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者有其田，来完成这个任务。”我问谁来领导土地改革？他说：“由农业改造训练班，并以自行耕作的农民子弟为骨干。”（当时邓没有提及以贫雇农为主。但杨虎城时常对我说，穷人拿到刀把子，才能为穷人报仇，应以穷人为主，指的就是贫雇农。）我问：“武汉政府时期，你拥护国共合作；现在为什么不这么做？”他说：“我回国后到上海，曾约共产党负责人来谈判合作，他们不理我；只好待推翻蒋政权以后再谈。”他还说：“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统一战线是不能实现的，将来毛泽东一派领导，可能实现，因为他同我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我问：“毛主张土改应以贫雇农为主，你同意吗？”他说：“这问题不大。”我问：“我们的武装部队碰到共产党的武装部队怎么办？”他说：“杨虎城的办法很好，让路。万一冲突，决不伤人。”我问：“行动委员会里有共产党员吗？”他说：“有了政权，而且这政权是反帝反封建的，它一定会帮助。”这时邓演达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当时这个组织的经费来源相当困难，我就代表杨虎城帮助了2000元。
邓问杨同意吗？我说杨会同意的。他说：“革命同志间对金钱来往，要特别清楚；有时因为手续不清楚，会影响革命。”我把这笔钱的来源告诉他，因为陕西机器局时常在沪购买材料，有5％的回扣，大概每年有3万多元；杨虎城把这笔钱叫做革命基金，他指定专门为革命用，凡是帮助革命的组织或个人，都从这笔钱中开支。邓说：“那你要事先得到杨的同意，才能动用。”我说：“杨已给了我这个权。因为他对我说过，邓先生如果在经济方面有困难，我可酌量帮助，在革命基金项中开支。”以后杨时常帮助这个组织的经费，都是由机器局的革命基金内开支。邓给杨虎城介绍了一大批干部，如周士第、王人旋、马明达、金闽生、黄国梁等数十人，这批干部里有的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也有的是脱离了共产党而未受过处分的人。我回到西安，把同邓演达联络经过，向杨汇报后，杨很高兴。他说：“我们反蒋运动，有了基础；邓演达和共产党，都是蒋介石的劲敌，加上我们的力量，这三方面的反蒋力量联合起来，蒋介石有可能很快地垮台。邓是蒋的心腹之患，他能拉拢蒋的主力军，如十八军、十九路军等等，都有可能。邓演达不但在黄埔、保定系统中有威信，就连我这个杂牌军人，对他也有信仰，我们以后要同邓合作。”因此，邓要求在西安建立组织，杨也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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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个条件，军人如要参加，要得到他的同意。他本人未能参加，但能一致行动。至于我，杨不同意做西安负责人，因为我工作太忙，而且亦太招摇。以后这个组织在西安发展到360人，军政人员占多数，负责人是周士第，邓演达死后，就停止活动。从此以后，杨特别加强了反蒋的军事准备工作。西北和西南方面军事代表的来往，都由我担任招待。杨为便利军事上联络，加强修建公路，设省公路局，由我介绍王若僖（德国留学生，江苏人）为局长。并要求欧亚航空公司开设西北、西南及京沪直达线；如西安至新疆、至成都，又由上海至西安等航线。都是为了各方军事代表往来的便利。当时西安到新疆往返一次，原来要两个月，航空只需两天。欧亚航空公司西安站长，由王若僖局长兼任。邓演达为了在西安发动反蒋，于1931年秋，派邓宝珊代表他来西安，帮助杨虎城的军事行动。②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等发动的“福建事变”在福州爆发。杨虎城派王子安秘密赴闽进行联系。