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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蒋介石召开秘密会议，筹划制裁共产党。汪精卫也被邀出席会议，但他在会上“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客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由于汪精卫一意坚持不同意见，与会军政大员们同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吴雅晖甚至当众向汪精卫下跪，弄得汪精卫尴尬至极，“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
在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压力下，汪精卫妥协了。4月3日，蒋介石再次召开秘密会议，决定：
一、4月15日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问题。由汪精卫通知陈独秀，在开会之前，各地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命令一概无效；三、由各军队、党部、民众团体、机关的最高长官和主要负责人对“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反对政府的’阴谋团体，不准存在。
同日，因为汪精卫作出了让步，蒋介石发表通电，表示拥护汪精卫。
4月5日，汪精卫与陈独秀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公开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进行辩解，要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湘互尊重，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既不尽同，然如兄弟般亲密”。这个宣言，实际上等于解除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思想警惕。
4月5日，汪精卫启程赴武汉。这时的汪精卫虽然对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思想有所妥协，但他毕竟深知蒋介石的为人，不敢在这“老虎嘴”里多作逗留。此外，武汉方面有苏联的支持及共产党的合作，武装力量和工农群众的力量也相当可观，因此，他意欲依靠武汉的力量与蒋介石一争高下。所以，4月10日，汪精卫一到武汉就立即发表谈话，要与共产党同生死共存亡。
汪精卫一走，蒋介石也加紧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4月9日，蒋介石发布了上海戒严令，任命白崇禧为戒严司令，一切布置妥当后，蒋介石亲率已经整顿成为“可靠的”第一军第一、二两师兵力，赶往南京去了。
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将南京附近的所有铁路切断，使在长江以北的第二、六两军不能回师南京，然后蒋介石以两个师的兵力，解除了林伯渠所辖三个团的武装，林伯渠侥幸脱险。随后，蒋介石的部队包围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和总工会，逮捕了全部中共干部，并于次日开始在全城搜捕共产党员。
4月11日，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以“上海工商界联合会”的名义，邀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赴晚宴，将汪寿华诱至杜府加以杀害，使上海工人运动失去了一位重要领导人。
同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出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
4月12日，凌晨一时，上海的青红帮流氓全副武装，每人领赏金十元，身着蓝色短裤，臂缠“工”字符号，冒充工人，从法租界分散出发，四处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发生激战。此时，早已埋伏在各区工人纠察队附近的蒋介石的军队趁机借口“工人内江”，冲出来收缴“双方”的枪械。至晨5时，上海2700余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了武装。当时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人；受伤180人。当日上午，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开始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同时，列强驻上海的军事力量也直接帮助蒋介石疯狂搜捕共产党员，总计抓捕1000余人，交给蒋的军队。
同日，上海总工会发出罢工命令，以示抵抗。中午，数万名工人徒手冲向总工会机关，夺回了总工会会址。南市区召开50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并以市民代表大会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将所缴枪械悉数发还，并予确实保障，此后不再发生此类事端。”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广大工人仍对蒋介石心存幻想，没有意识到蒋己背叛革命。4月13日上午，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会后整队到周凤歧的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二师司令部已经接到蒋介石下达的密令，预先部署妥当，当请愿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反动军人即以机关枪狂扫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当场击毙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同时，在南京游行的工人也遭枪击，死伤数十人。当时天降大雨，现场血流成河，尸横遍地，惨不忍睹。
