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梅交恶的导火索即是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十一月导致革新派垮台的苏（舜钦）、王（益柔）“奏邸之狱”。这场冤案的告发者是晏殊的外甥李定，时任太子中舍人，因为想参加这次宴会被舜钦拒绝而怀恨在心，遂向御史中丞王拱辰密报。李定是托梅尧臣去见舜钦的，事情一发生，仲淹当然连带怪罪到尧臣，由此对他大生反感也就顺理成章了。尧臣自感委屈之余，认为仲淹等人不检点行为反而怀疑故友，亦对范不满，便写了一篇《灵乌后赋》与仲淹公开决裂。这场过节虽是整个庆历新政的余波，但多少反映了士大夫之间常以意气而坏事的结论绝不是危言耸听。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正月，范仲淹、杜衍、富弼同罢。仲淹自上表乞罢参知政事之衔后，宰相章得象还认为仲淹素具“虚名”，若其一请遽罢，会使天子落下个轻黜贤臣的名声，因此建议仁宗下诏不允，若仲淹上谢表，即是挟诈君上，届时再罢不迟。仲淹哪知是计，见朝廷久无回音，以为皇上有意挽留，果真奉上谢表，仁宗这下越发相信章得象之言不虚。章得象平时于事不置可否，但这一希上求宠之着却相当巧妙，而对仲淹来说，却不啻于落井下石。杜衍为人清正谨严，好荐贤士，去年由枢密使而拜相，也因为新一任参知政事陈执中的谗构被罢，仅在职一百二十天。富弼一向以忠义知名，曾出使辽国，正辩屈敌，享有很高声誉。前段时间出巡河朔半年之久，事毕甫回，就落职而外任闲郡。
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2节 欧阳修
韩琦为此很不平，他不便为仲淹辩解，遂上疏替杜、富两人说情。韩琦从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希望朝廷至少能以富弼全权负责北边，以仲淹全权负责西边。由于疏入不报，再加上本人也时受讥讼，韩琦无奈，亦求补外。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出知扬州。同时在一个月前，仲淹创制的有关新法，也被天子下诏罢除。
就在这个月，于去年底暂赴外任的欧阳修上疏皇帝，力辩范、杜、富、韩等无党，并无可罢之罪。此举使朝中对立方甚为恼恨，对欧阳修的攻击也越来越烈。八月，在谏官钱明逸、知开封府杨日严的诬陷下，贬知滁州。三个月前，余靖也因侍御史王平、监察御史刘元瑜的劾奏而罢职，出知吉州。
仁宗公开排斥仲淹等人后，转而起用所谓的持重之人如贾昌朝、陈执中等，朝廷纷争如麻、无所立事的局面依旧没有改善，更遑论去达治天下了。所幸三年后的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夏竦终于一罢不起，退出政治舞台，算得上是惟一一个可以称道的事情。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和十二月，河北京东西发生水灾，河北民死者十之八九，仁宗于是改元“皇祐”。此后的近十年里，台谏与宰执之间的议论争吵显得越发厉害，就是宰执大臣本身，意见也始终无法统一，人事更替如走马转灯，不得安宁。直到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先后数度入相位居中书达八年之久的陈执中罢相后，朝野人情方才稍为融洽。这一年又改元“嘉祐”，在嘉祐八年的时间里，韩琦、富弼、欧阳修都重新受到重用，另外一些宰执大臣如文彦博、刘沆、曾公亮、宋庠，台谏大员如包拯、胡瑗，都不仅是公忠直亮、深沉周密之士，重要的是他们有同心为政的共同想法，彼此之间能够保持基本一致而求同存异。由于这个缘故，嘉祜年间的政治面貌才终于有了一些起色。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对帝国的长治久安来说，士大夫的团结同心是多么的重要。
