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我一定去。这边的会，没完没了，怎么说也不能奉陪了。”
听他这么一说，不必说明来意，我改口这么说了：
“我也要去，时间到了，快走！”
我们很自然地小跑起来。那个时候，不兴自行车，他入市骑马也不方便，更没有特备的小轿车，就是靠两条腿，穿过了大街小巷。到会场门口时，一大堆人拥塞着，不让进，不让出……这么一批人，认出他来，不敢阻挡，腾个空让他进去了。这时台上纷纷嚷嚷，拥着一个穿中山装的说个不休；台下没有坐满人，却有的站着嚷着：
“中央规定民众组织就是抗敌后援会，没有什么救亡协会，不合法，不许开！”
“这个会没有批准！”
“你们几个人代表不了文化界。”
这已经清楚不过了，有一批人在阻止开会。但是到会的群众没有退让，也站起来，在台下与他们辩论开了：
“抗日救国，人人有份！”
“全国战争一开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都要组织动员起来！”
这些话，还是国民党的总裁说过的，现在就用来反驳所谓“不合法”的指责了。我伴着蒋经国上台了，他插到夏征农、孙席珍与那个来阻止开会的人中间去。开这个会，由于他是赞成了的，也是答应来参加的，不予开会，没有道理。他上前拍着胸大声说：“照常开会，我负责一切，别管。”可是，台下已经不成秩序，有的几乎就要动武了。“你们不合法！”“你们不讲理，爱国的良心哪里去了？”……他气愤地站在台前，手指着前头说：
“哪个到会场来捣乱给我出去！”
那些人没有动，装作是出席的群众，可以不被发现。但是，他的手没有放下来，还是指着：
“出去！”
那些人，贼眉鼠眼，在听见口哨以后，就一个一个抽脚偷偷地退了出去。会场登时安静下来，也没有辩论了。他放下手，摸一摸下巴，从容不迫地说着：
“这是一个抗日的文化界团结御侮的大会开！”
当下，会场的情绪完全转变过来了，没有阻拦开会的了。坐下的群众，连同从门口拥进来的，伸出手，一下子爆发出连续不断地鼓掌声。正气上升了，一股邪风不见了，在台上写上了安排开会的事宜，会场里，早已练习好的大合唱《祖国文化进行曲》，系孙席珍作词，何士德普曲，此时在指挥下众口一调地唱了开头：
“祖国快要沦亡，起来，快把文化武装，
要争取，民族的解放！文化人也该起来，踏上抗敌的战场……”
我站在台上的一角，听着歌声，一股热气正在上升，随口也唱了。一个个声音，集合成巨响，只听到滚滚而起，急急而来，一如大海的波涛，席卷着一切……
这时的台上，蒋经国站着，即使穿军装，也是一个普通列兵，没有什么特殊。但当他看到会场上，别的人不是穿工人装，露出雪白的衬衣，就是着中山装，浅蓝的一片，仿佛感到只有他的颜色不一样，有点不入俗，就把军帽脱了，把腰上的风纪带也解了，然后把双手伸开，十分轻快而活泼地冲着夏征农、孙席珍等人说着：
时间不早了，开会吧！”
黄澄澄的灯泡，发出的光像是底色，有时因电力不足，竟暗了下去；幸好台上已有两盏汽灯，放射着银亮的光圈，扩大开去，把台下的群众的头脸，照得一清二楚。四周，能够反肖的玻璃窗，闪着闪着。这好像在一个码头，巨轮就要启破了，送行的人眼光无不集中在轮上，情深深，意切切，祝愿能一路顺风。
从这段回忆文章不难看出，当时的蒋经国不但工作热情高，而且很愿意同青年学生们交往，对青年们的激进、大胆、热情也很理解并且尽力支持。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政治态度，蒋经国在江西开办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部干部训练班”。
