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精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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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精校本-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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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为对于人生的低水准经济需要易于满足,于是中国历史很早就轻松地走上了一条人文主义的大道。中国的人文主义,亦可说是人本位主义。因此中国历史上各项经济政策,亦都系根据于其全体人群的生活意义与真实需要,而来作决定。农业经济,最为人生所必需。其他工商业,则颇易于超出此必须的水准与限度以外,而趋向于一种不必需的无限度的发展。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般,人生似乎转成追随在经济之后。经济转为主,而人生转为副,这是本末倒置了。
  中国的历史传统,常能警惕地紧握着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故谈及经济问题时,常特别注重于“制节谨度”这四个字。节与度即是一水准,制与谨则是慎防其超水准。中国人传统意见,总是不让经济脱离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无限发展。此项发展,至少将成为对人生一种无意义之累赘。一部中国经济史,时常能警惕着到此止步,勒马回头,这是一大特点。
  故中国经济的理想水准主在平。中国人言:“贫而乐,富而好礼。”此贫字,其实即是一低水准。由有富而始见其为贫。富者,则求能好礼。礼之意义,亦即在求其平。故中国社会之人生标准,主要即在其求平而乐,其最终标准,则曰“天下太平”。

  西方历史主要即在求不平。中古时期封建社会崩溃以后,即产生了自由工商业。其实在中国,大体上,亦有此相似趋势。当战国以下,古代封建政制崩溃,社会上便兴起了三种新势力。直到汉代,其情势甚为显著。在太史公《史记》中有《儒林》、《货殖》、《游侠》三列传。儒林传中人物,属于“士”之一阶层,乃由战国游士演变而来。只是由列国分争时代的游士,演变为大一统政府下安心归集于同一中心之下的儒士,这一不同而已。要之,士的势力,在当时已几乎代替了古代的封建贵族的势力,但亦只代表着其一部分之势力而已。
  其第二类则为自由商人,在战国时如陶朱公、白圭,下逮吕不韦以邯郸大贾,位至秦相。可见当时商人势力之大,已骎骎乎超过封建贵族之上了。太史公《货殖列传》称此一批人为素封,即指其凭借财力来代替以往封建贵族在社会上之地位。虽没有封地,而等如有封地,故谓之素封。
  其第三类为游侠,此种人在西方历史上并没有相类似之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游侠之背景先近似于士之一类型,而终究则归属于工商业货殖传一类型中。不过游侠所为,乃是专在营干冒犯政府法令之工商生利事业,故当时称之谓“奸”。举例言之,如入山开矿、铸钱、烧炭、掘冢等。此类事业,都是结集群体劳力来从事违法的生产。太史公《货殖列传》中亦云:“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兼并,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如骛,其实皆为财用。”这一番叙述,已指出汉初游侠行径与货殖中人之异途同归了。
  此三类人物,显然就是古代封建贵族崩溃以后,社会上新兴之三流品。当时惟儒林中人物,只在农村里面半耕半读,安分守己,不失一平民身份。而那些商贾游侠,则无不交通王侯,奴役平民,在社会上占有绝大势力。但自武帝重儒生,开始组织士人政府,一辈士人所抱的观点,乃在政府中活跃呈现,遂开始来禁绝游侠,裁抑商人,使此下的中国社会,走上一条与西方历史绝不相同之路向。正因为中国的士,尤其是儒家,他们都抱有一番如我上述的经济观点。此种观点,当然导源于农村社会者为多,酝酿于工商城市者为少。由于抱有此种观点的人物,出来站在政治上层作领导,遂使此后中国社会,乃别有一种颇为特殊的发展。兹姑举先秦时代三本在后代最显著最流行的儒书中所言,来代表当时中国人对经济意见之一斑。

