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晚年锐意于政治革新，同时决意向“政治禁区”突飞猛进。可惜天不假年，蒋经国的政治宏图尚未最后实现，就过早地撒手人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4．老去情怀及其他
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称居总裁、“总统”，位极人臣，我行我素。到了台湾之后，他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但作为一个自然意义上的人来说，他也同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爱好、习惯，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
蒋介石在大陆期间，饮食起居及日常工作的时间安排是非常有规律的。抵台之初，则因在大陆战败，整日间坐于日月潭的涵碧楼中，反省其失败原因，并制定“反攻”计划。重登“总统”宝座后，即全力投入稳定台湾、准备“反攻”的行动中。此时他虽已60多岁，但出于反共使命的需要，仍到处奔走、演说、打气、安抚，精力旺盛，超过一般的同龄人。
到了台湾之后，蒋介石的生活也算比较有规律。办公之余，他有时养花、种草、逗狗等，晚饭后喜欢看电影，一般情况下都有人在旁边为他解说。晚10时入另室祈祷和沉思，然后洗澡。浴毕写日记。晚间写日记已成为习惯，数十年毫无间断。
蒋介石平日饮食很简单，以青菜、豆腐等植物性食物为主，只求营养，不求奢侈。不但烟酒不沾，而且连茶也不喝，只喝白开水。蒋介石素有事必躬亲的习惯，如台湾淘汰人力车的议案，就是他亲自督办的，此举虽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又经常使下级处于被动地位，引起诸多不便。
国民党最基层组织为小组，在国民党改造运动中，为加强对党员的控制，规定党员必须参加小组，其党藉方为有效。小组会议每月举行一次。蒋介石的规定，他自己不能不遵守，他参加的那个小组，是由“总统政府”或顾问等党员组成，属政要阶层。在每次召开小组会时，组员之间互称同志，惟独对蒋介石称“总统”。小组成员中一位湖南常德籍的张炯曾提一建议：“我们在小组会议上都互称同志，更亲切些，我建议以后称呼‘总统’为蒋同志或蒋中正同志”。蒋当时含笑点头说：“好！好！”实则心中不悦。也有人问张炯，“蒋介石是喜欢别人恭维的，你这个建议，恐怕引起他的不高兴”。张炯为人比较正直，答道：“这是合理的建议，我可没有想到这些”。由此事可看出蒋介石是个多么虚伪的人。他“领袖”自居，喜欢标榜“民主”、“平等”，可是一旦事到临头，又常常暴露其刚愎、孤傲的性格弱点。
国民党退台后，对于重要人选都经蒋介石亲自核定。当他深思熟虑之后，并不事先告知当事人，就在报告纸上发表，使有些调动工作者颇为被动。有一次，一个宪兵团长出缺，“宪兵司令部”推选该部第二处上校处长盛先熙出任。蒋介石亲自如见盛。当他走进“总统”办公室时，蒋介石看到他的仪表不错后颇有好感。当即和颜悦色按所写资料询问各项情况，仍觉满意。最后问到盛的家眷在何处时，盛答在大陆湖南湘潭故乡。蒋听后告盛先回去，最后任命迟迟未能发表。蒋介石之所以不同意盛先熙调任宪兵团长，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盛是湖南湘潭人，与毛泽东是同乡，同时盛氏的家眷又留在故乡引起蒋的疑虑。蒋介石这个人素喜疑心，逃台后尤甚。他在大陆被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打败，心胸狭隘的他，从此对毛泽东的一切都恨之人骨，连毛泽东的同乡竟也难辞其咎。
到了晚年，蒋介石也特别喜欢和孙子、曾孙一起戏耍，宣享天年之乐。同时，他对戏剧也颇有兴致。1956年蒋介石70岁寿诞时，适有香港粤剧界艺人白玉堂组团来台“祝寿”。蒋早年在广州多日，对粤语比较了解。当白玉堂等上演剧目时，白饰演薛仁贵，演得非常卖力。但白玉堂怕蒋介石听不懂粤语，改用普通话，但稍不留意又走了腔。有人到后台传话说：“蒋公对粤语能听懂百分之百，不必用普通话，以免弄巧成拙”。白玉堂听后如释重负，拿出平生所学为蒋介石表演，深受蒋介石的赞许。
