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谱。民国七年的那次修谱，就是由蒋介石哥哥介卿主持的，聘请奉化周带南（均棠）为大总裁。到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又应为大修之期，蒋介石极为重视，聘请吴敬恒（稚晖）为总裁，陈布雷为副总编纂（编者按：实际负责修谱者为沙孟海，详见本书首篇沙孟海的回忆文章《武岭蒋氏宗谱纂修始末》）。虽其时国民政府已形势危殆，摇摇欲坠，蒋还是强打精神，叫大儿子蒋经国来溪口主持“讲谱”大事。进谱搞得很热闹。溪口蒋家饲堂挂灯结彩，大摆洒席，并且从上海招来京剧班演戏三天。这是蒋为家族和自己树碑立传的最后一次机会。
这次修谱，大书特书的，就是在宁波找到了一个祖宗头。蒋氏之源，出于周代，这样遥远的稽考，自然不必说了。溪口宗谱中，第一世的太公叫蒋光（延恭），是迁到四明来的始祖。蒋光生二子，名宗祥、宗霸，那是五代后梁时了。宗霸（字必大）信佛，就是溪口人尊奉的摩河太公，因他常念“摩河般诺波罗密多”经句得名。这个摩河太公死后葬于天童寺旁的小盘山口。宗霸初在小盘山筑庵静修，后迁居奉化三岭（山岭）。到他的孙子蒋浚明，北宋神宗时拜大理评事，迁尚书金部员外郎，赠金紫光禄大夫，家业始显赫大凡修谱，列举世亲，总要找一个有来头的祖宗头，以示荣耀。蒋家祖宗，以这个金紫光禄大夫最显赫了。蒋介石即……请沙文若（即沙孟海）负责具体编纂工作，沙又请杨菊庭、朱赞卿等在宁波寻极查据，经杨菊庭多方考证，作了一篇《联桂坊蒋氏遗迹考》，查出蒋浚明居采莲桥蒋家带（带河巷），现在宁波的白水巷还有蒋家饲堂，供奉蒋浚明牌位。蒋家的数世坟莹，则都在奉化三岭（山岭）。由此可知蒋氏一支，是从宁波分过去的。查清了祖根后，蒋介石大为高兴，于一九四九年农历正月初一，曾派蒋经国到宁波蒋祠拜祭。是年四月中旬，蒋介石又亲自带了张群、俞济时、蒋经国等，到宁波访谒宗庙，还到宁波柳亭庵旁及天童小盘山祭扫祖宗头蒋摩河等坟墓。蒋介石对奉化以外的蒋氏族根也很关心。据报载：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蒋面谕文官长吴鼎昌，派郑弥再往临海调查，征得蒋氏谱三册携京。又宜兴徐舍镇西北十公里都山函亭蒋饲（祀东汉函亭侯蒋澄），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落成，蒋特自京乘汽车抵徐舍，再乘汽船到函亭主持典礼。数典不忘祖，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是有浓厚血统观念的。即使是死在台湾，也不愿葬身异乡，棺木暂居，希望能搬回家乡安葬。
2．人不亲土亲
蒋介石的乡土观念和寻根意识决定了他是个民族主义者，他的脑子里充满了“落叶归根”的思想，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不愿葬身异乡，期望有朝一日魂归故里，在生他养他的地方陪伴父母长眠地下。实际上，他的这一愿望不难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怀是随时敞开着的，祖国的大地和溪口蒋氏家乡的热土也随时准备接纳蒋介石这个特殊“游子”的灵枢，真正成为障碍使蒋介石难以魂归故里的是台湾领导人现在坚持的反共政策。这一点，世人都看得很清楚。如果蒋介石泉下有知，他多半也会主张将灵枢运回大陆，安葬在家乡的。事实上，早在大陆期间，蒋介石就在家乡为自己选择了墓地。开始，他打算把墓地设在慈庵母亲墓边。后来，他又看到奉化城北响铃岗地势高爽，景物幽美，风水颇佳，于是改变了主意，选定岗上的仁湖作为自己的葬身之所，并且派人在周围修了一条公路。可惜，时至如今，蒋介石辞世已20余年，其归葬家乡热土的愿望仍未实现。
