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我和弟弟出生还没满月就过世了。所以我对母亲也只有靠日后获得的一些照片来建立一点印象。许多人传说母亲在三十八年（1949年）时还跟我们到台湾，也有人说抚养我们到某一年龄才离开的，这都是错误的。
虽然母亲早逝，双亲没有办法在身边，可是我觉得童年并不缺少爱。外婆的爱意与舅舅的关切，把父母留下的真空填补起来了，而我的人格也还得以正常发展。今天我特别怀念外婆。在那段日子，她把所有的精神与爱护都放在我和弟弟身上，抚养我们。
当记者问道章孝严在成长过程中，有无特别人士相助的问题时，章孝严说：
有人传说我小时候是由某一位先生或某两位先生帮忙抚养过的，甚至说我是由某一位先生抚养长大，这是不正确的。把我抚养长大的就是外婆和舅舅。
当然在我大学毕业以后，是有少数一二位先生在经济方面设法帮我们改善。
为什么到大学时还那么穷困，很难令人了解。我跟孝慈缴学费甚至都要求延期，希望学校能批准……我觉得到现在，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件事，应当是我国的考试制度。如果没有健全的考试制度，我不知自己如何进高中、进大学、进“外交部”。想入“外交部”都是硬碰硬的竞争，必须参加特考，或者先在国外拿到了学位，由人介绍以专员的名义进来。可是从我当时的情况来看，我不相信有任何人会愿意出面帮我的忙，介绍我进入“外交部”。我先参加外交领事人员乙种特考进入“外交部”。过了几年再参加外交领事人员甲种特考，也以很好的成绩通过。
在这里，我要顺便提一下我从来没有公开说明过的一件事。
有人认为，我进入“外交部”后，发展比别人快得多，是因为有某种关系的缘故。可是在这里我可以很坦诚地讲一句话，这种看法并不是我所感受到的。换句话说，我不认为我进“外交部”，然后逐步升迁的机会是由某种关系而产生的。我倒觉得很多地方……就算有某处关系好了，与其说它对我有所帮助，还不如说对我有过阻力！
提到那个关系俄一直到今天都不愿意公开说明。过去我也没跟任何人说过。我在“外交部”那么长时间，到最近几年，别人才有所风闻。记得……奉派到比利时对，没有人知道章孝严是谁。
章氏兄弟的身世，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一直是为蒋家所讳莫如深的，外界也一直当作一个谜来猜测。当年章亚若去世后，蒋经国通过亲信与章亚若的母亲周锦华商议，请她由赣州迁居万安，在那里与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一起照顾孝严、孝慈两兄弟。万安地处偏僻，远离尘嚣，物质条件虽然比较贫乏，却是隐居遁世的好地方。周锦华在茫然伤痛之际，又要负起抚育这一对双胞胎外孙的重任，在这种情形下，她也只有听从蒋经国的安排了。
1942年冬天，周锦华接到儿子浩若的来信，他要母亲准备行装，到贵州的铜仁去团聚，因为当时章浩若即将赴铜仁担任县长。孝严、孝慈两兄弟随外婆远赴铜仁投奔舅父的那段时间，周锦华与蒋经国之间仍保持着比较固定的联系。小兄弟俩入学时暂时改姓章，也是经过蒋经国批准的。后来，周锦华曾带着小兄弟俩到南京去与蒋经国会面。
自1945年底至1949年初，大约平均每隔半年左右，蒋经国就会通知周锦华，安排两兄弟与他相会。章家随蒋家抵台后，在新竹安了一个家。赴台后，章家的生活一落千丈，从原先的县长之家变成了离乡背井的难民。周锦华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带着孝严和孝慈默默度日，从不主动向蒋经国开口求助，她决心自食其力，扶养亚若的两个孩子长大成人。
