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实商人颜博诚夫妇养育，取名为颜世芳。
至此，蒋纬国的身世是可以澄清迷雾，还庐山真面目了。还是让我们来听听蒋纬国自己是怎么说的吧：“我与安国，情同手足，血浓于水”。根在戴姓，这说法当然是最权威的。
根据蒋纬国自己的说法，他的生父是戴季陶，这正是不破之论。那么蒋纬国的生母，也就是《蒋纬国报到》书中提及的那位东瀛女子究竟是谁呢？
香港出版的《蒋纬国传》一书指出，蒋纬国的生母是日本人，是位艺妓，名叫津渊美智子。另一传说为“爱子”。辛亥革命前夕，蒋介石、戴季陶等人相继东渡日本留学，借居在这位艺妓家中。
此时蒋介石与戴季陶都是20刚刚出头，风度翩翩，年轻英俊。尤其是戴季陶风流，其举止及神采，更令美智子颇为倾心。
津渊美智子年方二八，出落得秀丽可人，令这两位中国青年为之销魂。
津渊美智子与戴季陶慢慢地陷入热恋之中，两情欢洽的结果，也就珠胎暗结：先是戴安国来世，再就是纬国降生。
1916年春，戴季陶携津渊美智子从日本回到上海，美智子遂有定居中国之意。后终因中国政局不稳，且戴季陶、蒋介石等人风云奔波，迁徙不定，美智子不禁滋生几分思乡之念，1920年，她终于向戴季陶提出，要回日本去。从此一去不复返。
1989年1月11日，蒋纬国以《蒋经国总统逝世一年来的感受》为题在台北发表演讲，首次在公开场合谈及自己的身世。蒋纬国说，就他而言，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戴季陶，“做谁的儿子，我都愿意。”
蒋纬国的身世之所以蒙上重重雾露，这当然是由蒋介石和津渊美智子有过那段微妙的关系。但是，蒋纬国生于上海，当时美智子已专属戴季陶，蒋介石则正追随孙中山奔走于各地，所以他的身世原应可以澄清的。蒋纬国身世不明，仕途坎坷，个人婚姻生活则更是曲折丛生。他1944年得与西北纺织大亨石凤翔之女石静宜结婚，可惜这位石小姐红颜薄命，国民党逃台后不久，石静宜就一缕芳魂归九天了。
石静宜是猝然暴亡的，她的死是台湾七大疑案之一。关于她的死因，台湾两种传闻。
一种传闻是她死于分娩，这是官方的说法。
石静宜结婚后，长达10年，未有身孕，忽然梦熊有兆，预产期是9月中旬。事有凑巧，此前蒋经国奉派赴美考察。石静宜屈指一算，农历9月15日是老公公蒋介石的生日。她心想；如果生下的子女和老公公的生日是同一天，那该有多好。当时蒋纬国的家住在台北广州街武昌新村，与阎锡山紧邻。就在广州街上有一个中心诊所是专为高级官员及家属服务的贵族医院。石静宜找到医生，请求医生为她控制产期。医生遵命给她打了安胎针。可是到了农历9月14日晚，仍没有阵痛的迹象。她实在太任性了，又去请医生施行催生。这样一来，安胎的针剂和催生的药物在肚子里“打仗”，再行检查时，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此时蒋纬国不在台湾，石凤翔也一时不知去向，于是辗转找到了蒋经国，等蒋经国赶到中心诊所时，石静宜已经停止了呼吸，胎儿死在腹中。石静宜去世后，一向对她情深意重的蒋纬国悲痛欲绝。为了永远纪念他的元配夫人，他在台北原装甲兵之家办了个“静心小学”、“静心乐园”；在台中办了个“静宜女子英专”，蒋纬国都自任董事长。
还有一种非官方的传闻石静宜死于自杀。
原来，石静宜这位富家千金，自小娇生惯养，过惯了挥霍无度的富裕生活。来到台湾后，娘家的经济来源已不能再满足她的豪奢生活，蒋纬国的薪俸又不够她花用，囊中羞涩、捉襟见肘的苦况使她只好另想它途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于是，有关石静宜的种种传闻街谈巷议沸沸扬扬，传说她利用丈夫蒋纬国统掌的装甲兵旅采购物资的便利，从香港进口货物到台湾贩卖。传言不胜而走，老公公蒋介石亦有耳闻，竟要大义灭亲，查办儿媳。于是，一起涉及到石静宜挪用军款购买私货而逾期未归的大案，东窗事发。这便是在台湾轰动一时的“魏文启、包启黄案”。该案涉及到政治圈内复杂的权力斗争，戏中有戏，案中有案，石静宜当然也被牵连至深。
