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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的失守宛如一声惊雷，滚过死水一般的临安。
贾似道对度宗道：“臣屡请巡边，陛下不许。向使臣早出，事当绝不至此。”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越是无赖之极，往往就越能生存。尤其是在极易摒弃道德因素的政治领域内，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无论这种手段是翻云覆雨或是指鹿为马。同时，政治的目的和标准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掌握权力者各有各的意图和追求，正直之士向往真理，奸佞之徒属意私欲。既然世上的芸芸众生无法做到老死不相往来，政治就成为必需，而丑恶也就应运而生。
显然，帝国上下已经无心去探讨谁是谁非的大道理了，所以似道的荒谬既不可恨，也不可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布置防务，这是摆在眼皮底下的事，否则就是大军一到，灰飞烟灭。
朝野上下纷纷献上守备之策。四川制置司首先发来奏报，声称获取了刘整的一批私人奏稿，其中提到了攻取江南的策略，建议朝廷早做防备。这次度宗皇帝亲眼看到了这份奏疏，于是下令在淮东清口一线筑城以备。不过，东面的元军虽然大兵压境，但却始终没有动作。
四月，汪立信、赵潜被起用为京湖制置使和淮西总领兼沿江制置使，负责西线和建康防务。六月，曾在四川任职的一位官员张梦发提出应急三策：一是锁汉江口岸；二是扼守荆门与当阳交界的玉泉山；三是在上游峡州以下联置堡寨，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张梦发此策很实用，也极有战略价值，其核心就是加固长江中上游防备，坚决堵住元军的沿江东进。然而贾似道偏偏就压下了这份极重要的奏疏，转让京湖制置司审度。遗憾的是，京湖制置使汪立信也没有丝毫采纳，原因是这位耿介正直并还算有点头脑的人有他自己的看法。
汪立信在给天子的奏疏中一方面痛责贾似道、范文虎之流，另一方面也提出应急之策。他认为，应将内地之兵尽数遣出，汰去老弱可得五十万，相距百里而屯，如此往来游徼，刁斗相闻，既可使粮饷不绝，又能互相应援，此乃战守并用之上策。汪立信同时提出，许输岁币以缓其师，二三年后再作主张，这是中策。立信没有明言他的下策，只是在疏中愤激而言道：“二策不果，则天不佑我，那就准备衔璧舆櫬之礼吧。”古者国君死时口中含玉，“衔璧”即指国君战败出降以示亡国当死；“舆櫬”就是载棺以随，古之士子于国亡之际往往如是，同样表示决死之意。可是汪立信有心殉国，贾似道却不想同归于尽，他见到立信的奏疏后勃然大怒，掷之于地，高声大骂：
“瞎贼汪竟敢狂言如此！”立信一目微眇，所以似道这样骂他。
立信无疑犯了一个错误。他不知道在贾似道当国的情况下，这个尽遣举国之力的做法是不可能实现的，更不是他一人所能决策的。相反，张梦发的计策属于具体军务处置，并且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立信完全有可能自我筹备而不通过贾似道。归根结蒂，有谋者无权，有权者无谋，我们的帝国焉得不败！
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七月，度宗皇帝由于纵欲过度英年早逝，年三十三岁。此际度宗三子俱幼，国事艰难，须赖长君，而建国公赵昰年长，照理可以从权入继。然而贾似道单单拥立了年仅四岁的皇太子赵，用意不言自明。初九，新帝即位，后来的庙号为“恭帝”，太皇太后临朝听政，但实际上帝国的最高权威已经不复存在。
占据襄阳后，元廷上下纷纷建议早日下诏正式伐宋。前线大将阿朮等人向忽必烈奏报道：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国可平。他们都认为，通过几年的战斗已发现宋军弱于往昔，灭宋良机正在此时。忽必烈召来平章军国事史天泽商议，史天泽也同意大家的看法，表示混同海内的时刻已经到来。于是，大元天子忽必烈在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正月定下了决策。
当月，忽必烈就签发了增兵十万的命令，二月，又下诏在汴梁增造八百艘战船；三月，在荆湖、淮西分别设立行省，荆湖行省由老臣伯颜、史天泽并为左丞相，阿朮为平章政事，阿尔哈雅为右丞，吕文焕为参知政事；淮西行省由哈达为左丞相，刘整为左丞，达春、董文炳为参知政事。六月，正式下诏伐宋，借口是贾似道悔约祸民。这是度宗死前一个月的事情，但不清楚我们的天子是否知道了这件事情。
七月二十一日，伯颜辞陛赴任，大元天子专门谕敕道：
“古者善取江南者只有曹彬。你能做到不嗜杀戮，就是我的曹彬。”