当然，朝野上下的意气用事和权力之争绝非是造成帝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惟一因素。政治斗争从来都是一场原则的较量，这在帝国后来的历史中将一目了然。不过，以范仲淹之高风亮节与处事有道，进行一些谨慎的改良，竟会带来这样一种连锁反应，还是让人大吃一惊。本朝立国至今亦不过百年，保守和惰性的力量如此强劲，也是人所始料未及的。
聊以欣慰的是，改革的要求一旦产生，便将势不可挡，王安石的出现，便是这个趋势的最好反映。王安石，字介甫，出生于江南西路的临川县，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中进士，出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从事”入韩琦幕，五年后改知鄞县，此后历任舒州通判、群牧司判官，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又知常州，次年改“提点江东刑狱公事”，十月，入为三司度支判官，寻迁知制诰。但这时的王安石，尚还不大为人们所知，甚至在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夏天向仁宗上了一封长达万言的言事书，也未曾被天子所注意。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皇帝崩于东京汴梁宫城后苑福宁殿，享年五十四岁，在位共四十二年，是至今为止本朝御极天下时间最长的一位天子，这个纪录看来在今后也很难被打破。大行皇帝的庙号最终拟定为“仁宗”，这在某种意义上还算是恰如其分。不过，史官们说他恭俭仁恕出于天生，倒有一点夸大。仁宗之世外有夏人犯边、契丹渝盟，内有刑法纵弛、吏治渝惰，国家贫弱的现象亦愈趋严重。虽有秕政而未至于乱，当然天子的行为处事是一个主要原因，但这却并非是由于他具备与生俱来的仁厚天性，而是天下积重难返的积习使其顺乎其然而已。继承总是易于创造，庸碌者无过即是功，所以看起来此辈似乎有所谓忠厚之德，其实根本无从谈起。乱久必治，治久则安逸之心生，假设这还不失为一个简单归纳的话，那么真、仁两帝终不免治倦而放任，就不足为奇了。
三月二十九日的白天，患病有时的仁宗饮食起居尚还正常，到了晚间，皇上突然起床索药，并急唤左右传召皇后。皇后到时，仁宗已不能言，火速召至的御医们投药、灼艾，竭尽全力，亦无力回天，中夜时分，皇上驾崩。照旧例，此时应立即召翰林学士及宰执大员入宫商议继嗣大事，于是仁宗身边几位贴近的宦官便传令开宫门召辅臣。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个插曲。
皇后突然发话，不同意传召大臣：“宫门岂可夜开？！且至黎明再召不迟！”
更令人惊奇的是，皇后传下懿旨后，又亲自到御厨去取了些皇上用过的稀粥回来，同时召回御医，命人看守。不用说，这明显是对医官们有所怀疑了。此情此景令惊悸的宫人不免联想起一个传说中的故事，那是八十七年前的一个大雪纷飞之夜，当时福宁寝殿只有太祖与太宗两兄弟对饮，烛影摇动中，太祖就忽尔仙去。看来本朝宫闱防卫号称谨严，似乎也不是没有漏洞。
此事后来虽不了了之，可种种迹象表明，仁宗大行后帝国的继代之事将会有麻烦。果然在第二天早晨，皇子赵曙竟拒绝嗣立，这可真是石破天惊之举！
仁宗一直未曾立嗣，为此不少大臣颇有微辞，但皇上却总是以“朕已有分寸”之类的话来答复众人。确实，仁宗心里已经定下了人选，这就是堂兄濮王赵允让的儿子赵曙。但是濮王赵允让是高王赵元份之子，赵元份则是真宗之弟，所以赵曙以“小宗”入继“大宗”是个颇麻烦的事，为此仁宗君臣还专门议了一个名号专供其使用，并赐名“宗实”，但是赵曙却一直惧不敢当。诏书已下，犹坚卧称疾不受，他的谦虚谨慎，更使仁宗君臣欣慰不已。从此以后，其作为未来嗣君，已为大家所普遍认可。
