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跌破1800元（99年9月合约最低到达1738元）。接下来的几年，尽管随着基本面情况的时好时坏，期价一直在上下波动，但2400元已经是难得一见的高价了。期价基本上在2100元的中轴线上下各300元的幅度内震荡。
不过，不要小看这区区600元的上下振幅，对于采用保证金交易的期货投资者来说，刺激已经是足够的了。
2000年下半年，股市衰气初露，先知先觉者开始暗中撤退。其中一部分资金进入期货市场。大豆期货交易的资金增多，成交也越来越活跃了。8月下旬，国家明确对豆粕继续增收增值税，多头趁机将期价推高。2001年1月交割合约在2000年8月25日的收盘价还是1924元，五个交易日后，期价已是2123元了，一下上涨了200元。然而，由于国际国内市场并不配合，供大于求的局面依然如故，现货价依旧只有1800多元。随着交割期的日益临近，多头逐渐陷入困境之中而难以自拔。2000年11月之后，临近春运，东北铁路运输有些紧张，东北大豆无法正常运出。多头以为机会来临，进一步拉抬期价，年底时分，期价已是2300多元了。该合约的最后交易日为2001年1月15日，那天的收盘价为2279元，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多头赢了。但实际上却是多头最后不得不吞下了192520吨大豆。即使有暂时的春运紧张，作为大豆集散中心的大连，要拿出个几十万吨大豆还是做得到的，真正的赢家是当地的那些实盘套利者。
事实上，多头的苦难还刚刚开始。近20万吨的大豆掂在手中，以2000元一吨计，差不多是4亿元。资金吃紧，元气大伤。进口大豆的迅速增加及东北运输情况的缓解，使多头再也支撑不住了。春节过后，后续的主力品种合约纷纷跌停，拉开了又一波熊市的大幕，2001年5月交割合约从春节前的2335元起步下跌，到2001年4月19日，又见到最低价1780元。在空头的大肆进攻下，多头心有余而力不足，节节败退之下，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移仓到远期月份，以等待时机。据说，这一波行情中，主力多头是北京的一些机构。
2001年5月9日，朱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第38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草案）》。6月6日，八章56条的《条例》正式颁布。这对于绝望之中的多头来说，不啻是雪中送炭。多方挟政策之威，随即展开了一场绝地反攻。两个月里，多方一路攻城掠地，各个合约都有300至500元的涨幅。一时间，转基因政策如何如何成为大豆期评者的口头禅。
然而，多头的好梦没有做多久。8月份开始，空头开始了全面的进攻。尽管多头高举转基因政策的旗帜，对空头进行了顽强地抵抗，但五个月的大战（至2001年年底），还是以失败告终。在这期间的两个交割合约，一个是9月14日摘牌的2001年9月交割合约，收盘价为1872元；另一个是11月14日摘牌的2001年11月交割合约，交割结算价仅为1774元。空头频频得手的原因有二：一是现货市场的供大于求状况并没有改变，转基因政策出台后，进口大豆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急剧增加。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进口商抢在政策生效前突击进口；二是美国人开始与中国政府频频谈判，压力之下，中国政府已承诺为大豆贸易提供一定的宽限期。在不少国人的心目中，似乎对政府的信心并不足。他们不相信政府会在与美国人的谈判中采取强硬态度，他们认为最终政府是会让步的，大豆进口还是不会少的。
多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战略上还是故伎重演，移师后面的合约，并加大持仓。然而，空头显然也不买帐，屡战屡胜的经历使他们越战越勇，毫不犹豫的也在后面的合约上加大持仓。2002年的5、7、9、11月合约成为双方激战的主战场，持仓量急剧增长。2002年11月14日，大豆总持仓首次突破百万张，收盘时的记录为1001998张。而5月合约是重中之重，持仓量达到338258张。持仓的增加，意味着双方投入的资金增加。按照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风险控制规定，当单月持仓不超过25万张时，收取的保证金为5％；当单月持仓超过25万张时，收取的保证金提高至8％；当单月持仓超过30万张时，收取的保证金增加为11％。按此计算，多空双方在2002年5月合约上各投入的保证金就要3个多亿。
空头在大豆期货上之所以屡战屡胜，当然是有原因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上存在着一批专门从事期现套利的交易商。这批套利商，大多对大豆的现货交易非常熟悉。他们的交易方式往往是盯着现货与期货的差价，当期货价格高于现货价格一定幅度时，就买进现货将其变为注册仓单，同时在期货上卖出。举例来说，现货价格为1850元，两个月后的期货价格为2150元，套利商马上计算出：买进大豆并将其注册成仓单的成本大致为1950元（包括两个月的仓储费，100元的差价可以视作交割成本），同时在以2150元的价格在期货上卖出并进行交割。两个月后的利润就是200元，相对于投入本金来说，利润率差不多可以达到10％。如此高的利润率，再加上大连是大豆的集散中心，现货渠道畅通，生意很容易做成，套利商自然会乐此不疲了。期现之间的价差越大，套利的利润越大，套利者也就越多。