溪口蒋家曾是望族，后来一度中落，到了蒋介石这一代，由于蒋介石的发迹，蒋氏家族乃成为旧中国的“天下第一家”。这样一个家庭，对修族谱之事当然是十分重视的了。著名学者，书法家沙孟海先生曾负责重修《蒋氏宗谱》。他的回忆是极具史料性的，从今特摘录于下：
我曾在国民政府各部门工作二十年，起初和蒋介石没有直接关系，一九四六年以后，为纂修《武岭蒋氏宗谱》（武岭是奉化溪口的一座山），蒋介石不时召见、询问、指示，始有接触。正谱修成后，他还要我另编一本小型简谱。前后历时近三年。这一段历史，社会上传说纷坛，报章杂志，亦有虚构事实，渲染演化，编成传奇小说者。因此忆述始末，写此资料，以正视听，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旧社会重视宗谱，各姓各族大抵隔三十年纂修一次。《武岭蒋氏宗谱》自一九一八年即民国七年纂修后，将届三十年续修之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蒋经国派人从奉化故乡密携旧谱间道入赣州，再送达重庆，蒋介石就考虑重修问题。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蒋氏族众始具体等议，采取行动。蒋介石重视此事，亲自掌握。一九四六年在南京，他对旧谱所载先世事迹曾提出两点疑问，写条子交国民政府政务局长陈方查考史籍。当时我是教育部秘书，调到文官处每天半天工作（后来补上国民政府秘书），陈方将此事转嘱我代为查政。我到多图书馆翻检资料，写出答案。陈方上报时写明是沙某人查答的。蒋介石正好在物色修谱人选，见此报告，次日即派蒋经国到国民政府来看我，奉父命并代蒋氏宗族请我负责重修宗谱工作。我家四个弟弟和弟妇等长期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或在解放区工作，二弟文求且已在广州牺牲，这一点蒋介石父子是不知道的。至于我自己在国民政府主要凭一套旧笔墨吃饭，不管“文案”。平日对史志谱碟之学粗有研究。既然有修谱机会，所以欣然同意了。
接着便由蒋经国向溪口蒋氏家族联系，在溪口开个会议，他和我都去参加。会后随即提取旧谱数种带回南京。我顾虑修谱应从几方面进行工作：第一，新谱凡例，由我着手起草，此是主要的。第二，安排纂修工作人员。第三，追查先系。从旧谱找出先世有联系的各地同宗，向他们借取家谱备参考。同时查阅当地的府县志。第四，蒋氏族人新生一代旧谱未经载入者，不论殁存长幼，依照凡例制订的项目，由各房推定人员分头进行采访。
关于纂修人员，我推举奉化籍的周军以自助。原蒋经国秘书上虞人黄寄慈熟悉溪口情况，也请其参加编纂，住溪口，负责联系当地采访工作。另外经各方推荐精熟小楷的张景钟，徐百炼、徐正旅三人，担任日常具体编录校对等工作。周、张、二徐皆在南京随我工作。就国民政府内部腾出一间空房，给他们四人工作之用。
武岭蒋氏从宜兴迁来，旧谱及《宜兴县志》皆有记载。近来有人写史料，说我曾两次到宜兴访问调查。我实未去过。当年南京，上海各报刊登蒋介石父子往宜兴展谒汉函亭乡侯蒋澄基，敬献花圈，报上并附刊墓地照片。我于次日读报始知之。
蒋介石平日住中央军校，随时要索阅谱稿，白天晚上不一定。侍从武官往往突然来个电话，并派车来接。我去时总携带手头稿件，一面向蒋介石说明情况，一面即向他请示。他特别重视先系问题。我订出几例之后。首先起草《先系谱》一篇。《左传》载：“凡，蒋、邢、茅、昨、祭，周公之见也。”蒋氏是周公之后，没有问题。旧谱只追溯到五代时始迁明州（宁波地区古称明州）的蒋光、蒋宗霸父子。由此逆推上去，中世纪一大段世系，问题就多。我根据借集的各地蒋氏家谱，并参证地方志乘，逐步追查。最后由宁海龙山一支找到线索，更从临海、黄岩、仙居诸谱及郊且横山谱、奉化峨阳谱参互核核，居然得到衔接。虽然如此，毕竟年代太远，或有未可尽信。故于各人名下注出据某书或某谱，以明责任。至于宜兴，天台及临海诸谱详载西周以来一连串的世系名爵完整无缺，我以其“于史无证”，概不采用。