四月初一这天，当皇后及众臣告以皇帝宴驾，请皇子嗣立时，赵曙又一次惊恐万状，连呼：“某不敢为！某不敢为！”掉头就走。但众大臣却一拥而上，或上前解其束发，或被以御服，强行将他拽上了天子的宝座。这或许算得上是本朝第二次黄袍加身的故事，不过赵曙这次却是真心的。宗法之制乃立国之本，历来昭穆有序，长幼有别，始祖嫡长子一系为大宗，更是万世不易之法。赵曙是书生气十足的人，又生在讲究礼法的治世，他实在也是太过于明白了，所以疑惑恐惧而至于要逃避。逃避既未能得逞，属于他个人的悲剧便不可避免。新帝后来的庙号为“英宗”，即位后先坚持为先帝仁宗守孝三年，不果；后又开始装病，亦未能改变现状。最后勉强听政，但始终忧疑在心，三年后就去世了。英宗心态如此，注定他干不了大事，所以当政期间每次处事，辄问臣下是否合于朝廷故事，是否与古治相宜，然后以群臣所议裁决。新一代天子的这种作风，当然要比那种觊觎神器、矫柔夺嫡的恶劣者神圣得多，但除此之外，实在也是乏善可陈。
英宗御宇只有三年，朝廷政治在一定意义上与仁宗后期是一个概念，它的特色是老资格的大臣当政，除了范仲淹、杜衍、刘沆以及两宋兄弟之一的宋祈去世外，韩琦、富弼和欧阳修都回到中枢主事，他们与相对后起的一批台谏官员又形成了某种对立。在经历过一系列的宦海风波后，韩、富等人包括欧阳修都多少改变了十几年前的作风，转而倾向于保守，尽管他们的年龄尚还没有达到老态龙钟的程度。英宗的年号是“治平”，治平年问宰执与台谏的往复争议十分剧烈，最厉害的一次就是因为英宗的身世而引起的：天子究竟应该称生父濮王赵允让为“皇考”还是“皇伯”。礼法之争与其他一些不起眼的议论一样，都是政治斗争的反映。与王安石相关联而成为帝国后来历史的关键人物之一的司马光，因为此次事件而闻名天下。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比王安石大两岁，入仕也比安石略早，自考中进士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朝任职。治平年间的这场争议中司马光崭露头角时，安石正以丁忧去职而在金陵居丧。令人感兴趣的是，假如安石此时仍在度支判官知制诰的任上，不知对此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安石虽在金陵服丧，但并未因此闲居，而一直在收徒讲学，从事著述，他的学生先后有陆佃、龚原、李定、蔡卞等人。在这几年里，王安石的治国之术不仅开始成熟，声望也与日俱增，甚至迥然超过了许多老辈。特别是他坚守孝义，累召不起，尤为时人所称道，到了英宗不幸去世，新天子即位后，“金陵王安石”已经呼之欲出。
安石的成名与欧阳修有很大关系。
欧阳修字永叔，和安石一样都是江南西路人。十几年来，欧阳永叔不仅是朝廷政治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并逐渐成为帝国文坛的盟主。早在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擢甲科进士后，即与尹洙、梅尧臣等一批年轻文士歌诗倡和，开始变革西昆体以来的浮华旧风。永叔尤其推崇和提倡自前唐韩、柳开创的古文传统，继承创制不遗余力，给本朝七八十年来专以剽剥故事、雕琢破碎的骈俪文风以强大的冲击。每当他有文章写成一出，天下士无不向慕，为之忧恐不及。特别是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永叔知贡举，以行政手段推进文风改革，终于大获成功，从此使文质并重的新文学蔚为风尚。文统与道统向来是与时代紧密相关的，永叔等人开创本朝一代新风，亦未尝不是这个变革着的时势的结果。
同古代文质彬彬的贤君子一样，欧阳修重交游、爱奖掖后进，就在嘉祐二年这次知贡举中，苏轼、苏辙兄弟，曾巩、曾布兄弟，吕惠卿、程颢、王回、张载等一时俊秀皆在榜中。曾巩是安石的同乡，两人于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秋在东京邂逅，一见如故。十年后的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曾巩第一个郑重地把他推荐给欧阳修，欧阳修一见其文章，爱叹有加，立即希望与安石会晤。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九月，两人终于在京城相见，欧阳修对安石极为赏识，有诗赠曰：“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并同时向朝廷推荐。但不幸的是，尽管欧阳修及其门下士如曾巩、两苏兄弟等人都十分推重安石且交情甚厚，但由于见解的不同，最后都与他分道扬镳。
