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谄媚的笑脸。像历来的首领太监一样，他在京城东部有了一座豪华壮丽的府第，有了无数的仆人，他们如同他肚子里的蛔虫，机灵乖巧，了解他的每一种喜好，把他侍侯得浑身舒泰。每天晚上回府，都有一大批各式各样的人物在等待他的接见，他们卑躬屈膝，战战兢兢，乞求他赐给他们些好处，或者等待着他对他们的命运进行裁决。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一连几个月，魏忠贤都像是在腾云驾雾中度过。他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充满新奇地仔细体验着自己的尊贵不凡，并且人来疯似的努力向世人夸耀。
就像现在突然暴富的大款烧钱以显示富有一样，刚刚从卑贱变为至高无上的魏忠贤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的机会。何况他又是一个粗放外向的人。他特别喜欢炫耀排场，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权力的显赫。每次出行，都要“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随从多达万人，也许有些夸张，但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大臣的出行有他的派头大，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穿着上，他也要千方百计显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平时他经常穿龙袍，龙的纹样比藩王仅差一爪，比皇帝冠服只是颜色上略有不同。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
魏忠贤并没有任何僭越之意，他只是头脑有些简单，只是想让所有的人知道他的高贵，与众不同。
所有这一切，仅仅反映了这个人资质的庸劣。他甚至连起码的避讳之道都不懂。如果稍稍懂一点历史，稍稍读一点书，他就会知道，历史上凡是手执朝柄的太监，十之有九没有好下场。远的不说，就以本朝来讲，一百五十年前权倾天下的太监王振死在战场上，死后全家老小包括婴儿都被杀光。一百年前“立的皇帝”刘瑾，更是被凌迟处死，活割了三千多刀！
魏忠贤不知道历史，他也不想知道。他只想福泽天下，雨露苍生，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干得兴致勃勃，兴高采烈，也干得兢兢业业。每天一大早，他就起床，听别人念文件，然后口述意见，一处理往往就是一天。虽然累，但是感觉充实极了。和倒马桶不同，此刻，他真正体验到了工作的快乐。用现代政治词汇说，“他把全部的精力都贡献给了大明王朝”。绝不像史书所说，他要颠覆大明天下。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治理好大明天下，才是他切身利益所在。
然而，东林党人对此不以为然。
张宏杰：魏忠贤 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九（1）
东林党的遭遇典型地说明了“忠臣”是多么荒谬的一个角色。
有明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昏君最多的一代，也是忠臣辈出的一代。昏君与忠臣相辅相成，正如同阴与阳，高与下，黑与白，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
忠臣们自幼饱读圣贤之书，胸中罗列了许多“天理”，他们认为，世界就应该按照这些
圣人总结出来的天理运转，一丝一毫都不能错误。按照“天理”，皇帝是上天在人世间的代表，是天下众人的表率，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皇帝应该具有最高的道德水准，并以此来感化天下万民，正所谓“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他们认为，皇帝一举一动都应该符合圣人之道，不能有七情六欲。然而，拿这些天理和皇帝的行为对照起来，他们经常发现皇帝令人失望。
有明一代皇帝，因为太祖朱元璋血液中的卑劣因子，成材的太少。自成祖以下，也就是朱元璋的孙子辈起，就一代不如一代。由于热衷于宫闱秘戏，他们大多享年不永。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就因为性病暴死；宣宗游戏无度，死于三十八岁的盛年；英宗时太监王振专权，几乎亡国；代宗懦弱自私，死时刚刚二十九岁；宪宗好方术，专宠方士和太监；武宗荒唐放纵，胡闹了一辈子；世宗的年号嘉靖被海瑞解释为“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穆宗纵欲过度，死时三十五岁；神宗在位四十八年，三十年不上朝，大臣们都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儿；再下来，就是一月天子光宗和当今圣上天启帝了。很显然，这父子两个也不是什么出类拔萃之辈。
因为朱元璋的大力提倡，明朝的士人对四书五经背得最牢。他们抱了一腔悲愤拼死要把皇帝纠正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因为道德上的巨大优越感，有明一代，大臣和皇帝说话就特别不客气，犯颜直谏的人也特别多。他们写得高兴了，甚至要在奏折里对皇帝嬉怒笑骂，挖苦讽刺，然后得意洋洋地拿出来给大家看。海瑞对嘉靖帝直言不讳地说：“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也就是说，天下人已经很久以来不把你当回事了！武宗朝大臣指责武宗“自取覆亡为天下笑”。雒于仁则指责万历皇帝纵酒贪财好色尚气。这些人都在史书上留下了令名。