社会上对蒋母王氏里籍问题谣传甚多。有说她出生在河南，成年嫁到南方来，我不大相信。因为生活服装容易改变，语言不可能完全改变。我认识几个溪口人，从来未听说镇上有讲北方话的妇女。直到近年，有张明镐、何国涛等人详细写述文史资料，张文刊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三辑，何文刊在《浙江省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两书大量馨销，谣传遂熄。至于对蒋介石元配毛氏与宋美龄等在宗谱中如何叙法问题，社会上揣测更多，谣传也不少。如传说修谱时陈布雷、沙孟海二人对此无法动笔，只有请吴稚晖出主意云云，完全出于猜想。事实是这样的：新谱中关于蒋介石这一条，蒋介石亲自写成稿子交给我们，我们只照样编录，并不发生任何为难。世碟的原文是：
“周秦，原名瑞元，一名中正，字介石，肇聪次子。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肄业，考送日本振武学校毕业，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士官候补生。大元帅府参谋长、大本营参谋长、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第一任大总统。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五日午时生。光绪三十三年加入同盟会。民国十九年十月受基督教洗礼。配毛氏，民国十年出为慈庵王太夫人义女。民国十六年继配宋氏美龄，美国韦尔斯莱大学博士，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二月十二日生。子经国、纬国。”
有关蒋介石妻室与子媳等，他自己叙录如此。大家知道，毛氏是离婚的，谱中不明说。两子是谁氏所出，亦未叙及。蒋经国生母毛氏没有问题，蒋纬国生母是谁，社会上有不同传说，我实在也不了解。修谱期问，蒋纬国向我探问，谱中有未写上他的母亲。我告知他，我们是根据他父亲手稿编列的。蒋纬国默然，后来说：“过三十年再说罢。”
一九四七年早春，蒋介石在庐山，也曾电话叫我搭便机去，我与国民政府另一秘书周宏涛同行。我住励志社，周宏涛住“行邸”，由他汇报。过几天，蒋介石约时间接见我，询问谱事进行情况。再过几天的晚上，在“行邸”设宴，宋美龄同做主人，宾客中主要是郑洞国。我往年曾游过庐山，此次天气又冷，很少出去游玩。留山上十多天，只有到庐山图书馆看书，也找到些与蒋氏先世有关的若干资料。
蒋介石最尊崇吴稚晖，宗谱卷首请吴稚晖撰写长篇序文，内外题签也是吴一人手笔。宗谱付印将竣时，照例卷首应列“纂修姓氏”，蒋介石指示，可题鉴定吴敬恒，总编纂陈布雷。我转告陈布雷后，即加拟一个编纂协纂名单：编纂四人，夏禹钧、沙文岩、周罩、黄寄慈。协纂三人，张景钟、徐百炼。徐正旅。陈布雷阅后对我说：“我是总编纂，你应该是副总编纂。”我说：“蒋族未与我联系之前，已邀请邻村畸山夏老，虽未着笔，但乡党尚齿，如列我为副总编纂，便难以位置更老。”名单报上后，蒋介石亦别无意见。只是蒋介石亲笔写成的《先系考序》，内云：“今岁戊子吾旅重修宗谱，特聘武进吴先生为总裁，主其事，慈溪陈君布雷、郸县沙君文若为编纂，襄其成。”列名稍有异同。
《蒋氏宗谱》纂修告成，交上海中华书局用聚珍仿宋版排印，大型线装，每部六大册。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溪口举行“进谱典礼”。宗饲各房都摆祭演戏，大张酒席，挂灯结彩，相当热闹。典礼循旧归由宗长主祭，各房房长陪祭。纂修人员例不参与，但被邀与宴。前方军事正急，蒋介石自己未到。