从4月12日至15日，上海变成了血腥的世界，300余工人惨遭屠杀，500余人被捕，失踪，逃亡者达5000余人之众！其后不久，中共党员赵世炎、陈延年、汪寿华等英勇牺牲。
“4·12”上海反革命政变后，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也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100余人。
继两次大屠杀之后，各地国民党反动派在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下也大开杀戒，甚至连国民党中的左倾人士也未能幸免。
蒋介石突然掉转枪口，大肆屠杀昨天还与他并肩战斗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北方军阀也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北方区书记等20人壮烈地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
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中途失败了。由于武汉政府和中共中央没有采纳周恩来“东征讨蒋”的建议，致使蒋介石得到喘息机会，站稳了脚跟，巩固了南京反革命政权，造成了宁汉分裂的政治局面。
6．以退为进蒋介石首次下野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党中央于4月18日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他的本兼各职，并“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22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40人联合讨蒋，号召全国军民“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合贼”。此一时期，汪精卫仍是以“左派领袖”的面目出现的。
到了1927年7月，由于蒋介石集团及各方军阀对武汉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武汉政府处于“孤岛”之势，面临重重困难。同时，蒋介石拉拢冯玉祥成功，蒋、冯一联手，军事局势顿时变得对蒋介石极为有利，而冯玉祥也借此机会致电汪精卫，要他与蒋介石“通力合作”，“速决大计，早日实行”。冯玉祥倒向蒋介石，使汪精卫“夹击南京”的战略意图付诸流水，局面更趋紧张。此外，湘鄂一带工农运动中也确有“过左”倾向，直接危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两湖地区投机北伐革命的一些反动军官频频发动事变。在种种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压力之下，汪精卫终于撕下“左”的面具，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施了疯狂的大屠杀，制造了“7．15”反革命事件。
但是，汪精卫虽然也开始反共了，却仍然视蒋介石为仇敌，欲与蒋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因此，蒋介石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苦心孤诣建立了南京政权后，立即处于内外夹击之中，穷于应付，处境艰难。一方面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居功自傲，不肯听命于蒋介石，致使蒋、桂矛盾日甚一日，一方面是武汉方面正厉兵袜马，正集结唐生智、张发奎等部，准备东征讨蒋。蒋介石处于内外夹击之下，为了缓解矛盾，决定迎击南犯的北洋军阀部队，转移视线。他发誓“不打下徐州，便不再回南京”。亲自指挥了收复徐州的战斗。战端初起时，北洋军阀部署在津浦路正面的部队佯作败退，蒋军节节胜利，进展极速。蒋介石认为攻下徐州已不成问题，遂决定毕其功于一役，亲赴前线督战，全线出击，连预备队都压上了前线。不料逼近徐州时，突遇顽强抵抗，北洋军阀又突出其后，．包抄袭击蒋介石左翼，致使蒋介石的部队“首尾不能相顾，全军顿形混乱……全线溃败”。而且“溃败之惨，实前所未有。”8月6日，蒋介石自食其“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的誓言，仓惶退回南京，布置部队据江而守。对于这次惨败，蒋介石又羞又怒，于是嫁祸于人，找I一只替罪羊，归咎于前敌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据蒋介石的卫队长通熙的回忆，枪杀王天培的经过如下：（注：文内的日期为农历）
六月十日，冯玉祥驻在开封，以调解宁汉纠纷为名，邀集
式汉下政府的汪精卫、谭延阎、孙科、唐生智等，开郑州会议；
六月十九日，冯玉祥又与南京政府的蒋介石、何应钦、李宗
仁、白崇禧等，开徐州会议。宁汉双方决定：反苏、反共、宁汉
合作。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开始“清党”反
共。从此，宣告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
有一天，（大约五、六月间），南京总司令部召开高级军官
会议，师长以上的均出席。蒋介石命我自己去、或者叫一副
官去到板鸭巷第十军驻京办事处，请王天培军长来开会。我
未能理解这件事的特殊意义，认为今天开军事会议，我离不
开，请一个军长来开会，用不着我自己去，于是派一个副官和
一个卫士排长去了。按照蒋介石的规定，凡是总司令部开军
