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高总想双方加强联系，共同应付艰苦处境。
支持进步 广结联盟（5）
1934年“双十节”前几天，高让我代表八十四师到西安为杨将军的老太太祝寿，借此机会与杨将军商谈双方今后共谋生存问题。杨将军对我很热情，并约我参加了“双十节”典礼。那天杨将军因病未讲话，由韩光琦参谋长代读了一篇词，然后由邵力子主席讲话。会毕，杨将军让我和杜斌丞到他家谈话。杨将军说：“你到这里和各方面接触就会了解到，我们再怎样人家也不能相信，我们只有自己来干，今后要好好整顿部队。这里的中央大员，开口福建人民政府垮了，闭口孙殿英垮了。”我将我到西安的任务对杨将军详陈一遍，表示愿意请杨将军设法将我们八十四师调到西北归杨将军指挥。我们扭在一起，共图生存，为西北地方做些事情。
杨将军讲：“西北的部队，现在存留的力量，没有几部分了。我们如果不自行设法，共图生存，人家就要想出种种方法将咱消灭尽才甘心。以后我们双方经常联络，你们借机也来西北，这样双方都有好处。”就在那晚宴会听戏之际，忽传蒋介石要来西安。因而我次日向杨将军告别，返回陕州旅部。我返防后，得知高桂滋师长随蒋介石的专车去了西安。⑥在杨虎城、高桂滋的共同努力下，高师终于调回了陕西，驻防在陕北，与杨部关系处得一直很好。
肝胆相照 坚持合作（1）
在联系团结国内诸多政治力量的同时，杨虎城始终把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放在重要位置。这主要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共产党的基本纲领与他的个人理想相通；二是广大共产党人的人品素质、才华能力符合他的用人标准与需求。所以尽管蒋介石的白色恐怖、共产党组织上对他的不接纳、不理解，甚至打击，他都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与共产党人的密切合作关系。
1928年春，自魏野畴、南汉宸离开十军，特别是魏野畴领导的皖北暴动失败后，共产党的组织基本停止了在杨虎城部队的活动，当时仅存的地下党组织是在杨部在陕西的留守部队中。 1930年，杨虎城在河南南阳举办教导队，招收了一批进步青年，共产党的组织随之又建立了起来。杨的基本原则是，“不要蒋介石的嫡系，要国民党左派，或者共产党而又不是公开的。而且是多多益善。”陈子坚后来说：1929年1月，杨虎城将军回到临沂二十一师师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很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又听了孙蔚如告诉他我的工作能力情况，便叫我办一个小型石印的《临沂日报》，刊载简要新闻和有关军民合作的文稿以及他对部队的讲话，他还叫我为他起草给部队讲话的纲要，因此我有较多的机会同他见面。有一天他对我说：“我好意问你一句话，希望你实在的回答，你是共产党员吗？”我因对他的思想情况已有所了解，就如实回答说：是的，但到你的部队后就与党失掉了联系。
他听了立即同我握手，很高兴地说：“我看得不错，你以后安心在这里工作吧，我的部队过去有不少共产党朋友。”以后他常找我谈话，问我过去的经历，有时谈时局的变化，有时分析国内的政治形势。总之，从此以后他特别信任我。这个时期他在政治上的认识是：（一）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二）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已变成了新军阀；（三）国民党已成为新军政客争权夺利互相利用的政治大杂烩。杨到山东后，纪子中（山西人，黄埔学生）、董林哲（山西人）、王泰吉（陕西临潼人，黄埔一期学生）先后来到部队。杨将军告诉我，他们过去都是共产党员。杨的机要秘书米暂沉过去也是党员。以后又来了王菊人，也是党员，杨委他为三旅七团（团长赵寿山）中尉指导员。⑦1930年夏，南汉宸回到杨虎城身边，后随十七路军入陕并担任了省政府秘书长，进入了杨虎城的政治决策核心，这标志着杨与共产党人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杨虎城运用共产党人的才智在陕西实行民主，发展经济建设地方，改造部队提高军事政治素质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共产党人则利用杨虎城的支持与掩护，在十七路军和地方上恢复和建立起各级组织，发展了政治力量。杨虎城对共产党人一直依重保护，曾在他的队伍里任职的共产党人有许多，从1928年魏野畴发动皖北暴动起到1933年王泰吉领导的耀县起义，先后组织大的兵变就有8次，小的就达几十次。对这种在军队中组织兵变或起义，一般地方军阀是无法容忍的，杨虎城则一贯采取既往不咎，宽容的态度，从未因此而疏远共产党人。魏野畴遇难他掉眼泪；1931年，刘志丹在陕西邠县被杨的部下逮捕，杨虎城闻报派人立即将刘接到西安，秘密释放，走时还送钱送枪。中共党员王泰吉先后组织过三次武装起义，1929年被关押在南京监狱。杨虎城从日本回国后将其保释出狱，先后委任王为副旅长、新兵训练处长、骑兵团长等要职。米暂沉说：王曾多次劝杨虎城“打起革命红旗”，但杨虎城不同意贸然行事。