  一、《论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此两语,在中国经济史上,两千年来,乃为国人最所服膺之一番理论。即使我们把来用诸今日,仍觉切中时弊。我们也可说,20世纪在世界并不穷,人口生殖率也不弱,所患只是在不均和不安。我们当知,若专从经济着眼,一切仍只以经济为主,则此后世界将永远无法得均得安。孔子此语,虽说的是经济,但主要着眼处则并不在经济上。
  二、《大学》云:“有得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此处之所谓德,即是《大学》开首所谓明明德之明德。人类有此明德,才可相结集。人之结集,即是土地拓展。土地拓展了,则不患财用不充足。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则与此正相反。因于财用观点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而斵丧明德,这就本末倒置了。《大学》此几句话,亦与近代人提倡的户口政策不同。近代人认为须有足够的土地,才能维持适当数量人口的生计。因此人口数量不该超过有限土地所能承担的生产力。在中国过去社会,此项理论殊不适用。因过去中国是一大陆农国,人群和合了,同时即是土地展拓了,也即是财用充裕了。因此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大学》这一番理论,贡献给此下中国作为一种传统的经济政策之张本,我们不可不注意。
  其三、荀子云:“圣人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主张,我们的物质欲望不可超过现有的物质限度。当然现有的物质限度亦须能适应现有人之物质欲望。在此两者间,须能相互调节。使人的内心欲望与外在物质生产,双方相持而长。荀子此番话,亦是一种人文本位的经济理论。可以说,中国人一向的经济理论,都是以人文本位为立场,或说是以道德主义或礼义主义为立场的。人生的欲望,本可无限地扩张提高,但欲望无限提高,并非人生理想所在。若使物质经济常追随于人生欲望之后,而亦求其无限提高,此将使人生永成一无限。无限向前,却是无限的不满足,与无限的无休止。此将是人生之苦痛与祸害,决非人生之幸福与理想。故领导人向前者,应属之于道德与礼义,不应属之于欲望与经济。人之种种欲望与物质经济,同须受人生理想与道德之领导。

  此项理论到汉代时,又出了几位有名人物如贾谊、晁错、董仲舒等,彼等之政治抱负与经济理想,大体言之,均是因袭上述儒家思想而来。我姑举董仲舒所言以资证明:
  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当知社会决不能绝无贫富相差,但当使富者仅在社会上能表示其地位之较高而止。如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等,他们在社会上贡献比别人大,自当获得一份比别人较高的地位与待遇。此种差别是有理由的。即如当前共产主义国家里面,岂不是此辈人之地位与待遇仍然高出常人吗?此等差别,我们实无法反对。只是不要让人由富生骄,丧其明德,则于己无益,于人有害了。至于穷人,与富相较,则自见其穷。既有富,必有贫,亦所难免。但也要使贫者能获得他们低水准的必需,有他们低限度的生活,不要让他们内心老忧虑。
  此处所引董仲舒之所谓富与贫,其实只是在同一水准上比较有此分别而已。无论富与贫,同样不该超水准,而此水准则以人生的理想为依归而树立。人都该能活着,而尤该活得近理想。即如目前西方国家,在亚、非地区所以不得人缘,有些就是患了富而骄的病。他们因和人贫富相差太悬殊,便不免视别人为落后民族,以为予以一些经济援助,便是拯救了这些地区。这一种内心,正是骄的表现。仅知有经济,不知经济以外有人生,则富必然会骄,因骄而生出人类相与之不和与不睦来。这些不和不睦,却非经济所能解决。
  但富而骄固不可,贫而忧也须防。经济条件降落到一种必需水准之下去,这亦会发生人群间之不安与不和。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高下有宽度的节限中,来维持一个相当有伸缩余地的社会经济水平。以此为限度而调均之。“此”字所指,主要即是一种德,如不骄不忧之心理状态,更重要过于不必需的经济条件。
  汉武帝采用了董氏政策来节制资本,裁抑兼并,尤著者,如盐铁政策。据司马迁《史记》所云:“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盐铁为人生日常必需品,不当由私家操纵专利。汉武帝此项制度之用意,永为后世所承袭,遂使此后中国社会永远不能有垄断为利之大资本家出现。我们当知在此种制度之后面,实有一番人生理想与经济理论在作领导,故使中国社会在封建政制崩溃之后,不转到资本主义社会路上去。故自汉武帝开始建立士人政府之后,货殖游侠一批人物便潜消于无形。而自《史记》以后,除班固《汉书》因袭《史记》外,二十四史中也不再有货殖游侠列传了。即班氏《汉书》亦以此讥史公,谓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班氏此一评语,正可说明此下中国社会何以不再容游侠货殖中人得势的一般意见。
  现在人不悟此中因由,以为惟有太史公有史学特识,故能提出此两列传,以后史家无太史公般识见,遂不知为货殖游侠写列传。其实此后中国社会已正式成为四民社会了,商人与游侠已失却其素封与新贵之地位,不能如汉初般在社会上发生出特殊作用,故后来史家也就无法再为他们另立专传。正为的是历史上无此现象,却不便是史家无此识见呀!