魏文启乃是台湾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的一名科长，负责后勤保障。在一次内部例行的业务检查中，发现他主管的帐上短款 300万元。
原来这笔款项是由前任科长经“联勤”总司令黄镇球、司令黄仁霖的同意，借给蒋纬国夫人石静宜到香港办货走私去了，牵线人不是别人，正是“总统”夫人宋美龄，并现存有石静宜的借据。魏文启因慑宋、石的威严，碍于“二黄司令”的面子，也就没有揭发和追究这300万元款的下落。
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台湾军法当局以读职、贪污二罪，将魏文启拘捕归案。魏妻见丈夫蒙冤，遂找到昔日情人、“军法局”局长包启黄，请求其从中斡旋。包启黄表示，只要提供20万元台币，魏文启就可能获释。可是魏委等到的消息，不是丈夫归家，而是一命归西。
又气又急的魏妻那肯善罢甘休，在“保密局”特务的策划下，冒死挡蒋介石的“驾”呈上诉状，状告包启黄勒索财物，奸污自己。蒋介石看完状子，勃然大怒，立即“御批”着保密局即将包启黄逮捕查办。不久，新店安坑刑场又多了一个冤魂。
“保密局”系统的特务缘何要插手“魏文启、包启黄案”呢？原来，在国民党退守台湾之时，包启黄仅为台湾“保安司令部军法处”上校副处长，后升为少将处长，1952年在蒋经国的栽培下竟然成为台湾“国防部军法局”中将局长，40出头的包启黄就这样以火箭速度坐上了军法系统第一把交椅。官运亨通的包启黄固然令“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眼红心跳，而尤使毛人凤大感不快的是这位局长大人竟以“包青天”自居，得意忘形；在处分“保密局”系统特务的违纪行为时，更是不留情面，心狠手辣。正当毛人风不知如何发泄心中的不满时，拔掉眼中钉、肉中刺的时机到了。
魏、包案发，抖落出将府内幕。对借款案来说，魏文启本是无辜的，知情不报，也罪不致死。但是，当魏妻找上包启黄后，事情就有了新的变化，因为它给了毛人凤一个落井下石的机遇。毛人风为了置包启黄于死地，一面下令立即枪毙魏文启，制造包启黄与魏妻之间的矛盾，逼魏妻起来告发包启黄；一面派出亲信特务指导魏妻如何挡“驾”告“御状”。所以说毛人凤是借魏文启的命来要包启黄的命，这一招的确高明，毛人民因此泄掉了心头之恨。
魏包两人相继归天，他们无形中给300万元借款案的当事人宋美龄、石静宜当了“替罪羊”。按理说，借款风波至此可以平息。但此案纷繁复杂。风波迭起。当然，有“总统夫人”之尊的宋美龄是毫发无损，但她的儿媳石静宜却难逃干系。
本来借款之事，绝对隐秘。问题出在“联勤”总司令黄镇球身上。此人原是张发奎的部下，自投靠蒋介石后，对蒋氏家族倒是忠心耿耿，并无二心。当他发现自己被架空，副手黄仁霖竟自作主张答应借款300万元予宋美龄和石静宜，自己只是在具体条件谈妥后才被叫到现场过目，名为请“总司令”批准，实则是黄仁霖耍滑头：若是不出事，则他独享其利；若是一旦追究起来，就请你“总司令”也共担其责吧。黄镇球也不是一般之辈，心想你黄仁霖魔高一尺，那我便道高一丈，认为既然是宋美龄替石静宜所借，那就请石静宜留下签名字据。
黄镇球一拿到字据，立即向蒋经国密报。按照蒋经国的旨意，黄镇球一面把钱付给宋、石二人，由宋、石出面托人到香港办货；一面在货到之后于港口把货扣押，300万元借款永无偿还之日，宋美龄、石静宜挪用公款走私，证据如山。当然，“联勤”总部并不吃亏，现货物在黄镇球手中，“赚头”自然也就归于“联勤”总部了。据宋美龄估计，这批货物一旦脱手，则可赚取500万元。