1961年，周锦华去世。当年，孝严和孝慈同时考入私立东吴大学。那一年的年底，兄弟俩终于从王升的口中得到确实的证明，知道了自己的生父就是蒋经国。从此，兄弟俩从完成大学的学业、成家、就业，两人的一切都由王升转告蒋经国，蒋经国对这兄弟俩的每一项进步都感到无限欣慰，并一再给予他们各方面的支持。据说，章孝慈赴美深造的费用就是蒋经国补助的，章孝严的长女友兰。次女惠悔的命名，系依照蒋家习惯，以花朵名称为女孩命名，至于独子章万安，则是蒋经国特别交代，为纪念孝严和孝慈的出生地而命名的。章孝慈的儿子章劲松和女儿章友菊，也都是蒋经国亲自命名的。由此观之，这等于非正式地将孝严、孝慈纳入了蒋家第三代的行列中。据说，蒋经国去世前几年，对孝严和孝慈兄弟俩的关心日益深厚。蒋经国晚年目力不好，他特意将孝严、孝慈两家的全家福照片放大后带在身边，闲暇时经常拿出来观看。
由于蒋经国这一特殊的背景，章孝严于1967年进入“外交”界后，平步青年，官职屡升，直至担任“外交部”常务次长之职。1988年底，他调任国民党海工会主任。1988年7月，中国国民党第十三届全会上，章孝严、章孝慈均以较高的得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至此，蒋经国与章氏兄弟二人的父子关系也就等于得到了公开的承认。
据台湾报纸报道，1990年1月12日晚，章孝严和蒋孝武一起在台北市来来饭店的一个宴会上露面，公开承认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在这次宴会上，蒋孝武当着大批记者的面坦然谈到，他与孝严兄弟本来就是手足，而不是什么“情同手足”。他还说，这是我们自家的事，今后希望外界不要再把这个当成问题。
章孝严的孪生兄弟章孝慈，比较起来，更具有学者风度，接人待物显得沉稳内敛。
章孝慈的求学过程十分独特。从新竹义民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东吴大学中文系，得到文学士学学位后，再转系进入法律系，从二年级基本法绪论读起，完成了法律系五年的课程。因此，章孝慈连续念了八年大学，比常人多出了一倍的时间，而且得到了两个学位。其后，章孝慈又到美国德州教会办的南美以美大学就读，获政治学硕士；随后又至杜兰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再留学攻读，终获法学博士学位；直到34岁才完成这段旷日持久的求学经历。
章孝慈对于自己冗长的求学生涯，认为是一种对知识的追求与热爱，并谦虚的表示“学位与学问没有必然的关系。”
这位获得多种学位的学者，同他的兄长一样，因母亲早逝，自幼靠外婆和舅舅抚养，生活比较艰难。他曾说，从小他家人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真正要做好事情，就要念很多的书。在美国求学时间，他有6年是靠暑期打短工维持生活，交纳学费，他还做过保全公司警卫，在餐厅打过工。
1978年，章孝慈自美返台，任教于东吴大学法律系，两年后接任法学院院长职务，1986年接任东吴大学教务长职位，仍兼法学院院长至今。
在东吴大学校长杨其铣眼中，他一手提拔的这位教务长，头脑细密，办事有步骤，讲话有条理，思路清晰；平日虽然不大爱讲话，但教学、演讲都不错。”
章孝慈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当然，他并非不懂政治，也并非对政治完全没兴趣。事实上，身为法学博士的章孝慈，对政治自有他自己的理念与想法。
也许正是基于此种原因，章孝慈一直刻意回避自己的身世背景，直到蒋经国逝世时，曾仍然否认他与蒋经国的关系。对于这一点，他与其兄章孝严的观点不同。章孝严认为必须彻底澄清，才能杜绝流言的伤害，而章孝慈则基于为人子的“孝恩”，出于“保护先人的声誉”，总是直觉的否认这层关系。直到蒋经国逝世近5个月后，章孝慈才坦然表明说：
“他是我父亲！”
正如蒋孝武向新闻界宣布的那样，从此，章氏兄弟与蒋家的关系已经得到确认。据说，目前奉化溪口蒋家的族人正准备在下一次修族谱时将章孝严和章孝慈兄弟二人录人族谱。
