妒任寰靶砜讼槭Γ苍�12万；贵州约2万；海军陆战队约8000。总计全国军队数目，共约百六十余万，现已改编成师者已逾五十个以上，裁遣官兵又达百万。”
何应钦又说：根据缩编后的数字，“额数仍多，核与国家收入比例不符。惟从兹收束军事，暂告一段落，筹备国防，此其噶矢。他日再由国军编遣委员会加以一般之整理，使全国兵额不超过50万，以符五中全会之宣言。”
在正式会议上，蒋介石开始是不表态，任由们针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两个不同的编遣方案进行争吵。当他采取种种手段争得们多数支持阎锡山的方案（即在四个集团军之外，再加一个中央区）之后，他才以仲裁者的面目表态，不但同意阎的方案，且又提出增加东北编遣区，使张学良感思不尽。这样，蒋介石不仅在编的军队最多，又把张学良拉到了自己一边。增加了“蒋家军”的实力。
最后，会议制定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从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司令部及海军司令部。各部队原地驻扎，听候点编。同时还规定，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至此，与会的各路诸侯们才明白自己是上了蒋介石的当各实力派的军事大权在无形中被剥夺了，指挥权、调动权、任免军官权，甚至连司令部都被“取消”了，这些号令千军万马的将军们顷刻间成了“光杆司令”。这样的“规定”自然是谁也不肯接受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的态度因之骤变，由原来的相互攻击、勾心斗角转为同病相怜。他们联合起来，以各种托词抵制编遣会议，冯玉祥和阎锡山索性主张“休会”。蒋介石知道一时难以使各路诸侯就范，一纸空文也不可能把家的兵权释去，于是采取缓兵之计，宣布以后再开一个“编遣实施会议”。这样，到1月25日，编遣会议草草收场了。
这次编遣会议，蒋介石不但没能实现其全国军权尽归己手的目的，反而把自己摆到了与各派军事力量尖锐对立的位置上，激化了矛盾。各路新军阀识破了蒋介石的阴险用心，知道蒋介石不把他们彻底搞垮是不肯罢休的，所以他们纷纷离开南京，回到自己的领地上，积极准备力量，要与蒋介石一争雌雄。
蒋介石一手导演的编遣会议的闹剧，无异于在自己脚下安放了一只巨大的火药桶；紧接其后，他又匆匆忙忙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等于又在自己脚边安放了另一只火药桶。
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已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态，“改组派”数最多，成份复杂，以汪精卫为领袖，不断掀起反蒋风潮；“再造派”拉孙科为大旗，主张立胡汉民为党的领袖，反对改组派；此外还有国民党内数不多却实力不凡的元老集团西山会议派。这些派别的共同特点是：拥护蒋介石的“清党”反共，反对蒋介石的独裁。
蒋介石明白，要想独揽政权和军权，必先独揽党权。他对争夺党权是很有实践经验的。为了操纵这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预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拉拢嫡系，排除异己，扫除障碍。这就更进一步激化了各派政治力量与蒋介石的矛盾。首先是桂系与蒋介石闹翻了，李宗仁潜回广西，白崇禧电请辞职，于右任也不肯赴宁开会。冯玉祥则不仅不来开会，反而发表通电，公开辞去军政部长一职。汪精卫一派的中央委员更乘机鼓噪，公开策动“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运动。一时间，反蒋活动日益扩大，各派军事力量军心不稳，桂系更在调兵遣将，摆出了大战的架式。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铤而走险，他要利用这短暂的形式上的统一时机，抓紧把党权独揽在手，以便“正名”用“中央”的名义镇压和消灭各反对派。
