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桌的两旁，宋美龄和新娘坐在床上，父亲坐在祖母旁边一把椅子上。
后由叔父领着我和坤妹晋见。我们进客房后，先向蒋、宋行鞠躬礼，蒋笑问我们年龄、学级，我和坤妹一一作答。蒋介石说了一句客套话，夸我们聪明；宋美龄则奇怪地询问客房里为何设有床铺？父亲解释说，若有客来可以在此住宿，床是为备用而设。蒋连声说：“好！好！这样很好！” 蒋介石给我的印象是个子高、脸形瘦削，那天穿着长袍马褂，披着斗篷；宋美玲年轻美貌，穿着高雅，头发后边有一个小发结。蒋在我家前后待了约有一个小时。也许有人会认为蒋的莅临是父亲和家里人的殊荣。其实，蒋介石是个玩弄政治权术的高手，他到西安后就听说父亲是个孝子，于是才萌生了谒见祖母之举。他用这种方式向父亲示宠，进行拉拢，真正的目的是想让父亲拥护他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尽管蒋介石又是打又是拉，终究未能改变杨虎城的基本政治立场。蒋、杨在抗日问题上分歧与矛盾随着红军到达陕西和东北军入陕日趋尖锐。①贾自新：《杨虎城年谱》。
国难当头 请缨抗日（4）
①王子义：《十七师入甘和离甘》，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115页。②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③《杨虎城泣告全国电》，陕西人民出版社，《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49页。④贾自新：《杨虎城年谱》。⑤《西安日报》1932年3月25日。⑥《西北文化日报》1933年3月7日。⑦李志刚：《回忆杨虎城将军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61—62页。⑧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⑨同上。
第十三章 团结张学良 联合共产党
东北军入陕 张、杨初交西北（1）new
“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前后，东北军大批调入陕、甘两省。因为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东北军没有了后方基地，所以行军过程携带了大批妻儿老小。近20万的军队加上家属一下涌进了原本就很贫瘠的陕、甘两地，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都形成很大冲击。一段时间，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纠纷不断，而且还发生在戏院、饭馆等公众场所，双方除动手互殴甚至开枪。东北沦陷后，东北军上层官员将家属一般都安置在平津等一些大城市甚至租界里，而下层军官只能带着千里迢迢逃难过来的家眷随部队流动。
因此，军人强占民房与当地居民引起的纠纷也是很多。蒋介石不但不帮助解决因为东北军调入引起的问题与矛盾，他认为张、杨两部不团结，相互牵制便于他操控。他惯用的手法对张、杨分别当面进行暗示或直接挑拨离间外，还动员手下何成浚、张群等大员分别对张、杨进行挑拨。对张说，杨虎城是地头蛇，如何野心勃勃，阴险毒辣，不易合作等等；对杨则说，张学良如何腐败无能，贪生怕死，丢失东北等等。在陕西的军统、中统特务甚至还贴出了反对东北军的标语，扩大矛盾，制造混乱。之前，蒋利用张学良的年轻，获得了张对他的信赖和依赖。张将其父张作霖苦心经营几十年的东北大业和自己的政治前途完全交给了蒋介石。张曾对他人讲“父亲在靠父亲，父亲不在靠大哥（蒋介石）”。
而这位大哥先将丢失东北的骂名让张扛，后又把长城抗战失败的责任让张负。长城抗战失败后，在全国人民一片反蒋声浪中。蒋对张说，我们俩坐在一条破船上，现在船漏水了承载不了两个人了，是你先跳还是我跳？年轻的少帅勇敢地担起责任，跳下破船，引咎辞职，去了欧洲。在欧洲他所接触的都是社会的上层，被德国、意大利的崛起所迷惑，信奉法西斯主义，更加迷信蒋介石，认为在中国也应该搞法西斯主义；积极支持蒋的独裁统治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毅然把东北军带向“剿共”的前线。
东北军进入陕西后，在当时的西安，出现了以张学良为首的“剿匪总部”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安绥靖公署”，以及邵力子为主席的陕西省政府（邵并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三种势力并存的局面。但东北军的主力都部署在“剿共”的前线，驻西安的只是总部机关和少量警卫和直属部队。西安及周边都驻防着十七路军的部队，西安的实际军事控制权仍掌握在杨虎城手中。东北军在鄂豫皖“剿共”时，当时由于红二十五军急于入陕，没有与其纠缠，故没有大的损失，到陕甘时自恃人多装备精良，不但看不起红军，也看不起十七路军。张学良自以为受过教育，见过大世面，兵多将广，跟蒋介石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和非同一般的私人关系。
对杨虎城根本看不起，私下常以“老粗”称之。初到西安时，张在杨的面前是一副十足的长官架势。不是今天下个手令，就是明天打电话找杨去他的总部汇报，关系很不融洽。周梵伯回忆说：有一天，杨将军集合十七路军精锐部队，在西关大操场举行欢迎张将军大会。杨有意多带了一些卫士。大会一开始，杨首先致辞说：张副司令到西安已经好多天了，因为他军务很忙，所以直到今天，我们才开这个欢迎大会。现在我给大家把副司令的简历简单介绍一下。
