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条件较佳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裁抑工商业太甚，以至失败。而苏绰则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不佳之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故不见有裁抑工商业过甚之病。
此处亦可看出中国历史进程中之一种中和性，不走极端，不为过甚。而同时亦见中国历史传统，本不专向裁抑工商业一方推进。过分裁抑工商业，必然将招致恶果无疑。若我们仔细一读王莽、王安石两人之政治失败史，便可透悟此中消息。尤其当王安石时，一辈旧党反对新政，此辈人亦多属儒士，可谓与王安石在学术上仍是同一路线者。我们若仔细去读当时那些反对派的言论，更可透悟出中国传统思想中对经济观点之内涵意义之另一方面来。
近人粗治西方思想，震惊于王莽、王安石两人之经济措施，有些与西方意见若相暗合，却不懂他们究竟为何失败，于是尽骂中国人守旧，尽骂中国传统轻视工商人，此等皆是推想失实。
七
根据上述，我将重新指出我以前所一再提及的，即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故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循此以往，中国历史之传统与其特殊性，便不难找出答案来。
现在再论到中国经济中几项特有情况，有很多问题乃在西洋史中所未见或少见者，而亦遂为今日国人所忽略了。就中国人传统观念言，一个时代，若其物质上之积聚多而消散少，此时代即富而安，否则反是。在上如帝王之骄奢淫逸，而浸淫及于士大夫生活。又如政府之冗官冗吏，过量开支。对外则有防边与开边，或穷兵黩武。凡此种种，皆足以招致国库空竭，人民贫乏。如汉武帝远征匈奴，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但到末年，终不免有轮台之诏，自悔当年之措施。唐中叶以后，亦可说是因于有一种接近帝国主义之向外扩张，而招来国内之不安，乃至生出五代之黑暗时期。又因中国国防线太长，如宋代，如明代，皆因防边而动用浩大之财力，耗散浩大之人力，亦为造成当时国势衰弱之一因。又如河患与漕运两问题，此亦为中国历史所特有。黄河屡有泛滥溃决之患，历代专设机关特命大员设法防治，耗费甚巨，常因此而激起社会的经济危机。漕运乃指水道运输粮食言，或运至京师，或供应边防，或沿途分储食廒，皆称漕运。此亦为中国历史上一大消费，皆因中国所特有之地理背景而引起。此黄河与漕运之两大问题，在中国史书中，历代均有详细叙述。此两事，每使历代政府岁糜巨帑，耗费国家财力，不可计算。欲研究中国经济史，此等特殊问题亦不可不一加注意。
又如唐以前之门第社会，虽若迹近封建，导致不平等，然当时之大门第实为社会财富之积聚中心。社会因由此积聚，而使一般经济易于向上。唐以后，则是一个白衣进士的社会，财富分散了，经济无积聚，好像更走上平等。但一切社会上应兴应革之事，反而停滞，无法推动。此因社会力量因平铺而瘫痪了，不易集合向前发展。此一问题亦极重要。但在今日讲来，已是历史上之过去陈迹，因亦没人注意了。但此实是宋以下中国常苦贫乏之一因，值得再提醒。
但若总括来说，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情况，自秦迄清，直到道咸年间，向来可说是较佳于西方的。经济落后，只是近百年事。我们尽可说，在近代科学兴起，而中国经济遂见落后。此下我们将如何引进近代西方之新科学而又能保持中国经济旧传统，即仍然保持中国一向坚守的人文本位之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使新科学兴起后之经济发展，仍不致超水准而走向无限度与不必需的发展上面去。此是一大问题，有待中国自己此后新起的经济学家来设计，来督导，来创立一种适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新经济思想与政策及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能特创新制度，来解决当时代之种种问题的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固已代有辈出。但今天我们则失却此自信，种种聪明，都奔凑到抄袭与模仿上，自己不能创造，也不敢创造。惟此厥为中国今日最大最深之一病。
西方人有他们一套浮士德式的无线向前精神，有他们传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财利主义。他们一意提高物质生活，而把其他人生尽追随着向前。我们明知此一套精神实为中国社会所不易接受。而他们这一套精神，亦已弊病百出。但我们偏要勉强学步，则所谓落后，便真成为落后，而无法追上了。故中国今后最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
