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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良初到中国，深受语言障碍的困扰。她跟随丈夫拜见公爹蒋介石的时候，内心是十分忐忑不安的，生怕因为语言交流的不便而遭歧视。蒋介石初见这位异国儿媳时，也对她的高大身材，金发碧眼的相貌感到别扭，但相处几个月后，蒋介石才发现这位外国儿媳的性情十分温柔婉约，又很会孝敬公婆、体贴丈夫、关心儿女，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标准。于是，老蒋心满意足，为儿媳赐名“方良”，对她所生的两个孩子，老蒋也允准“认祖归宗”，分别取名蒋孝文、蒋孝章。
由于有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加上聪颖好学，蒋方良的中文学习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一年之后，她就可以用标准流利的国语同人交谈了。
蒋方良来到中国后的另一大难关就是对中国的气候不适应。尤其是1949年随夫迁到台湾后，因为台湾属于亚热带，四季不分，使自幼在苏联长大的蒋方良感到极为不适。但是，每当她感到与丈夫的恩恩爱爱，想起丈夫在西伯利亚荒原上所曾承受的冻馁和熬煎，就觉得自己眼下的处境实在是算不上什么。善良的蒋方良就是这样一个人，善于为别人着想，会体贴别人的苦楚，从不给丈夫制造麻烦。在蒋经国任职赣南专员期间，蒋方良因为没去随任，夫妻间相见的机会很少，但她都绝不因此而对夫君提什么要求，而是默默地承爱着孤独寂寞的折磨。除了每日孝敬婆母外，她还开始学习中国的绘画和书法艺术，用以排遣孤寂、打发时日。
直到抗战胜利后，蒋经国举家从重庆迁到上海，夫妻二人相聚的时间才多了起来，这一时期，蒋方良又为蒋经国生了第二个儿子蒋孝武。1948年，蒋家王朝崩溃在即，军事上连连失利，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也濒于彻底崩溃的边缘。上海的经济状况受到影响，物价飞涨，蒋经国这时正在“打老虎”，试图挽救行将崩溃的经济形势，为了“以身作则”，他的家庭生活一度也很清苦，蒋方良这时已怀了孕，一日三餐不丰，身体大受影响。分娩时，因失血过多，蒋方良一度昏迷不醒，后经输血才抢救过来。这个诞生于王朝末日的蒋氏家族的第三代子孙，就是蒋孝勇。据说，蒋家王朝败走台湾之后，在蒋孝勇10岁生日的那天，蒋经国曾特意买了一个三层大蛋糕送给这位三公子，说：“这是我对你的一种补偿。你出生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好好照顾你们……”
蒋方良随丈夫初到台湾时，住在台北市中山北路，房子并不算宽敞，是一幢旧式建筑，住家附近都是些寻常百姓。到了60年代末期，台湾经济有了起色，他们才搬到一处比较宽敞的别墅里。
在台湾的几十年，可说是蒋方良嫁给经国之后所度过的最平和安定的时期。所谓“平和安定”，非特指政治方面和“国事”，而是指他们夫妇间情感的危机而言的。蒋经国在赣南任职期间曾移情别恋，这一风流韵事被当时居住在陪都重庆的方良知晓后，对爱情一向执著专一的蒋方良气得几乎晕过去，她不敢以这种私情琐事去搅扰担负着“党国大任”的公公蒋介石，只好去见宋美龄，向她哭诉自己相夫教子、贤良淑慧却换来如此报应的委屈，并表示要亲赴赣南同蒋经国理论一番。宋美龄当即劝止她说：“一切我都知道了，我一定代你转告，自有处理。”蒋方良当然不敢不听，她也不敢把这件事扩大到满城风雨的地步，只好默默而退。
这场感情的风波使经国与方良之间的关系出现裂隙，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赴台后，这裂隙才逐渐弥合。蒋方良平时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在家里却是个标准的贤妻良母，为了丈夫的事业，她默默地奉献着自己所能付出的一切，夫妻俩风雨同舟数十载，老来岁月，感情却是愈见深厚了。
有一件事，足见方良对蒋经国的感情之诚挚与深厚。
1970年4月的一天深夜，蒋方良突然被卫士从睡梦中唤醒，卫士惶急地报告说：刚接到美国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是蒋经国在访美途中，在纽约普莱兹大饭店门前遇刺，所幸子弹射偏，打中了饭店大堂的玻璃旋转门。蒋方良闻言，立即向纽约打电话，对饱受惊吓的丈夫进行慰问，并再三嘱他今后要特别小心，还表示：等丈夫结束访问返回台湾时，她一定要亲赴机场迎接。不久，蒋经国归来，蒋方良果然不负前约，亲往欢迎，在欢迎的人潮中，她上前与蒋经国热烈拥抱。据当时在场的人估计，两人拥抱的时间至少长达20秒钟！
人们曾把蒋氏两代夫人作过比较，说：“婆婆本事高，媳妇本质好。媳妇比婆婆可喜得多。因为蒋老夫人以一个中国人而醉心于西化；而方良夫人是个西方妇女，却一意把自己投入东方的染缸，使自己成为一个标准的中国人。”