说来奇怪，忠臣们为了皇帝的利益，不惜性命，而皇帝们对这些忠臣则恨之入骨。因为在忠臣的笔下，他们原形毕露，龙袍掩盖不了他们自身的庸劣，他们的自私、懒惰、愚蠢、委琐纤毫毕现。在皇帝看来，忠臣们简直像现代社会的狗仔队，是天下最讨厌的生物。皇帝在宫中喝了一回酒，骑了一回马，第二天，立刻就有人上折子，告诫他酒乃丧德之物，非天子之所宜用；告诫他千金之躯，不宜驱驰。哪怕这一段时间他到哪个妃子那儿去多了，过一段时间也会有人上书，隐隐约约地告诫他要节欲，告诉他“无贪一时枕席之欢，而忘保身之术”。
与大臣们相比，皇帝们文化水准普遍不高，既然辩不过大臣，就动手。好在廷杖制度让他们能合法地发泄心中的怨气。所谓廷杖，就是皇帝看了哪个大臣不顺眼，就推出午门之外，扒下裤子，打屁股。由于这种方式非常适用于发泄皇帝对忠臣们的深刻怨毒，所以皇帝们屡用不爽，有的时候，廷杖被当成了消灭那些讨厌大臣的一种简便方式，因为不用经过任何司法程序。有明一代死于廷杖的官员不可数计。偏偏忠臣对此毫无畏惧，甚至他们还渴望死亡，因为这样会使他们在忠臣榜上得到最高的荣誉。他们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对皇帝也毫无怨言。杨涟被打得肌肉腐烂，筋骨暴露，自知必死，给皇帝上书说：“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但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涟即身无完肉，尸供蛆蚁，原所甘心。”
东林党人就是这样一群忠臣。他们反对魏忠贤，原因不在于魏忠贤的水平太低，也不在于政治见解的不同，而在于魏忠贤的身分。明朝祖制，太监不可干政。即使魏忠贤真的才略能经天纬地，也不能由他来代天理政。因此，在魏氏掌权之后，各种反对的奏疏就一上再上。
张宏杰：魏忠贤 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九（2）
天启二年，刚刚踏入官场的初生牛犊，新科状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折，指责皇帝没有真正承担起经国大任：“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
文震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时政治现象的不正常：虽然皇帝按时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可不过就是一具傀儡，被人操纵。这位新科状元显然掌握了历代忠臣上书的诀窍，用语尖
刻，一针见血，让人无法回避。魏忠贤见疏大怒，立刻下旨，要对文震孟廷杖八十。然而，朝臣们坚决反对，大力救护，文震孟被免除了廷杖，仅被贬秩调外而已。
通过这一回合，魏忠贤第一次明确认识到，朝廷上下有一股反对自己的巨大势力。这仅仅是个开始，后来，此类奏疏越来越多。天启三年，周建宗上书把魏忠贤比作前朝太监刘瑾，说他祸国殃民，要求立予罢斥。紧接着，给事中刘化弘、陈良训，御史方大任、黄尊素等人数次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攻击魏忠贤。天启四年六月，东林党人的代表，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书历数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指责魏忠贤夺皇帝之权，恣意专擅；指责魏忠贤擅改成例，破坏法度；指责魏忠贤僭越，出行时俨然是天子的派头。
这一上书实际上成了东林群臣对魏忠贤发起总攻的动员号令。六七八月，弹劾魏氏的奏折蜂拥而至，竟多达七十余章。从大学士、尚书，到普通的京官，都加入了这一行列。一时间，紫禁城上空乌云密布。
张宏杰：魏忠贤 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十（1）
见到这些铺天盖地的奏折，“担当能断”的魏忠贤心中真的惶惶无主了。一方面，他感觉委屈，自己一心一意为大明朝做事，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也越来越心虚，毕竟，他也知道，太监干政，历来都是不合社会正统观念的。朝臣们的咄咄逼人，让他无比明确地感觉到了头上的危险，一旦身败名裂，等待自己的必然是最惨的下场。然而，权力的滋味让人一旦尝了，就决难舍弃。魏忠贤是个凭本能生活的人，维护既得利益的本能毫不犹豫地控制了他，他立刻找到了客氏，一起到皇帝面前去乞求庇护。
和历代皇帝一样，天启帝对这些朝臣们绝无好感，也不信任。在他眼里，这些成天板着脸的大臣既陌生又可怕，同时还讨厌。而魏忠贤的忠诚他从不怀疑，这个在自己身边侍候了几十年的老仆像狗一样驯服听话，善解人意，对他关心倍至。主仆二人情深谊厚，这种情谊是几十年共同生活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绝难打破。因此，在魏忠贤和客氏“日夜哭诉”之后，他坚定地站在魏忠贤一边，同意魏忠贤把杨涟的奏折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答复。同时，以皇帝的名义颁旨表彰魏氏的忠与贤，维护魏忠贤的权威。在以后的日子里，皇帝对魏忠贤的信任从未动摇，他与魏氏风雨同舟，义无反顾地做了魏忠贤的坚强靠山。