黄镇球的个人“赚头”则更大了，事后即成为蒋经国的心腹，官运亨通，连连高升。凭着一张石静宜的借款签字条，黄镇球换来了高官厚禄，同时却葬送了石静宜的生命。这个倔强的石静宜，在案发后，即要面子，又不肯去乞求。那时蒋纬国又在美国，更是鞭长莫及。她顿生死念，遂服毒自尽。当然，最为痛心疾首的莫过于蒋纬国了。尽管传闻各异，真假莫辨，但有一定却是千真万确的月B就是把悲剧留给了蒋纬国。
1991年7月，在内争中失势的蒋纬国，再次成为新闻焦点。7月6日，台中市调查站公开声明：“蒋纬国将军遭人检举持有60支靶枪，已于6月30日托人自动向我站报缴，由于前后说词不一，且对全案来龙去脉无法合理圆满的解释，致引起社会大众的猜疑。”11日下午台中市调查站将该案函转台中地检署，全案进入司法程序。
面对舆论界的喧嚣，蒋纬国并没有沉默。7月7日下午，他在“中华战略学会”接受了台湾“中央社”记者的访问，他表示，在台中宜宁中学宿舍的一批枪械，在他的记忆中，是0．22英寸，次口径、室内休闲、练习用的长型靶枪，有效距离是25米，目前台湾并没有生产制造这种枪的子弹。
蒋纬国说，这批枪械，是他20多年前委托美军购买的。他本想用这些枪在“三军大学”或“联勤总部”附设休闲靶场，提供军官娱乐之用。因为当时没有地方存放，也就暂放在台中宿舍里，而且这些枪是旧枪，他还特别请“联勤”单位查验、鉴定，并上了凡士林，贴有“联勤总部”检验的封条。在工作繁忙、事隔多年的情况下，他也就真的忘了此事。
蒋纬国强调，外界风传他拥有“轻、重武器、大批军火”，这完全是捕风捉影，滑乱社会视听，是不应该的。何况，他本来就是军火收藏家，过去他收集的各类枪支，早已捐献给“联勤总部”，并且设置了特别陈列室，作为样品参考。
“私藏军火”案曝光后，蒋纬国的女佣李洪美自杀。7月8日，台湾《中国时报》刊登记者尹乃警的文章，题为《蒋纬国怀疑：女佣死因与被告发藏枪有关》。
文章宣称：“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表示，他怀疑他的女佣李洪美死因和向调查局告发他拥有枪支的这位“告发者”有关。他说他猜想：“李嫂”是在受到此人威胁后自杀的。他说，这个人的手段太卑鄙、太狠，“当局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
蒋纬国说，有人向有关单位告发他有60支枪这件事他并不知道，而是他的女佣李嫂知道了，在6月29日向直宁中学董事长蒋信丞报告。蒋纬国说，蒋信丞打电话给他，问他到底是什么枪，他这才想起有60支枪放在阁楼里，并要蒋信丞尽速报缴。一切依正规程序处理。
蒋纬国还特别强调，这批枪不是李嫂在清理时发现的，但是“告发者”自称是李嫂告诉他的。至于这位“告发者”怎么知道蒋纬国有这批枪，蒋纬国说：“这个事件的谜底就在这个地方，这个人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另外，李嫂究竟是怎么死的，蒋纬国说，他一定要追究。
身为“国安会”秘书长，权倾台湾情治系统的蒋纬国，一不知“私藏军火”案的告发者，二不晓女佣之死因。由此可见，此时蒋纬国的势力已江河日下，风光不再，只能隐退了。
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则抓住此案，对蒋纬国究追不舍。要他负起责任，并辞“国安会”秘书长一职。蒋纬国“恋栈”不得，也多次请辞“秘书长”职务。李登辉初则“慰留”，随即“恩准”。1992年，李登辉发布命令解除蒋纬国“国安会”秘书长职，而聘他为“总统府资政”以示“安抚”。这样，蒋纬国只得以“资政”的空头衔，安享晚年了。