张副司令今天所带的军队，就是他父亲原来所统率的东北军，他的父亲就是张作霖，是东北的大胡子。这个军队过去是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是我们多年革命的对象（杨说，讲到这里，看到张的表情很惊慌）。杨接着说：然而现在他们已经打起青天白日旗，和我们是一家人了。我们今后要绝对服从张副司令的命令，听从张副司令的指挥……经过这次讲话，张当晚仅带了一两个警卫员，亲自到杨家，表示异常亲热，不再是过去那样傲慢的样子了。这时的杨虎城却很清醒。他并没有向蒋介石所设计和期待的那样，陷入与张学良和东北军争夺地方利益的纠纷中。而是以政治家的远见、爱国者的情怀来看待当时出现的矛盾与纠纷。
东北军入陕 张、杨初交西北（2）new
一天宪兵营长向他汇报，东北军强占民房与居民发生争执，宪兵营出面调解，东北军不服反而与宪兵营发生了冲突。杨虎城对这位营长说：“你们明白吧，这就叫亡国！我们对他们，应有同情心，不能以正常情况对待这样问题，也不应只听一面之词，或站在一面说话。要教育我们的官兵。以后处理这样问题时要特别注意！”①自红军长征到陕北并立足建立根据地，东北军大举进入陕、甘地区“剿共”后，杨虎城原来试图依靠自己力量在西北营造一片革命基地的计划已无可能。在日本侵略的日益逼迫下，他抗日救国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要求民主的决心却不断高涨。他认识到要实现抗日救国建立民主目的；当前必须解决与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关系问题，于是他和高级幕僚深入仔细地分析研究了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处境和今后的发展。分析认为： 在历史上，十七路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从没有过交往，杨和张两人也没有打过交道，因此对张和东北军的到陕、甘“剿共”的真实意图，一时也摸不清楚。从表面上看； 张学良拥护蒋介石，对“剿共”表现得很积极，对抗日却缺乏主动性。但深入来看，九一八后张学良是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离开东北的。白山黑水的沦陷，东北难民流离失所，许多东北军眷属扶老携幼逃到陕西、甘肃一带寻找亲人。面对这些，广大东北军将士肝肠寸断、痛心疾首。东北军入关后，到处颠沛流离，力量逐渐削弱，广大将士对蒋是不会满意的。
1935年，张学良到陕西时，职位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降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地位日下。从其个性看，蒋将九一八 不抵抗的帽子长期让张一人独戴，张是不会甘心的。张、蒋之间蕴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抗日问题上，两支部队官兵都有共同的要求；部队都处在被蒋介石排挤、削弱的地位上，两军有合作的前提与基础。两支部队团结起来推动抗日是可能的。王菊人说：杨赞同这些看法，并且说：“患难的朋友好交！”但是他也有疑虑的地方：论兵力，东北军比十七路军大数倍，如果东北军受了蒋介石的愚弄，和蒋在陕、甘的兵力一起，采取压迫的态度，那对十七路是极不利的。不过东北军初到陕、甘，根基不牢，人情不熟，而且受到红军压力；东北军既然奉命“剿共”，力量势必分散，不会立刻对十七路军下手。我们兵力虽比东北军小数倍，但我们是地方部队，久在陕西，在地方有许多潜在力量，陕西的团队，绝大部分我们掌握得住（杨兼任陕西省保卫委员会主任，各县民团都归这个机构指挥），东北军会有顾虑的。当前的出路，主要在联张上，只要在反蒋抗日这一点上彼此一致了，那么合作就可靠了，停止内战的办法也好想了，我们所顾忌的对十七路军的不利条件便减少了。杨说：“我专试探张的动向，尽量设法和张在政治上合作。”②
主动接触 促张转变（1）new
经过一番研究考虑后杨虎城改变了开始对张学良敬而远之的态度。多次主动探访张学良，在交谈中有意表露出自己对打内战的厌烦，对不能参加抗日的苦恼……起初，张态度依旧，没有更多的表示。一次，杨去张宅，有意识地谈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杨回来后对王菊人说：“很糟糕！张赞成法西斯，同我正相反。”后来一次，杨虎城请王以哲（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吃饭，饭后谈了很久。王以哲谈出了自东北军入关，丢失东三省后的苦处，王谈到他的一些部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状时，潸然泪下。杨对王说：“照这样下去，我们将来的遭遇都是一样的。”此后，杨加强了对东北军上层军官的工作，认为他们会影响到张学良。他自己继续找张做工作。两人一次又谈到法西斯问题，张问杨：这个办法在中国行得通行不通？杨说：人家搞法西斯（指德、意、日），对外扩张领土；咱们搞法西斯（指蒋）对外（指日本）投降，他（指蒋）当小皇帝，我们当亡国奴，你看行得通吗？张听后一言未答，从此再也不提法西斯问题了。③
