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与其说是蒋介石的“新战术”起了作用，无如说是红军内部的失误帮了蒋介石的忙当彼之际，毛泽东同志失去了军事指挥权，运动战、游击战等战术被“阵地战”取代，兵力和火力均处劣势的红军与敌人展开“寸土必争”的正面对抗，大打消耗战。结果，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使红军主力蒙受了惨重的损失。1934年10月6日，石城失守；接着，古龙岗、兴国陷落，致使红色根据地的“首都”瑞金外围屏障皆失，蒋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合围之势。1934年10月中旬，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主力开始大规模转移，至此，拉开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序幕，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终于得手。
可是，“围剿”虽告得手，但接下来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却没有奏效。我中央红军仅以三万余人的疲惫之师，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左右夹攻之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甩开敌人，挺进陕北，实现了北上抗日的目标；使蒋介石“彻底消灭赤匪”的计划又一次成了泡影。
1935年9月末，蒋介石结束了他为“统一川军、困死共军”而开设的峨嵋山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沮丧地下山返回南京。他心情郁闷，暴躁异常，为自己“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而大发感慨。
4．终酿“西安事变”
自从《塘沽协定》签订之后，从1933年6月到1935年10月，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内，蒋介石一直奔波于赣、川、滇、黔几个省区，全力进行其所谓“安内”的反共内战，而对日寇的不断挑衅却不闻不问。这时，蒋介石已在全国各地和党政军各部门中布满了自己的亲信和特务组织，蒋介石就是靠这些亲信和特务分子维持其独裁统治的。
1935年5月，日本为实现其独霸中国的目的，制造了张北事件，将其侵略势力扩展到华北。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等人，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地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又借口天津日租界有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杀，是中国的排日行为，因此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了中国在天津、河北撤军，撤销党部和军事委员会，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职等无理要求；并由东北调遣大军进入关内，威胁平津。驻天津的日军派出装甲车和炮兵，到河北省政府和北洋大学示威，扬言如不接受日本的要求，就要采取“自由行动”。
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蒋介石仍是“不抵抗主义”。5月31日，国民政府电令河北省政府由天津移往保定，其后又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等人调离。
于学忠是东北军的将领，其河北省主席一职是张学良安排的。因此，免去于的职务之前，蒋介石不得不向张学良征求意见。他从成都给时任武昌行营主任的张学良打电报称“接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因对日外交关系，拟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吾兄有何意见，速即电示。”张学良立即复电反对，说：“中国的封疆大史，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所关孝侯（于学忠）的事小，而对于国家主权攸关的事大。”张学良的电报发出后，未接到蒋的复电，却收到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的询问电：“委座前为孝侯兄免去河北省主席职务一事，电询吾兄意见，为何迄今未复？”张学良未及作答，南京政府已经发布了免去干学忠职务的命令。蒋介石在这件事上耍了个流氓，弄得张学良无从插言。
然而，国民政府的退让，非但不能使日本人满足，反而更刺激了日本得寸进尺、侵战华北的欲望。6月9日，酒井又找到了何应钦提出：一、取消河北省境内一切党部，包括铁路党部在内；二、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三、解散国民党军分会政训处及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四。撤免日本指名的中国官吏；五、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以上条款，限12日上午答复，否则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6月10日，国民党就提前作了答复，发布了当禁止全国排外、排日的“睦邻敦交令”，命令“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其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同时，关闭了国民党在河北省的党部，并将长城抗战中的参战部队调离河北。