王子安说：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江西红军的政治影响下，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对立。杨虎城将军很重视这一事变的发生，当听到福建省建立起抗日反蒋政权的消息后，异常兴奋。为了进一步了解内情，与福建省人民革命政府主席李济深等取得联系，以便协同一致反蒋抗日，决定派我前往福州秘密地进行联系。因为我岳丈是福州人，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直辖的印花税总务处处长，叔岳父又是戴季陶的机要秘书，我以探亲名义去福州，特务们是不会注意的。临行前，杨将军的参议郭增恺要给我写信，介绍李济深与我认识。我告诉他，我认识李济深，而且路上带信也不方便，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我乘火车到上海，然后化装成商人买船票到香港，中途下船，平安抵达福州。
我先会见了时任人民革命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的徐谦，说明了我这次来福州的原因，他说他的侄子徐维烈作为冯玉祥的代表也来福州与李济深等人进行联系。第二天，我谒见李济深主席，首先向他介绍了杨虎城将军在西北的革命斗争历史和蒋介石处处刁难、压抑杨将军的革命力量的情况，以及杨将军积极支持福建事变并竭诚协作的心愿。李听后十分高兴，说他对于杨将军的过去是了解的，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坚守西安之役是对北伐战争的支持。
现在日寇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势如垒卵，而蒋介石却顽固地执行他那套“安内必先攘外”的反动政策，将民族推向灭亡的边缘，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首先应该团结全国一切爱国力量，铲除蒋介石这个障碍。杨将军同情和支持我们反蒋抗日，我们是欢迎和感谢的，更希望杨将军果敢的行动起来。我告诉他杨将军目前所处的环境和杨将军反蒋抗日的决心。表示回西安后定向杨将军详细汇报，并望李以后多加指导。
下午，我又去见了十九路军主要领导人陈铭枢，他同我谈话的内容同李讲的基本相同。五六天后，我从福州回到西安，向杨将军转达了李济深等人的希望，他听后非常满意，并准备积极反蒋抗日。后来在蒋介石的破坏下，福建事变失败了，而杨将军的反蒋抗日意志更加坚决，他曾说：“今后真正抗日的力量在西北。”③杨虎城出于对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崇拜和苏联顾问在解围时的表现，一直对苏联抱有很大的幻想，渴望能够得到苏联的支持与帮助。
因此，十分注重通过新疆打通去苏联的道路问题。为了与新疆方面取得联系，1934年1月3日，杨虎城委派代表飞赴新疆与马仲英、盛世才联络，并调解马、盛之间的矛盾。受派的刘佛吾曾是杨出资送往日本留过学的。他1981年3月20日说：我和蔡雪村、赵福成（又名赵寿山，马仲英来陕代表）等四人坐的飞机，是杨虎城主任出资10000元包的专机。临行之前，杨主任两次找我面谈，交代任务及应注意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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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福建事件的爆发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和蒋介石是势不两立的，为了避免被蒋各个击破，必须同外界各方联系，加强合作，一俟时机成熟，和蒋拼个你死我活。如果失败，新疆就是我们最后的退路，因为那里有很好的国际条件和地理特殊的形势，听说马、盛都还思想进步，对蒋不满。如果他们能和我们合作，不只是在军事上可以牵制打击亲蒋的马家军队，而且在政治上可以壮大西北声誉，严重动摇蒋介石在西北的统治。