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日寇向平津地区增调了约16万人的陆军部队和18个空军中队。至此，侵人华北的日军总数已达30万人。次日深夜，日军向我平、津两市大举进犯，二十九军虽英勇抵抗，终因长期以来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备战不足而致失利。7月28日至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陷。
平、津失守后，蒋介石于7月31日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为其长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进行辩解：“……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
蒋介石虽然认为抗日已到“最后关头”，但他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问题上仍是一再下不了最后的决心。8月9日，蒋介石针对7日中旬周恩来在庐山上交给他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8月中旬，蒋介石与中共代表举行谈判，企图把宣言中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删掉，只保留四项保证，周恩来拒绝了这种修改，并建议暂缓公布这个《宣言》。中共代表在谈判中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在红军改编后由国民党方面派任政治部主任的主张，坚决主张设立指挥部，并由朱德和彭德怀任正副指挥。
正在这时，1937年8月13日，日军又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总计投入的兵力达 20万人，大炮 300余门，战车 200辆，飞机300架，兵舰数十艘。日寇扬言，3个月即可灭亡中国。日军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直接威胁了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蒋介石知道单靠外交途径已经无法阻止日寇的进攻，这才下决心抗战。
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抗战自卫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8月14日凌晨，蒋介石电令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对敌发动总攻击。此次淞沪抗战中，蒋介石先后调集了73个师参加作战，占当时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能够指挥的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强。我国军队同仇敌汽，不怕牺牲、英勇抗敌，多次重创敌军，极大地鼓舞了上海和全国人民决死抗战的勇气。
上海抗战进行中，蒋介石经常带领高级将领们亲赴前线督战，这一时期，蒋介石抗战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由于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上海保卫战坚持了 3个月之久，至10月底，日军死伤数字已达4万余人。这一数字是日本陆军省自己公布的，多半是大大缩小的。由于日军武器先进，火力凶猛，因此参战的中国军队伤亡更为惨重，达到近30万人。由此可见上海抗战的激烈程度。
在上海抗战中，上海人民发扬了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工、学、商、妇女、华侨等各界群众和爱国人士都积极参加了抗战工作，一时间救亡协会、战时服务团等民众支援抗战的团体纷纷成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军队作战。
中国参战的广大官兵，在极度恶劣的条件下，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抗击日寇，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如守卫宝山的一个营，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坚守两昼夜，无一人后退，最后几乎全部殉国；坚守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的以谢晋元副团长为首的800名壮士，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激战四昼夜，最后奉命撤入英租界。
8月14日下午，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率27架战斗机与日寇13架轰炸机激战于杭州上空，一举击落敌机6架，而我空军无1架受损伤。此役成为抗日战争中空战史上最辉煌的战例。后来，根据宋美龄的建议，以每年的8月14日为国民党军队的“空军节”。
8月19日，蒋介石表示同意共产党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的主张。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正式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五师师长林彪；第一二O师师长贺龙，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全军共3万多人。红军改编后，即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8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主要内容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八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l）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个纲领全面地体现了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该社发表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蒋介石在谈话中说：
“此次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相符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
蒋介石以上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蒋介石当时的态度，固然反映了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仍然坚持其国民党必须凌驾于其他党派之上的态度，但毕竟是其态度转变的一个明显标志他终于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一基本纲领了。
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公开发表，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始。10月2日，国共两党谈判又达成协议，将原在南方坚持革命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政治委员，在大江南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改编后的工农红军，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指挥部的统帅下，立即开赴抗日前线，一路北上，迎击日寇。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一五师在晋北平型关伏击日军板垣师团一部，歼敌1000余人，取得了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并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此役起到了灭敌凶焰、稳定战局的作用，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
日寇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可是，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下，一个上海就打了近3个月。上海抗战对整个抗日战争是极具军事、经济和政治价值的。对日本而言，上海抗日战争更挫败了日寇“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