对皇帝的庇护，慷慨激烈的东林党人毫无办法。他们可以对皇帝直言不讳，可以一针见血，可以指责，甚至可以讽刺，但对皇帝的决定却不能不执行。毕竟，皇帝是他们的主人，他们是皇帝的附属物。虽然皇帝昏庸，然而大明天下是皇帝的私产，他要怎么处理，奴才们无权干涉。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冒死进谏而已。
皇帝的庇护就像金钟罩，铁布衫，刀箭不伤。对于这一发现，魏忠贤满心惊喜。没想到满朝“正人君子”黑云压城气势汹汹的攻击最后竟然没损及他一根毫毛。他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惊魂初定。然而，他没想到的事还在后头呢。
执政之初，除了皇帝的信任之外，魏忠贤在朝中并没有政治基础，所有人都对他的能力和合法性表示怀疑。在东林党人向魏忠贤发起攻击之初，满朝大臣都拭目以待。东林党人一次次无功而返，让朝廷的政治天平发生了不知不觉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魏忠贤的地位不可动摇，因此，许多政治嗅觉敏锐的人立刻转变风向，果断地向魏忠贤投靠。
把人分为君子小人本来是孔子一个不高明的发明，然而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奇妙，自从发明了君子小人的分野之后，士人果然就分成了君子与小人两个团体。儒学对士人的人格提出了不现实的要求。摆在士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极端道德主义，为了天理而活，灭绝人欲，整天把自己关在圣人之道的刻板模子里，活得战战兢兢，如履深渊，充满了悲壮；另一种则是极端现实主义，这种人承担不起崇高的生命目的，干脆就向身体里的自然欲望投降，既然没能力遵守过高的道德原则，干脆就不要任何原则，为了利益，不择任何手段。明朝士大夫争相标榜道德，崇尚气节，忠臣辈出，为历朝之最。然而，有明一代，士大夫中卸去所有道德负担，不要任何廉耻的人也比历朝为多。
东林党人是前者的典型代表，而所谓的阉党则由后者组成。
天启四年春，内阁大学士魏广微第一个敏锐地感觉到魏忠贤势力已成，急忙以同乡兼同姓的身分交结魏忠贤。头一回得到文臣的支持，魏忠贤受宠若惊，对魏广微也相当感激尊重。两个人一时间打得火热。魏广微上书给魏忠贤，封面上都写“内阁家报”，公私合璧，可谓一大发明。
天启四年八月，巡按御史崔呈秀由于贪污受贿，被革职查问，将被惩以重罪。危急之下，他通过熟人的引见，趁夜造访魏宅，痛哭叩头，一面申诉自己受了东林党人的排挤，一面要求做魏忠贤的养子。“当是时，忠贤为廷臣交攻，愤甚，方思得外臣为助。得呈秀，相见恨晚。”两人一拍即合。崔呈秀很快复职，以后又迅速当上左都御史、少傅兼太子太傅，成为朝廷重臣。
张宏杰：魏忠贤 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十（2）
很短的时间内，一批大臣就聚笼在魏忠贤身边，而且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越聚越多。明代中叶以前，阉寺之祸虽盛，士大夫还是耻于公然与之为伍，到了末世，他们连这一点廉耻也不要了。内阁首席大学士，身份相当于丞相的顾秉谦，竟然在一次家宴中对魏忠贤叩说道：“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拐弯抹角地硬要给魏忠贤当儿子。而另一位曾经的兵部侍郎衔总督川贵的张我续手法更高明，他因有一个女仆是魏忠贤的本家，于是“加于嫡妻之上，进京八抬，称‘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爷自居。
史载所谓“十孩儿”、“四十孙”中大部分都是三榜进士，朝中中级以上官僚。做了魏忠贤的儿子或孙子，对他们来说，就等于给自己的前程加了一个保险。这些人都是饱读诗书之辈，明代及其以前各代的依附太监者，无一不身败名裂，这一点他们不会不知道。然而，巨大的现实利益让他们顾不了太多了，这群末世赌徒，把一生的赌注都押在了魏忠贤身上，一旦拥有了权力，就急不可待地贪污纳贿，卖官鬻爵，安置私人，挟嫌报复，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赚足利息。至于国势如何衰微，政局如何混乱，那就与其全然无关了。一个国家在魏忠贤集团的领导下，不论怎样的天昏地暗，大概也不值得奇怪。
张宏杰：魏忠贤 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十一（1）
天启年间那些奇怪的政治现象与魏忠贤的个性息息相关。
小农社会中信任的基础来自血亲关系，只有自己的家人亲戚才是最亲近最可靠的。出身农民的魏忠贤在组织自己的集团时，本能地想到了模拟血亲关系，所以他大认干儿义孙，这样才能对这些人放心使用。对他的“儿孙”们，他真的尽心尽力地照顾栽培，许多人都获得了火箭式的提升。
只要投奔他，他就立刻给予回报，做事大刀阔斧的他气魄宏大，来者不拒，很快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说实在的，刚刚执掌政权的时候，他心中无时无刻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这些饱读诗书的朝臣面前，他没法不自卑，没法不小心。东林党攻击之初，他确实惶恐不已，以为末日到了。然而此时，自卑、恐慌一扫而空，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自信。现在，有那么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