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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蒋母王氏之所以坚持不与蒋父同穴合葬，主要原因倒不是怕惊动了蒋父的亡灵，而是因为蒋父肇聪已经与前妻徐氏、续弦孙氏合葬，王采玉不愿屈居下位，更不愿自己的儿子日后被人议论为第二填房所生，惟恐对蒋介石的前途产生不利的影响。爱子之心，由此可见一斑，而蒋介石也深诸母亲的用意，所以，对于慈母的仙逝，他悲痛异于常人。在停灵期间，蒋介石每天都要抚尸大哭多次。蒋介石对慈母行如此大哀之礼，在同事朋友中博得了一个“事母至孝”的美名。
居哀期间，蒋介石不忘母亲遗命，请了奉化有名的风水先生四处勘察坟地。因为蒋母生前曾表示“要葬在佛的怀抱里”，因此，最后选中了溪口北约1．5公里的白岩山中段北面的一小块平地，据说这是“弥勒佛的肚脐眼儿”，是一块上好的风水宝地。
坟穴选定之后，蒋介石每天必到白岩山监工兴建母亲坟莹。11月23日，正式出殡下葬。蒋介石亲抚母亲灵枢安葬。因为这时的蒋介石已身任广东军界要职，是孙中山手下的重臣，母以子贵，所以安葬仪式极为隆重，为溪口乡历史上所仅见。
接到蒋母去世的讣告后，孙中山麾下的党政军大员齐致唁电，闽、粤、鄂、湘、沪各地吊客纷至沓来，出殡下葬时，孙中山又特派陈果夫代表祭奠，戴季陶、居正等要员均亲临葬礼。孙中山亲撰祭文，并为蒋母题写了墓碑：“蒋母之墓”，张静江手书蒋介石所撰的挽联，胡汉民做墓志，汪精卫做铭，由浙江书法家沈尹默手书。
为表达对母亲的孝敬，蒋介石从此发誓：不论新旧历史，凡到母亲祭日，一律不茹荤、不动气、不近色，以示对母亲的纪念，以寄哀思。
1923年，为纪念蒋母60冥寿，蒋介石特在离母亲墓址约300米远的地方建筑三间新式洋房，称为慈庵。慈庵落成后，奉曾祖祈增公，曾祖批毛太夫人，张太夫人；祖玉表公、祖批徐太夫人；考肃庵公、批徐太夫人、孙太夫人、王太夫人；及弟瑞青。冥配弟妇王氏、五代神主升龛，祭飨如仪。
这次建庵供神，蒋介石十分重视。特请谭延阎书题了慈庵门额，中堂悬挂着孙中山亲书的“为国助劳”、慈云普照”二匾。蒋介石亲撰了《慈庵记》，说：“标额日慈庵，以成先慈建庵供佛未竟之志，而又配祖先考肃庵公，权合古人院之义也。”亦即，建筑这个慈庵，一是因为蒋父与蒋母没有合葬一穴，把父母神主牌位合在一起，以表示双亲合拢；一是可以作为蒋介石回乡时居住之所，以示不忘母亲，谨守墓园之意。
1930年，蒋介石已掌握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为了光耀门庭，将慈庵旧宅拆除，另在离墓稍远的平地上筑造了规模较大的坟庄，名为“墓庐”。
穿过墓庐大门，便可看到新修建的慈庵，室内挂有蒋母遗像，下有汪清卫题字：“蒋老伯母遗像，世愚侄汪兆铭”。正中立一石碑，正反两面均有碑文。正面为谭延用所书《孙大总统祭蒋大夫人文》；后面是“孤哀子蒋中正泣述”的《哭母文》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慰劳蒋总司令文》等石刻。此外还有胡汉民题字墓诗、谭延阅所题的“蒋太夫人像赞”、林森作的挽辞等。当初治丧时，张静江、许崇智等国民党要员的唁电、挽联、悼诗等，也都一一保存在“慈庵”中。这些文词墨迹，将介石极为看重，曾委托叶楚他搜集，编为《哀思录》刊行于世。《哀思录》卷前有蒋介石亲撰的《刊哀思录所感》文，说“《哀思录》是中正生平所最哀痛而不能忘者之一种纪念”。
蒋介石对于部下晋谒其母墓很重视。据一位原国民党将领回忆，蒋介石平时对部下非常严肃，惟有部下谒墓下来时，他才笑容可掬，连说“谢谢”。