蒋介石不仅喜欢粤剧，更喜欢听评剧。但据蒋的部下说，蒋到台湾从来没有听过评剧，蒋介石曾说：“不回大陆，不看评剧”。
蒋介石在儿子蒋经国的心目中；是个“伟大”的父亲，没有人比他更“伟大”。蒋介石生前及死后，蒋经国发表了大量文章，肉麻地吹捧他的父亲。在蒋经国的笔下，蒋介石的作为和“贡献”超过了历代有作为的君主。
进入七十年代后，台岛愈发陷入了一种无可挽回的孤独与凄凉境况中。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人联合国，蒋家小“朝廷”的“外交”急剧走人困境；美、日等大国领导相继访问中国大陆，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好。在一连串沉重打击之下，86岁高龄的蒋介石终于被打倒了。1972年3月，蒋介石因前列腺肥大做了手术，身体机能从此减退，后转为前列腺宿疾。从这次手术起，蒋介石的身体健康状况一蹶不振。
1973年7月，台湾报刊发表了一张蒋介石与其孙儿蒋孝勇夫妇新婚合影的照片，意在向公众表示蒋介石身体尚健。1974年8月，台湾当局再也瞒不住事实真相，只好宣称：因蒋健康状况不佳，减少政治活动。这一年12月，蒋介石因感冒而转肺炎，再度人院。1975年2月下旬，蒋病情渐危。3月下旬，蒋自感来日无多，遂召“五院”院长来听他口授遗嘱。4月5日，蒋介石撒手西去。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政府”新闻局发布的死亡公报，称蒋介石的死亡为“崩”，这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作了封建帝王。当局明令从四月六日起历时一月为“中华民国”的“国丧”期。蒋介石的遗体停在台北市的“国父（孙中山）纪念馆”5天，供人们瞻吊。
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冷淡，只拟派个农业部长去台北吊丧。经台湾要求，始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在参加葬礼的外国来宾中，较为显赫者要首推南朝鲜的总理金钟泌了。日本的两位前任首相佐膝荣作和岸信介去台北吊丧，为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抗议，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都不用，仅称友人代表。葬礼的场面十分冷落。
宋美龄和蒋经国决定暂居蒋介石之“灵枢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完成蒋介石的“心愿”。
慈湖是蒋介石于1961年间在距离台北市60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为自己选择的一处坟地。蒋介石之所以选中这块“风水宝地”，原因是这里的风景很象故乡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母亲的坟庐他起名为慈阉。蒋介石在这里筑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他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在他死后灵枢暂借此地。
1975年 4月 28日，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改用主席。党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他人不得再用。如同“总理”的名义永远保留给孙中山一样。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三易其名。会议还推举蒋经国担任了国民党主席。
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去了美国，隐居在纽约市效长岛拉丁敦区的孔令侃的别墅里。