蒋纬国生性不拘，当年蒋介石还在世、蒋经国任“行政院长”时，他曾因为口没遮拦，胡乱指评时政等“不轨言行”屡遭父兄斥责。担任三军大学校长期间，蒋纬国在校内讲课或发表讲演时，除了推崇蒋介石，就是宣扬自己的作战阅历和战略思想，极少称赞他的哥哥蒋经国，进入80年代后，蒋纬国才忽然“省过味儿”来似的，一反往常与其兄不友善之常态，开始给蒋经国唱起来赞歌来。他甚至以开玩笑的口吻，公开地说：“我是唯一有资格唱《哥哥爸爸真伟大》这首歌的人。”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两兄弟一度捐弃前嫌，关系密切起来。1983年5月，国民党军队的高层人士大调动，时任“三军联勤总司令”的蒋纬国奉其兄之命“再连一年”。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蒋纬国日后有可能掌握三军实权从备蒋经国万一不能视事时可起到控制军队的作用。
可惜，两兄弟交好不久，1985年 7月，香港出现了一份名为《中正日报》的报纸，出版不足20天，即受到台北方面的高压而夭折了。这份报纸是打着蒋介石的旗号，为蒋纬国上台制造舆论的。虽然国民党当局抵制它，但黄少谷、陈立夫、谷正纲等一批国民党元老却纷纷为之题词助阵，这表明蒋纬国受到了这些元老们的拥护。蒋经国当然不肯坐视不理，他拉拢蒋纬国是想借助他在国民党元老派、军事将领和地方势力中的人望，用以巩固自己的统治的，现在纬国的势力有所抬头，当然就不能为蒋经国所容忍了。于是，蒋经国遏制蒋纬国发展的措施便出台了。他先是将蒋纬国调离“三军联勤总司令”的位子，改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让他坐上了有职无权的冷板凳。此举遭到了宋美龄等人的反对，在宋美龄的直接干预下，1986年6月，蒋纬国的政治行情再度看涨，被委任为“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
所谓“国家安全会议”是蒋介石1967年设立的，由“总统”。“副总统”、军队首脑、特务及警察首脑和政府部长等大权在握的人物组成，其职责为“在国家非常时期，掌管全权；在和平时期，国家重要决策也通过该会议决定”。这样看来，“国家安全会议”是一个具有无上权力、统管军队、治安、情报工作的实权机构。蒋纬国就任此职时，已届古稀之年，但他旧习难改，不忘“幽默”：“我过去是‘总统’的儿子，现在是‘总统’的弟弟。”
“总统的弟弟”，话是以玩笑口吻说出来的，而现实却又不能令人轻忽这毕竟是铁的事实。因此，当蒋经国病逝之后，这位“总统的弟弟”在台湾政坛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国民党第十三届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党内权力角逐相当激烈。当时，各方面一致看好蒋纬国，认为他肯定进入中央委员会，并将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常委。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李登辉的幕后操纵下，在台湾各派政治势力相互角逐又相互利用的情势下，蒋纬国十分微妙地被挤出了权力圈的核心，甚至连“中央委员”都没当上。
1990年，蒋纬国竞选“副总统”，却因为“军火案”而败北。这桩军火案，可以说彻底断送了蒋纬国的政治前程。
蒋家王朝的终结，应当以蒋经国的去世为标志。从这以后，台湾开始了“李登辉时代”。李登辉之所以能在台湾政坛上官运亨通，首先得益于蒋经国所推行的“本土化”用人政策；他后来能登上台湾政权之巅也是缘于蒋经国的一手提拔。然而，李登辉对待蒋经国的“知遇知思”却丝毫未存“报答”之心，他上台之后，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