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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在陕西省政府邀宴各界名流80余人。杨虎城对这些人说：“兄弟到陕，已经十余天了，与诸位先生有见过的，也有尚未见面的，今天借此机会，可以与大家都见一见面。兄弟将这次到潼关经渭北考查地方情形，将其所得向诸先生报告：此次由潼关转赴渭北至同朝一带视察，沿途见田间麦苗，虽已播种，业成一片绿色；但各村苦况，仍惨不堪言，比较渭河南岸一带，尤甚。兄弟在同州第二师范参观，校内一切均无。及到三原，以三原为渭北文化集中之处，教育当然较优于同州，乃参观各校，均与第二师范情形相同。从前学校林立的三原，现在悉残破不堪言状，此皆宋哲元、刘郁芬等对于教育不但不加提倡，反而竭力破坏，有以致之。泾、原一带乡村灾况，较同州附近尤甚。兄弟虽未到三原以西兴、武、扶、岐、乾、礼等县去看，但灾情之更重，可想而知。希望诸位今后，一致向中央和中外各善团，竭诚呼吁，以救我陕垂毙灾黎。兄弟今天接周至报告，谓南路军队，已到眉县、宝鸡一带，渭河南岸，可完全肃清。西路渭河以北之敌军，均已纷纷表示愿受编遣，亦可告结束，此关中道区之最近情形。至陕南方面，尚望陕南各界人士，及各部队首领，一致努力，共谋结束军事办法。兄弟不会说话，今天拉杂地说了几句，希望诸位原谅。有见不到的地方，诸位可随时指导，无不尽量采纳。”
同日，杨虎城发表了《告各界政见书》。他在书中说：“虎城一介武夫，未娴政治，嗣后当祈四方贤豪明达，不吝赐教，群策群力，以救西北民众于万劫之余，兹就愚见所及，略举施政方针八端如左。”26日又发表与《告各界政见书》施政方针八端内容相同的《政见商榷书》。其主要内容是：（一）救济灾荒。现经拟定急赈、工赈两种办法，同时举办。急赈则就灾重各县，设所收容，开厂施粥，并制散棉衣，医疗贫病，对于无力灾农，尤必贷给资本，俾得补修房舍，购备牲畜，以期来年不废耕种，借资补救；工赈则凿井修路，开渠导河，随在兴工，尽量容纳。一般灾民，即可借工资以糊口。（二）肃清土匪。凡有大股土匪地方，即派军队，分路严剿，务绝根株。至于零星小股，则督饬各县县长，筹办保卫团，实行搜捕，限期肃清。（三）澄清吏治。冯军据陕数年，专事搜括，对于吏治毫不讲求；用人不求贤才，登庸惟取故旧，至于司书县长，护弁领局，尤为习见之事。此辈既无学识，复无经验，一旦身居要职，有何顾忌，敲剥取盈，宰割任意，政治焉得不日益黑暗，民生焉得不日益困苦。现拟广拔真才，勤加考课，贪污则严惩以示儆，清廉则保障以励能，务期造成廉洁政府，实现清明政治。（四）振兴教育。现已将商税、棉花捐、卷烟特税全数拨归教育厅，保障独立。无论何人，或借口何事，均不得提用分文，以重学款，而宏造就。一面仍督饬教育厅，厘定法规，整顿各级小学，注重乡村教育，以达教育普及之目的。（五）整顿交通。陕省疆域广袤，南北两区，山岭纵横，道路崎岖，唯中区平原大野，可行车辆。河流亦仅有汉、渭两水，稍有舟楫之利，其余均属细流短溪，难资利用。交通不便，情势隔阂。关于文化之输入，物质之转运，无在不感受困难。现自汽车通行，驶行迅速，商旅往来，均称便利。兹拟体察地形，将全省道路，分别干线支线，次第修筑，俾臻宽平，务使各处重要城镇，声气联贯，纵横四达。一面仍督饬各县，将乡村要道，一律修治平坦，以重路政，而利民行。（六）兴办水利。陕省土地肥美，河流众多，古称陆海，繁富素著。徒以农政废弛，水利坐弃，一遇雨阳不时，即易酿成偏灾，饥馑流亡，动演惨剧。最近三年之旱荒，饿毙人民至数十百万之众。前辙未灭，可为殷鉴。现拟督饬各县县长，勤导农民，凿井浚泉，并于小河细流，一律开渠引水，借资灌溉。至于引泾导渭，如修理郑白渠，开凿钓儿嘴，工程较大，需款较多，则由政府主持办理，务期观成。刻与华洋义赈会商定，分担款项，合力进行。一俟将款筹齐，即可依照计划，克日兴工。（七）免除苛捐杂税。现在决定除国家正供及法定税捐外，凡冯军私行增加之苛捐杂税，如食户捐、斗捐、面粉捐、煤油特税、地丁四倍加征、百货保运费等，现已一律免除，以轻担负而苏民困。（八）完成地方自治。现在逆军消灭，全省底定，军事时期，业已告终。自宜遵照先总理建国大纲之所规定，厉行训政，实施地方自治，以完成国民革命之最终意义。现拟依照中央法令，次第成立各级自治机关，使人民得以练习四权之行使，为将来参与政治之准备。⑥