借赵福成来陕的时机，我想让你以我的代表名义，和盛世才、马仲英谈一谈，听听他们对时局的看法，为将来奠定基础。”“要切记保密，到后先从各方面了解情况，掌握准确材料，然后再对盛、马说出你此行之任务。否则，不光对你有危险，同时对于事业是不利的。因为蒋介石对我们极端注视，所以办事必须细心才行。”但是我们第二天到哈密时，发现马仲英已和盛世才打起来了。结果马部败退到喀什，马仲英偕蔡雪村出了国。我后来到迪化见了盛世才。这时福建事件已经解决。④杨虎城联合盛世才的打算未能实现。刘佛吾就留在了新疆，由于他是杨虎城的代表，在盛世才彻底投靠蒋介石后被关进了监狱，直到后来盛世才离开新疆后才放了出来。杨虎城除注意联系大的政治力量外，对一些进步力量甚至是小人物也很支持。
1936年10月著名进步作家鲁迅逝世，西安文教界筹备召开追悼大会，但被特务所阻挠。主办人请求杨虎城支持，杨虎城立即以个人名义送去一个花圈，从而保障了追悼大会的召开。
1932年3月，南京中央大学青海籍学生孙献瑞等5人，路过陕西回青海宣传抗日工作，杨虎城感到这几个青年学生能够回比陕西还落后而且由反动军阀马步芳统治的青海去宣传抗日，精神可嘉，就以省政府主席的名义资助他们每人路费100元。与此同时，杨虎城还十分注意做国民党中间力量和各地方实力派的工作。比较突出的是通过郭增恺做宋子文和阎锡山的工作。郭增恺是河北省人，生于1902年腊月十三日，殁于1989年7月2日。北京大学肄业，1933年到陕西就任绥署参议员。他过去曾给冯玉祥将军当过秘书。冯玉祥在蒋、冯、阎大战时与阎锡山合作过，所以他不但在冯玉祥的属下有很多熟人，而且和阎锡山部的一些大员也熟稔。郭到杨部是经人介绍的，初时杨对他并不甚了解，但觉得他是个人才，于是亲自对他进行了一番考察。有次杨虎城乘小飞机去陕南视察，因飞机小仅能坐3个人，只能轻车简从，他就把自己的秘书留下，只带了郭增恺和副官白志钧去陕南活动，来去约两个月，视察了汉中各县又到安康，由安康回西安，乘着小飞机逾越秦岭，非常辛苦。经过陕南之行，杨对郭的了解较前深了一些，就派郭增恺做宋子文的工作。郭增恺后来回忆说：我和宋子文原不相识，杨将军认为宋子文在南京政府中是英美派的代表，比亲日派进步，又与蒋介石有亲戚关系，杨将军眼光远大，与宋子文相交，可让宋在蒋方面为他讲话。杨将军还想让宋子文为陕西吸收些外资，以便开发西北。
所以我本着杨将军之意，与宋子文接触和应付，费了许多曲折和心思，终于我和宋子文日益接近。宋也认为我为杨所信任，就委任我为西安经济处处长。取得了宋子文对我的信任。在这其间，我通过宋的关系为陕西拨了一笔巨款，开发西北资源，发展铜川煤矿。杨将军叫我四处奔走，联合一切对蒋不满的人，联合北方将领商议组成反蒋大同盟。我曾三次出访到了冀察、山东、山西。我的活动被特务头子戴笠向蒋告密，蒋即直接下令叫特务江雄风把我押解南京。杨将军对此向宋子文、邵力子严厉地指出：“郭是我的朋友，是我推荐给宋子文先生为经济处长的，他犯有什么罪，蒋先生逮捕他还不容易吗？只要一纸电令，我即送他南京，何必要直接逮捕，之后还不叫我知道，犯了什么罪呢？”当时，杨将军向宋子文提出抗议，宋子文也莫名其妙。蒋以为我是在杨虎城方面，推动杨专门联共反蒋的主谋人物。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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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25日，时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宋子文到陕西考察。杨虎城亲自陪同宋子文游览大雁塔、小雁塔、碑林、孔庙、卧龙寺、省立第一图书馆、民众教育馆、考古会等处。
4月29日还邀请宋子文在西关外大操场检阅第十七路驻省垣各部队。先陪宋骑马巡阅，后一同登台检阅分列式，并在宋讲演前后致欢迎词和答谢词。检阅部队后，即与李协陪同宋子文往渭北视察引泾水利工程。途经咸阳，参观“火犁”试验、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沿渭河边的林场及周陵。到泾阳，先在社树视察分水闸。泾惠渠在此分为北干渠、南干渠和南干一支渠。后抵张家山，视察钓儿嘴拦河坝等处工程。4月30日与邵力子陪同宋子文由泾阳赴西路视察。过兴平参观茂陵，过武功在张家岗参观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到宝鸡参观斗鸡台。