停放蒋介石灵枢的“慈湖行宫”，不断有人去参观。蒋介石的尸体经防腐处理，身着长袍马褂，胸前佩戴勋章，装在一个黑色大理石棺廊里，停放在正厅。接连正厅的厢房，保持着蒋介石生前卧室的原样，供人参观。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便条信纸，上面是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四个行书体的字：
“能屈能伸。”
这“能屈能伸”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蒋总统秘录》的作者古屋奎二解释为“顺应环境，当忍则忍，应屈则屈，以待未来伸展之意”。蒋介石死于孤岛，可谓“屈尊”，但他还有“光复大陆”之“伸”吗？不会有的。
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曾参加奉盾大典，由蒋经国、蒋纬国陪侍。随之，她又在中山楼召见了国民党中常委，嘉勉他们在丈夫辞世前后的“报国精神”。从此，她便住进士林宫邸的园内，很少露面。5个月后，即1975年9月，她由于身体情况欠佳，且因身心感到疲乏，尤其是丧偶之后万念俱灰，所以毅然决定去美国隐居，顺便诊治长期未愈的旧疾。
1975年9月17日，宋美龄启程赴美。临行前，她发表了一篇长达3000字的《赴美就医行前书面谈话》。
她在这篇书面谈话的开头一段说：
近数年来，余迭遭家人丧故，先是姊丈庸之兄（孔祥熙）去世，子安弟、子文兄相继去世，前年蔼龄大姊在美病笃，其时“总统”方感不适，故迟迟未行。赶往，则姊己弥留，无从诀别，手足之情，无可补赎，遗憾良深，国难家忧，接踵而至。二年前，余亦积渐染病，但不退自顾，盖因“总统”身体违和，医护唯恐稍有怠忽，衷心时刻不宁……如是几近三年，不意终于舍我而去，而余本身在长期强撑坚忍，勉抑悲痛之余，及今顿感身心俱乏，憬觉确已罹疾，亟需医理。
9月17日上午，宋美龄乘坐她的“中美号”专机前往美国。当时的“总统”严家金及其夫人，“行政院长”蒋经国夫妇和家人，以及“总统府”“资政”张群、“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席”何应钦、国民党秘书长张宝树，还有一些外国使节团的大使及夫人等到机场送行。
这天，宋美龄身穿她一身喜欢穿的长旗袍，带着黑色墨镜，在松山军用机场接受了华兴小学四年级学生献给她的一束玫瑰花，然后与在场的亲友、党政首脑和外宾…一话别。自此，她挥别了她钟爱的故士与国人，远赴异国，贻养天年。
登机时，她的长子蒋介石前妻毛福梅所生的蒋经国，亲自搀扶他的继母进入机舱。这对这位终生未孕的“女强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安慰。而实际上，蒋经国的这一举动与其说是在孝敬后母，无如说是一种精神自慰。蒋介石的死，对于蒋经国而言，最大的打击是精神支柱的崩毁，他一时感到茫然无措，“恋父情结”无所依傍，才有了亲自搀扶后母宋美龄登机的“孝举”。
蒋介石西归，蒋经国顿失依凭，曾于乃父去世后第二天向国民党中常会请辞“行政院长”一职，理由是父亲大行，“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当天，国民党中常会作出决定：根据“宪法”第十九条规定，由严家金以“副总统”职继任蒋介石遗缺；不准蒋经国辞职，要其“衔哀受命，墨经从事”。依法而沦，蒋经国作为“行政院长”，应向“总统”辞职，而不是国民党中常会；要慰留“行政院长”的也应是“总统”，而不是国民党中常会。蒋经国此举，一则说明国民党鼓吹“法制”的虚伪和党政不分，党务高于政务的畸形体制的可笑，二则说明蒋经国的确继承了乃父衣钵，以退为进，方得以承袭“大统”。
4月28日，蒋经国被推举为国民党主席。从此，蒋经国实际上已成为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台湾头号人物了，至于“总统”严家金，不过是一个“滑轮”，一个“过渡总统”。这位严大“总统”是颇有自知之明的，他明白，他当“总统”是蒋介石的恩赐，是挂名过渡，一旦任期届满，他要自学地将这个宝座“完壁归赵”的。
