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二这一天，离楚州不远，位于淮水东头的涟水军驻地孙村，突然来了一艘身份不明的船只，船上有五男二女，为首者自称是前御史中丞秦桧，自东京陷落后为金人所执，金人东进，强随以行。楚州失陷时，携妻王氏，仆婢两人及御史从官翁顺、高益恭及水手孙静，乘敌不备而逃出。
巡逻者大多是乡民出身，不晓其说，遂执缚秦桧等人送入水寨，但寨中将官们也半信半疑。确实，两军对峙，全家安然脱归，哪有这么方便的事？事情蹊跷，未可遽定，便将秦桧一行送至主将寨中。
统制丁禩也不甚相信秦桧的自述。此刻他正巧患病，于是借口不出，由手下的几位将领陪同秦桧。秦桧见众怀疑沮、敌意甚重，无奈回到舟中住下。过了几天，丁禩经过一番斟酌后，还是派参议王安道、冯安义陪同，护送秦桧转赴天子行在。当时陆路已经不通，一行人由海道前往浙中，十一月初五抵达越州——这个天子驻跸之地此时已升格为“绍兴府”。
秦桧再一次向朝廷陈述事情经过说：靖康元年东京沦陷，因不愿拥立张邦昌，为金人拘执北去，至于中京大定府，同行者妻王氏，奴砚童、婢兴儿以及御史台街司翁顺数人。金人提兵南来，命秦桧以随军转运一职偕行。因与妻王氏密谋，故用反语，激敌酋完颜昌同意家属随行。楚城陷，乘金人争趋入城、纷纷不定之时，密约舟人孙静俟于淮岸，自己以催发钱粮为名，与妻王氏等数人于当夜乘舟而去。行六十余里，宿于丁家寨南，次日，为涟水军统制丁禩逻者所得。入寨后，诸将颇不信，复有一刘靖者欲杀桧而取囊橐，幸为桧当面折之，事寝不发。
但朝中大多数人对此表示怀疑。
确实，事情的疑点甚多。当初与秦桧同时被拘者还有何、孙傅、司马朴，他们三人下落不明，惟独秦桧得脱虎口，此可疑者一；自中京大定府至燕京有千里之遥，自燕京再至楚州又将近有二千五百里，敌人一路之上岂无防禁，而容你秦桧轻易逃脱？此可疑者二；金人若无放归之意，则必然于命其随军之同时质其家属，绝无使王氏等同行之理，此可疑者三；最令人疑惑的是，秦桧自称随军至楚后，定脱归之计于顷食之间，借催粮之名匆忙而奔，照情理言，绝不应携带囊橐之物。则如何又有抵达涟水军后，军将因觊觎其行囊包裹而图谋不轨之事？！人们有理由认为，秦桧的南归确有不明不白的地方。
但这些猜测却被朝廷宰执们所否定。宰相范宗伊、同知枢密院事李回一向与秦桧友善，此次更是站在了秦桧的一边。特别是范宗伊，此人不仅一贯主和，而且曾经一度出任过张邦昌的伪职，因而对秦桧的逃归便持有一种天然的肯定态度。两人授意秦桧先谒见诸宰执大臣，以期首先打消朝廷重臣的疑虑。初六，秦桧来到政事堂，在范、李两人证明下，大家果真接受了秦桧的说法，并上报天子。
除了范、李两人的力保外，秦桧早年的名声也是使宰执们消除怀疑的一个原因。秦桧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进士及第，先补密州教授，后又中“词学兼茂科”，出任太学学正。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攻汴京，秦桧上书言事，其大略云：金人贪得无厌且奸诈无信，朝廷至多只可割让燕山一路，同时东京守御绝不能缓。因言论不符哲宗之意，疏入不报。那时的秦桧虽不比李纲等主战派，但至少是与朝廷上下惊慌失态的衮衮诸臣确有不同。后来的廷辩中，赞成割让三镇的人有七十人，而反对者只有三十六人，秦桧即是其中之一。肃王入质金营，秦桧是随驾奉往的大臣之一，金师退兵后回朝，正是因李回之荐入为殿中侍御史，寻迁左司谏，一直做到御史中丞。金人再度来犯二帝被囚后，金人传意立异姓为帝，众臣皆失色无语，身为御史台之长的秦桧进状请存赵氏帝脉，因此而为金人要执。这段事迹虽谈不上轰轰烈烈，倒也有目共睹、臣庶皆知。对这一点，幸免于难的诸多南渡大臣心里是有数的。
然而一个人早年的表现并不能证明日后的一切。单凭秦桧这点过去的忠诚，就对他陷入敌手后四五年的经历不加审查，显然也悖于事理。不过，这也是此刻政治环境的产物，国家新遭丧乱，百废待举，尤须以广大包容之心接纳故臣旧民，这是既定的国策。国家正当用人之际，事贵从权一切不问，更是天子内心根深蒂固的想法。对僭逆事敌的张邦昌都可以不咎既往，又何况千辛万苦奔回故国的秦桧？！从现实的角度上讲，此际弃家别土从敌占区内辗转南来的士绅庶民数量极大，也不可能一一加以甄别。所以秦桧从海上来到行在的第三天、谒见宰执后的翌日，高宗就予以召见。
毫无疑问，自从他决定从金地脱逃之时起，秦桧就一直盼望着这个时刻的到来。这天上午，秦桧是踌躇满志地走进天子行宫的，他为此酝酿已久，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必胜的信心。他也知道，自己一定能够打动人主之心。这是建炎四年十一月初七，公元1130年12月10日，帝国历史上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秦桧对皇上道：