的确，蒋方良虽为异国妇女，都处处表现出传统的中国妇女的贤淑美德，相夫教子，淳良和善，从不张扬自己的“夫人”身份，却由此而得到人们的尊重。尽管方良不惯于社交场合的往还，更不愿卷入政治风浪的漩涡，但她晚年已贵为“总统”夫人，为了维护丈夫的尊严，她不得不出现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配合丈夫进行各种各样必须的“表演”。
作为一个母亲，蒋方良对膝下三儿一女也是极尽了爱护与养育之责的。女儿蒋孝章是经国夫妇的掌上明珠，深得他们的喜爱。1960年，23岁的蒋孝章出嫁，结婚那天，蒋方良紧紧抱着蒋孝章，母女俩相拥而泣，哭成了一团。长子蒋孝文长年卧病，则是蒋方良的一块心病。如果说蒋方良也有愁眉深锁的时候，那么她一定是在为孝文而发愁了。时常出入蒋家的台湾国民党政要来时选曾对方良作如此评价：“她的脑筋里，恐怕只有先生、孩子，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干什么。”
1988年，蒋经国病重期间，蒋方良随侍照拂，不离左右。由于紧张和劳累过度，致使她心脏病发作。1988年1月13日下午，与方良风雨同舟半个多世纪的蒋经国与世长辞，那一时刻，蒋方良却因为心脏不好，正在隔壁房间内吸氧，因此未能与丈夫诀别。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蒋方良都无法从哀痛中解脱出来。她常常独自前往慈湖，在丈夫灵前孤坐哀悼，以寻求心灵的慰藉。
1989年和1991年，方良的两个爱子蒋孝文、蒋孝武又相继病逝，蒋方良尚未从亡夫之痛中解脱出来，却又一次再次地陷入了亡子之痛的巨大悲哀之中。
然而，蒋方良这位来自异域的“标准的中国妇女”却没有被接踵而来的巨大的感情创伤所击倒。也许，正是俄罗斯民族的坚强与中华民族的坚韧给了她双倍于普通妇女的精神力量，支撑着她几十年如一日地为蒋氏豪门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1994年11月14日，正在北京进行学术交流的台湾海基会董事。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先生因脑溢血被送往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急救。其正在美国的胞兄、台湾“侨委会”委员长章孝严接到从台湾打去的电话，闻知此讯悲痛欲绝，即与各方联系，终于获得“个案”处理的待遇，于11月16日飞抵北京，赶赴医院探望。
章孝严望着昏迷中的弟弟，轻声呼唤着孝慈的名字，然而孝慈却安卧病榻，没有丝毫反应。章孝严心里十分难过，他们兄弟俩的出生时间仅相隔几分钟，可以说是同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一对孪生兄弟自幼命运坎坷，几十年来一直相依为命，手足之情十分深挚，如今，弟弟却倒下了，章孝严怎能不悲痛莫名，思绪万千。
11月18日，章孝严抽空离开弟弟的病榻，飞赴桂林，来到其生母章亚若墓前。他献上花圈，点燃了九柱香，以表他与孝慈两家共计九口人的心意。随后，章孝严鞠躬如仪，焚烧纸钱。这时，一直竭力控制感情的章孝严终于控制不住了，他失声痛哭，倒在母亲章亚若的墓前叩首连连，边哭边诉：“母亲大人，我回来看您！我来迟了，求您保佑弟弟孝慈平安度过难关。您的养育之恩，50年来我们无时不在思念！”
章孝严在母亲墓前长跪不起，上苍为之动容，山河为之饮泣，墓地长风忽起，被焚化了的纸钱随风飘舞，漫天挥洒，消失在山石树木之间。望首那飘忽远去的纸灰，如烟往事又浮现在章孝严的心头。
1942年农历正月27日晨，一对男婴降生在广西省立桂林医院妇产科病房。这两个孩子是不足月出生，生下来时体形十分瘦弱。
这一对双胞胎的生身之母就是章亚若，而他们的父亲便是蒋经国。
关于章亚若生子的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一级教授、著名妇产科专家李瑞麟曾以“接生婆”的身份予以详述。李瑞麟早在30年代即以医名显于一时，她所著《我的自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一九四二年初，时任广西省立医院妇产科主任的李瑞麟，接待了一位手持蒋经国名片、自我介绍为新闻记者、操着江西口音的青年孕妇。她来自江西赣州，表示要在省立医院生产。经李瑞麟检查为双胞胎后，她就不时到医院来作检查。孕妇自称在江西已与蒋经国结婚，但她从不夸耀，很朴实也很节俭。约三星期后，她在省立医院产下了不足月的双胎男孩。因她客居桂林狸狮路，故为孩子分别取乳名“狸”和“狮”
事隔几十年，李教授对孕妇的姓名已毫无印象，但对狸、狮这双胎男孩却是记挂心中。因为出院后一个多月，该孕妇曾带着两个孩子来作过检查，这也就是李教授与狸、狮的最后一面。孩子的妈妈当年秋季因发烧入院不久即去世。以后在衡阳、上海等地，李教授与蒋经国多有接触，但始终没有听到过蒋经国谈起此事。
