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选载)- 第22部分

　　于1932年4月下旬正式对外发表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邵5月上旬到兰州上任。同时撤销了甘肃宣慰使署，免了孙蔚如的甘肃宣慰使，升为第三十八军军长。孙交出政权后移驻平凉。蒋介石通过杨虎城图甘的过程，看到了杨的发展企图，于是想方设法削弱杨的权利与力量。先是于1932年5月将潼关行营改为西安绥靖公署，限制了杨经略西北的权利。接着10月策动陕西警备师马青苑在天水发动叛杨兵变。马青苑在杨的亲自剿灭下失败，只身逃到南京，蒋介石先安排他进陆军大学深造，以后又派任平汉铁路警务署署长，彻底投靠了蒋介石。1933年红四方面军向川北发展，建立川陕边区根据地，陕西汉中情势紧张。蒋介石先调胡宗南的中央军第一师进驻汉中。
　　2月间又下令孙蔚如的三十八军与胡宗南的第一师互换防地。这样，蒋一下达到了三个目的：一是将杨虎城军事力量平稳地移出了甘肃；二是将自己的嫡系揳进了西部，看住了杨虎城西进的通道；三是在与红军的交战中进一步削弱杨的力量。三十八军主力调汉中后，杨虎城仅有两个补充旅和一个炮兵营留驻平凉，由杨渠统以陇东绥靖司令的名义统领。杨渠统将部队由原来的每旅2个团扩编为每旅3个团，还收编了当地土匪成立了骑兵，另外增编了工兵、辎重营连同原来的特务营形成了一个整编师的规模。杨渠统看到蒋介石对杨虎城的限制，认为自己在十七路无再发展的空间，于是向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蒋的嫡系）表示希望向外发展的意向。他没有采取公然叛变的举动，而同时向杨虎城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作为朱绍良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1934年，蒋介石将杨渠统部改编为新编第五师，从杨部肢解了出去，调到河南归刘峙领导。当时十七路的许多人对这件事都很气愤（明知是蒋在捣鬼），主张将杨渠统部原来比较精锐的一个团留下来，拨一些较差的部队过去。杨虎城则不同意这样做，他说：“子恒（杨渠统号）参加我们部队，一贯勤奋服从，并屡立战功，今天是蒋介石要把他调走，其用意不只在削弱我们的力量，还在于挑拨我们与子恒的关系，甚至会利用他来对付我们。我们如果这么处理，势必使他成为我们的敌人，恰恰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坚持把那个团让杨渠统带走，并把原配属的炮兵营也一同让杨带去。②这是杨渠统万万也没想到的，使其深受感动，敬佩杨虎城的为人。
　　随着杨渠统部的东调，杨虎城的军事力量彻底退出了甘肃。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1月整整3年时间，他企图掌握甘肃军政大权，建立西进基地的计划遭到了失败。随之，马仲英的新编第三十六师在新疆被盛世才消灭；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都被蒋介石用金钱和地位拉了过去。1934年4月，蒋介石在事先毫无通告的情况下，解除了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职务，由邵力子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可以说这是自1930年以来蒋对杨最重的一次打击，从此，蒋介石的政治势力正式进入了陕西。

　　国难当头　请缨抗日（1）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看到蒋介石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大肆镇压工农运动和各种进步力量；对外奉行投降卖国主义，维护各国列强在华利益，特别对日本军队的多次挑衅不敢反应。为了将日本拖上军国主义的战车，侵占中国，悍然向沈阳的东北军发动进攻。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张学良错误的指挥下，东北军没有抵抗就弃守沈阳。日本军队在中国军队不抵抗战略的鼓励下，进一步扩大事态与战争规模，几天时间就占领辽宁和吉林的主要城市，而且侵略还有扩大之势。