不得不承认，尽管套利者把期货交易当作现货交易来对待，动辄进行交割，并不能认定他们就是纯粹意义上的套期保值者，但套利者的存在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则是因为这种行为合情合理又合法，二则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对企图进行逼仓的多头是一种严重的威胁，这对于保证期货价格在交割时不会远远高于当时的现货价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期现套利商的增加对多头是很不利的。摆在多头面前的难题是：如果不想将货物全部接下而平仓，期价必然下跌，而且，只有下跌到低于当时的现货价时才有可能避免接货，因为当期价远低于现货价时，打算交割的空头也会放弃交割而平仓了。这当然意味着多头的亏损；如果不愿意割肉出场，那么就必须准备到时将空头愿意交割的货物全部接下来，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可以迫使交不出货的空头到时割肉，另一方面是必定会有更多的货物必须接下来。
对多头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现货价自然上涨，使自己顺利赚钱出局。如果现货价没上涨，则非常被动。在期货业整顿之前，有些交易所实施限制交割政策，这是多头最欢迎的。因为这时多头接下的货物是有限的。如果进行逼仓，那些无法交货或交不出货的空头最终只能割肉，当那些割肉盘很多时，多头从虚盘上挣到的钱不但可以弥补实盘亏损，甚至还会有巨额利润。在限制交割制度下，逼仓事件频频发生，造成了恶劣影响。期货业整顿之后，国务院发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明令禁止交易所对实物交割进行限制。在这种背景下，多头再要进行逼仓自然就行不通了。
2002年大豆期货价一路下跌，但多头毫不畏惧的一路买进。表明多头的实力非同一般，据说，其原因是：在这个时候有一股资金实力更强大的多头进来了，并逐步取代了原先以北京一些机构为主的地位。他们是谁？有的说是证券上的资金，也有人说是四川的一家小公司。当然，小公司只是出面人，其背后的“资本家”又是谁？有人怀疑是饲料大王刘永好旗下的新希望（相关；行情）集团。因为新希望集团每年需要大量的豆粕，也有资金实力。这些因素很容易使人们发生联想。但据后来的报导说，新希望集团大喊冤屈。新希望集团贸易公司董事长对记者说“新希望集团方面绝对没有参与过S205的任何市场炒作”。
不管怎么说，多头是有实力的，而且对大豆价格将上涨具有很强的信心。他们坚信政府对中国大豆市场的现状不会袖手旁观，既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已经颁布了，不可能没有下文。
多头挣到的却是一块鸡肋
果不其然，2002年1月5日开始，《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相继公布，并规定于2002年3月20日正式实施。多头一时气粗起来，空头不战自退。5、7、9、11月四个主力合约接连三天差不多都是涨停板。没几天期价又回到了2100元之上了。2002年1月交割合约已进入交割月，该合约在2001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还是1706元，到1月18日最后交易日时，收盘价已是1831元了，上涨了100多元。2002年3月交割合约在2001年年底收盘价为1791元，到交割时，结算价上升为1941元。比1月合约又上涨了100多元。交割价格的逐步回升，充分说明了现货市场在回暖。政策的影响终于逐步体现了出来。对多头来说，实在是令人鼓舞的好消息。
2002年3月15日，大连商品交易所推出2003年3月、5月、7月大豆合约。然而这一次推出的大豆合约，内容已与以前的合约不同了。以前的合约规定“质量符合上述标准的进口黄大豆可以做为标准品或替代品用于交割”，而新的合约规定“转基因大豆不得以标准品或替代品交割”，为了将新合约与老合约区别开来，新合约称为“黄大豆1号期货合约”。推出新合约的目的是为了与国家的政策保持一致。
尽管在以往的交割中，进口大豆的实际交割比例是极低的，但新合约的推出还是给市场传递出了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以转基因大豆为主的进口大豆与新合约无缘了，新合约的价格将是国产大豆的价格。然而，新合约推出之后，市场反应并不热烈。运行了两个月后，持仓量仍旧没有增长多少。也许，交易者有个熟悉过程，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大家都被巨额持仓的老合约吸引住了。主力在对垒中不敢分心，而散户也乐于参加流动性大的合约交易。