如此丧权辱国，日军仍嫌不足。6月门 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派人给何应钦送去一份“备忘录”，除写明中方已承诺的条款外，又附加了限期履行，由日方监督履行和妨碍日中关系的人员不得重新进入华北各级组织等条款，让何应钦签章后送交日方。对于如此击卖整个华北的协定。南京政府慑于全国人民的反对，也不敢让何应钦签章、但又拿不出抵制的办法来。无奈，何应钦只得跑回南京。但6月14日，日方又找到南京政府外交部，威胁说：“如果中国方面拒绝签署，因而发生严重情势时已有所准备。”国民党政府在日本的军事威胁下又一次卑躬屈膝了。7月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同意了日方的全部无理要求，使中国丧失了河北的全部主权。
河北事件风波未平，日方又挑起了张北事件，6月27日，又一份丧权辱国的协议《秦士协定》出台了。至此，察哈尔的主权也被国民政府葬送了。
就在这种情势下，蒋介石仍然无动于衷，一心一意在四川峨嵋山筹办军官训练团，打内战。他于7月28日把归国述职的驻日大使蒋作宾召来，嘱其向日本政府“捎口信儿”。蒋作宾心领神会，遂通过报界表示：“中国政府不因一些不愉快的事件而变更改善中日邦交的政策。”
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一味退让态度，并没有使日本人的进攻停下来，相反，日方认为中国政府软弱可欺，继《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之后，又企图变华北五省为“第二个‘满洲国”’，成立“华北国”。他们公开策动汉奸们发动所谓“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不费一枪一弹就吞并整个华北。蒋介石深恐日本人在北方另搞一个政府来与自己对立，因此，他只好暂时放弃对陕北红军“围剿”战役的亲自指挥，转头去处理华北事件。
1935年10月12日，蒋介石飞抵开封，12日电召宋哲元去见他。当时宋哲元率二十九军驻扎河北，正处在日本人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拉拢之下，所以只派秘书到开封晋见。蒋介石为了稳住宋哲元，写了一封亲笔信交宋的秘书带回，并大加慰勉，对宋安抚一番之后，蒋介石又北上山西，一是劝说阎锡山不要参加“华北自治运动”，二也是想拉冯玉祥和阎锡山同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蒋介石的卖国行径，激动了人民的反抗，终于导致了“刺蒋误伤汪”案件的发生。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六中全会开幕，出席大会的中央委员一百多人，除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未出席外，反蒋派的冯玉祥、陈济棠、阎锡山等均出席了会议，蒋介石很高兴，说这是“显示国内趋于团结。”
早上7点钟，大会代表照例上紫金山中山陵谒陵，9点钟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由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致开幕词。开幕式完毕后，中央委员们步出大礼堂，集中到中央政府会议厅前等候摄影，但蒋介石却迟迟不到场，大家只好不再等委员长，开始拍照，9点35分摄影完毕。
正当委员们转身陆续走上台阶，打算登楼进入会议室接着开会时，突然从照相机、电影机旁半圆形的记者群中闪出一人，即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他从大衣口袋里拔出六响左轮式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向站在第一排正中，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击三枪，枪枪命中，一枪射进左眼外角下左颧骨，一枪从后贯通左臂，一枪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部位，汪精卫应声倒地。现场秩序顿时大乱，坐在椅子上的张人杰滚到地上，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破，慌忙钻到旁边的汽车底下。在慌乱中，第一个起而和孙凤鸣进行搏斗的，是站在汪精卫身旁的文官张继，他在第一枪响过之后就疾奔到孙凤鸣背后将他拦腰抱住，孙凤鸣挣扎着又射出二发子弹。紧接着站在第一排的武将张良奔上猛踢一脚，托起孙的手臂，孙凤鸣的手腕一松，手枪落地。这时汪精卫的卫士还击两枪，孙凤鸣胸肺中二弹倒地。
蒋介石听到枪声后下楼，走到斜躺在地上的汪精卫身旁，屈一条腿把住汪的右手，汪精卫一面喘着气，一面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罢。我死之后，你要单独完全负责了。”
汪精卫被刺的消息传出后，全国轰动。由于历来蒋、汪交恶，为争当第一把手进行死斗，江被刺时蒋介石不在摄影场所，因而引起人们的怀疑。广西的巨头李宗仁、白崇禧也来电责问。汪精卫之妻陈肇君还抓住摄影时蒋介石不在场这一点和蒋介石大吵大闹，对蒋说：“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
这次刺杀汪精卫，确实不是蒋介石干的，蒋对此事也是满腹狐疑，不知是哪一路人物来干的这件“我国历史上政治暗杀稀有之重大案件”。蒋介石特地把江派人物陈公博等人找到中央军官学校，告诉他们：“这件事不是我们自己人干的。”蒋介石还立即把特务头子戴笠召来训斥：“人家打到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每月花上几十万元，就让出现这类祸事吗？限你3天之内把指使者缉获，否则要你的脑袋。”
国民党六中全会行刺案，是华克之、孙凤呜、张玉华、贺坡光这四位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在一起组织策划的。他们的目的是刺杀蒋介石。他们一致认为，蒋介石是出卖民族利益的总头目，蒋介石一贯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攻城掠地、杀戮中国人民的日本帝国主义，不惜拱手作揖，把大好河山连同子女玉帛一律奉送，回过头来却露出一副狰狞面目，对处在水深火热中不甘驯服的民众进行血腥镇压。他们不能眼巴巴地看着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白白牺牲，需要行动起来。这四位爱国青年想出一条妙计，在南京组织晨光通讯社，充当新闻记者进入中央党部，以便刺杀蒋介石。