王泰吉于1933年7月率骑兵团在耀县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任总司令，高岗任政委。起义后，王曾对何寓础（中共党员）讲：“我今日之所为，与杨先生的一贯革命主张是一致的。”杨虎城对王泰吉一事表示了宽容的态度，在部下请示对策时，他对孙友仁讲：“把他们逼走，不要打，都是自己的官兵。”⑧耀县起义很快就失败了，王泰吉带着仅剩的百十人参加了陕北红军。1934年1月，王泰吉在淳化县被人出卖被捕，当地政府立即报告了省主席邵力子，邵又立刻上报蒋介石。蒋很快复电：邵主席力子兄：敬电悉，元密王逆泰吉解省即予就地正法可也。王泰吉被捕后，杨虎城仍设法营救。无奈邵力子瞒着他直接上报，蒋介石又电令就地正法，只好遵令枪毙了王泰吉。对此杨也十分痛心，他对崔仲远（中共地下党员）说：“王泰吉太混蛋自己不小心，却回来死在我手里！”⑨ 在关押期间，杨虎城还下令给予特殊待遇，不准刑讯，可以自由会客。这种左倾盲动的兵变一直延续到1935年春，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的汪锋从上海带回了中共中央局关于：在杨虎城部的共产党，“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中央局的指示不能起义，留待将来红军攻打大城市时再行动。
肝胆相照 坚持合作（2）
那时，搞里应外合，能起更大的作用”的指示后方才停止。杨虎城虽然重用了许多中共党员，但一直没有建立起与共产党高层的正式联系。对这个问题他小心翼翼地试图突破。1932年11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陕西，抵达了长安县引驾回、子午镇一带。连瑞琦后来说：中国工农红军入陕到达距西安三十多里的引驾回时，杨虎城请我到他的家里密谈。杨问：“你看红军会不会进西安城？”我答：不会。他又问“你得到情报吗？”我说：没有。杨说：“那你为什么知道它不会进城？”我说：这是我的判断。杨说：“你认识徐向前吗？”我说：认识，但不熟悉。杨说：“到引驾回的红军，就是徐率领的，其方向是向西安进军。我想把部队撤到渭河以北三原一带，西安只留少数军警，由你负责维持秩序，并请你带领西安市民欢迎徐向前。”我问杨：我们在东京决定的反蒋计划，不是要同红军会合吗？现在正是好机会，为什么又要撤退呢？杨说：“我们现在还不能同红军会合。第一，共产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尚未根本改变，他们的口号还是要兵不要官，会合后势必被红军消灭。第二，我们队伍目前共有三万六千多人，内部意见还不一致，一旦公开与红军会合，红军是不会在西安久驻的，一定不能跟红军上山，势必投降蒋介石，结果也是被消灭。所以我认为目前不能会合。留你在西安欢迎红军，并和红军秘密谈判今后合作的具体办法。”⑩
1933年年初，红四方面军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迫近汉中。杨虎城不愿与红四方面军发生大规模战争，授意杜斌丞派当时在十七路军的中共党员张含初、武志平先后秘密前往川北与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联系。红四方面军派徐以新到汉中，经与孙蔚如（杨授权）商谈，6月24日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协定：“第一，双方互不侵犯；第二，配合打胡宗南；第三，红军可建立交通线，三十八军提供一定的物资。”有了这个协定，两军在相当一段时间（到1935年年初）都没有发生冲突，而且通过地下交通线为红四方面军运送了紧缺物资。但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不珍视这一合作成果，先是将协定在红军宣传材料上透露出来，给十七路军方面造成很大被动。又于1935年2月单方撕毁协定，向杨部发动进攻，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使杨和部属都无法理解。
1934年年底，红二十五军在吴焕先、戴季英、徐海东、程子华等的带领下，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进入陕西。蒋介石命令杨虎城率部围攻。杨采取了应付的办法，表面上调兵遣将，四处设防。暗地里交代部队只跟随其后，不要主动进攻。同时将张汉民的警备三旅调上，希望张能利用其中共党员身份与红军建立联系，也定个互不侵犯协定。张汉民按照杨的意思派中共党员张明远等去红二十五军联系，双方商定互不侵犯，还规定了联络暗号：“瞄不准不打。” 红二十五军要求提供军用地图、药品、电台的物品，张都认真办理。不料想，红二十五军当时的负责人根本不相信张汉民的诚意。
1935年4月9日，红二十五军在蓝田县九间房设伏全歼张汉民旅5个营，张汉民被俘。当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的郑位三回忆说：张汉民的警备旅和我们接近时，听说张是共产党员，部队里也有很多共产党员，但我们对他们不太相信，有怀疑，这是出于警惕、是对的。因此就给他们出难题，如向他们要机枪零件、情报、作战地图，并要求他们的部队和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要的东西有些没送来，这就更加怀疑，再加上我们指挥他的军事行动没做到，逼我们紧了一些，这样我们就在九间房下决心打，因为他采取了使我们为难的态度。张汉民还是徐海东捉住的。｛11｝张汉民被俘后，再三说自己是共产党员，而且部队有党的组织，并叫俘虏中的党员都站出来，当场就有20多个人站了出来，结果这20多人和张本人都被红二十五军杀害了，而非党群众都被释放了。此事在杨虎城及部队中留下很大的阴影，共产党对自己人怎么这么狠？