总之，蒋介石事母至孝，无论是“发乎亲情”还是“系于国事”——为了统治的需要，在外界一向是有口碑的，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第三章 走出溪口
1．顽梗童年
蒋介石幼年时期顽劣异常，他自己对此也从来不予讳言。在蒋介石自撰的《先王太夫人事略》中，他自己承认：“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放搏跳跃，凡水火刀格之伤，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劳。及六岁就学，顽劣益甚，而先训迪不倦，或夏楚频施，不稍姑息”。
蒋介石自称幼年“顽劣”、“顽梗”、“放搏跳跃”等，确实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蒋介石幼年时的好斗爱动，在家乡溪口街上是出了名的。他常常因此闯祸闹事，“倍增慈母之劳。”
蒋介石4岁的那年除夕，全家人正准备吃年夜饭，蒋介石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一个人爬上了饭桌。他看着桌子上整齐码放的筷子，忽发奇想，竟拿起一支筷子插入喉管，想试探自己的喉管究竟有多深。他没有想到，筷子一下子插进去太深，拔也拔不出来，喊又喊不出声，以至仰靠在椅子上，大张着嘴不省人事了。家人发现后，立即慌作一团，直到请了看病先生来，取出筷子，蒋介石才渐渐苏醒，但仍是口不能言，双目呆滞。全家人吓得彻夜未眠，围护在床头，蒋介石的祖父更是惶急无措，隔一会儿便隔窗询问一下情况。直到第二天，天色放亮时，祖父蒋斯千又一次隔窗询问蒋母：“孙子恐已哑乎？”老先生深恐这个宝贝孙儿由此变成个哑巴。这一次，话音刚落，蒋介石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朗声答道：“我能说话，没有哑！”一家人闻听之后，转忧为喜，方始放下一颗悬着的心。
蒋介石5岁那年的冬天，一日在院内檐下玩耍，忽然发现水缸里的水冻了一层薄冰，圆明如镜。他看得兴起，攀到缸沿，扑身去捞取冰水中的影子，因用力过猛，一下子倒栽在水缸里，怎么挣扎也出不来了。等到被家人发现救出时，小小的蒋介石早已被冻得半死，家人护理了大半日才回暖过来。同是这一时期，蒋介石经常独自溜到门前的清溪中去游泳。溪水清浅，嬉戏尚可，但几次遇上山洪暴发，几乎遭致灭顶之灾。也算蒋介石命不该绝，每每能死里逃生，化险为夷。
蒋介石7岁时，又迷上了舞枪弄棒，经常跑到街上，召来邻舍的孩子们，仿效戏台上的两军对阵，大打出手。每逢这种时候，蒋介石总是自封为“大将”，指挥打斗，伤及别的孩童。蒋介石在外常常闯祸，把邻家孩子打得鼻青脸肿。有一次，他因为闯了祸，被母亲关在房里痛打，蒋介石躲元可躲，情急中钻进床下不肯出来。正巧这时有邻居来找蒋母，蒋介石乘母亲开门之机，从床下爬出，疾奔到街上。蒋母追不上这个“劣子”，一时气得嚎陶大哭。蒋介石虽然顽劣成习，但从小就最怕母亲掉眼泪。见母亲放声嚎陶，吓得他立刻垂首返回，自承有错，劝母亲不要再哭了。直到成人之后，蒋介石仍无法摆脱这个自幼养成的“性格误区”母亲掉泪，是他平生所最“怕”的一件事。
还有一年，适逢正月初一，蒋姓族人都按习俗到祠堂去拜祖先，拜谒之后，每人可领几个芝麻糖饼，蒋介石当然也去领了。可是，大家都是排着队按次序取领糖饼，蒋介石却偏偏要抢先。族中有人出来拦阻喝斥，他不但不听，反而就地躺倒，满地打滚，直滚得泥一身水一身，然后爬起来就往人堆里乱挤乱插。乡人习俗，“新年穿新衣”，别人一身新衣裤，都怕被满身泥污的蒋介石弄脏了，因此间避犹恐不及，也就再没人阻拦他抢先领糖饼了。因为他每逢不遂心愿的时候就以各种耍赖撒泼的办法迫人就范，所以乡人们都称他为“瑞元无赖”。
