州独山。
豫湘桂战役，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场第二次战略上的大溃败。国民党损失兵力六七十万人，丧失大小城市146个计20万平方公里国土，六千多万人民又陷入日寇奴役之下。这是蒋介石法西斯一党专政腐朽没落的大暴露，是其执行观战、避战政策的必然结果。这次战略性的大溃败，更加深了其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
本来，美军已于1944年初占领了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等许多重要岛屿，切断了日本的海上交通运输线，日军为了救援其深入南洋的孤军才发动了对我豫湘桂地区的进攻，国民党如能顶住，则必加速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可惜，蒋介石的军队却望风而逃，令美国大感失望。
美国的对华政策，持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承认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及其领导者共产党，以便利用这股力量支抗击日本侵略者，史迪威是持这种意见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另一种只承认国民党政府。1944年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对于美国在太平洋的作战是不利的，特别使美国政府感到不安的是，“中国共产党已变成中国最有动力的力量”，而“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日趋崩溃，”而在这两种力量的战争中“共产党将必然会胜利”，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就中国境内实力的新形势加以调整”。
1944年6月，罗斯福派他的副总统华莱士以“调谐国际关系”为名前来中国活动。这时，美国人还在谋求把重庆和延安部控制在手里的办法。要避免中国发生内战，加强中国抗战斗争，减少美国对日反攻的困难。向共产党提供援助，这样国共两党就能都受到约束。对蒋介石施加一些压力，授意蒋介石与中共谈判，实行一些改革，以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
蒋介石在6月21日至24日，与华莱士进行了四次长谈。对于美国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一些政治改革，加强对日作战，以保存事实力，用来准备内战。在华莱士的坚持下，蒋介石勉强同意美国军事观察组纺问共产党地区，但他又相应地提出一个条件，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将军。
美国副总统在中国访问两周的时间里，所得到的印象是：他把国民党比作俄国被布尔什维克推翻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认为蒋介石集团“差不多宁愿败在日军手里，而无论如何不愿眼看着中国的旧制度垮台，华莱士经过一夜的思考之后，从昆明给罗斯福发出了如下电报：“蒋充其量只是一个短期可以依靠的人物。人们不相信他具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将在演变中或者革命中涌现，而现在看来更可能的是在后一种情况中涌现。”华莱土长篇大论的批评完国民党及蒋介石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却是：“除支持蒋介石以外，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现今中国的任何领导人或集团显然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接受这个政府”，美国能够做到的只有设法去“影响”蒋介石。
蒋介石在日寇进攻豫湘桂战争中的大溃败，已引起美国的不满，罗斯福找到正在美国请求贷款的孔祥熙问道：“我想弄明白的问题是，中国军队在那里？他们为什么不同日军打仗？看来日军想把中国军队赶到哪里就把他们赶到哪里。”这时蒋介石又突然要求把中国远征军从缅甸的酣战中撤回国内。史迪威气得要发疯了，他在日记里说蒋介石“叫人无法容忍”，于是他向马歇尔建议，剥夺蒋介石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将指挥权交给他，甚至把共产党的部队也纳入他的军事计划，否则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将不会发生任何作用。
中国的进步开明的民主人士，也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向美国政府呼吁，说蒋介石不实行民主政治，美国提供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只能加强国民党的反动，蒋介石集团“没有能力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没有就战后恢复制订出“合理计划”，蒋介石本人是一位能力有限、目光短浅的人，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前途黯淡”。美国大使高思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说：“我什么法子也想不出来……”美国驻昆明总领事威廉·兰登在给美国政府正式呈交的报告中写道：“只有蒋介石死去或是发生一场成功的革命，中国目前的趋势才能改变。
1944年7月7日，罗斯福总统采纳了史迪威的建议，给蒋介石发去了一封口气强硬的信，信中说：