坚守上海的作战计划，是蒋介石亲自制定的。虽然有前敌总指挥，但作战的主要部署都要由蒋介石亲自决策。按原作战计划，上海抗战如果失利，到10月底，我军主力应撤退到吴江。福山一线，并以有力的一部占领江阴、无锡、海盐之线。这两条线是蒋介石于1934年至1936年投入四个师的工兵团，用两年的时间构筑的阵地，轻重机关枪掩体星罗棋布，全是钢筋水泥做的，还有许多半永久性的工事。如果及时撤守到这两条线，一方面可以节约兵力，使部队得到补充和整训；另一方面还可以迟滞日军的前进，以空间换取时间。这样，虽然丧失了上海等部分领土，但我们是个大国，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可与敌人进行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按照当时的情况，这是我国抗日战争的上策。
参加上海作战的中国军队，到了1937年10月中旬，每个师大部分伤亡过半，每师所存人数，多的不过三四千人，少的只有两三千人。这时上海的浏河、阂行、江湾、闸北、真如等地已被日军占领，中国后方又无兵力增援，敌我战斗力悬殊，我军疲惫不堪，已很难支持。再苦撑下去，只是徒然消耗兵力而已，对战局不利。但蒋介石严申命令：擅自撤退，军法从事。前线指挥官都不敢报告真情实况。蒋介石偶以电话盘询前方战况，部下多诡士气旺盛。倘有直陈实情者，即遭蒋介石训斥。到了10月末，守卫上海的中国军队已无法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大本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作战组组长刘斐向蒋介石再三苦谏，说明上海会战应适可而止，即时向吴福线和锡澄线既设阵地转移，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和保存我军的战斗力。蒋介石这才同意了这个意见。
但在下达转移命令后的第二天，即11月1 日，蒋介石突然召集一次紧急会议，说根据外交部的意见，九国公约国家要开会了，只要我们在上海继续顶下去，九国公约国家就可能会出面制裁日本。因此，蒋介石要收回撤退成命，要各部队仍回到阵地死守。白崇禧、刘斐表示反对，指出部队已开始转移，在敌人的强大压力下要部队再回到原阵地，一定会引起混乱，后果将不可收拾。蒋介石坚持不肯，并于当天夜里带领着白崇禧、顾祝同等人，坐火车到了南翔，在一个小学校里召开了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会议。蒋介石讲了40分钟的话，他首先对前线官兵的英勇作战加以表扬和鼓励。紧接着他就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的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做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利的同情和支援。”同时他又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资受到很大的影响。”蒋介石反复地阐述这番话，语气很坚定，不容旁人插言，说完他掉头就走了。
所谓九国公约，即《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是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条约规定：“维护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和“中国之门户开放”的“原则”。这个条约是对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粗暴侵犯。如今，日本要独吞中国，蒋介石认为其他8国在中国“机会均等”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会出面制裁日本。
这时，上海战场第一线的各部队已在撤退途中，忽接蒋介石的命令又要返回原阵地，还有的已经撤退在途而没有接到返回原阵地的命令的部队，仍照旧后撤。加之战斗激烈，后撤的部队已很难脱离敌人，让后撤的部队返回原阵地自然更难。指挥错乱，引起整个战场的混乱。由于中国军队没有及时的后撤，来调整战线，给日寇调集增援部队造成了良机。11月5日，日寇3个师团在80余艘军舰的配合下，在杭州金山卫登陆。登陆后日寇兵分两路对上海战场进行侧面迂回，企图对我军加以包围歼灭。这样就迫使我军不得不仓促撤退。由于撤退来不及计划，几十万军队同在一条公路上行进，极度拥挤。这时，地面有日寇机械化部队的追击，上空复有敌机投弹轰炸、扫射，后撤的中国军队不能不尽量疏散。这就使已经混乱的部队更不好掌握。由于仓促撤退，事前布置失当，既没阵地上没有留守部队和向导人员，也没有给后撤部队工事位置图，因些造成极度混乱，撤下来的部队找不到工事位置，有的找到了工事，却又没有打开工事的钥匙。这样在日军紧追不舍的情况下，后撤部队没有占领并利用工事的足够时间，只得继续后撤。于是，蒋介石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就白白放弃了，丝毫没有起到阻击敌人前进的作用。
由于蒋介石朝今夕改，致使中国军队有计划的后撤一下子变成了溃逃。军队建制混乱，官找不到兵，兵见不着官，各部队各行其是，一溃千里。上海保卫战就这样结束了。
依靠九国公约会议制裁日本的幻想破灭了，而为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蒋介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军队也由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从卢沟桥事变前的“不抵抗”主义到“8·13”上海抗战中的“坚决抵抗”，蒋介石在抗战问题上的确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即使在“坚决抵抗”的同时，蒋介石仍然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干涉，期待着局部抗战使日本帝国主义停止进一步的人侵。在这种错误思想的主导下，蒋介石没能按计划实施既定的作战方针，临时收回命令，将战略转移改为死守，这种盲目的拼死抵抗，终于导致了上海大溃败。可以说，如果按原计划执行战略转移的命令，中国军队撤至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对日寇进行阻截，那么，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至少不会陷落得那么早。
正是由于上海之战的溃退，导致南京保卫战兵力不足。1937年12月7日，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南京移驻庐山。12月13日，南京陷落，于是南京和平居民遭受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血腥大屠杀。
2．守土有责 中正无情
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的抗日决心是比较坚定和专一的，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表现也是比较积极的。毛泽东曾对此作了高度概括，他指出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抗日的确是比较努力的。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12日，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了抗战大计，推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8月27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授权蒋介石组织大本营，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以统一指挥各个政党。当时蒋介石认为中国尚未对日宣战，不必另设名目，遂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
南京失守后，1938年春才正式打出蒋介石为陆海空军最高统帅的旗号，同时任命何应钦为最高统帅部参谋长。蒋介石将1937年7月至10月这段时间划为抗战第一期，对这第一期的抗战概貌，陈诚曾有总结：
第一期之作战，为我抗战最困难之时期。敌挟其优势军备，图以“速战速决”之战略，行连续不断之攻击，以歼灭我野战军，夺取战略要地，迫我屈服，我在持久战方针指导下，必须阻止敌之攻势，消耗敌力，且保持我之主力。故对敌之大攻势，仅能作战略上守势，与战术上攻势，以消耗打击敌之战力，而求以空间换时间。同时以我装备关系，不能在华北平原行决战，因此在华北方面，沿津浦、平汉、平绥。同蒲各铁道交通要点，行纵深配备，多线设防，以主力毅然使用于淞沪方面。因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战重心，乃由华北移至华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得以内运，国际观感，就为之一新，所获政略上之成效尤伟。此役强韧之作战，大出敌作战指导预想之外。以战略观点言，敌拥有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