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瀚
简介
内容简介
《杨虎城大传》系杨虎城将军之孙杨瀚先生花了近三年的时间，耗费了大量心血，在收集、整理了诸多历史资料和档案，走访了众多相关人物的基础上创作完成的，是首部以大传形式系统、全面、深刻地反映杨虎城将军悲壮人生的著作。
该书共分26章，40余万字，并配以珍贵的历史图片160余幅，详细记述了杨虎城将军一生各个时期的坎坷经历，涉及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同时本书在依据相关史料和档案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分析了杨虎城将军的出身、早期是否加入过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等几个广泛关注的问题，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细节。对近几年作者要求中国国民党台湾方面为杨虎城平反所进行的不懈努力和中国国民党台湾方面近几年对西安事变的有望重新认识的过程等书中都有所涉及，并呈现了许多相关的珍贵往来书信等资料。而且本书还首次对杨虎城的家庭和个人生活作了全面详细的介绍，使人物更贴近生活、更具人性化。国事与家事交织，历史与亲情交融，重大事件与生活细节并叙，既反映了杨虎城将军的重大历史贡献，也反映了其鲜明的思想性格特征，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作者简介
杨瀚是杨虎城将军的次孙，杨虎城之长子杨拯民的次子。杨瀚先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生于甘肃玉门市，在中国大陆接受了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八十年代后一直从事道路交通管理工作。1996年移居加拿大，从事加中文化交流与贸易活动。在加拿大创建了加拿大西北同乡会，任创始会长。在加拿大进行了大量促进中国统一的活动。两次到夏威夷两次看望了张学良将军。十余年来从事杨虎城将军生平和思想的研究。
第一章 穷苦出身 磨难成长
出身贫苦 天资聪颖（2）
1906年春，杨怀福将他送到孙镇的一家小饭铺去当童工做杂活，这样虽挣不下工钱，但总算解决了他自己的吃饭问题。那时“久娃”只有13岁。在小饭铺他的主要工作是拉风箱（那时要有大火煮饭都是靠风箱向炉内送风来助燃的）。这个“烧火娃”的活在饭铺中可说是最差的活了。夏天里，日子最难熬，太阳像个大火盆，挂在半空中，烤得黄土地都要冒烟。一般的孩子都在家乘凉，可“久娃”要坐在灶火前，一边不停地拉动几十斤重的大风箱，一边不时地要往灶内添煤。除此之外，他经常还要干一些擦桌子、扫地等杂活。夏日的酷暑，烟熏火烤，艰苦繁重枯燥的劳动使他体尝到了劳动的艰辛与社会的不公。有一天，一个神气十足的人大摇大摆地进了小饭铺。恰逢平时负责接待顾客的“堂倌”没在，厨子做好了饭菜就让“久娃”端了过去。也许是等的时间长了些，那个人发起了火来。当“久娃”把饭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刚放到桌上时，那个人却“啪！啪！”打了“久娃”两个耳光。像这样的事情，在小饭铺，在“久娃”身上时有发生，但为了生存，只能忍受。压迫与欺凌给年幼的杨虎城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孙镇在当地是个商业中心，逢集赶会的日子人很多，形形色色甚是繁荣。他们来饭铺吃饭时说东论西，有谈自己生意的，有说乡间趣事逸闻的，还有议论时政的。“久娃”是个求知欲很强的人，他虽然忙于手里的活计，耳朵却不闲着，时常留意倾听着客人们的谈论，从中了解外面的世事。后来当他提起当童工的经历时总是颇有感慨。他认为，小饭铺为他提供了一个了解社会、增加社会知识的场所，在那里第一次有机会听到了许多在村里听不到的消息，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们，添加了许多社会知识。因此，他曾说，“饭铺也就是我少年时期获取知识的一个学校。”小饭铺的经历开始锻炼起杨虎城坚忍不拔的性格。
家遭横祸 百里扶梓
1907年，在杨怀福一家为生活艰辛地打拼时，一天他被官府捉拿进了县衙。对此事因，有两种说法：一是杨怀福看到周围乡亲们同样辛苦度日，而官府不管百姓死活横征暴敛。因此，不满现状的想法越来越多。遂参加了哥老会从事反对清政府的活动，后被人告发被捕。二是因私仇被清朝政府逮捕后杀害。这一说法，据说是杨虎城1934年给西安绥署步训班第三期学员讲述自己的家史时提到的。①杨怀福的被捕，使得全家生活的重担压在了不满14岁的杨虎城身上。他只好从小饭馆辞工出来，一面设法维持母亲和弟弟的生计；一面还要到县城去探视被押在县衙的父亲。就这样苦熬了一阵，一天，传来了杨怀福被押解到省府西安关押的消息。面对这突然的消息，母亲焦急万分不知该咋办是好。杨虎城感到问题严重，提出，他要立即去西安。到西安，既便于就近打听消息，了解案情，也可就近去狱中探望照顾父亲，母亲虽觉得儿子年幼，不放心。可奈何无其他办法，只好由他去了。杨虎城背了些干粮和几件换洗衣裳，手里还拿了一根棍子，干粮用以充饥，棍子用来防身打狼（当时蒲城一带荒僻狼多），就上路了。那时他还不满14岁。