“我决定给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军衔并希望你赶紧考虑把史迪威从缅甸召到中国，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帅所有中国军队和美国部队，让他全面负责，有权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我认为中国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断而适当的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折。”
向一个主权国家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这在通常的国际关系中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罗斯福心里有把握，蒋介石为了依赖美国的援助，对侵犯主权的措施也是不会公然拒绝的。
正是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蒋介石只得谨慎行事，对罗斯福粗暴侵犯主权的行为玩弄拖延战术。蒋介石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军队交给史迪威的。
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败退着，蒋介石在把军队指挥权交给美国人的问题上拖延着。史迪威的肩上已经扛上了四星上将的牌子，作为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联络员的美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也于9月6日到了中国，但蒋介石仍在以“深思熟虑”为理由敷衍着美国人。罗斯福于 1944年9月17日，再次给蒋介石发来一封如“最后通碟”式的电报。电报中说：
“近几个月来，我曾屡次敦促你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抵御正在日益临近中国和逼近你本人的灾难。现在，由于你还没让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所有军队，我们面临着在中国东部丢掉一个极重要的地区的危险，而这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我们的军队正在跨太平洋迅速推进，但是，除非你现在就采取积极行动……来保卫你经过多年奋斗所取得的成果，来维护我一直为支持你而作的努力……否则此番进军对于解救中国也许太晚了。
“我确信，你目前能够阻止日军达到其在中国的侵略目标的惟一办法，就是立即增援萨温江部队，继续使他们进功，同时立即使史迪威将军能不受限制地指挥所有中国军队。我要你采取的行动将有利于我们的决断，也有利于美国为保持和增加对你的援助而打算继续进行的努力……。在我们这里所有的人看来，事情已经非常明显，如果再作拖延，你和我们为挽救中国所作的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
罗斯福的这份电报是打给史迪威转呈蒋介石的。这就表明，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两个人的矛盾中，罗斯福总统是偏向史迪威一边的。当史迪威以兴奋的心情将电报交给蒋介石后，蒋介石只扫了一眼，立即把电报放下，直气得仰面呆坐，一言不发。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提及此事，称其“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蒋介石咽不下这口气。他可以听凭自己的部下在战场上打败仗，可以坐视几万万中国劳苦大众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却一定要在与史迪威的个人冲突中一争高下。
9月20日，蒋介石通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说：“我已下决心，请罗斯福总统调回史迪威，另派一位能合作的高级军官来接替参谋长的职务。希望罗斯福总统不要因为坚决要求调回史迪威而使中美之间产生隔阂。”
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在国民党与日寇的重重包围和打击下尚且如此发展壮大，一旦解除了包围，再得到美援，岂不如虎添翼？如果真的那样，使中国共产党借抗日之机“坐大”，那么，抗战胜利之后，中国也难保不落入共产党手中，与其出现那样的结局，倒不如提前破坏它“再好的东西在将要不属于自己所有时，则宁可将其毁掉。”正是在这种阴暗心理的驱使下，蒋介石宁肯冒着失去美国援助的危险，也坚决要赶走史迪威。
赫尔利权衡利弊，决心支持蒋介石，并发了一份电报给罗斯福，竭力劝说总统收回9月18日电报中对蒋所提的要求。
赫尔利的理由是：一，蒋介石“是一个统帅几百万军队、抗日已经7年的国家元首”，对他不应施加压力。如果支持史迪威，则必会失去蒋介石及其抗日力量。二，蒋介石需要美国援助。他能诚心与美国合作，美国任何将领来华，蒋介石都能与之合作，只有史迪威不行。据此，赫尔利要求罗斯福立即调回史迪威，另派一高级将领来华充任参谋长。
此时，美国大选在即。罗斯福能否蝉联总统职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战时外交成绩，如果在这种关键时刻与中国发生矛盾甚至公开决裂，至少在政治上是一种极草率的不智之举。
基于上述考虑，罗斯福接受了赫尔利的劝告，下达了召回史迪威的命令。史迪威将军不得不离开中国了。在中国，史迪威有许多朋友，但他临行前只拜会了孙夫人宋庆龄，向她表示告别。宋庆龄含泪与史迪威将军话别，并表示：希望自己能有机会亲赴美国，把事实真相当面告诉罗斯福总统。