组织晨光通讯社刺蒋的主要负责人是华克之，他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曾任南京学联理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江被刺后，戴笠悬赏十万重金，沈醉亲自出马，也没有捉到他。1937年，华克之在海内外通缉追捕中进入延安，翌年经廖承志介绍加入共产党，此后华克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为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许多出色的贡献。
孙凤鸣，江苏徐州人，早年跟随父母到东北经商，建立起小康的家业，遭九·一八之变而倾家荡产。后他逃入关内投军，在淞沪战役中曾任十九路军排长。孙凤鸣接受刺蒋任务后，就下定了牺牲的决心，事前他先吞食了鸦片烟泡。在即将杀身成仁的前夕，他向战友们告别，慷慨而诵《易水之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孙凤鸣被卫士击中要害，流血过多，送医院后濒临死亡。南京当局为从孙凤鸣口中得到刺杀行动的线索，每小时给孙注射强心针10次左右。宪兵司令谷正伦、警察厅长陈体、内政部长陶履谦等都亲自守在病榻前，追究孙凤鸣受谁指使。孙凤鸣承受肉体撕裂的痛苦，迸发出最后几句凝结着正义和血泪的话：“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要亡，做亡国奴了。”孙凤鸣没有辜负战友们的重托，没有给战友们带来耻辱，他没有给敌人留下一句需要的供词，第二天清晨平静地死去了。
孙凤鸣刺蒋、汪壮举被公之于世后，大大伸张了正义，振奋了人心，对推进抗日救国的运动起了积极作用。国民党立法委员娄桐苏，在法官讲习所称孙凤鸣是当代民族英雄。1939年元旦时，冯玉祥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团拜会上曾感慨地说：“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那青年有先见之明”，可是，“我们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如今汪精卫飞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我们应当为姓孙的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
孙凤鸣目的在于刺蒋介石，蒋介石因何故未出现场呢？事后据军统方面透露，蒋介石未出现场摄影，并非偶然，而是出于他多疑诡诈的本性。这次大会，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龙云。陈济棠等各路诸侯云集会场，随身均带有随从二名，蒋介石自忖这些人中，不能保证没有异动者，因此决定不出场摄影。当时各中委已列队等候摄影，汪精卫久候蒋不至，即去会议厅休息室促蒋下楼，蒋介石对汪精卫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面露难色，表示：“各中委已仁立很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
因为蒋介石没有出场，孙凤鸣在行刺前已服鸦片烟泡，在一定时间内毒性即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孙凤鸣才临时决定刺汪的。汪精卫是替代蒋介石被刺，而蒋介石却幸免。
12月7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领导人。由于汪精卫被刺负伤辞职，出国治疗，蒋介石继任汪的行政院长一职，同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副主席（主席为胡汉民，但当时已被蒋排挤出国），至此，蒋介石成为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领袖”。
日寇的步步紧逼，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各阶层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抗日爱国运动，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国民党当局悍然施以镇压，百余学生受伤，30余人被捕。12月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宣告成立的日子，北平爱国学生冲破军警的封锁，与市民共同举行集会，反对汉奸政权的成立。国民党政府又一次进行镇压，打伤爱国学生和市民400余人，逮捕20余人。
蒋介石在全国抗日浪潮日益高涨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方面声称不抗日是“实力的问题、时间的问题”，一方面却集结大军33万人，以陈诚为总指挥，开赴山西，协同阎锡山阻截红军。同时，他又命张学良火速从南京赶回西安，指挥东北军继续“围剿”陕北的红军。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揭露了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甘、陕一带打红军的阴谋是旨在使东北军和决心抗日的红军都受到损失，以达到其消灭异己的目的；指出东北军只有抗日反蒋才是唯一出路。并建议互派代表，协商关于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拥护。3月初，中共中央派李克农前往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等人谈判，并达成口头协议。此前的1935年11月，毛泽东曾派汪锋为代表，持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西安面见西北军将领杨虎城。申明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就停止内战、互派代表、在西安建立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