即就经济史上之种种发明而言，如钞票是发明在中国的，如近代山西票号之信托制度等金融措施，亦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若把中国经济史上种种出自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方法和制度等，一一罗举，亦足增长国人之自信。我们今后正须在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别有建树，则首先得回头一看中国过去的一套经济史。这更是我们研究此下经济发展所应注意的。
第五讲 如何研究学术史
一
今天所讲是“如何研究中国学术史”。
根据以前数讲，有关政治、社会及经济诸端，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而中国历史之所以能不分裂与无中中断，亦颇于此可见。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在其内里，实有一种一贯趋向的发展。我们并可说，中国历史上之传统理想，乃是由政治来领导社会，由学术来领导政治，而学术则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之控制。在此一上一下循环贯通之活泼机体之组织下，遂使中国历史能稳步向前，以日臻于光明之境。
上讲我已提及中国历史上之伟大人物周公。周公实近似于西方哲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要求的理想政治领袖。但周公不是一“哲人王”，仅是一“哲相”。他可说，是以一学者哲人身份，而来建立了西周一代的政教礼制，奠定了中国此下数千年的优良基础。周公之后，继者有孔子。孔子所理想，即是复兴周公之道。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可见他对周公之衷心向往。孔子在政治上虽不得意，但在学术上则有更伟大之成就，更深远之影响。中国此后之全部学术史，即以孔子及其所创始之儒家思想为主要骨干。我们又可以说，以学术来创立政教制度者，以周公为第一人，而孔子继之。如韩昌黎所说：“周公在上，故其事行。孔子在下，故其说长。”两人之不同者在此。
此后先秦诸子，他们中的多数，亦如周公、孔子般，同有一番他们的政治理想与政治抱负。他们亦都想把他们所各自开创信守的一套学术思想，来创建一新制度，推行一新政治。此等态度，可说与儒家基本精神相差不远。至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此非各家尽被排斥之谓，实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将之尽行吸收，融会为一。故在先秦时，尽有百家争鸣。而秦汉以后，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惟有儒家独行其道。按诸实际，殊不尽然。此因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而先秦各家思想，大体亦无以逾此。故能汇归合一，而特以儒家为其中心之主流而已。
故中国学术之主要出发点，乃是一种人本位主义，亦可说是一种人文主义。其主要精神，乃在面对人群社会中一切人事问题之各项实际措施。如上述政治、社会、经济诸端，皆属此对象下之一方面、一部分，皆可以实际人事一语包括之。故中国学术精神之另一表现，厥为不尚空言，一切都会纳在实际措施上。所谓坐而言，起而行。若徒言不行，著书立说，只是纸上加纸，无补实际，向为中国人所轻视。因此如西方所有纯思辨的哲学，由言辨逻辑可以无限引申而成一套完整之大系统大理论者，在中国学术史上几乎绝无仅有。故在中国学术史上，亦可谓并无纯粹之思想家或哲学家。“思想”二字，实近代中国接触西方以后所兴起之一新名词，中国旧传统只言“学术”，或言“学问”，不言“思想”。因中国人思想之对象即在实际人事问题上，必须将此思想从实际措施中求证验。所谓“言顾行，行顾言”，而无宁尤贵行在言前。故中国哲人之一切言辞，似乎只是一种人生经验，与其绩效之概括的叙述与记录而已。其立言大本，即在人生实际，不在一套凭空的思想体系上。
如《论语》开首即云：“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人不愠，不亦君子乎！”此不能谓是孔子之一套思想或理论，仅可谓是孔子对于全部人生提纲挈领的一项叙述而已。此乃由孔子观察日常人生，及其切实践履所获得之亲身经验之一种记录。因此我们对孔子此番话，亦不能随意运用自己一套思想或语言逻辑规律来加以批评。因此乃孔子所亲身体会之一种实际人生，不是一纯思想，或纯理论。若欲领悟此中滋味，亦必得投身于此实际生活中，亲身有此一番实际体验，才能印证其说。因此中国人讲学问，恒以“知行”两字并重。无论说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知行合一云云，均将知与行两项连在一起说。即如上面所举《论语》首章，你必真做到“学而时习之”的功夫，才能体验出此心喜悦之情，这是第一步。继此以往，然后“有朋自远方来”，便觉无比快乐，此为第二步。更进而达到“人不知而不愠”的境界，此为第三步。我们当知，如无第一步实践，便无从有第二步。如无第二步到达，亦无从说到第三步。此属一种人生境界，非关思想体系。因此中国人教人做学问，必须知行配合来做。即如学问二字，也都是属于行的方面者。学与问，皆须从实习下手。