赈灾济民 风火施政（3）
紧接着，11月23日杨虎城出席了西安回教公会举行的欢迎大会。在会上他阐述自己对民族、宗教问题的认识与看法。他说：“回汉民族间的隔阂，数千年来，都是牢不可破，兄弟认为这种隔阂是一种错误。因回汉风俗习惯和生活情形都差不多，关于法律政治上的待遇，也都相同；我们总理三民主义上，对于国内民族，又是一律平等，何彼此隔阂之有。不过回族以宗教关系，往往自成一种团体，表现民族精神，遂从此划分了回汉畛域。过去执政者，往往亦固执此种恶习，演成政治表面上的不平等，实在是一种极大错误。希望双方以后打破此种界限，共谋国家的进步。说到回教教义，为民族谋团结，确是很好；但谋自身进步却甚难，因为宗教不肯接受新的学术，所以结果教育不甚发达，人才常感缺乏。
如战争之胜利者，都是知识高于对方，政治之较完美者。世界各国，往往政权为学识高深者所操。若信仰宗教者因守旧不前，无适应环境之学术，又何能达到胜利完善的地步？总理之主张民族平等，是根本平等，智愚贤圣，仍有分别，政治上所演出之不平等，形成一部分人思想落伍，智识不足。整个中国现在若仍是闭关自守，不特事实上作不到，即一切政治也都更难进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就是因中国人思想落伍，智识浅薄，若再不急起直追，岂不是自甘暴弃？总理之目的，是要实现大同，是要世界人种，不以颜色之分别而互相嫉视、互相倾轧，而况民族与民族间乎？而况历史上最有密切关系的回汉民族？所以欲要民族进步，定要接受新的学术，发展教育，增长智识，这样自然能化除种族的界限。这是兄弟从政治上社会上考察所得的。兄弟十五年时和大家同受了围城之难，那时即甚佩回族团结之精神，非若汉族之松懈不坚；但回族因受宗教束缚之故，进化却甚慢，汉族虽不如回族之团结坚固，但因不拒绝新的学术，故智识上有相当的进步。兄弟以后对于陕西教育政治等等，对于回汉民族，都是一律平等待遇，不稍分歧，希望大家也打破汉回的界限。”⑦ 他的这篇讲话独具一格，既肯定了民族平等、宗教自由，倡导了民族团结，宣传了思想进步，又尖锐地指出宗教落后于时代的弊病，很有见地。当时陕西的回民在西北地区颇具影响力。 杨虎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以“拯斯民于水火之中”的精神，雷厉风行地开展了上述工作，大得民心。有人说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可这火一直烧了下去，后来烧出了个西安事变，乃至烧“变”了中华民国。因为，烧火的已不是当年那个饭铺里的小伙计了，他已历经磨难，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军事家与政治家。
兴修水利 发展农业（1）