1929年3月15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在蒋介石一手操纵下，大会发表宣言，彻底抛弃了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革命精神，背叛了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纲领，公开指责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把共产党列为北伐革命的对象。这次大会，第一次把蒋介石树为全党的最高领袖，从而标志着中国国民党已成为蒋介石手中的工具。
两只火药桶放在了蒋介石的脚边，并且已经点燃了导火索，新军阀大战的序幕徐徐拉开了。
3．蒋、桂开战，冯、阎结盟
第二次北伐结束后，桂系达到了全盛时期。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黄绍站等桂系骁将自广西经武汉至平津，南北呼应，摆成一字长蛇阵，兵强马壮，虎视耽耽。按当时的兵力对比情况来看，蒋、桂实力相当，真打起来的话，鹿死谁手还很难逆料。而冯玉祥的西北军实力比蒋、桂都大一些。所以大战未开，冯玉祥先成了双方争取的对象。
蒋介石派邵力子为代表，去劝冯玉祥与蒋合作。蒋介石许愿：让冯担任行政院院长；委孙良诚任山东省主席，并任由冯玉祥在湖北和安徽两省中选一省为西北军的地盘。交换条件是冯玉祥通电讨桂，兵发湖北。但冯玉祥却不作正面答复，千方百计拖延时间，想先看一看事态如何发展，待机而动。
李宗仁则派温乔生为代表，到河南辉县去见冯玉祥，邀冯一起动作，发动讨蒋。冯玉祥口头上答应得很痛快，但又借口布署军队需要时间，表示希望李、白发动战争之后能够撑持两周，到时候他兵力部署完毕，一定响应。其实这也是冯玉祥的手腕，意在坐山观虎斗。一则可以联桂反蒋，削弱蒋的实力；二则可以利用蒋、桂交战，乘势夺取湖北。因此，他派遣部将韩复第带兵进驻武胜关，坐观成败，相机而动。
蒋、桂之争，早在编遣会议草草收场后就开始了。国民党三全大会前夕，桂系利用“武汉政治分会”的权力，派兵占据了两湖地区，接通了广西，形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态势。这时的蒋介石一心要把三全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以便夺取党权，所以他没有立即与桂系兵戎相见，而是暗地里精心策划了一个消灭桂系的计划。这个计划的要旨是：瓦解白崇禧部、拆散桂粤联盟，然后发兵征讨之。
蒋介石的谋略之术的确胜一筹，他一贯采用的办法是拉一派打一派，抑此扬彼，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这次对付白崇禧，他故伎重施，利用唐生智驱逐白崇禧。白崇禧当时驻扎河北，他带到河北的李品仙、廖磊两部原系唐生智的部队，兵员多是湖南籍，乡土观念极重。白崇禧既想长驻河北，又欲向西北扩展，这就引起部下的不满情绪。蒋介石抓住这一矛盾，许以军权厚赏，收买唐生智，促其北上收回旧部于制下。唐生智立即表示竭诚拥护蒋介石，并由上海启程北上。这时，白崇禧已率部南下浦口，拟配合李宗仁攻蒋。但此时唐生智复职的消息已广为传播，部队已不听白的指挥，甚至到处出现“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的标语。白崇禧自知大势已去，遂化妆逃走。3月20日，唐生智抵达塘沽，重新统率旧部，次日即宣布讨伐白崇禧，蒋介石也立即任命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至此，蒋介石扶唐倒白成功，桂系未曾开战就先失一旅，受到重创。