在这个“青干班”上，满腔热情，精力旺盛的蒋经国在工作之余，演出了一场短暂而又意义深远影响巨大的爱情悲剧。所“悲”者，因为这场恋爱的女主角章亚若实在是“红颜薄命”，在产下一对“爱情的结晶”蒋（章）孝严兄弟俩之后即“香魂一缕归天去”留下了一笔感情的“孽债”，竟使蒋经国这个“男主角”在昏迷之中仍念兹在兹。
章亚若是当时“青干班”中的一名女学员，关于她的身世，有必要交待一下。
章亚若原应姓黄。她的祖父黄伯昌原籍浙江。太平太国起义时，黄伯昌尚在雄褓之中就随父母加人起义军。义军转战至江西南昌时，黄伯昌的父母病故，幼小的黄伯昌遂被关城镇间家村的一户章姓人家收养，取名章伯昌。
章伯昌成年后，娶当地陶氏女儿为妻，生子，名章贡涛，即亚若的父亲。
章亚若生于1913年，幼时乖巧伶俐，活泼可爱，从三四岁起，就随父亲习诗练字，乃至上中学时，已成为当时南昌女中出名的才女。
亚若中学毕业后，遵父母之命，亲上作亲，嫁给了远房表哥唐英刚，这一年，亚若只有15岁。亚若的确是“红颜薄命”，这一点从她的第一次婚姻中就不难看出。丈夫唐英刚是一个守旧思想极为浓郁的青年，在当时风雷激荡的大环境中，固守传统儒生风范，沉迷诗画砚墨。而章亚若是个接受过现代教育原想趋于激进的女性，个性上的严重歧异，使小夫妻间的感情日渐疏远，甚至筑起了不可逾越的障碍。陷入感情的痛苦之中不能自拔的唐英刚终于以自杀结束了这场不幸的婚姻章亚若23岁，就成了一位“未亡人”。
1939年初，日军攻至南昌城外。亚若此时孀居娘家，她同母亲周锦华，二弟瀚若及子侄们逃亡南下到了赣州。为了生计，她决定在赣州谋职。
当时，蒋经国任赣南行政公署专员，他手下的保安副司令吴驻与章亚若有姻亲关系（亚若大弟媳的哥哥），经吴驻介绍，亚若进入专员公署工作。亚若参加工作，是以未婚女青年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这倒不是她有着隐瞒什么，而是她的母亲认为，一位寡居的青年女性在外奔波会有诸多不便。
章亚若担任公职后，工作态度非常积极，经常参加义务救护队，帮助救护因日军空袭受伤的民众。对于她的这种表现，蒋经国曾在会上专门予以表扬。
蒋经国在赣南一方面致力于地方政治，一面也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班底。1940年，他在赣州西郊赤殊岭办起了“干训班”，计有学员150余人。
这一批学员中，除章亚若之外，还有一位“大名人”王升。王升为了报效蒋经国，在青年学员中结交了10位比较贴心知己的朋友，并在赤殊岭的松林里为盟、祭拜天地，结为“金兰之好”。这结拜的10名“兄弟”中，年龄居长、被称为“大哥”的居然是一位红粉佳人章亚若。女人当“大哥”，原也是遵从蒋经国的教导：女同学要有男人气概。因此，当时的训练班学员中，男女同学彼此间都称兄道弟。
王升与蒋经国交厚，与章亚若又有结拜之情，为了讨蒋经国的欢心，遂处处制造机会，让章亚若与蒋经国接近以便从中撮合。
章亚若自从认识了蒋经国，便从心底产生了爱慕之情，可说是一见倾心。而此时的蒋经国虽已有妻室，但毕竟离家几年，内心里时常感到孤独寂寞。章亚若的出现，恰好使他如久旱逢甘霖，因此两人很快坠人情网。章亚若固然算不上倾城倾国的美人，但她毕竟是结过婚的女人，年龄又与蒋经国差不多，正处在一个女人最具魁力的年龄段，加上她生性大方，冰肌玉肤，正是蒋经国这种有权有势的男子所需要的女伴。所以，在王升的一力成全下，两个人很快就难舍难分了。
关于蒋、章的这一段恋情，亚若的初中同学、后又与她同事过的桂辉曾回忆说：“在赤殊岭受训期间的某一天黄昏，亚若曾失魂落魄地向她诉说：她担心自己的日记已被一些同学偷阅，怕她与蒋专员的恋情被这些不知深浅的同学公开。