陕西位于西北东部，属于半干旱大陆性气候，靠天吃饭，十年九旱。自秦始皇建设“郑国渠”后，关中一带曾得到灌溉之惠，遂成富庶之地。至19世纪末期，由于清廷腐败，国力凋敝，水利年久失修，渐趋废置。民国之初，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水利设施更加破败。靖国军对水利曾有过规划，但因靖国军失败无法实施。杨虎城是农民出身，重农、亲农的观念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之中。他深知水是农业的命脉，所以主政伊始便将兴办水利列为了他政纲的第6条。并在主政不到一月时间内，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由海外侨胞支援建设的泾阳钓儿嘴水利工程拨款。1930年12月7日，他在出席华洋义赈会引泾工程开工典礼上说：“刚才听各位先生说，引泾开渠，因兄弟赞助，方能够有今日的开工。这话在兄弟觉得非常惭愧。因兴办陕西水利，是陕西省政府应负的责任。
现省政府没力量，转请华洋义赈会办理，真有一点说不过去。在过去陕西不是没有人，不过那些督军、主席，或者注意不到此点，或者竟忘了此点。兄弟是陕西人，对故乡是休戚与共的。过去在关外常谈到此点，总以力量未能及，引为憾事。现在回到了陕西，诸事便不能诿之别人，所以便尽力地来兴办，为同胞谋利益。”⑧从此，他与陕西的水利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 杨虎城为了建设和发展陕西的水利，他聘请了李仪祉等一些水利专家，在靖国军水利规划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勘测、计算、研究，为陕西的水利建设制定了一个全面的规划。李仪祉当时任中央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委员、公务处处长，还兼任浙江建设厅顾问。开始蒋介石并不同意李回陕西工作，杨虎城几经努力才将其邀请回到陕西担任建设厅长。
李先生回陕，一方面是被杨虎城对陕西水利建设的热诚所感动。他对跟他工作的工程师李靖等人说：我于1922年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时，即将渭北水利工程勘测设计竣事，后因战乱频仍无力兴修，几任省长都答应过，但都因不够重视而落空。这次，杨主席已决定先拨50万大洋兴修这项工程，并说必要时，再派一师军队去作工。他很想给地方上做些事，态度热情诚恳，这在军人中是极少见的，也是很难得的。这可是多年难遇的机会啊！错过这个机会就再难逢了。希望你们组织人力，赶快出发，加倍努力，千万不要辜负杨主席大力支持的美意。另一方面，他也是陕西蒲城人，愿意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家乡人民。
在李仪祉主持下泾惠渠于1931年开始大规模建设，1932年6月20日举行放水典礼。泾惠渠建成后，灌溉了55万亩农田，后经扩建，达到了近70万亩农田。水利工程对农民如雪中送炭，百姓广受其益。当时有的农村老太太请人写了杨虎城、李仪祉的牌位当菩萨一样供奉在家中。泾惠渠第一期工程建成发水，仅用了15个月的时间。这在旧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1932年冬，杨虎城又决定要建设引洛水利工程。他听完技术人员的汇报后很是高兴，决定要和测绘人员一同去踏勘线路。
1933年2月，杨虎城和测绘人员一起沿澄城永丰镇南所勘测的渠线，翻岭越沟、披荆斩棘、艰难行进。当他登上铁镰山望见引洛灌区时特别兴奋，情不自禁地高声喊出：“好大的同朝平原啊！”遂决定加快测量进度，争取早日动工。1933年7月，引洛灌区地形图测绘完成，翌年开始施工，在开凿铁镰山5号隧洞时，遇到了流沙，工程进度因而受阻，杨虎城焦虑万分，多次亲到施工现场与技术人员探讨解决的方法。惠渠是继泾惠渠建成之后，续建的第二个水利工程。在设计规划中还有梅惠、沂惠、胥惠、襄惠、汉惠等渠。在泾惠渠建成后百姓看到了效果，得到了实惠，因而上上下下的人，特别是广大农民都希望政府能把计划了的水利工程继续建设下去。