那当年在广西省立医院的孕妇难道就是章亚若？狸、狮就是当今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章孝严和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章孝慈吗？我追根寻源，访问了居住在上海浦东新式工房中的74岁老人桂辉女士。
操一口江西普通语、身体健朗的桂辉老人，谈起狸狮兄弟俩，不禁老泪纵横，心情激动。她说，当年那持名片求医的女子，正是由她陪同前往的义妹章亚若。她们由小学、初中到高中都在一起，亲如姐妹。以后到了江西，在蒋经国办的三青团干训班一期时，又为同期同队同室的知交。章亚若这然而逝时，桂辉相伴在侧。蒋经国在接到噩耗的电报后，迅即委派了时任职于盐务处的王制刚协同桂辉料理后事。事毕后，狸狮二儿即由桂辉及章亚若胞妹章亚梅送到江西万安的外婆家。
1987年秋，台北市近郊北安路的大直官邻里，蒋经国正因持续的高烧而昏迷沉睡，他的家人和“国府”要员们陪侍在侧，眼看着蒋经国被病痛折磨，只好把期待的目光投向紧张忙碌着的医务人员们。突然，蒋经国的嘴唇蠕动着，吐出一连串含混不清的字句，人们趋前俯身敛声屏气侧耳细听，渐渐分辨出他是在呼唤一个人的名字：“亚若，亚若”。凡是听清了这个字眼的人，无不相顾失色，心中暗暗称奇。想不到时隔近半个世纪，这位“民国总统”居然还惦记着那位早已香销玉殒的南国佳人！
提到这位南国佳人章亚若，不得不先交待一下蒋经国赴行南昌的经过。
蒋经国携妻挚子归国之初，蒋介石安排他在溪口小洋房读书“洗脑”。然而时隔不久，抗战烽火燃起，正在蒋介石思谋着如何安排儿子的职务时，以“政治嗅觉灵敏”著称的政学系首脑、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发电请示：“委座与中共五年净战是在江西；新生活运动肇始于江西，军政训练团也是开办于江西，可见委员长之于江西情长谊深，所以敢请准予经国赴赣佐政！”正是三伏天送来个凉西瓜，熊式辉这一下“马屁”正好拍到了点子上。不久，蒋经国就以“太子”身份步人了中国政治斗争的舞台。他特意写了个报告向父亲表示：“我有很先进的思想，需要有机会去求证。而且，我希望在最坏的条件下去试试。”
1937年8月，28岁的蒋经国来到江西，最初担任保安处少将副处长，不久，熊式辉又任命蒋经国兼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少将总队长，后又让他兼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处长。1939年，蒋经国又被委任为江西省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任赣州县长。他初出茅庐，工作热情很高，薛汕曾专门撰文介绍了蒋经国这一时期的工作片断：
这个时期，南昌云集着一些文化人，有何士德、孙席珍、夏征农、程越范音乐家，国民党党歌的作者……加上当地的头面人物，像许德暧、程宗宣江西民众教育馆馆长……很不少，几经筹备，决定效仿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办法，成立南昌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地点就在江西省民众教育馆的礼堂，布置就绪了。四面贴满了标语，红红绿绿地有一番新气象。各个团体的青年人，为值得尊敬的文化人，都愿意做点工作，写的，扎的、糊的、唱的，还有演的……正在紧张地准备的时候，万万想不到国民党的江西省党部来了通知，要延期，必须等候批准。负责筹备的夏征农等人，认为爱国救亡，用不着批准，坚决拒绝，不予理睬，要依时举行。但是，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已来一批众人皆知的打手，纷纷出现在会场内外。从他们交头接耳、抛眼色、努着嘴的神态，可预料大约要大打出手了。这个会难得风平浪静，怎么办呢？这个会，已经要蒋经国参加，而且要他做主席团成员，都是事先约好说妥的。可是，他却迟迟没有来。他来不来呢？很没有把握。要是他来了，会好一些的。于是，我负责去他家中看看。我到了他的家，不见人，说出去开会了。开哪个会呢？也没有说清。也可能是别的会，我有点狐疑，又到保安处一趟，没见人。从传达室到他的办公室，都推说不知道，我只好悻悻地出来。当我正往回走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听到一个喊声：
“雷宁同志，站住，等着我！”
一回头，蒋经国从保安处赶了出来。显然，他是临时有了事情，忙撂开别的事来的。他的手上还拿着东西呢。连额角上有些汗珠都来不及抹去。这一回，他破例穿起军装，去了身上的斜皮带，只有腰间的风纪带，仿佛是不愿意当官而这么做的。还没等我说什么，他自己就说了出来：
“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我一定去。这边的会，没完没了，怎么说也不能奉陪了。”
听他这么一说，不必说明来意，我改口这么说了：
“我也要去，时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