　　面对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政权的卖国、无能，杨虎城忧心如焚。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第5天（9月23日）公开发表了《杨虎城泣告全国书》。在书中他说：“连奉副司令（指张学良）指皓、号两电，通告日军侵据沈阳、营口、安东、长春等处，解除我国军警武装，噩耗传来，发指皆裂。日本帝国主义素以强暴凭陵我国，甲午已还，侵略日亟，历数吾国痛史，率由日人构成，五卅之血迹犹存，万宝山之惨案又起，今竟乘我洪水浩劫之际，义昧恤邻，狠同下石。
　　违反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无端称兵，侵占辽沈。此而可忍，则亡国灭种即迫眉睫，刀砧鱼肉宁无噍类。应请我政府严重抗议，促速撤兵，昭告全球，制裁强暴。尤祈我举国上下，一致团结，共御外侮。夫国必自伐而后人伐，印度、朝鲜，可为殷鉴。吾国频年祸乱，实足启侮召亡。迩者军事未战，战云密布，内争不忍，外患随生。言念阽危，可为流涕。伏愿各省袍泽，全国同胞，懔阋墙御侮之训，为安内攘外之图，亿兆努力，挽救危亡，庶几戢强邻鲸吞之心，免神州陆沉之祸。虎城分属军人，职司卫国，枕戈待旦，志切死绥，痛心外患方深，惟冀同仇敌忾，披历陈词，只希垂察。十七路总指挥杨虎城叩，漾印。”③
　　这是当时国民党中首位发出抗日要求的高级将领。从那时起杨虎城就走上了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坚决抗日的不归路。从此，他将自己的一切政治、军事、经济计划与活动都纳入了抗日救国的大方针和目标下。此后他的讲话，特别是对部队的讲话、训词必定要讲抗日问题；经济建设的指导原则从造福桑梓转为建立可靠的西北抗日后方基地等等。对于青年学生的抗日要求与活动，他都给予支持暗中保护。1931年12月，西安学生抗日救国会举行游行示威，有5000人参加，先到陕西省政府门前请愿，继到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新城请愿。杨虎城带病到新城大操场向学生讲话：“今天听说各位举行爱国运动，精诚救国，我是十二分的同情，同时我的病也可以轻一点。至于请愿呈文亦经看过，所列各条，我均即转呈中央办理，毫无疑问。”④
　　12月18日陕西全省学生抗日救国会在西安骡马市口举行扩大宣传周，到会5000多学生。学生捣毁阻拦学生举行抗日宣传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打碎党部负责人田毅安住宅之什物。对于学生的这些行动，杨不但没有镇压，还让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出面与学生认真对话，满足了学生们的抗日要求。
　　1932年1月28日深夜23点30分，日军在上海闸北天通庵路突然向十九路军翁照垣部发动袭击。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抗战，开始了一二八　淞沪抗战。战争中，十九路军将士在上海人民的支援和全国爱国力量的声援下，浴血奋战，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粉碎了日军占领上海的企图。从1月28日到5月9日十九路军从上海撤退，其间日军增兵达六七万之多，且有大量海空军的配合，而十九路军仅得到张治中第五军的支援。武器弹药得不到补充，当时战场迫切需要平射炮和高射炮，经向南京军政部一再呼吁请领，军政部始终不发一枪一弹。军政部甚至通令各部队说：“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同时南京军政部还克扣军饷截留各地民众给十九路军的捐款。杨虎城对十九路军的爱国行动表示赞赏，对南京军政部的卖国行为十分愤慨，他违抗军政部的命令，秘密地将十七路军从国外购买刚运抵上海的一批武器，送给了十九路军。有力地支援了一二八抗战。1932年3月日本为达到长期霸占中国东北的目的，在东北建立起傀儡政权“满洲国”。