同是3月21日这天，蒋介石在南京突然下令软禁了粤系将领李济深，关押于汤山俱乐部。同时他又派粤籍将领陈铭枢和陈济棠越广东游说粤军将领服从中央，二陈不辱使命，粤军脱离桂系，桂系又失一翼，顿时孤立起来。随后，蒋介石又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陈从此成为“广东王”。
作为军事指挥官，蒋介石最推崇“不战而屈之兵”。他的拿手好戏是利用敌方内部矛盾，以重金和高官收买叛将。他用此法成功瓦解了湖南湖北，桂军不战自退，蒋介石于4月5日到了武汉，宣称“兵不血刃而定武汉”。还在武汉单独召见了冯玉祥派驻武胜关“相机而动”的部将韩复菜，蒋介石夫妇一齐出马，对韩“盛情”款待，当面许韩任河南省主席，并赠以数十万元的巨款，做起了瓦解冯玉祥部队的工作。
5月5日，蒋介石“彻底铲除”桂系的军事行动正式开始，同一天，李宗仁在梧州打起了“护党救国军”的旗号，由白崇禧和黄绍站率兵分两路向广东进军，试图打开新局面。5月21日，粤、桂军在广东白泥血战，桂军败走广西。这时，蒋介石又以四面八方调来大军讨伐桂军，6月2日，白崇禧和黄绍站自知败势难挽，双双逃到越南，蒋、桂战争以蒋介石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
倒桂得手后，蒋介石开始拉拢阎锡山，前伎重施，还是拉一个打一个。这次拉的是阎，打的是冯。
蒋介石在与桂系的争斗中，没有得到冯玉祥的支持，相反，冯玉祥假意支持蒋介石倒桂，却在兵下徐州时印刷了大量“讨逆公告”，这个“公告”印制得十分特别，只印“贪赃枉法、横征暴敛、屠杀民众、迫害青年”一类的罪名，却不印所“讨”之“逆”究为何。冯玉祥的用意很清楚：他说是出兵14万助蒋伐桂，实际上仍然是“出声不出力”，他是在等待最后的结局，蒋、桂无论谁打败了，他就在布告上填写谁的名宇。这种做法看似聪明，实则愚蠢，不仅把桂系害了，冯玉祥自己也得罪了蒋介石，落了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所以，蒋、桂战事一停，蒋介石就开始算计这位“如胞兄”的冯玉祥了。他在武汉已收买了冯玉祥最忠实的将领韩复榘，接着又派到襄樊，用几十万元把石友三也“买”了过来。其后，又如法泡制，收买了刘镇华、马鸿逵等将领。
收买冯玉祥部将的同时，蒋介石又广泛散布谣言，说冯玉祥意欲与苏联勾结，要打蒋介石，然后向山西发展，攻打阎锡山，以此挑拨冯、阎之间的关系。阎锡山虽然不相信冯玉祥要打自己，但毕竟“三成虎”到处都在传播这个说法，弄得他也疑虑重重。
在这样的情势下，蒋介石又使出第三招：连连电请冯玉祥南京供职，企图使西北军陷群龙无首的境地。而冯玉祥到了这种时候当然是断断不会上当的，他明确表示自己不去南京是“恐为李济深第二”。拒绝京之后，冯玉祥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武装反蒋，并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要求所属各部从山东、河南等地撤至憧关集结，准备迎击蒋军。
5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蒋介石为主席。2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了决议案，革除冯玉祥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其党籍，并下令查办。至此，蒋、冯矛盾公开化。在国民党中央发布的各项文告中，冯玉祥被称为“统一之梗”，成了“阴险成性、反复无常”之徒。
在此期间，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石友三突然通电维持和平，表示拥护中央、拥护蒋介石。两名部将的公开叛变，使冯玉祥痛心疾首，他在华阴日夜哭泣，咒骂自己，甚至打自己的嘴巴。在蒋介石的强大压力下，冯玉祥失去了迎战信心，他突然宣布：“自5月27日起，所有各处电文，一概谢绝，从此入山读书，遂我初衷。”他以此种方式下野当然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使蒋介石失去进攻西北军的借口，保存西北军的实力，然后设法联合阎锡山反蒋。这一招果然有效，蒋介石的武力进攻成了无名之师，只好暂时停了下来。