不过，蒋介石好勇斗狠、事事占先的性格倒也并非都用在了撒野耍赖的顽劣行径上，有时也能做点好事。他8岁时，已人家塾学习，有一次，一个素来蛮横的同学无故欺辱一位小同学，蒋看到后，为正义感所驱使，出手打抱不平，将那欺负人的同学打倒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老师闻知后，将他狠狠训斥了一顿，而蒋介石并不申辩，默默承受了。
这种顽劣不堪的习性，随着年龄渐长，人学读书才有所收敛。改正。蒋介石7岁时，祖父蒋斯千谢世，隔一年又死了父亲，家里迭遭变故，使蒋介石幼小的心灵蒙受了很大的刺激，他的行为举止渐渐发生了变化。父亲去世，蒋介石沦为孤儿后，没过一年，与他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卿又同母亲发生矛盾，最后提出析产分家，占去了大部分蒋家产业。未久，胞弟瑞青生病不治，以3岁幼龄而亡故了。母亲独力抚孤携幼，处境极为艰难。正是这种每况愈下的家境，刺激蒋介石渐萌人事，懂得了体念慈母的心清，逐渐改掉了顽劣的习性。可以说，蒋介石幼时“不堪教养”的顽劣习性是在母亲的倾心教诲下才得以逐渐克服的。多年以后，蒋介石在《报国与思亲》一文中曾回忆道：
“母亲深深地爱抚着我，一直就像看待婴孩一样，而其督教，却比老师还严厉。当我出门或回家，必定要查看我所携带的东西；出外旅行或寄宿必定查问我去哪里；放学归来，必定考验我的课业；日常更谆谆教导洒扫应对的礼节和刻苦自立的道理，以及督饬我亲自做佣仆们所做的劳苦工作，磨练我的身心免于怠情。母亲迟睡早起，无时无刻不在倾注她的全力，期望我这个失去父亲的孤子长大成人。”
蒋母勤勉刻苦的生活作风，使幼年的蒋介石深深地受到感染，他于1945年5月曾再次提及：
“我（蒋介石）是在孤儿寡母的家庭中长大的，受到过很多委屈，饮泣吞声，无可申诉。母亲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我抚育成人。母亲的忍耐力是难以想象的，我也深受影响，我的个性就是在这种压迫环境中所形成。坚忍不拔的毅力，就是这样地锻炼出来的。”
1892年，蒋介石5岁。父母及祖父深恐他顽劣成性，贻误终生，于是决定在他未及人学年龄时，提前请师设塾，让他收心学习。
蒋介石的启蒙老师是任介眉，这个人是个老秀才，对待蒙童的严厉和暴虐是远近闻名的，连顽劣难驯的蒋介石也难以忍受他的酷虐。因此，1894年，又改从蒋谨藩为业师。学习中，蒋介石即已显示出超出同辈小伙伴的智力和能力，业师蒋谨藩经常对蒋母说：令郎天资颖异，他日必成大器，汝节操贞洁，天固有以报也。儿子得到老师的夸奖，作母亲的当然十分高兴，也更坚定了望子成龙的信心。1899年，蒋母得知县名士姚宗元在自己娘家葛竹开馆授业，于是决定将蒋介石送往葛竹，到姚宗元开设的“溯源堂”受业。
姚宗元是地方名士，学有根基，蒋介石得其指导，学业长进很快。有一次，姚先生命蒋介石以竹为题，作一对联，蒋应声吟出：“一望山多竹，能生复日寒”。姚宗元对此颇为赞赏。从此常对蒋介石的娘舅们说：“汝甥悟力非常，若教养得法，前程岂可限量！”
同年，革命党人竺绍康骑马到溯源堂拜访姚宗元，蒋介石见竺绍康气宇轩昂，心生景慕，便久久注目；又见他的坐骑神骏不凡，于是偷偷将马牵到野外，百般耍弄。结果把那马儿激怒，噬咬蒋介石的后背，使其倒地流血。这次意外受伤，触动了蒋介石的思母之情。当年暑假放学回家，刚进家门，见到母亲未及说话便放声大哭。也许正是由此萌发了恋母情结，此后蒋介石每次外出求学，总不免哭泣留连。