青干班结业后，章亚若被分配到专员公署担任秘书从此成为蒋经国的左右手，如影随形地随侍在他身边。蒋经国有一个时期经常到辖下各地去出差，名曰“探察民间隐情”，章亚若则每每以秘书身份随他到各地察访，两人日夜相处，几成公开的秘密。
章亚若是当时的专员公署里唱戏唱得好的几位女士之一，她的京戏功底虽不能与科班出身的名伶们相双，但一出《玉堂春》也常常令人击手称赞。据说，蒋经国的夫人方良还时常向亚若请教，亚若也一度认真地当过蒋方良的京剧家庭教师。
章亚若以她的多才多艺博得了蒋经国的青睐，尤其以她的温柔聪慧、善解人意一步步占领了蒋经国的感情世界。蒋经国沉醉于亚若的柔情之中，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捧给这位温婉可人的佳丽。他将自己世袭珍藏、从来不曾示人的留苏日记手稿交给亚若阅览，让自己的心上人步入他昔日的苦难世界，分尝他所经历过的人生百味。当蒋经国的生母不幸遇难后，他又将毛夫人生前最喜爱的一床绣有鸳鸯图案的丝质被面送给章亚若。其用心之良苦，是令章亚若为之心醉的。
蒋、章之间的恋情迅速发展，超越了师生界线和上下级的界线，两人以“慧风”、“慧云”的呢称取代了彼此的呼名唤姓。不久，爱情的种子发了芽，章亚若怀上了蒋家的后代。至此，蒋、章恋情完全公开，专员公署上上下下到处传扬，以至远在重庆的蒋方良及蒋介石夫妇也得到了这一“喜讯”。蒋方良以夫人之尊，自然不依不饶，曾去找宋美龄哭诉，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醋海波涛”。蒋介石闻讯后，虽然没对儿子严加训斥毕竟儿子肖父，这小蒋的风流较之老蒋的风流还差得远呢但也发了一封密电，限蒋经国立即处理此事。
老蒋令小蒋限期处理这桩风流公案，实在也是为小蒋的前程考虑。毕竟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关系无名无份，若是传扬开去，势必授蒋经国的政敌以口实。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树敌过多，积怨不浅，若是因此事被政敌们抓住把柄，势必直接累及蒋经国的形象与政治前程。蒋经国接到父训之后，也早想通了这一节，他考虑到章亚若在此次风流案中最容易成为受攻击的目标，甚至连她的安全都成问题。于是，他决定将章亚若送到环境相对安定的大后方去待产。
章亚若对此时分手极不情愿，怎奈蒋经国苦口婆心一番规劝，遂勉强答应了。1941年底，蒋经国假座张万顺酒店设宴为章亚若饯行，陪席的有章亚若在青干班的结拜兄弟王升、倪豪、桂辉等，此外还有桂辉的哥哥、亚若在专员公署的同事桂昌宗。
据桂昌宗回忆，当时同席者是否都明白此次宴会的目的，他不太了解，但他和妹妹桂辉是完全知情的。因为早在1941年89月间，亚若即来找桂昌宗，告知已怀有专员后代的秘密，并央求昌宗尽快找到其妹桂辉，请桂辉陪她一起到桂林去待产。亚若还透露；公署里有刻意拉关系的人主动表示愿意同行，但亚若怕这些人靠不住，均未予同意。
桂辉接到哥哥的电话后，立即回到赣州，准备陪亚若同赴桂林。
蒋经国让亚若到桂林生产，除了考虑桂林天然岩洞较多，躲避日军空袭较为方便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尚未沦入日军铁蹄之下的地区中，只有省立桂林医院的设备最好，水平最高，对亚若母子的安全能有保障。可惜造化弄人，章亚若恰恰就是在这“有保障”的地方魂归天国的。