事会议，一律不准带武器进入会场。王天培来了，我向他敬
了个礼，问她：“有没有带武器？请交给我保管，散会后奉
还。”他“说：“有一支左轮手枪。”说着，连同枪套交给我。我带
他进入会议大厅，会议尚未开始。参谋长白崇禧一见王天
培，便很严肃的对他说：“你知罪吗？”王天培被这突如其来的
问话吓呆了；面色苍白，立正站着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白
崇蓓接着说：“你不服从总部的战略部署，阳奉阴违，在进攻
徐州战役中，被敌人（孙传芳）一打就垮，一直向南溃退，几乎
影响整个战局；而且你部下控告你十大罪状，克扣军切等等…… 你知道吗？”王天培颤栗地抵赖说：“不知道！都是下面
人搞的！”在场开会的军官，大部分都站起来，注视这件想不
到的事。自出师北伐，国民革命军共七个军，一到湖南，成立
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王天培是第十军，其资格之老，地位之
重要，可比例而知。自出师以来，总司令部惩办一个军长，这
还是第一次。蒋介石未说话，一直注视着，大概是预先布置
好的。王天培支吾其词，蒋叫我将王天培带到军法处，后来
枪毙了。
徐州战败，完全是因为蒋介石的料敌不确、指挥失误所致，而他却倭过于人，不经审判，不宣布罪名就处决了王天培这样的高级将领。这种作风引起了各部将的极大恐慌，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更是受到极大震动，都担心有朝一日成为第二个王天培。
蒋介石在徐州惨遭败绩之后，仍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致是冯玉祥表示赞成宁汉合作，一面又令白崇禧部署军队，准备与武汉方面作战。但此时南京四周几乎都是桂系的部队，李宗仁和白崇禧决定趁此良机向蒋介石摊牌。白崇禧拥兵抗命，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蒋介石调兵兵不动，遣将将不听，立即明白这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在“逼宫”，遂将计就计，试图以辞职要挟南京政府。果然，蒋介石一放口风，吴稚晖等人慌了手脚，立即召集党政军要员开会。会上，吴稚晖等文官一力主张蒋介石留在任上主持大局，而白崇禧、何应钦等军事将领却一言不发。当蒋介石表示想“休息一下”时，白崇禧、何应钦、李烈钧等人立即附和，表示同意蒋介石暂时“休息”。蒋介石眼看覆水难收，大局已成，只好决定下野。同时，支持蒋介石的吴稚晖等人也宣布辞职。
陈布雷在日记中曾说：“八月间宁汉分裂之迹更显，蒋公命余先期为准备辞职宣言，愿行退让贤以促成团结”。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僻职宣言》，说：“中正自蒸沫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逞主观、用感情、计利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大职。苟有逞智弄巧，阳奉阴违，篡夺吾党基础，剽易吾党主义，使吾党名存而实亡者，必竭全力以铲除之。由第一义言：进退生死，一以党之利益的依归。……故昔日以党之命令不能不进者，今若从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因无时无刻成忘归隐者也。由第二义言：苟不侵蚀中国，篡窃本党如共产党之所为，任何党员，决不能以识解小有异同，而稍道其卫党之天职。”在自我标榜了一番之后，蒋介石又“掬诚”宣告三项愿望：一。要求宁汉双方“悉摒外间挑拔之辞，尽捐意气猜防之念，武汉同志地期联袂迁移东来，共同集合于南京，以谋党国大政之进行”。二。“要求分驻湘、鄂。赣武装同志，拚力北进，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一致完成革命。三、要求鄂。赣、湘诸省彻底清党。”
8月14日，蒋介石率卫队回到他的老家溪口，同行者有邵力子、陈果夫、张群等。
8月19日，奉化各界举行欢迎蒋介石“锦旋”大会，蒋介石在会上致辞说：
“今天承请父老兄弟等开会欢迎，中正非常欣慰，比之他处更甚。不过中正为国奔走，对于桑样事情，无甚顾及，殊党抱歉万分，幸诸父老热心举办公益事务，故中正亦得许多安慰。但是我革命事业，无非是要为民众谋幸福，为党国谋利益，所以希望诸同志，以后努力进行。待到革命成功，人民皆得享衣食住行四者之幸福，此时再来庆祝，当更为快慰。中正别无他愿，望桑样升平，请父老兄弟皆得安居乐业，是中正之厚望也。”
同一天蒋介石在家乡雪窦寺接见美国《芝加哥鹰报》记者和《纽约时报》记者表示：“鄙人下野，当可促成宁汉合作。”
蒋介石的这种“高姿态”，实际上是在讲反语。他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早已经看清了当时的局势。他明白，如果不及时辞职下野，他将成为众矢之的，宁、汉两方无论是分还是合，因为有汪精卫在，他蒋介石都只能当半个国民党领袖，很难大权独揽。他一旦下野，就避开了各派的攻击，作壁上观，坐收宁、汉相争之渔利。此外，蒋介石也悟到：宁、汉双方鸡吵鹅斗互不相让相容的时候，冯玉祥居于“调停人”的地位，一直超然于争执双方之外。蒋介石如果不避让，有可能使冯玉祥在调停宁、汉矛盾中获得实利，大权就有可能旁落。把个中道理想透彻了，蒋介石才决定“下野”，自处“超然事外”的地位，而电请冯玉祥出来主持津浦路战事，把冯玉祥推进斗争的漩涡。他打好了如意算盘，等各派系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时，他再以公正者的姿态出面收拾残局。
蒋介石下野后，回到了奉化，但他的影响却始没有离开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人在溪口的雪窦寺，却照样指挥着他手下的文官武将，在政治、军事、财政上控制着时局。
在政治上，自蒋介石下野后，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就到处奔走游说，为蒋介石复职上下活动。宋子文与黄郭则积极同英美等帝国主义拉关系，施加影响。所以，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