此种精神，却可谓与西方人之现代科学精神相近似。科学研究必重实验，实验到这一步，再推想到另一步。如此逐步推进，却不走远步，逃离实验，凭空一口气推想出一番大道理来。但中国学术传统，究与西方近代科学有其迥异处。这因西方近代科学所研究之对象，乃指向于自然界之一切实物与现象，而中国传统学术所着意者，乃在人文界之一应实事上。自然物变动少，研究自然可有一恒常不变之共同对象。因此前一人研究所得，后一人可以凭此继续深进。探求了这一面，再继续探求那一面。进入了这一层，再继续进入另一层。研究科学可以按部就班地拾级而登，后人所发明或发现，常可超越前人，有日新月异之概。近代有了爱因斯坦，便可超越了昔时牛顿所发明之几项定律，而更有新发明。后人有新发明，前人所发明者即续被修正。
但此种情势不能转用到人文界。人是活的，人常在变动中，人事亦常在变动中，真所谓“不居故常，一日二日万几”。所以处理人事，只有因地制宜之一法。骤然看来，似乎中国人讲学术，并无进步可言。但诸位当知，这只因对象不同之故。即如西方人讲宗教，永远是一不变的上帝，岂不较之中国人讲人文学，更为固步自封，顽固不前吗？当知中国传统学术所面对者，乃属一种瞬息万变把握不定的人事。如舜为孝子，周公亦孝子，闵子骞亦复是孝子，彼等均在不同环境不同对象中，各自实践孝道。但不能因舜行孝道在前，便谓周公可以凭于舜之孝道在前而孝得更进步些。闵子骞又因舜与周公之孝道在前而又可以孝得更进步些。当知从中国学术传统言，应亦无所谓进步。不能只望其推陈出新，后来居上。这是易明的事理。
其次，再说到人事牵涉，固属复杂多端，但既属人事，则必是可以相通合一的。因此中国以往学者，很少对政治、社会、经济等项，分途作各别钻研的。因人事只是一整全体，不能支离破散来各别对治。如硬要将此等各别划开，只从某一角度为出发点去作研究，固亦可以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配合到实际人事上来，则往往会出岔。如西方人讲经济学，亚当·斯密斯之“自由经济”的理论，岂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推行过当了，便会出毛病。至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则更不必说。但单就其理论看，又何尝不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他一套思想体系？只是凭空一口气说得太过远了，太过周到了，再放到人事实际问题上来，反而不适切。
中国的学术传统，则较喜欢讲会通，不甚奖励成专家。一言一行，总须顾全大局。因此用西方人眼光来看中国学术，自然没有像西方般那种分道扬镳，百花齐放的情形。两相比照，若觉中国的不免失之单调和笼统。其实此亦中国学术传统之一特殊处。譬如有人说孔子是一政治家，这并不错。或说他是一哲学家，或教育家，或史学家，也并没有错。甚至说他是一个社会学家，也未尝不可。但孔子之伟大，并不在他的某一项专门学问上。当时人就说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此后学术传统如此，中国学术史上伟大人物，常只是一普通人，而不能像西方之所谓专家，这也是事实。
中国学术史上亦并无专家，如天文、历法、算数、音乐、法律、医药、水利、机械、营造之类，都须有专家。但中国本于其传统的人文精神，一向学术所重，则在通不在专，在彼不在此，此为治中国学术史者所不可不知。
二
上面讲到中国学术传统侧重在人文界，必求落实于人生实际事务上，我姑举《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来说。讲到人生实际问题，实跳不出《大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之范围之外。欲达到上述目标，首先必须做到正心和诚意。我们且试问，为何我们不在此大群体内，各自谋求个人小我之出路与打算，与夫个人私生活之享受，而必要贡献我自己，来担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任呢？我们的人生大道，为何必要只尽义务不问权利？当知此处，实见中国传统学术中，寓有一番宗教精神在内。故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再有宗教。宗教在中国社会之所以不发达不长成，因儒家思想内本已含有一番宗教精神，可以来代替宗教功能了。此又为中国文化之一特殊点。而此项宗教精神之获得，则基于各人之心性修养功夫。
所以就儒家学术言，正心诚意是“体”，修、齐、治、平是“用”。但单有此心，如无具体知识，则此体仍不全，亦发不出用来，因此要致知。若对外在事物，家国天下，漫乎茫然，一无所知，又如何得有修、齐、治、平之用？只要你不能修、齐、治、平，则仍即见你心不正，意不诚。空有此一番心情，表现不出真实功用来，如何能说是心正意诚。心正了，意诚了，自会逼得你去求取知识。此和西方哲学所谓“爱智”一辞又有些不同。
西方哲学所求是一套纯知识，纯理论。他们认为此知识与理论可以超事物而先在。他们只是为知识而知识，认为要获得那套纯知识纯理论，则应先超乎种种实际事务之外之上来运用思想，然后其所得乃纯乃真，然后再把此一套纯知识纯理论安放进实际人生中，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