1935年9月，在东北军一一○师被红十五军团消灭前，杨虎城看到“西北剿总”的作战命令，认为张的安排不当，就好心去见张，劝他慎重，不要进攻，结果张根本听不进去。杨回来对人说：“他是不碰钉子不会回头的，还是少年气盛，等碰回来再说吧。”从1935年9月到11下旬，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东北军经过三次战役被红军消灭了近三个整编师，其中两个师长阵亡，损伤惨重。当一○九师被歼，师长牛元峰阵亡的消息传来时，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对东北军“剿共”的损失不但不予补充，反而趁机撤销了两个被歼师的番号，对张申请为阵亡师长每人10万元的抚恤也置之不理。气的张学良大叫：“我张某人混得都不值10万块钱了！”此时，张才觉悟到蒋介石将他推到“剿共”第一线的用意，一时情绪沮丧到了极点。这时，杨虎城并没有因为张碰了钉子而幸灾乐祸，而对张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与关怀。他亲赴张处进行慰问表示同情，并再次劝说张不要再跟着蒋盲目走下去，应该走自己的抗日之路。这样接触多了，渐渐地张学良也把心中的苦闷，对蒋介石的不满向杨叙说。两人的关系拉近了，逐渐进展到政治上可以相互谈心。张对反蒋心存顾忌，开始讨论的问题只局限在如何实现抗日问题上，先是在共同抗日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也就出现了前面已述的1936年年初，两人一起去太原做阎锡山的工作。杨虎城很明白，要抗日不反蒋是根本行不通的。为了使张能真正认清蒋的卖国本质，1936年年初的一天，杨与张的谈话中有意提到九一八的责任问题。张拿出了九一八事变时，蒋给他的电令给杨虎城看，张说：“不抵抗的责任，在于中央，而结果却嫁祸于我。”言时几乎流下眼泪。并历述他被迫离职出国，回国“剿匪”和东北军民颠沛流离的国难家仇等等痛苦。通过这次谈话，杨虎城了解了张对蒋的真实态度。加快了与张合作推动抗日的步伐。
1936年2月间，杨虎城为加强同东北军上层的联络，在西安绥靖公署成立交际处，由申伯纯任处长，主要是与东北军上层的联络工作。张学良则指派高崇民负责与十七路军上层的沟通。一次，杨虎城听说东北军王以哲部的经费没有即时汇到，王很着急。杨就立即停发了自己部队的经费，拨给王部使用，解了王的燃眉之急。西安绥靖公署（新城）院内原有一处废弃多年的网球场，当杨虎城听说张学良喜欢打网球，就派人将场地整理了出来，让他手下能打球的高层干部约请张来打球。张学良初到西安时为了联络杨虎城也是费了一番心思。他先找了袁世凯的女婿当他的副官处长，因张学良了解到杨毓珣和杨虎城以前有旧，两杨论起来是同宗一姓，彼此以宗兄宗弟相称，有一段交往。张想利用这种私人关系，派杨先到西安打通杨虎城关系。时任东北司令部参谋的惠德安说：张、杨两公后在政治上能结合在一起，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逐渐能够走上反蒋爱国的道路，杨虎城夫妇对他的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杨虎城常对人讲“张副司令和我开玩笑，管我叫老粗，现在他又说我不粗了。”
主动接触 促张转变（2）new
张学良所望杨毓珣的，只不过在建立和增进与杨虎城的关系而已。张最初对杨的认识，也不过是一个老粗罢了，后来在政治上张、杨竟走在一起，杨对张的思想变化，起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这是在三个人开始接触时，谁都没预料得到的收获。
随着张、杨两人结合的加深，在发动“双十二”西安事变这一幕上，杨虎城的主动作用，还是比较大的。记得事变的第二天下午，张在西安总部大礼堂召集全体职员讲话，说明事变经过情形时，其中曾有以下几句话：“杨主任很坚决，问我干不干？你不干，我自己行动……”可以看到杨虎城对张学良的推动作用了。④杨毓珣只是张、杨关系初期的一个普通联络员，而真正打开他们之间关系的还是他们自己。为了避免引起蒋介石特务的注意，进一步促进彼此间的政治关系，张将他的朋友高崇民介绍给了杨虎城，杨虎城也把他的亲信王菊人、申伯纯介绍给了张。有些事情就不用张、杨直接谈。他们几人按照张、杨的意图先行沟通，双方形成共识后，再由张、杨定夺拍板。他们把这叫做“暗通不明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暗里多往来，明里少往来，上层合作，可以让下层闹点小矛盾（如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官兵时常为住房、看戏等闹点小矛盾），以掩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密切合作关系，麻痹蒋的特务视听。
第十四章 风雨欲来 形势险恶
相互信任 共谋反蒋（1）new
杨虎城与张学良的政治合作关系确定以后，便开展了一系列为抗日反蒋做准备的活动。而且围绕这些活动又发生了一连串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先是两人商定，要对部队进行抗日思想的教育。1936年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共同成立了军官训练团，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亲自担任团长副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