曹彬乃本朝开国大将，取西蜀灭南唐，都能禁军屠掠、抚民安邦，曾被太祖给予甚高的评价。忽必烈能诫谕部将效仿曹彬，不管后来的实际效果如何，这位新朝天子甚有本朝太祖之风是没有异议的。
九月，元军在襄阳完成了集结。伯颜兵分两路，一路由自己与阿朮率军沿襄阳入汉水渡长江，以吕文焕为水师先锋。另一路由博罗欢率领取道枣阳陆路径取淮河，以刘整骑兵为先锋：这一战略部署具有相当的水平。
坐襄阳而望临安，无非两条路：左沿淮水南岸趋扬州，自镇江渡江取建康，由建康下逼两浙；右沿汉水下郢州、鄂州入长江，沿江水陆并进而趋江州、池州，与左路会合于建康，即可进取临安。伯颜把大军主力放在了右路，左路方面以牵制为主，战略目标是力保两路大军在江南的会师。到了这年的十二月，伯颜大军就已经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开始泛江东下，新年的正月逼近了池州。毫无疑问，较诸当年的完颜宗弼自建康奔袭临安之举来说，元军这次的攻势，在各个方面都要超过前者不啻百千倍。
第六部 谁宾谁主第5节 大局已定
一路之上，除了郢州及青山矶一带抵抗较烈外，其他宋军基本上是望风披靡。复州知州翟贵、鄂州守将张晏然、黄州守将陈奕、蕲州知州管景模以及改知安庆军的范文虎等率皆投降，尤其是范文虎，尚未接战就主动投敌；两位有战功的方面统帅张世杰、夏贵也兵败而退，其余城镇堡寨，差不多也都被一扫而尽。元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元军沿江而下的始作俑者是刘整，因此他力请参与右路的进攻，以实现他建功的宿愿，但伯颜却把他派往了左路。刘整看到元军进展神速，而吕文焕立下头功，万分遗憾，竟至于发愤成疾不治而亡。从中可以看出的是，元军甚至包括宋廷降将的迫切心情和取胜欲望是如何的强烈。
宋室已将新年改元“德祐”，天既不庇，德又何祐？从年号上都可以看出宋廷的无奈。一直阳奉阴违的贾似道听说刘整已死，竟然也胆大起来，亲率精兵十三万出征，月底抵达芜湖。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还是立即遣使议和。可伯颜未予接受。
二月初二，起复为江淮招讨使的汪立信受命奔赴建康，在芜湖与似道相遇。似道这时已为亲眼所见的局势所震慑，见到立信竟放声大哭，表示悔不当初之意。立信十分鄙夷，冷冷而言：
“平章公，还能再骂一次瞎贼汪吗？”
似道哪里还能答话，只得讪讪而问立信此去何往。
立信没有正面看他：“江南已无寸土干净，吾只不过是找一块赵家土地赴死而已。总之要死得分明罢了！”言罢即去。立信最后实现了他的诺言，在来到建康后见事无可为，率部数千人北上高邮抗击渡淮元军。宋军芜湖兵溃后，立信遣散僚佐，嘱以家事，慷慨而绝。
似道不久就在伯颜大军攻击下一败涂地，其本人退居到李庭芝驻守的扬州，上书太皇太后请迁都以避，未得响应。月底，似道被同样万般无奈的临安朝廷解除了职务。三月，伯颜军进占建康，除遣军攻击扬州外，同时分兵合围临安。
大局已定。
临安城里的朝廷百官已开始作鸟兽散，纷纷出城逃逸。太皇太后在三月十九日下诏痛责接踵宵遁的大小官员，这道诏书说得倒也十分贴切：
“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
平心而论，本朝的士大夫并非都是无耻之辈。即从眼前来看，弃城投敌、畔官离次者有之，但急难赴义、慷慨勤王者也不在少数，关键的责任还在天子身上。正直忠勇之士既不能间于国是，那么帝国朝堂之上尽是无耻之徒也就不足为怪。太皇太后下诏切责臣子固然不失道理，但其实更应该罪责的是先帝先君，至少他们养士千日并未能用之一时。
七月，忽必烈下令在鄂州、江州的元军分兵进击，一取荆湖腹地，一取江西，配合建康伯颜军从三个方向进攻临安。同时又命阿朮继续攻击扬州，阻挠淮南宋军南下。九月，淮南元军攻克泰州，大将孙虎臣自杀殉国；南进元军也已进围常州，临安危在旦夕。
八月二十六日，擢为为兵部侍郎的文天祥从江西赣州来到临安。
文天祥本来是个普通官员，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进士第一，及第后恰逢父丧，直至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方补授为承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事。这一年，天祥曾上书请斩宦官董宋臣，但疏入不报。此后十几年里，他在朝内外先后任职，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因得罪贾似道而罢职，此后起复为江西提点刑狱事。天祥在朝中虽没有太大的影响，但他的声名仍很卓著，当年殿上试策时，天祥不为草稿，洋洋万余言一挥而就，理宗皇帝亲拔为第一。考官王应麟评价道：“此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同样也可以用来形容天祥的道德节操。忠臣节士绝不是一日可成的，文天祥也同样如此，只不过此前尚未表现出来而已。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正月十三日，天祥接到了去年七月太皇太后所下的征兵勤王哀痛诏和召他入赴临安的别旨，立即招募义士，并自出家资助军，三天后就在江西起兵。并且克日就道直奔临安。然而到了吉州时，沿途的不少守将却十分不满他一力出击的激进态度，向朝廷诬报天祥此军乃乌合之众，不堪大任，宰相陈宜中于是下令不许前来行在。出于舆论的压力，朝廷虽然终于批准天祥入卫皇驾，但这已经使他在外耽搁了近三个月的时间。