  我们可以说,中国此下经济制度大体承袭了此一传统。先说保持必需经济的低水准方面。我将姑举几项大纲目言之。首先当言平均地权之一项,此即向来学者所爱言之井田思想。其在历史上见之实施者,为各时代之均田制。主要是裁抑兼并,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此乃中国历代政府所力求纠正者。随于土地政府而来者,如废除奴隶使成为自由民,以及历代赋税制度之主于轻徭薄赋,以及各项悯农、恤贫、救荒、赈灾、公积、义仓,及奖励社会私人种种义举善行,以宽假平民,力求安和,此皆中国两千年来政府所传统倡导尽力履行者。这些工作之背后,均受一群士大夫之鼓吹与支持。其意只在使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堕落于过低水准。
  再说防止经济超过高水准,走上不必需的经济之无限发展者,除上述盐铁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之为商人所垄断专利等以外,又如禁止商人进入仕途,此亦为中国传统法制一大端。董仲舒尝云:“明明求仁义,君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此所谓小人,乃指只为私家私人谋生计满足,以其平素用心在私,故不能付之以国家之重任。明明求仁义,则是存心在公,非士人专一诗书,求明义理,不能有此。故付托以国家重任者,亦必在此辈。董仲舒又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知道义乃人生所必需,功利则往往有不必需又超于必需之外者,故当以道义为经济立限度。偏重功利,则易趋于无限度。董仲舒之言,极为近人诟病,其实就中国历史传统言,此等言论,皆有甚大影响,而非诚可诟病者。我们当细求其意旨所归,不当因其骤然看来和我们意见不同,便肆意轻蔑,不求理会。
  又如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但若因此而认为中国历史传统一向轻贱商人,则亦不尽然。《左传》云:“通商惠工”,此四字为历来所奉守。通商者,即通商贩之路,令货利往来,给予商人以种种之便利,又如说“关市讥而不征,”当知历来商税皆不高,有些时且不征商税,商品在全国各地可以自由流通,绝无阻滞留碍之虞。如在晚清咸同年间,为平洪杨乱事,创办厘捐,当时曾引起极大争持,此等皆是一时不得已而为之。诸位当知,中国政治传统,只是防止商人专为牟利而妨害了社会,却并不允许政府专为牟利而妨害了商人。可知贱商之说亦不公允。
  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在古代已甚发达,如南朝以下之广州,唐代以后之扬州,此等城市,其商业繁荣之情况,屡见于历史记载,多有超出吾人所能想像之外者。即如宋人所著《太平广记》一书,其中所载琐事轶闻,大可想见在当时中国各地之商业情况,足可打破我们所想像中国永远留在农村社会之一假想。我们尽可说,中国工商业一直在发展情况下繁荣不衰,惟遇到达社会经济物质条件足以满足国民需要时,中国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转换方向,将人力物力走上人生更高境界去。故中国历代工商业生产,大体都注意在人生日常需要之衣、食、住、行上,此诸项目发展到一个相当限度时,即转而跑向人生意义较高的目标,即人生之美化,使日用工业品能予以高度之艺术化。远的如古代商、周之钟鼎、彝器,乃至后代之陶瓷、器皿,丝织、刺绣,莫不精益求精,不在牟利上打算,只在美化上用心。即如我们所谓文房四宝,笔精墨良,美纸佳砚,此类属于文人之日常用品,其品质之精美,制作之纤巧,无不远超乎普通一般实用水准之上,而臻于最高的艺术境界。凡此只求美化人生,决非由牟利动机在后作操纵。又如中国人的家屋与园亭建筑,以及其屋内陈设,园中布置,乃及道路桥梁等,处处可见中国经济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观点上,而不放纵牟利上。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
  说到工业,中国历史上有几项著名的大工程,如秦以后的万里长城,又如隋代与元代所开浚之运河。此种大工程,亦莫不与国防民生实用有关。总而言之,中国人只注意经济之必需。如此而有裕,即着意在人生美化上。虽中国民族亦具有伟大的制造工艺才能,但亦都不从牟利上着眼。故经济之向上发展,虽同属于一种物质方面的,而西方则偏在科学机械方面,中国则偏在艺术陶冶方面。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人生美化艺术化,亦属仁义方面。科学与艺术,亦是一种义利之辨。至如核子武器之发明,则为一种大不仁。可见中国传统经济观,均是一种人文本位道德本位者,重人生,不重经济。经济只以辅助人生,非以宰制人生。于是经济发展,遂成为有限度的。

  在中国古代有一书,名《周官》,亦称《周礼》。此书实为中国古代一部奇书,犹如西方希腊哲人柏拉图之著有乌托邦《理想国》。此书当属战国末年人作品。书中假托周代官制,有意把政治、社会、经济、教化冶于一炉,是亦主张一种人文主义之经济政策者。后人遂多疑以为乃周公著作。
  后代曾有三位政治人物,想依照此书推行新政。一为西汉末年之王莽,一位南北朝时代北周之苏绰,一位北宋神宗时之王安石。此三人中,结果二王推行新政都失败,惟有苏绰一人成功了。这因王莽、王安石皆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佳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裁抑工商业太甚,以至失败。而苏绰则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不佳之情况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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