1996年2月24日，一年多以前在大陆讲学时突然病倒的章孝慈先生病逝于台北，终年54岁。
第十章 友情、亲情和“手足情”
1．“砸断了骨头连着筋”
有关蒋介石的家族、家世及家事，见诸各种史传的材料已经很多，因为相隔年代并不十分久远，有些当事人或知情人直到前几年还健在，故尔所述基本相同，无大出人。蒋介石的亲眷和外成，在蒋介石发迹之后都或多或少地沾了他的“光”，成为一时的显贵或名人，这说明蒋介石是极重亲情的，也说明他头脑中封建的家族观念较重，在用人方面“重亲不重贤”。如今考究起来，这也是蒋家王朝走向腐败灭亡之途的重要因素之一。
蒋介石的父系亲人有如下几位：
蒋介卿，谱名周康，字瑞生，号锡侯，别号前安，是蒋介石的同父异母兄长，生于1875年，比蒋介石整整大了“一轮”12岁。蒋介卿是郡痒生出身，后又毕业于四明专科学校学法政科，蒋介石初显发迹之象时，蒋介卿叨光出任过台州地方法院推事、广州地方审判厅推事、英德县县长、后又担任过浙江海关监督、浙江省政府委员等。后辞职回到奉化溪口，开设公裕钱庄。蒋介卿年轻时，曾因与继母（即蒋介石生母王采玉）为析产分家的事闹过矛盾，彼时蒋介石尚未立事，但从此对这位异母兄长心存芥蒂。蒋介卿后来之所以辞职回乡自谋生路，与隐约存在于他兄弟之间的这点芥蒂是不无关系的。不过，兄弟毕竟还是兄弟，这一点，蒋介石心里是界线分明的。1936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蒋介石被扣西安、生死不明的消息传到奉化溪口时，蒋介卿正在溪口武山庙看戏，惊闻此讯，蒋介卿惊骇过度，当即中风跌倒，不省人事，抬回家后不到三天就亡故了。当时因为蒋介石尚未返回南京，家人遂将蒋介卿草草入殓，停枢在家，设奠守灵以待。至1937年1月，蒋已返回南京，因在事变中跌伤腰部，遂请假回溪口养伤。族人请示蒋介石为其兄治丧事，蒋介石吩咐“缓办”，直到1937年4月22日，蒋介石腰伤渐愈，才为兄长治丧出殡。当时的仪式颇为隆重，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显要人物如林森、冯玉祥、居正、何应钦、愈飞鹏、朱家队阎锡山等均亲往吊唁，一时车来轿往，人喊马嘶，奉化一带乡间都轰动了。
蒋介卿身后有一子一女，子名国秉、又名国柄、字空华，先后毕业于上海中山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国民党陆军八十八师少校参谋，中校团副、江西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参议等职。蒋国柄在八十八师驻镇海时，与一位女演员谈恋爱，当关系发展到谈婚论嫁时，却遭到其父蒋介卿的坚决反对．国柄因此一度精神失常。后在家族干预下，蒋国柄与羊头孙氏成婚，不久离婚，又娶萧王庙孙益甫次女维美为妻，生一子四女，子孝伦、女静娟、志伦、环伦、明伦。蒋国柄于1982年3月病死于台湾。蒋介卿的女儿名叫华秀，嫁与白崇禧的外甥韦永成为妻，韦永成在抗战时曾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
蒋介石的姐姐蒋瑞春，与蒋介石也是同父异母，系蒋父肃庵前妻徐氏所生，嫁给任宋村农民宋周运。宋周运粗通文字，爱钱如命，生活极其俭朴，曾经当过丰镐房的管家。关于宋周运的俭朴，有一个传说：宋周运从宁波到溪口，从来不坐汽车，而宁愿步行。问其原因，答称：买一双布鞋只需大洋四角，而汽车来回要用一元六角，可买四双布鞋，可穿两年，因此，乘汽车太不合算，所以还是步行好一些。宋周运有长子名涨林，曾随竺景到盐务局做过事；次子涨生，曾在丰镐房当帐房，1939年溪口遭日机轰炸时与毛氏同时遇难，三子祥生，做过宁波市农民银行的职员。宋周运的女儿林香，嫁邻村王阿孝为妻。