甘北村距西安有二百多里，杨虎城到西安后由于没钱就住进西安二府街的蒲城会馆。为了生存，他除在外面打一些零工外，还义务给会馆做些杂务。为使父亲在牢里少挨饿，他每天都要去位于当时吕祖庙（西安青年路西头）旁的监狱送一到两次饭，这种情形延续了一年多直到杨怀福被杀害。在狱中，杨怀福向儿子讲述了自己因参加哥老会，反对清政府被官府察觉，借着兄弟间打架出人命的由头，逮捕了他。现在把他解到省里来恐怕是凶多吉少。希望他孝顺母亲，抚养幼弟……对这生离死别的情景，杨虎城始终铭记，1934年在他主政陕西时曾带自己的长子杨拯民，专门去当年关押父亲杨怀福的监狱去怀旧。
1908年5月31日杨怀福被清政府绞杀于西安。杨虎城满怀悲愤，向会馆借了一辆独轮手推车，披星戴月一步步地将父亲的遗体推回甘北村。从此在他的心灵里埋下了反抗清王朝统治的种子。笔者曾于20世纪80年代和近期，两次亲到甘北村，实地看到当地农村的贫瘠和行路的艰难。在那里，由于特殊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形成了当地“晴天一尺土，雨天泥拽鞋”的道路特点。由此，感受到不满15岁的杨虎城推着父亲尸首，跋涉二百多里的艰辛。认识到杨虎城之所以有敢把“天戳了个窟窿”的胆量；有“把牢底坐穿”的毅力和为民族民主献身的精神都与他的这段非正常的少年经历有关。
互助帮穷 中秋举事（1）
杨怀福的尸首经过千辛万苦虽然搬回家了，由于没钱买棺木装殓，无法安葬。当时，正是农历五月，天气渐渐地热了起来，尸体也不好再停放下去。这时，真是又悲又急。村里的乡亲们都正忙着麦收的准备工作，但大家出于对弱儿寡母的同情和对官府的愤恨不满，出力出物鼎力相助，总算把杨怀福草草埋葬了。丧事简单但气氛热烈，全村乡亲出动，景象十分感人。这件事，使杨虎城深受感动与启发。他认识到，只有穷人才能理解穷人的苦楚和需要，在关键时刻伸出热诚的帮助之手。
“穷帮穷”应不失为乡里之间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的一个好办法。他把这个想法和切身的体会讲给了要好的伙伴们，众人都很认同。于是他就和这些平时关系紧密的七户年轻伙伴，成立了一个互助性质的组织。约定当谁家的长辈去世、有人伤病或遇其他灾难之后，其余的人都要尽力帮助。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力的出力。共同帮助度过灾难。该组织以尽孝为前提，以义气为根本，故起名为“孝义会”。 这年10月，蒲城县发生了一件大事。陕西同盟会领袖井勿幕为开展革命活动，在蒲城县的学校里策动组织成立了“教育会”。该会人员因组织学生讲演，宣传民主思想，遭到清政府蒲城知县李体仁的镇压。逮捕了有举人头衔的教育会长常自新和一批学生，并施以酷刑。按清朝的规定，对举人是不能用刑的，结果还有一个学生因刑伤致死。造成当时影响很大的“蒲城学案”。此案轰动了陕西全省的教育界和在京城的陕西籍人士，他们纷纷给以声援要求惩办凶手。
清朝政府在强大的群众压力下，罢免了县官李体仁。“蒲城学案”的结果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斗争热情，也激励起杨虎城蕴藏在心里的斗志。给予怀有杀父之仇，富有反抗精神，正在寻找生存之路的杨虎城以很大的启迪。他从“蒲案”看到，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官府也可以被斗败。由此他联想到“孝义会”的目标有很大的局限。以前，孝义会只帮助会员们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困难，现在应该为解除压在农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和官府恶霸对农民的压迫欺凌而努力。他就与会员们商议，今后若有会员遇官府、地主逼捐逼债的，大家就一起出头帮他，共同应对。不但不给（也实在给不起）还要迫其交出捐单债据当众销毁，今后不得再行讨要。这样，“孝义会”的宗旨就由生活互助演变成团结抗捐。杨虎城领导“孝义会”进行了几次抗捐抗债活动成功后，激励了当地农民的反抗勇气。人们的胆子大了起来，许多人纷纷要求参加 “孝义会”。到1909年8月“孝义会”已经发展到有百余人。随着人员的增加和抗争内容、斗争形式的变化，成员们认为“孝义”已不能再概括反映他们的要求了，于是要求集会商议发展大事，改变“孝义会”的名称。1909年农历八月十五，这天早上 “孝义会”的成员陆续聚集到了甘南村大郎庙前的一个高地上。当杨虎城到达时，已先到了上百人，他们在会场当中摆了一张木桌。集会中，在推举领头人时，大家鉴于杨虎城去过省城，有见识、遇事沉着、果敢、不憷头，又能体恤他人疾苦，就一致推举杨虎城当领导。
面对众人的推举，杨虎城说：“要我当头可以，但咱们一定要立些规矩，定些条条，要有组织有纪律。”大家同意了他的提议。杨虎城说：“第一，今天正是八月十五；中秋，这个会就叫“中秋会”。第二，中秋会的宗旨是打富济贫，打强扶弱。第三，要严明纪律，见义勇为，不准欺凌妇女。第四，同生死，共患难，坚持到底。第五，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第六，不准泄密，破坏组织。违者开除。”这样，一个由丧葬互助开始的农民自助组织，在时代大潮的推涌下演变成了与旧社会制度抗争的具有一定规模与纲领的农民团体。因为当地一直流传着“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所以“中秋会”还寓意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清思想。杨虎城为便于领导，将“中秋会”分为两个层次进行管理。由他直接领导8个骨干，由这8个骨干再分别去领导十几人。这样“中秋会”成立后很快就形成了严密的组织系统。在辛亥革命的前夕，陕西局势愈发动荡。蒲城县地属省东的四大县（蒲城、富平、临潼、渭南）之一，政治感觉敏锐，特别是经过“蒲案”，各种政治势力都在积极组合。因为“中秋会”组织严谨，纪律严明，确实为穷人撑腰办事。