蒋介石放假居家期间，有一位相面先生常来蒋家，此人总喜用手摸蒋介石的头部，一边抚摸一边慨叹：“我从未见过如此骨相的人，这小孩太奇特了！”这位相面先生的话，加上这一时期蒋介石学业上的长进和几位业师不约而同地对蒋介石的夸赞与期许，使蒋母不能不再度联想到当年金竹庵中看相人“必出贵子”的预言。这位两度孀居、遭遇坎何的普通农家妇女，只有把今生惟一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这惟一在世的亲生儿子身上了。
这一年的寒假，榆林的表舅父陈春泉到蒋家作客，闲卿中提到陈春泉聘了岩头毛凤美在家中设塾，蒋母征得陈春泉的同意，决定送蒋介石到榆林就读，师从毛凤美学习《易经》，后来蒋介石改名“中正”，即取《易经》中交辞和象传之意。
1901年，蒋介石又改从崎山下皇甫氏家馆竺景嵩为业师，学《左传》，并学作策论。也就在这一年，蒋介石谨遵母命，与岩头村毛鼎和之女毛福梅结婚。
14岁的孩子，尚不知婚姻为何物，加上自幼养成的顽劣习性毕竟没有根除，因此，蒋介石婚后最初的那些日子里，着实闹了不少笑话。拜花堂、人洞房的当天，蒋介石便寻机溜到了大街上找小伙伴们玩耍去了。及至人们簇拥着小脚伶仃的新娘子毛福梅进洞房时，才发现另一位主角新郎格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正待寻找时，忽听门外一阵喧闹，随后拥进一群半大小子来。这些孩子一边放爆竹，一边呼喝喊叫，其中那个笑闹得最欢的，便是那拖着油光光的大辫子、披吉祥如意红花、穿长袍马褂的新郎棺蒋介石。除此以外，蒋介石在新婚之夜就让新娘子守了空房，他自己则躲到母亲的床上呼呼大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任人推拉叫喊都醒不了，最后还是蒋母请人把儿子拖拖拉拉地“塞”进了洞房之中。直到把他安置在新床上，他还在呼呼有声地酣睡，害得新娘子毛福梅含泪枯坐，直到天明。
婚后未久，蒋母再托陈春泉为蒋介石寻找名师，陈春泉不负蒋母之托，介绍了在岩头开馆的毛思诚。1902年，蒋介石来到岩头，师从毛思诚温习《左传》。毛思诚授业，注重困人施教。因此，蒋介石进馆受业后，进步很快，个性也由此发展，表现得十分狂傲。毛思诚曾说他：“狂态不可一世”。
同是这一时期，蒋介石还表现出一些个性特点，如动静反差极大。课下休息时，他戏嬉无度，奔跑无时，偶一心血来潮，就大搞恶作剧捉弄同学，而一旦开始用功，却又专心致志，无论周围环境多乱，他照样可以埋头读书，丝毫不受环境的影响。如此动静之间判若两人，可见其天成异秉。
无怪相面先生说“这个小孩真奇特”。幼年时期的蒋介石，实有大异于常人的“奇特”之外。
2．“红脸将军”首渡东瀛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如月，蒋介石赴宁波赶考，同时改名志清，从此，很少有人再提“蒋瑞元”这个大名了。
蒋介石赴考上路之后，蒋夫人毛福梅便每天跟婆婆一起在观世音菩萨像前祈祷，求大慈大悲的菩萨保佑丈夫早日赡宫折桂，衣锦还乡。可是，没等到报喜的上门，蒋介石已经文场失意，名落孙山，气哼哼地挂着满脸的霜回来了。
婆媳俩忙不迭地耐心安慰，小心服侍，生怕这位心高气傲、惯于拔尖却从来不肯甘居人后的蒋公子想不开，再生出什么怪主意来。
其实，这婆媳是多虑了。蒋介石那一脸秋霜并非因为科考落弟，而是因为当时的宁波已受新思潮的影响，广大知识分子对科举之类的东西已开始看穿，不再当回事了。在新思潮广泛传播的情况下，社会上也纷纷议论清政府的无能、软弱，受尽了洋人的欺负等事。蒋介石生性敏感，他生平第一次到宁波，第一次参加科考，也是第一次亲眼看到了科场的黑暗腐败，他不禁感到痛心和愤慨。在宁波期间，他也是平生第一次听到人们议论废科举、兴学校的新鲜事，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