蒋介石的妹妹名瑞莲，与蒋介石同母生，嫁于后竺村竺芝珊为妻。竺芝珊本是王泰盐铺的店员，因为与蒋介石有了亲戚关系，曾随这位大舅哥到广州去当佛山筹响委员，以后又任苏州税务局长、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津浦铁路局车务总段长等职。竺芝珊的儿子竺培风，毕业于宁波商校，与溪口毛庆祥之弟毛凤美，蒋介卿之子蒋国柄等同年出国留学。回国后，竺培风在民航局任第一大队大队长。培风娶杨森之女为妻，生有一女。解放战争时，竺培风因飞机失事殒命。
蒋介石母系的亲戚是：
蒋的生母王采玉在葛竹的两位哥哥，一名贤力一名贤裕。两人文化水平不太高，贤裕虽曾当过小学教师，但后来神经错乱了。故此，兄弟二人一直在乡下，未得到蒋介石的提携重用。不过，蒋介石在大陆期间，始终对这两位舅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经济上也定期补贴。王采玉的堂兄贤甲、绰号“小汤果”为人极精明、善算计，由于他在蒋介石未发迹时十分器重蒋介石，更由于“二次革命”期间蒋介石在葛竹避难，王贤甲曾陪蒋到四明山避祸，所以蒋介石始终不忘这段思情，对待这位堂舅父比待自己的亲娘舅还要亲。王贤甲之子王震南，日后得蒋介石重用，做过南京政府的军法处长、第三战区军法执行分监和上海特刑庭庭长等职。还有王采玉的一个族人王惜才，曾做过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及农民银行监察。王氏族侄王良鹤之继子王世和，被蒋介石提拔任用为自己的侍卫长。
蒋介石还有一个娘舅萧王庙的孙琴凤，是蒋父继室孙氏之兄。孙琴凤是个商人，在上海和宁波都开有工厂和商号，生意上很得意，他对蒋介石曾有过经济上的帮助，蒋介石发迹后，曾请孙琴凤做丰镐房的管家，掌握银钱进出，对其信任有加，孙琴凤没有子嗣，过继了侄子孙经镇为过房子，蒋介石提拔他为农民银行发行主任。孙经暖之子义宣，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返国后，先任蒋介石的侍从室秘书，赴台后曾任国际货币基金会懂事、“中央银行”副总裁兼“外汇局”局长、“中央信托局”局长、“交通银行”总经理等。
蒋介石的发妻毛福梅有两个娘家哥哥，一位名叫毛武宝，一位叫毛秉礼。毛秉礼做过宁波市警察局长，早年到广东黄埔军校工作过，后又返回浙江，在宁波担任都奉汽车公司的经理。不过，这位老蒋的大舅哥对蒋介石的作为不太满意，蒋介石离开大陆赴台时，也没邀他同往。解放后，毛秉礼被邀为全国政协委员，于94岁高龄时在上海病逝。此外，毛福梅还有一个姐姐，其外孙宋时选随蒋介石逃台，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蒋介石的封建家族观念极重，尤其重视自己家庭的族谱编修工作，范学文曾撰文记述这件事，令引如下：
蒋介石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他发迹以后，千方百计要查祖宗的来根。他对蒋家宗谱非常重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当他已故的生母王氏八十岁生辰纪念之时，虽溪口已沦陷，他仍叫蒋经国派人从日寇重围中的故乡密携蒋家宗谱间道入赣，辗转送到重庆。他“三复循诵，几忘寝食”（见蒋介石自撰《先系考序》）。他详校了天台龙山蒋氏家谱与勤县横山蒋氏、奉化峨阳蒋氏两谱之异同，认为组奉两谱较龙山谱为可信。蒋家宗谱，循例每隔三十年修纂一次。自清季以来，康熙三十八年、康熙五十八年、乾隆二年、乾隆三十三年、嘉庆四年、道光八年、咸丰八年、光绪十四年、民国七年都修过谱。民国七年的那次修谱，就是由蒋介石哥哥介卿主持的，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