不幸的是，就在1934年春季，洛惠渠刚刚开建之时，杨虎城被免去了省主席之职，只担任西安绥靖主任，不能直接领导陕西的经济建设了。但他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改善陕西民众的生活，对水利建设依然热情不减，在水利建设经费不足时，不惜从自己掌握的军费中拨款补充，并从部队中调拨士兵参与工程建设。对水利建设进展，他非常关心，经常到工地视察，就一些不懂的问题向工程技术人员学习讨教。他不但自己去还经常带着儿子去，杨拯民回忆说：时任省主席的邵力子先生，看到群众对水利建设的渴望，看到我父亲对水利事业的执着热情，以及群众对他的拥戴信任，所以也不掣肘干预，让父亲继续抓下去。遗憾的是“西安事变”后，父亲被免职逼迫出国，加之全面抗战爆发，使他与李仪祉先生的陕西水利建设宏大计划，未能完全得以实现。但当时已建成的泾惠渠和1937年完工的洛惠渠第一期（灌溉50万亩），使陕西人民受惠至今。
兴修水利 发展农业（2）
1932年6月20日《西安日报》全文刊登杨虎城在泾惠渠放水典礼大会上的书面讲话，在讲话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建设思想。他说：“我们半殖民地的中国，环伺着如狼似虎的帝国主义，用各种方法侵略，时时有亡国之可能。在事实的表现，人们所容易察觉者，如东三省之丧失，上海的血战，已经到存亡的关头；而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危机，每为人们所忽疏的，就是从社会经济上看，已呈国本动摇的现象。“我们知道，中国是工业落后的国家，是以农业为国本的国家，85％的人民从事于农业，而我们看看各地方的农村经济，业已完全破产；江浙为产米之区，而所食的米，是由美洲、安南、暹罗等处运来的洋米；北方为产麦之区，而所食的面，是美国的面粉；其余农业副产物，触目多是舶来品。以农立国的国家，而民食操于外人之手，岂非国本动摇？！“所以欲巩固国本，必先恢复农村经济，发展农业，欲发展农业，舍兴办水利，其道莫由。陕西素称沃野千里，而现在则不然，已变成亢旱三载六料不收的赤地千里了。
这是不是土质有变化呢？不是，而水利失修，有以致之。西北因地势高，森林少的关系，雨量恒感缺乏，从历史上看，每数十年总有‘秦大饥’等等字眼的记载，差不多成了周期的旱灾恐惶。尤其在最近大灾中，死亡二百余万，有十余县的农村，不仅破产，简直十室十空，其惨状有难以言语形容者。其原因虽甚复杂，而其最大者，厥维水利失修，有以使之。“分析整个国家尤其陕西的社会经济是如此，同时再根据先总理给我们的遗教，在《建国方略》内，特别提出力谋农业之发展，北方各省建造森林等等，都是要从水利入手。同时当十九年我们奉命来陕的时候，蒋主席谆谆告诫，特别关心陕西的灾情，教我们力谋农业之发展及振兴水利等事。就是党国各先进，亦无不以陕灾为念。所以在财政极困难的时候，无一次会议，不以拯救陕灾列入议事日程。
但谋救灾，必须有两个条件，就是交通、水利。交通方便，可运输粮食，使人民不致饿死，然欲求根本解决，仍需兴办水利。根据以上情形，所以我们到陕以后，军事政治一切尚无头绪的时候，就在兴办水利的原则下，先提出引泾的问题。但是在大灾之后，财政状况，已陷于山穷水尽，实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幸赖华洋义赈会、南洋侨胞以及大慈善家朱子桥先生，竭力赞助，塔德、安立森诸先生详细计划，用人力财力的帮助，结果共费去一百余万的金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到今日始告成功。“现在我们说到泾惠渠的本身。引泾溉田，在秦朝的时候，已有溉田45万顷的郑国渠。汉朝时的白公渠，尚可溉田4500顷。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