改造军队 适应发展（1）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其实这是当时所有政治人物、政治力量所遵循的一个原则，而枪杆子又要靠人去把握。杨虎城深知这一道理，所以对部队的建设一直抓得很紧。他的部队从1927年自陕西出发参加北伐时的不到1万人，到1930年年底打回陕西后，三年多时间发展到6万多人，由单一步兵兵种发展成拥有炮、骑、工兵和通讯、卫生医疗保障部门的庞大军事集团。如何带好这支队伍，始终是杨虎城处心积虑考虑的问题。他基本的做法：一是经常坚持对部队进行理想教育，保持部队与百姓的密切关系；二是开设中短期军事训练班、教导队，对中下级干部进行训练，提高军事和政治素质；三是注意新老交替，及时提拔重用进步青年干部。到西安后，他常年住在西安绥靖公署中（西安新城），新城地域较大，驻扎了十七路军的直属部队。
他每天只要无特别事情都要亲自看部队出早操。逢双十国庆、西安围城纪念日、部队演习操典等活动，他都要对部队讲话。讲话的主要都是进行理想、爱国主义、三民主义教育的内容。
1933年1月1日在西安西关外大操场检阅第十七路军驻省垣各部队。并发表元旦训词，要求全体官兵“应下牺牲决心，努力奋斗，誓死驱逐暴日，收复失地，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争生存。”1934年8月11日早晨8时，在新城大操场召集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及教导队点名，并训话。他说：“（一）世界人群之斗争是知识问题，不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即可战胜。我国在世界上有四千余年之悠久历史，人口亦比任何国家众多，现时在世界上沦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即是人民知识落后之故。所以欲复兴国家，必须先从培养人民知识做起，才有希望。（二）十七路是中国国民党的武力，凡参加十七路的同志均系信仰三民主义的忠实战士。为革命服务必须切实努力，以期达到革命最后目的，实现国家在世界上自由平等的地位。（三）大家来此受训练的目的，是欲增进适合时代的新知识。学术是日有进步的，大家务要诚恳接受各教官指导，努力学习，才能达到求知的目的。（四）现代的战争，是科学与机械的战争，故须在学术上有深刻的研究，作战才有把握。所以，军队要学校化，并使士兵皆有知识，方不愧为现代之军队。”
杨虎城把举办训练班、教导队始终作为改造提高部队的重要手段。开始在陕北办教导队，到耀县办军校，在南阳办教导队回陕西后主要是办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简称绥署步训班）。他把开办这些班与队作为吸纳社会进步青年，发现、选拔、培养部队干部的重要渠道，自己亲自担任队长、校长或主任。南阳教导队1931年1月在西安举行毕业典礼后结束。绥署步训班1932年春创办，1935年冬结束。共办了5期，培养了近1800名学员。为十七路军和相关的部队（警备旅等）输送了数量可观的基层干部，从而保证了部队在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中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杨虎城曾为步训班办的周刊题词：“为使本军永远追随时代的车轮，使光荣的历史更发扬光大之。”
表达了他的培训干部的初衷。杨虎城对他部队中存在的问题认识是很清楚的。他曾说：“但是我们中国的兵多半是募来的无业游民，军队裁一个兵，社会上即多一个匪，多年来的盗贼分析起成分来，多半是当兵的。所以我盼望大家对于教育士兵，一方面要求他们纪律化，入伍时成一个良好的军人，一方面要求他们职业化，退伍时成一个良好的国民。
一个人没正信，就失却了个人的生命线，一个团体对于正信不共信，就失却了团体的生命线。推而至于整个的国家民族的生命线，也就在这正信、共信上决定。”“就是陕籍军官头脑率皆简单、封建，由此病而发生的变故亦多。从前我军有说河南人当兵爱哗变，在过去亦是有的事。当十五年围城守北关的人，大多数竞尔逃去。当时我们均莫名其妙，后加详细考察，原因是带兵人本身眼光太小，地域观念太重，只知援引私人，用些亲戚邻居来当兵，对于外省人率皆摈弃，不用且特别虐待，因此就发生不少的变故，并形成很浓厚的封建色彩。所以大家务要拿团体化来把多数与个人均化成一个单位来贡献给团体，以求整个的发展。否则其结果是加强分化，也就是举行自杀。本军此次回陕，在外省的人还有顾虑到团体本身及其前途的希望的；而本省的人呢，率皆面有得色，其原因不外故乡观念太重，就把团体的成分减少了。以为久经冯逆压迫的故乡，多年不能回来，一旦到家，便顾到什么成家立业，从事整理私计，团体前途就无暇顾虑，这是何等危险的事啊！”
改造军队 适应发展（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