　　国难当头　请缨抗日（2）

　　杨虎城闻知于3月25日发出《声讨东北叛逆通电》。通电说：暴日侵据东三省，遂欲长期占领，夺我主权。亦知国际责言，无术掩饰，乃不恤祷张为幻，荧惑观听，嗾使奸人，组织政府，拥溥仪为傀儡，建伪都于长春。噩耗传来，不胜愤慨。……虎城分属军人，志切讨逆，枕戈待命，誓保国疆。迫切陈词，祗祈垂察。⑤　再次表达了他要求抗日的决心。在他的带动下，3月26日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发表宥电，响应杨虎城之讨逆电。
　　3月29日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发表唁电，响应杨虎城之讨逆电。1932年夏，日本侵略者穷凶极恶，再侵热河。8月4日杨虎城致电军事委员会，再次要求率部参加前方抗战，未获批准。　同年春，日本间谍小泉浩太伙同美国人艾克佛（译音），瑞典人多福寿到西北地区从事间谍活动。被杨部发现，从他们所带物品中搜出了私下绘制的新疆、青海、宁夏等地的地图和与少数民族勾结的信函及密码。杨虎城非常痛恨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行径，他明知“涉外无小事”，但如将这三个外国人交给南京政府，惧怕洋人的蒋介石一定会不了了之。于是他决定将这三个外国间谍秘密处决后才上报南京。后来，果然引起了外交交涉，蒋介石也很重视，并以处理不好要撤杨虎城的职务来威胁。此事虽在杨虎城的巧妙应付下，最后不了了之。但蒋介石心中又多了一件嫉恨杨虎城的事情。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进迫长城各关口，蒋介石亲到石家庄指挥。杨虎城主动到石家庄去见蒋。见蒋后他对记者发表关于在石家庄晋见蒋介石的谈话：“本人此次前赴石家庄谒见蒋委员长，除报告陕中政情而外，其最大任务在抗日、救灾两项。（一）关于抗日方面。刻下已有五六师之众加入最前线作战，蒋委员长亦在保定、石家庄主持。以鼓前方士气，颇为振作，虽牺牲极大，亦均乐于为国拼命也。本部参加抗日，在热河失陷前，业经发出养电，此次谒见蒋委员长，首先请示抗日办法。盖本人感于外患日亟，陕灾近更严重，饥兵灾民，情况极惨，参加抗日实于减轻陕省负担之外，借尽军人天职也。但请示结果，仅允先派一部参加战役。刻正集结输送中。此点关于全部军事，未便具然发表，请原谅。（二）关于救灾者，则吾人尤觉痛心。盖陕西目前情形，已成非外力不能自救之局面。但自热河失陷以后，国事至此，虽吾人拼命呼吁，终无法引起各方面之注视。然吾人静心以思，国土沦胥，亦实际较陕灾更为重大，所痛心者，因外患所迫，至今日吾人即呼吁亦感困难耳。本人负治理桑邦之责，且分属军人，两方交迫，欲哭无泪。情势至此，悲愤之外，尤其伤心。但国难当头，卸责不能，惟有在可能范围以内，为国家为地方拼命耳。”……⑥
　　杨虎城在对记者的谈话中仅透露了蒋“仅允先派一部参加战役”的态度，没有对他整体要求抗日的答复，实际上蒋对他的抗战要求反应十分冷淡。陪同杨去见蒋的李志刚说：在听了杨的抗日要求后，蒋又慢又低地对杨说：“现在抗日还用不着你的部队，你回去好好地训练部队，就好了。”同时告诫杨：“你读书少，不知道古今兴衰全在用人的得失，例如，胡逸民欺骗了我，也欺骗了你，以前我告诉过你，你还用他，以后用人的事，要多加考虑，你那里还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回去要查查。”⑦　蒋的这种态度使杨虎城的满腔抗日热情被浇了一盆凉水。此前，在九一八事变后，杨虎城就一直关注研究蒋介石的抗日态度与战略，希望蒋能领导全国军民抗日。
　　1932年年初，他派人到天津，找陕西同乡，与蒋介石关系很密切的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　，希望从张那里了解蒋的真实态度。张季鸾对来人说：“目前的政府是中国几十年来最强有力的政府，整个中国的军事力量统一于蒋先生；汪精卫是今天在中国政治上号召力最强的，蒋、汪合作的政府，不能再比这个更强了；就财政说，宋子文办财政，比之梁士诒、王克敏等也不知要强多少倍。东北问题，是几十年来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只是在今天爆发，譬如长期病人，早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甚至早已死亡，只是九一八事变才发丧，因而使南京政府做了孤哀子。我们不应该归咎于今天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尚且应付不下来，更没有人可以应付了。希望虎城先生注意，不必多所主张！”⑧