章亚若一行到了桂林后，由广西民政厅长邱昌渭出面，代她们租下了狸狮路的一幢房。在章亚若隐居桂林待产期间，蒋经国多次以“公事出差”为由，到桂林去探望。章亚若生下一对双胞胎后，他更来得勤了，为了力求保密，蒋经国还曾利用化妆手法改变容颜，以掩饰自己的身份。
章亚若的双生子是早产，比预产期提前了大约两个月左右。据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回忆说，1942年春节后的一天，她从赣州专程赶到桂林，一到狸狮路，即听说姐姐已住进医院，于是章亚梅立即赶往医院，照料产后的三姐。章亚梅说：“两个小侄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了保温箱中。”
章亚梅称蒋经国为“阿哥”，此后一直延用这个称呼。章亚梅还清楚地记得，当三姐亚若出院时，蒋经国专程来到桂林，在狸狮路等待着亚若母子三人回家。当时，亚若还叮嘱妹妹不要告诉“阿哥”哪个孩子是老大，说是让他猜一猜。这“阿哥”居然经住了“考验”，他满面笑容地仔细端详了两个儿子之后，立即毫无差错地指出了谁大谁小。亚若开心极了，她觉得蒋经国是真心喜爱这一对双生子。
章亚梅当时一边开玩笑地指着婴儿的小脑瓜说：“看你这两个儿子，又瘦又小，像小猫咪一样！”“猫咪？”蒋经国笑了起来，他低头对怀中的两个儿子喊道：“大猫！小猫！”
从此，蒋（章）孝严、孝慈两兄弟的乳名就唤作“大毛、小毛”。
这一对双胞胎兄弟满月时，蒋经国又一次赶到桂林，这次他还带来了两兄弟的学名：孝严、孝慈。蒋经国不仅依从蒋家第三代的“孝”字为双生子命名，而且告诉亚若，虽然没有正式的婚姻，但儿子仍应姓蒋。据章孝严于90年代撰文回忆，直到他们兄弟俩的生母章亚若去世后，这对小兄弟交由外婆周锦华照管，为了安全起见，到他们3岁多人托儿所前，才改为章姓，而且这改姓之举是在争得了蒋经国的同意后施行的。据说，当时达成的协议是：一旦形势安定后，再将孝严与孝慈兄弟俩的姓氏还原的。
章亚若生子后，章亚梅及桂辉一直在她身边照护。章亚若死前的几个月时间中，蒋经国频频来探望，表现了他对章亚若及两个儿子的一往情深。桂辉回忆说：有一次大伙在门外纳凉，章亚若双手环抱着两个儿子，无限神往地述说着他们长大后的各种计划与安排，脸上充满了期待与憧憬。
然而直到这时，章亚若在蒋家的地位与身份问题一直未能明朗化，亚若对两个儿子的名份问题尤其关心，她开始趁蒋经国来桂林的机会，用柔情和泪水催促他了。她要尽早使两人的关系合法化，以保证儿子们的地位的合法化。她不肯长期躲在“妾身不明”的阴影中。
也就是这一时期，蒋经国的政敌们开始频繁向老蒋告状，经国在私生活和官场上承受着空前巨大的压力。
就在这时，1942年8月的一天，章亚若突然死亡。章亚梅和桂辉在这突然的变故面前茫然无措，至感困惑。
她们全都记得，章亚若去世的前一天，还活蹦乱跳，浑身充满了活力。头一天的傍晚，她应邀赴了一场晚宴，至深夜回家后，感觉腹痛难忍，第二天早上进入医院治疗，却从此一去不复返，死在了医院里。
章亚梅和桂辉都认为，章亚若并非自然死亡，她们怀疑她是遭人谋害致死的。
章亚梅说，章亚若去世的前一天下午，桂辉来了，两人聊了一会儿天，章亚若告诉亚梅，说她要去朋友家赴宴，嘱咐章亚梅照看好大毛和小毛，然后就走了。
直到夜很深了，章亚梅才听见三姊章亚若回家的声音。她从房里走出来，一看吓了一跳。章亚若面色苍白且东摇西晃，连说话都非常困难，她勉强挣扎着走进房屋，躺在床上，脸上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大姊和章亚梅急忙找急救的药品，要章亚若服用。
折腾了一夜后，第二天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