如果说蒋介石之死使蒋经国失去了精神支柱的话，那么1949年戴手陶的自杀身亡，就等于是使蒋纬国失去了政治支柱虽然蒋纬国始终未能从戴季陶本人那里亲口证实谁是自己的生身之父。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不久，蒋纬国的身世又一次激起小小的波澜。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大约在1950年前后，有人发现蒋介石与蒋经国的血型是O型，而蒋纬国则为不同血型。同时，又因蒋经国说过：“O型血的血液，是英雄血”的话，于是有人据此深究起来：蒋纬国不是蒋家的亲骨肉。尽管从医学科学角度看，光凭血型的不同并不能证明出什么。然而，“蒋纬国与蒋介石不同血型，而与戴安国同血型”之说不胜而走。据说，深受流言困扰的蒋纬国曾无可奈何地自滤道：“我如果不姓‘蒋’而姓‘戴’，就什么烦恼也没有了！”
果然，蒋纬国此言一出，流言渐趋平息，他的困扰和烦恼也日渐减轻。此后，仕途也是顺利，1961年晋升为中校，复任装甲兵司令，1963年9月，调任陆军大学指挥参谋大学校长。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4年，由于在“湖口兵变”中受到牵连，蒋纬国的仕途转入低谷期，中将官阶一干就是14年。等到蒋介石病逝的那年8月，蒋纬国才由蒋经国提拔晋升为二级上将，调任三军大学校长。蒋纬国有如此好的家世背景，但官运却很不佳。他由少将升中将，大约隔了8年，由中将升上将竟等了将近15年之久，其中缘由颇令人费解。故而，当时台湾国民党政界难免不有人据此臆度：除非蒋纬国非蒋家骨肉，否则，蒋纬国的境遇缘何如此尴尬？他的宦途为何这般坎坷？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撒手西去。在这段日子里“蒋纬国姓戴不姓蒋”之论又一夜之间成为台湾国民党党政界人士谈论的热门话题。关心蒋氏豪门政治人物动向的人们纷纷从蒋经国亲撰的《守父灵一日记》一书中寻根问底起来，认为书中蒋经国提及儿子、女婿、子孙之颇多，为何对蒋纬国却只字不提？蒋经国不是借此有意向人们暗示，蒋家只有一位“孝子”？这不由得不令人们要问，蒋纬国究竟是谁的儿子？
1986年，《蒋纬国报到》基本成书，此书是蒋纬国自陈家世之书。由于是当事人亲口道出，自是石破天惊之举，一时朝野为之一震。
此书最为敏感的内容，是蒋纬国在书的前两章首度披露了自己的身世的几段文字。由于该书作者孙淡宁对于蒋纬国的血缘背景知之不多，这最重要的问题几乎是一笔带过。然而，作者的角角已涉及到蒋氏家族内幕秘史，书中写道：“根据蒋纬国的说法：他是党国元老、前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儿子，真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兄长，是前“中信局”驻欧代表戴安国。而蒋介石是他的‘义父’，蒋经国则是他的‘义兄’。”
孙淡宁说：
1911年，戴季陶东渡日本后，与一位东瀛女子同居，所得一子是为戴安国。1916年的春天，戴季陶携眷一起回到中国，定居在上海。同年10月，在上海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即后来的蒋纬国。1919年，这个幼婴四岁半时，才由蒋介石抚养。
我们知道，蒋介石已有儿子蒋经国，为何还要再领一个儿子呢？这是秉承母命。原来蒋母王采玉在1887年生了蒋介石（名周泰）后；又生个儿子，名瑞青（又名周传），到了3岁而夭折。尽管如此，按乡规旧谷，他也算是蒋氏一房。蒋介石生儿子蒋经国，王采玉又要蒋介石把蒋经国过继给蒋周传，所谓“兼桃立嗣”。这样，蒋介石门下就有无后之虞。为了承袭蒋氏血脉，蒋介石遂向好友戴季陶要求领养这个幼婴，带回老家溪口，交由侧室姚怡诚抚养，取名纬国，乳名建镐。一经一纬，一丰一镐，如此这般，蒋介石遂了心愿。
1920年，蒋纬国的妹妹戴世芳又在上海降世。时值军阀混战，戴季陶正奔走于南北各地，无暇顾及母女俩，只好将世芳送给上海一位殷实商人颜博诚夫妇养育，取名为颜世芳。
至此，蒋纬国的身世是可以澄清迷雾，还庐山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