重视家族、看重亲情，有“报恩”思想，但也不乏炫耀的动机，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也。
蒋介石的外公王有则于1982年、蒋介石出世前数年就故去了。但自蒋介石幼时，蒋母王采玉常常“举公之言及其行事以诏中正”；并将外公遗物传给蒋介石，让其珍藏。蒋母的叙述中，免不了有对其父王有则的溢美之处，蒋介石目儒既久，自然对外公故事多有了解，并产生肃然起敬之情。1932年，蒋介石在庐山姑牛岭亲撰《外公品斋王公传》，称“如我外公王父者，岂非古之贤者哉！”
蒋介石的外婆姚氏活到69岁，于1905年去世。蒋介石童年常到葛竹村去看外婆。外婆也常到溪口与女儿、外孙团聚，并住上一段时日。因此，蒋介石对外婆了解较深、感情更笃。1932年，蒋介石为外婆写家传。
蒋介石还为其外公、外婆分别修了两座故墓。现在位于离葛竹村1．5公里的东家坑山上的王有则墓，仍完好如故。墓碑正中刻着“外王父有则公之墓”，上首标注时间为“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下首署名“外孙蒋中正敬题”。两边有一幅柱对，右边是“精神不灭，外王父王千古”，左边是“数泽常存，外孙蒋中正敬书”。碑的上方扇形应栏上刻有“仁慈”两字，落款为“美龄敬题”。
此外，蒋介石在他的外公家、王氏宗词，都送有匾额。王家堂前挂匾，上书“乡国望重”，落款为“外孙蒋中正”。词堂里那块挂匾，中问题“音容宛在”，落款为“蒋中正”。王家祖宅，今虽破旧不堪，但屋形尚存。
王采玉的三个异母兄长均早年故去，两个胞弟贤矩、贤裕均属平庸之辈，故没有得到蒋介石的任用提携，但在家乡却备受蒋家的关照。
王贤臣生于1868年；王贤裕生于1872年。兄弟两个性不同，贤矩生性好赌，不务正业，似乎没有干过正当职业；贤裕读了几年私塾，能背诵唐诗几十首，年轻时，在明坑、北溪等处当过小学教师，但脑袋不灵。他们的生活，平时常靠大姐王采玉照顾。及至蒋介石宫居要职，则按时按节提供这两位舅爷以衣暖食饱的中等生活，但从未介绍他们担任公职。
陈志坚，曾在蒋家担任家庭教师多年。据其透露：“我在蒋家任职期间，常见葛竹两位娘舅到丰镐房小住。大娘舅叫贤矩，塘痢头，期貌不扬；小娘舅叫贤裕，有点神经病。但蒋门上下对他们都很尊敬。”
唐瑞福，曾于30年代至40年代后期两次出任蒋家帐房。他曾谈到，在蒋宅已无本房主人守持时，蒋经国对他反复交待：“我不在家，别人来作客可以毋须招待，只有葛竹的二位舅公来溪口时，请他们住下，多办些小菜招待他们，按时按节送钱作他们日常开销，平时要米要日用物品，都到溪口街上凭把支取。”
贤矩不常来溪口作客；贤裕则常由族人抬轿，手执尘拂，到丰镐房一住一两个月。他有点神经失常，常自言自语背诵唐诗。有人问他老先生今年多少贵庚？他回答说：“今年十五岁。”人问其故，他说：“去了六十甲子，不是十五岁吗？”其实是年已七十有五了。
蒋介石在抗战以前，每年年底，给贤矩、贤裕各送去大洋百元。贤矩则取以买田，历年来购置田地五六十亩，1949年解放后，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贤裕不知道积蓄，雇人挑浅滩以通溪流，路上发现鸡粪狼藉，随时扫去，终日疯疯癫癫，不知所为，吃喝用光，未置田地，以后被划成份为中农。两人于1950年先后病死。
贤矩有二子，长子良昭，良昭之子忠泽，之江大学政治系毕业，被蒋介石升为福建浦城县长，历时5年。抗战胜利后，陈仪任台湾省行政长官，调他去台湾，未赴任。回到浙江，调任新昌县长。贤矩的次子良穆，随蒋介石去广东充侍从副官，北伐军抵达南京，良穆贪污了一笔公款，逃回葛竹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