此时临安朝堂中差不多已经空无一人。原先的两位宰相陈宜中与王爚因意见不合都先后离去，直到十月份，陈宜中才响应诏命回朝，与留梦炎同时入相。天祥来朝后，随即建议重新布置政治军事，主张将境域划为四大区域，各个集中兵力以抗敌锋。这本来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应急方略，但朝廷议论下来，却认为过于迂阔。从这件事反映出来的情况看，朝廷决策层显然已经非常矛盾，既想守住最后防线，也有就此投降的意思在里面，否则如何对主动应战之策给予“迂阔”的评价？要想在这种危急时刻力挽狂澜，只有死战到底一条路可走。方法虽不是主要问题，但斗志可鼓而不可泄，如果此际上书言战犹还遭受指责，那实在也就无事可为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十一月元军攻破临安正面的屏障独松关后，朝廷已经手足无措，只有选择乞和之道。文天祥所提出的以目前残存三四万勤王兵与敌一搏的主张，更不可能得到陈宜中等人的首肯。十二月，临安正式派遣工部侍郎柳岳出使求和，但伯颜未予理睬。元军打到平江府后，陈宜中再遣柳岳径赴大都求乞，走到高邮时为民众所杀。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初，临安大内慈元殿上，文官只剩下了六七人。此刻，太皇太后方才接受了天祥的主张，派遣诸王分赴福州、泉州。这虽然出自保存宗脉的考虑，但客观上却也达到了分镇境内的目的。否则，临安一陷，帝国也就寿终正寝了。
太皇太后此人虽是一介女流，但在关键时刻倒还有些倔犟。大臣日请东走，她就是不答应，似乎也有点与临安共存亡的想法。不过，太皇太后尽管不失勇气，但仍然不敢死战，数度拒绝了文天祥与另一位领将张世杰召义兵背城死守的建议。可见她或许还是对敌人抱有一线希望，至少幻想着能够以不惜屈辱奉表称臣来逃避灾难。但是，她本人也许可以全首退处，我们的帝国怎么办呢？
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十八日，太皇太后派监察御史杨应奎奉国玺降表向伯颜无条件投降。伯颜接受降表，要宋廷宰相来营商议具体事宜。当夜，陈宜中就逃往温州，张世杰也退走海上，其他宰执无人愿意出面，天祥只有出来主持残局。但他辞去了宰相衔，而以资政殿学士的旧职出使，想在最后时刻保留一些帝国的颜面，用心可谓良苦。
天祥一去就被拘执，并被伯颜送往北方。所幸在三月初一走到真州时，借机逃离了虎口。同时，伯颜进驻临安，将宋室幼帝及皇太后全氏等皇族遣送燕京，惟有太皇太后以疾暂留。
至此，大宋帝国差不多就可以说走到了尽头。
三百年的岁月两分天下，一分归于东京，一分归于临安。由此看来，王朝兴衰并不完全系于地域之多寡，就是与外敌是否强大似乎也没有决定性的联系。历史虽不乏机遇巧合，但所有震天动地的变故背后也都能找到一些必然。因此，一切的一切都在于我们自身。所以回首往事之时，实在也用不着悲哀。惆怅因缘、喟叹世事从来都是懦弱者的表现，真的勇士，就必须抛弃无谓的空想，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用一点一滴的努力去重塑自我、再造乾坤。说实在的，我们的帝国就是因为缺乏实干的精神土壤，才落下今天这步田地，尽管灾难唤起了沉睡，但毕竟是太晚了。
太皇太后嘱使南行的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分别只有七岁和四岁，在禁兵保护下经过千辛万苦，于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闰三月到达温州。第一批闻讯赶来的大臣有礼部侍郎陆秀夫和殿前指挥使苏刘义，接着宰相陈宜中和少傅张世杰分别从清澳和定海被招至两王行营。这一条逃奔路径几乎就是当年高宗皇帝走过的路，温州江心寺里尚还保存着南奔时的御座，众人在此会面，免不了大哭一场。收泪之后，一致推举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副之，发兵除吏，传檄天下，并准备开赴入闽。其过程似乎也与当年高宗在应天受命危难时同出一辙，但此际时势已有根本不同，他们显然也不会再有高宗那样的运气。
文天祥从真州脱逃后本无意南下。当时扬州及所属高邮、宝应、真、通、泰州等仍在拒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