2002年3月合约已经交割完毕，2002年5月合约上升为临近交割的最近合约。然而到2002年3月22日，持仓量仍旧不减，当日收盘时为304804张，而收盘价为2083元。在以往的这个时候，持仓量早已减得差不多了。这种情况不仅引人关注，也使人们有点焦虑了。
2002年3月23日至24日，大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郭晓利在杭州市召开会员座谈会，在会上，郭晓利针对5、7合约巨量持仓对峙的情况说：“5月合约持仓这么大，在大连商品交易所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这主要是由于政策的原因，自去年以来国家连续出台了多项有关转基因农产品（相关；行情）进口问题的政策，市场看多人士认为国内大豆供应将可能出现断档，由此认为大豆期货价格应有涨升，而空方则认为在国内大豆缺口很大的情况下继续进口大豆将是必然，况且现货市场大豆的供应仍较充足，所以，目前市场多空对峙的存在并非是市场外的其他原因，而目前在临近交割时持仓的减少速度较慢，这是与市场发展得大了有关，由于持仓水平较高，减仓的速度看起来就比较缓慢了，从大交所的分析看，现在持仓正在逐步下降，从这点看趋势还是正常的。
目前大交所对5月、7月巨量持仓的情况也在密切关注，日前中国证监会有关人员也到过大连对这一情况进行过讨论。现在市场上担心会出现极端的情况，一种是将期价拉高后再打下来，这种可能性一点也没有；弃仓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目前没有这种迹象，因为多头的资金也十分充足，如果发生弃仓的情况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这种可能性很小或基本没有；对恶性的逼仓，大交所是绝对不允许的，期货价格应围绕现货价格波动，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是可以允许的。
因此，希望各期货公司在回去后对客户说明情况，若是做投机的，应注意风险，尽快退出，若是确有资金接货的和确有货要交的，按交易所规定的可以进入交割。希望5月合约最终能平稳交割”。也有人报导：“大交所领导说，1）本次不会对5月的持仓采取向会员打电话，召开专门会议，只会依法办事；但会加强信息披露；2）5月不会狂拉涨停板，也不会暴跌，因为空头有很多货（估计40…50万吨），多头也有钱；3）希望没有钱（指不接货），没有货的投资者能够及早退出5月，不要到时候做错方向输了钱四处乱告状；4）根据对过去一百年期货交易史的研究表明，钱比货多就涨，货比钱多就跌，没人接就暴跌！大交所认为5，7月的处理，是继非转基因合约推出后的另一重大考验。”
杭州会议，实际上是交易所的一次情况通报会，也是一次打招呼会议。多空巨量对峙，最着急的莫过于交易所，交易所最怕什么，最怕的是主力弃仓。所谓“弃仓”，是指多空双方中有一方彻底放弃抗争。一方放弃抗争，意味着行情必将一边倒，放弃抗争的一方输得一塌糊涂。对于弃仓者而言，至多是将保证金全部输光。尽管从法理上说，交易所有权追索弃仓者超出保证金以外欠款，但实际上这种追索是很难实现的。由于交易所对获胜的一方必须及时履行清算义务，当弃仓一方赖帐时，交易所就无法进行清算，因而导致清算危机。主力会不会选择弃仓，与其资金实力及对后势的判断有关。如果资金实力有限，无力继续抗争，或者是知道继续抗争下去会招致更大的损失时，就有可能采取弃仓行为。
尤其是当保证金很少时，预计弃仓的损失比不弃仓的损失更小时，更有可能会采取弃仓行动。然而，在判断主力会不会弃仓时，交易所的可靠性无疑更高一些。因为只有交易所能够全面了解和掌握主力的资金实力，知道主力的弃仓成本以及弃仓是否合算。现在交易所明确地告诉了大家：“空头有很多货（估计40…50万吨），多头也有钱”，弃仓的“可能性很小或基本没有”。实际是在告诫那些投机者，不要抱着一方可能弃仓的幻想而去冒险投机，以免遭受不必要的风险。
应该说，杭州打招呼会议起到了一定作用的。一旦投机空头明白无法指望多头弃仓而大赚一笔，也只能开始平仓了。进入4月份后，交易所按规定启动逐步提高保证金及限仓制度，也起到了促使投机者加大平仓的步伐。空头率先平仓自然引发了期价小幅上扬。一个月之后的2002年4月26日，期价收盘价为2161元，持仓量减至211140张。由于持仓量是多空双方的合计，持仓量211140张表示多空各持仓105570张。而当日公布的可交割仓单已有45692张，也即库存中空头可交割的大豆为456920吨。
局势明朗，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交割是不可能避免了。按照大商所的风险控制规定，此时仍有持仓的非套期保值交易者必须缴纳的保证金已达到25％。对套期保值者中的买方，收取的保证金也已达到20％；而空方必须交出20％的仓单。对多空双方而言，此时要想弃仓也不敢了，因为无论从成本还是收益计算，都将是得不偿失的蠢举，退路被断，只有迎难而上了。
大豆现货价格是涨了，但上涨的幅度并没有像期货那样大。这意味着空头如进行套利交割仍有利可图。于是，组织交货便成了空头的当务之急。要问这一阵子谁最忙，自然是他们，必须赶在最后交割日（5月28日）之前将货物入库并办好一切手续。而交易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