冯玉祥宣布下野后，一口恶气出不来，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他派邓哲熙和曹浩森到太原找阎锡山，表示希望与阎联手反蒋。阎锡山在蒋、冯冲突中左右逢源反复其手，既媚蒋压冯、又拉冯抗蒋，使自己处在蒋、冯都要竭力拉拢的有利位置上。蒋介石自己就是玩弄这一套手法的大行家，岂能识不出阎锡山的把戏，只是以他当时的力量，无法一口吞下冯、阎两支实力军队，只好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笼络阎锡山，先把冯玉祥弄垮，回过头来再收拾晋军。6月7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委任他为北路军总司令，要他帮助进攻冯玉祥。阎锡山则回电表示不愿内战，扬言他要与冯玉祥一起下野出洋，井派专程赴日本安排住处，还在天津订购了船票，摆出一副真的要引退的架式。在此之前，阎还让冯派来的特使邓哲熙和曹浩森捎话给冯玉祥，请冯玉祥赴太原共商反蒋大计。当时冯玉祥怀疑阎锡山别有他图，不敢贸然赴晋。后见阎真的是要出洋的架式了，加上阎锡山又派了一向受冯玉祥敬重的老朋友李书城前往华阴劝冯也一起出洋，遂打消了顾虑，于6月ZI日启程赴太原。24日晨，在运城住了3天，备受晋军将领优礼相侍的冯玉祥乘车前往太原，当晚与阎锡山在介休见面，25日一起到了太原。
冯玉祥一到山西，阎锡山自以为“奇货可居”，遂以冯玉祥为政治资本，暗中同蒋介石谈起交易来，蒋介石明白他的居心，便投其所好，亲赴北平约阎面谈。阎锡山在太原与冯玉祥虚以委蛇，却又偷偷跑以北平与蒋密谈。经一番讨价还价，蒋介石委任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阎锡山则答应尽快解决西北军。“协议”达成后，阎锡山回到太原，先是“称病”住了医院，后又退掉了赴日的船票，并寻个借口将冯玉祥骗到五台县建安村软禁起来。
冯玉祥上了阎锡山的当，当然既怒又急。但他身处晋军之中，只能不露声色，暗地里却在寻找出路，设法拆散蒋、阎联盟。他在建安村里动弹不得，便暗中授意留在陕西主持西北军军务的宋哲元，要他绕开阎锡山，直接与南京政府联系，向蒋介石靠拢。冯的部下们痛恨阎锡山趁火打劫，又苦于冯玉祥被软禁，西北军军饷无法解决。得到冯玉祥的密令后，宋哲元等西北军将领算是找到了一条出路。当时，西北军的将领鹿钟麟在南京政府住军政部长，宋哲元便派参谋长陈琢如赴南京见蒋介石，表示西北军接受中央指挥，要求补给军饷。蒋介石闻言大喜，以为西北军已然不战自降，瓦解冯系不再需要借助晋军了。于是，他委派于右任和贺耀祖到西安宣抚点编西北军，安抚冯军部将，并供应军饷。从此，蒋介石与西北军的关系由对抗缓和，转而成为“亲密”了。
阎锡山见此情形，深恐蒋、冯联合起来对付晋军。为了摆脱困境，他于中秋之夜亲往建安村，当面向冯玉祥赔罪，并提出联合反蒋的建议。冯玉祥见折散蒋、阎的目的已经实现，遂表示愿与间捐弃前嫌，联手反蒋。经商议，冯玉祥仍住在建安村，居于幕后，以留回旋余地，由西北军将领首先举事，并通电拥戴阎锡山为首领，共同讨蒋，然后再由晋军起而响应。
1929年10月10日，宋哲元等27名西北军将领，联名发表拥戴冯玉祥、阎锡山，讨伐蒋介石的通电，列举了蒋介石的六大罪状：
一、“自蒋氏继任主席，滥用威权，包办三全大会，党成一之党，中央成一之中央。假中央集权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天下为私”。
二、“自蒋主中枢，政以贿成。政府委员及财政官吏，非其私，即其妻党。狐鼠凭陵，秽闻昭彰。贪污之风，实甚于昔北京政府，以致开国正气，竟被蒋氏一手破坏无余”。
三、“连岁水旱成灾，遍及全国。仅西北各省灾民数近二千万。哀鸿遍野，奄奄待毙”。蒋氏对非嫡系部队，“常景十余月发一晌，死者无抚恤，伤者无医药，生者无一食。而蒋氏及其左右私党，骄奢淫逸泊享帝王之奉。军民交瘁，漠不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