互助帮穷 中秋举事（2）
蒲城东乡一带的农民纷纷要求加入“中秋会”，会员们也都要求扩大组织。后来经过全体会员商议决定：允许一个会员最多能介绍10个人入会，而且必须是贫苦农民，未婚的青年。这样一来“中秋会”会员到辛亥革命时已发展到了800人以上。由此，我们看到杨虎城在“中秋会”的领导权，完全是依赖他过人的聪慧、非凡的经历、尊重他人的民主作风而确立的。由于他鲜明的阶级性，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在抗捐抗暴的斗争中成长为当地青年贫苦农民拥护的农民领袖。这时他刚17岁，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风暴即将向他们袭来。①于景祺：《回忆杨虎城在西安绥署步训班讲〈我的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丹心素裹》，第363页。
第二章 辛亥革命的风暴
风暴前的陕西
1905年8月，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基本纲领。中国民主革命开始了由政党领导的新阶段。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陕籍学生有三十余人，其中就有以井勿幕为首的十多人都参加了同盟会。同年10月孙中山派遣井勿幕、徐朗西、张铣等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井勿幕、张铣等回到陕西，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和孙中山的救国思想，联络进步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革命力量。他们在陕西发展了三十余人为同盟会会员。
1906年，在陕西较早具有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的于右任先生到了日本，也加入了同盟会。同年秋天，同盟会陕西分会在东京成立。1908年冬，在西安又成立了同盟会陕西分会。从此，在同盟会的领导下反清斗争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比较一致的行动。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后，在东京创办了《秦陇》、《夏声》、《关陇》杂志。这些刊物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抨击清朝政府的腐败与卖国。同盟会一面将这些杂志秘密运回陕西，一面在省内也办起宣传革命思想的《帝洲报》、《丽择随笔》等报刊；他们还建立起许多秘密团体和外围组织，有力地推动了陕西革命形势的发展。
1908年“蒲城学案”的发生和最后斗争的胜利，充分体现了同盟会陕西分会的学生运动成果和影响力。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时，就作出了要联络会党（主要是哥老会）、新军、刀客共同反清的决议，事后进行了一系列争取联络工作。
1910年7月，同盟会、哥老会、军界、教育及其他各界的代表井勿幕、钱鼎、胡景翼、李仲山、张云山、万炳南等号称三十六兄弟，在西安大雁塔秘密集会，滴血为盟，共图大举。成立了反清统一组织“三合会”，为西安的反清起义作了积极的思想与组织准备。此时，陕西的同盟会已有近千名会员，群众工作也有了相当基础。当时在西安百姓中已流传着“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民谣，甚至还出现了“八月十五举义”的传言。
1910年，井勿幕从南方回陕，召集同盟会的骨干开会，传达了孙中山鉴于南方起义屡遭失败的状况，欲改在西北发动的方针。会上讨论和草拟了准备起义的文件。会后迅速向省内各地的会员进行了传达。起义的准备加紧进行，形势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辛亥革命在陕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反清起义，西安立即予以响应。10月22日清晨，同盟会、新军、哥老会首领秘密集合，共商起义大事。会议推举张风翙（时任新军一标一营营长）为首领，钱鼎（时任新军一标一营队官）为副首领，决定即日起义。上午10时许，陕西新军在张风翙、钱鼎、张钫（时任新军混成协队官）的率领下，分三路发动进攻。张钫带人首先夺取了西安城南门附近的军装局，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首战告捷。随即分兵占领了巡抚衙门。钱鼎率队进城，控制了城内的诸多制高点，并组织陆军学堂学生，攻占藩台衙门，保护起藩库（地方银库）。当时，清政府的一些军政官员正在咨议局开会。战斗打响后，驻防西安的旗兵统领西安将军文瑞从咨议局逃回了位于城内东北角的满城（满城面积占当时全城的1/4，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