　　国难当头　请缨抗日（3）

　　张季鸾的这番话道出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统治集团对日本侵占东北的基本立场与态度。在他们的利益划分上，东北早就不是他们的，日本人要拿，就拿去。正好还可以削弱张学良的力量，利于国家统一呢。要究责任去找清政府吧。就是这种荒谬的历史观一直有人继承，台湾20世纪80年代拍摄的，纪念抗战的电视记录片《山河·岁月》就宣传着这种错误观点，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开脱。同时也表明当时张季鸾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一直对蒋介石抱有很大幻想，这些人一直到十几年后才逐渐认识到蒋介石封建、独裁的本质。张季鸾本人在西安事变时发表了一篇反映与此谈话观点相同的文章来谴责西安事变，也就不足为怪了。杨虎城从张季鸾处摸到了蒋介石的底；通过在石家庄面见蒋，直接感受到了蒋介石的抗战态度；更主要的是从九一八、　一二八、日本间谍案和镇压抗日学生运动的一系列事件中认识到指望蒋介石主动抗日是没有希望的。而国家民族不抗日就会灭亡，他和他的团体也会灭亡。蒋介石如果坚持对内搞独裁，对外搞投降，只会被人民所抛弃。从此下了“我们不能跟着蒋介石殉葬，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抗日决心。⑨
　　蒋介石也通过与杨虎城几年的磨合较量，特别是在抗日问题上，杨屡次犯上给他出难题，使他认识到杨虎城“不但不粗”，而且政治军事上都有一套，需要认真对付。所以蒋在石家庄接见杨虎城后不到两个月，1933年5月1日就免了杨虎城的省主席。算是给杨一个明确的警告。杨虎城没有被蒋的警告所吓倒，反而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更加积极地进行抗日反蒋活动。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察绥抗日同盟军。向察哈尔和热河的日本军队展开进攻，7月12日，同盟军在吉鸿昌的指挥下攻占重镇多伦，将日本军队全部逐出察哈尔，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首支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的中国军队。其后，日军和“满洲国”军队两万人对多伦进行反扑，同时，南京政府以军令统一为名，派遣军队进逼张家口，威胁同盟军的后方。冯玉祥被迫通电全国解散抗日同盟军，并离开部队，同盟军大部被宋哲元接收。在同盟军抗日期间，杨虎城首先在舆论上遥为声援，并通过他的老部下许权中当时任抗日同盟军十八师师长，向同盟军提供了大批武器和其他援助，并派去一批中下级军事干部充实许的实力。
　　1934年10月，随着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战争的胜利，红军开始长途转移。蒋介石逐渐关心起西南、西北地区来。10月12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和张学良一起驾临西安。这是蒋历史上第一次到西安。而且为了拉拢杨，到西安的第三天就专程到杨虎城家中看了杨的母亲孙一莲。杨拯民回忆说：蒋到西安的第三天，通知我父亲说，他要到我家谒见祖母，父亲感到突然，遂诚恳致谢，苦苦劝阻，但劝阻无效，只好通知红阜街家里做准备，让我和坤妹别去上学，在家里等候。蒋到西安后天气连阴，接着又下小雨。记得那天下午三点钟，在父亲和葆真娘的陪同下，蒋介石、宋美龄大驾光临舍下。在大厅里向我祖母行三鞠躬礼后，即延请至客房坐下。蒋和祖母分别坐在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