接替史迪威职务的是魏德迈将军。魏德迈上任后，接受了前任参谋长的教训，对蒋介石毕恭毕敬，一不要求亲自指挥中国军队去打日寇，二不提及援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很对蒋介石的心思，因此，蒋介石对魏德迈表示了欢迎。
1944年11月，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和国共两党调解人的身分飞往延安，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达成了五条协议。
这五条协议由毛泽东、赫尔利代表双方签字，由赫尔利带回重庆。这个协议如能当时兑现，是有利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而赫尔利认为这五点协议是对蒋介石更有利的让共产党参加政府，就可以使共产党把军队交出来，以获得对共产党军队的控制权。赫尔利说，他与毛泽东共同签字的五条协议案“是共产党签定协议，将他们武装部队控制权交给国民党政府的唯一文件。”
但是，蒋介石对赫尔利从延安带回来的五点建议十分恼火，甚至称赫尔利为“大傻瓜”。蒋介石提出三点反建议，重弹老调，要求共产党必须“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并把军队交给他指挥。蒋介石给予中共的只是象征性的政治代表权。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则只字不提，对中共提出的最起码的民主措施都不予以考虑。只想在谈判桌上向中共施加压力，以“军事统一”为借口，达到“整编”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目的。
1945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了三国首脑会议。罗斯福在既未通知中国又未曾事先与中国商议的情况下，擅自以中国的领土主权（即外蒙古）与苏联做交易，秘密签定了雅尔塔协定。
1945年2月，蒋介石提出：不管中国共产党是否同意，他决定于 1945年门份召开国民大会，暴露了蒋介石顽固坚持其一党专政反动政策的丑恶嘴脸。
1945年4月 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公然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及其革命根据地是旧时的军阀割据，并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在抗日战争尚未取得最后胜利的情况下就已经定了下来，这就助长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加深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致开幕词（后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指出：党的任务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潮中，国民党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装出一副“还政于民”的姿态，宣布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并在这个大会上通过“宪法”。事实上，国民大会的代表，是早在抗战前由蒋介石包办选举和圈定的；要制定的宪法，依然是以1936年5月5日由国民党公布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五五宪法”为依据。
蒋介石为遮掩其独裁、内战的政策，他向大会提出：3个月把军队和学校中的国民党部及三青团部一律撤销、6个月内把各省、市的临时参议会变成正式民意机关，以上党、团、参议会等机关统统移归结国民政府。但国民政府仍是毫无变化的国民政府，这种移归岂不是毫无意义。
大会围绕着抗日和民主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国民党民主派的许多人向大会提出质询。国民党中委王昆仑提出：
为什么大会“对于怎样打败日本没有什么讨论”，“到底有没有抗战的决心？”冯玉祥，屈武等人提出了《加强民主设施促成国家统一案》，“主张在召开国民大会前先承认各党派之合法地位与活动，反对以武力消灭中共”。蒋介石竟对王昆仑等人破口大骂，蒋介石顽固派的代表在会场上竟对民主派的代表大叫：“拉出去，枪决他！”
5月14日，蒋介石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报说：“党内许多同志常夸大中共力量，……不知在某一定情况下，我们必消灭之！”在18日的大会上，他又强调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根据蒋介石决心反共的精神，大会作出了两套关于中共问题的决议案。一个是对外发表的《对中共问题的决议案》，其中写道：“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另一个是对内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其中明确提出反对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要求国民党全党“努力奋斗，肃军肃政，加强力量”，以加强反共，准备内战。
到了选举中央委员时，一些人为了“竞选”，而大吵大闹，会场秩序大乱，蒋介石不得不亲临“训话”。到投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