欧阳修为安石延誉，称他“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可用，所谓无施所不可者”，促成了他的知名。但安石之所以能成为本朝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关键还是他不懈于修炼自身的结果。安石几乎继承了古代贤者所有的优点，他的道德操守近似于无懈可击。就是自始至终都对他恨之入骨的政敌和反对派，对这一点也都不得不自叹弗如。安石自幼随父亲王益宦游四地，他的成长取决于十七岁那年的猛然发奋，开始树立大志，刻苦学习。虽寝食之间，亦手不释卷，读书往往通宵达旦。更重要的是，安石披阅虽广，但从不为书本所束缚，而能够断以己意，去抓住知识的真谛，这是所有聪明人共同的特点，也是安石不同凡响的最根本原因。
他早年的一些诗文就曾让人大出意外而惊叹不已，比如嘉祐四年做的那首《明妃曲》，这本来是个咏史诗的老体裁，可安石却能出其不意，以别样口吻写昭君之事，从中表现出具有叛逆意义的内涵。这首诗让许多人震叹，其中有欧阳修、梅尧臣、曾巩甚至包括司马光，并且纷纷步韵相和，但都不赞成王安石诗中之旨，当然也不可能赞成。王安石《明妃曲》表现了其强烈的叛逆性格应该毫无疑问，后来人攻击此诗“无父无君”固然无稽，但确是从侧面反映出他对传统的怀疑和叛逆精神。此诗与他的另一篇短文《读孟尝君传》在这一点上是一脉相承的。
安石对生活无所苛求，他从不修饰，甚至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同样对功名利禄亦视若闲云野鹤而从不为意。无欲则刚，这使得他从不畏忌谤议猜嫉，处事一贯刚毅而坚强，具有百折不回、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斗志。许多人因此说他固执犟拗，这话可能有一点道理，但若像范仲淹那样遇事妥协，又如何能从事大业？这也许是他惟一的缺点，但同时也是王安石最最独特的素质。安石长相也有点奇特：牛耳虎头，目睛如龙，视物如射。朝中有一位大臣就曾拿安石做例子说：如此面相者就是勇往直前，敢当天下大事的人。
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3节 王安石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初八英宗晏驾，太子继位，史称“神宗”。新帝很年轻，只有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有志进取的年纪。即位不久，便有诏起用丧满的王安石。这固然是安石在金陵著述讲学，声名大振的缘故，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韩绛、韩维兄弟的影响和宰相曾公亮的推荐。韩氏兄弟是真、仁两朝时的著名人物之一，曾入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的韩亿的儿子，素来与安石友善。新帝在藩邸时，韩维为其记室参军，每讲说天下事而为神宗所称，韩维必云“此吾友王安石之说”，这使年轻的藩王心里有了一种强烈的印象。神宗立为太子后，韩维拜太子庶子，又荐安石自代，更使神宗对其想慕日甚。在安石的不断辞谢下，新帝仍坚持曾公亮的力荐命安石入知江宁府，并开始有将他推向宰辅高位的想法。神宗曾就此试探屡请辞职的韩琦：
“卿去谁可属国？王安石何如？”
韩琦答：“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韩琦的话代表了相当一批资深大臣的看法，他们对见解迥异、锋芒甚劲的王安石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