5月1日，与邵力子陪同宋子文赴宝鸡县城西之太寅村宝鸡峡视察。此为拟建渭河水库的坝址，另两处拟选坝址在其上七八十里的萧水河和石门。折回省垣时，参观了凤翔的东湖和兴平的马跑泉。经过杨虎城的这一番热情的欢迎与陪同解说，宋、杨两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也使宋子文对陕西的落后与杨虎城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政绩有了系统的了解。
1936年年初，此时，杨虎城已和张学良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共识。两人在开完国民党五中全会不久，就一起去了榆林，会见井岳秀、高桂滋，又从榆林飞往山西太原会晤阎锡山。主要是争取阎锡山支持抗日。杨拯民回忆说：父亲到太原三天后，突然给西安发来封电报，说他在太原害了病，让郭增恺和我赶去太原。勤务兵在同学家找到我说：“郭参议有要事找你，要你赶快到他那儿去。”我未敢怠慢，随即赶到新城南门外交际处——郭增恺的住处。郭对我说：“你父亲在太原病了，要我俩去，石介人院长（省立医院院长）已乘飞机去了，我俩乘火车去吧。”还说同蒲路火车上尚无暖气，把衣服穿厚些。我当即就赶回红阜街家中，向祖母、蕙兰娘作了汇报，娘为我收拾了行李，当天晚上就起程，奔赴太原。
在太原车站迎接我们的是山西省交际处的一位官员，他和郭增恺相熟，另一个人是父亲的副官申明甫。见到父亲时，看他一切正常，并没有生病的迹象。在我纳闷之际，父亲说明了原因：“这次来山西为要说服动员晋阎支持、参加抗日。这就需要多接触一些人，做多方面的工作，张副司令不便在晋久留，就要我多留几天。为了遮人耳目，正好那两天也有点不适，就借患病之名多留几日。要郭先生和你来，一方面是为了造舆论，证明我确实病了，（后来有的报纸还真的登出了‘杨虎城在晋患病，其子来晋探视’的消息）另一方面山西方面人士情况复杂，需从各方面多作接触，以求取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共识。鉴于郭先生在山西的熟人多，正可以协助我做工作。”我和郭先生抵达太原的当晚，即逢山西省府主席徐永昌请客，除阎锡山外，各方负责人都参加了。
父亲整天忙着会客，此时的阎锡山已看清日本的侵华意图，感到华北可能不保。他想到了若日寇进攻山西，陕西不失为其后方。因此把他的主要大员都约来与父亲会晤，以表示晋陕友好。父亲任务完成，当离开山西返陕时，阎锡山还特别准备了一个7节车厢的专列。阎锡山带着他的一班人来送行，在车站安排了热烈的欢送场面，军乐队排列在站台上，当火车徐徐启动时，军乐大奏。这种场面我还是第一次领略。因路轨是新铺设的，所以走得很慢，每小时才行驶25公里。父亲这次山西之行，与阎锡山谈得相当融洽，在抗日问题上达成一致。可阎锡山终究是个老谋深算、看风使舵、言而无信之人，到了西安事变的关键时刻，他却背弃诺言，摇身一变，转舵变卦了。对于宋哲元、韩复榘、李宗仁等处杨虎城也都派有专人进行联络。高建白1964年说：1934年杨虎城主任在西安，高桂滋部在洛阳，相近咫尺。杨、高过去是朋友，现在两人交往精神很愉快。但蒋介石对杨的部队也极歧视，蒋对陕西人印象极坏，时时想主意，总想将这些异己部队一齐消灭。在这一点上，杨、高处境是一致的。但杨的部队比较大些，地位高些。高总想双方加强联系，共同应付艰苦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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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双十节”前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