“如欲天下无事，须得南自南，北自北。”
这就是说：南方归于南方，北方归于北方，双方各成一家，互不相涉。言下之意，不仅金人的吞并两河能够承认，就连刘豫的僭伪也是可以默许的。
很显然，秦桧已彻底放弃了本朝百年廉耻礼义之训，对祸变危迫既不以为忧，对败衅迎降更不以为耻，所以他才要朝廷正式面对南北分裂的现实。秦桧这个十足的投降主义言论也证明，他虽是不得已而北去，但却独受金人青睐而受伪职随军，其中不会没有原因。变节者只有泾渭之分，没有程度之别。不能舍身求义，反而以事贵从权的理由自遁，这从某种角度上说，与那些弃君叛父、奉敌称臣者如张邦昌、刘豫等并无明显的区别。秦桧的理论要是放在以前，恐怕任何一位天子都有可能将说话人逐出殿堂，然而眼下之时，正是理灭欲兴的末日之世，一切苟全性命的主张，都自有它的市场。
高宗已决定做一个彻底的务实者。按照他的想法，王朝正统犹在，是可以不怕那些僭逆一时的割据的。克己复礼而天下归仁，我们的天子自有他行事处世、统临四极的原则，所以他对秦桧的话便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
秦桧立即着手他的计划，第二天就草就了给金酋完颜昌的国书，由宰相范宗伊呈送御览。高宗为此感慨万分，对宰相道：
“秦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得到了二帝和母后的消息，又得到了一位佳士！”这一赞叹确是发自内心。
这时，完颜昌已攻占楚州，既而又有南下之意。就在秦桧入对的这天，完颜昌近二十万大军已向泰州附近的鼍潭湖水寨发动攻击，得手后又转攻泰州。转战长江沿岸的岳飞五月中旬收复了建康府城金陵后，此时受命出任通泰镇抚使进驻泰州，但敌众我寡，不得已渡江退守江阴。这下，局势顿时又紧张起来，消息传到绍兴府，天子行在已经是一片惶恐。
高宗对秦桧的讲和之书未作任何改动，只是将“国书”的名义去掉，转以私人信件的形式命负责长江防线的刘光世伺机转致金军。我们的天子尽管无可仗恃，但仍旧还是要面子的，扬州覆败后的那封辞意谦卑的信函，同样是采取了这种方式而未预外闻。假如这种东西的内容泄露出去，朝野强大的舆论将会是一个巨大的牵制力量，天子不愿看到如此事件的发生。
本来，范宗伊对秦桧的安排尚有些顾虑，但天子却十分爽快，立即就给了一个“试礼部尚书”的头衔。“礼部尚书”原是寄禄官，相当于一种薪俸的级别，元丰改制后，方实领本部事务；“试”是试用的意思，一般在一段时间后转正。任命下达，秦桧照例上了一道让表，说自己泛海而来，只是奏报两宫安好消息而已，既已蒙受恩赐，志愿已毕；况且新从敌中脱身，理应投闲，请求按原职致仕。但天子正属意有加，未予接受，四个月后的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二月，进而擢升秦桧为参知政事。参知政事一职原本已罢，一年前朝廷简化政制，并三省为一，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原门下、中书二侍郎改为参知政事，废尚书左右丞，参知政事遂又重新成为执政官。
秦桧取得初步的成功后有些得意忘形。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七月，范宗伊罢相，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相位无人，秦桧有点耐不住了。他逢人辄道：
“我有两条计策，可以耸动天下。”
听者中有人奇怪：“何以不言？”
秦桧回答：“方今朝廷无相，说出来也无法施行。”
这话传到天子耳里，高宗不由得不动心。此时，刘豫的伪齐已经僭立，张浚在西北战场上的主动出击也遭致失败，陕西地区的永兴路和秦川五路已尽为金人所占。形势已愈趋严重，满怀疑惧的天子当然不会放过每一个可以让他安枕无忧的妙策。八月二十三日，朝廷发布任命，以秦桧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与吕颐浩同登相位。秦桧从逃归到入相，只用了十个月的时间。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9节 翻云覆雨
然而秦桧入相近一年，也并未看见他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秦桧大约也知道他的两条所谓的奇策其实是老调重弹而已，所以尽管早已成竹在胸，并且也将此付诸文字贻观有关大臣，但却不急于付诸实施。他现在最关心的仍然是权力，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排挤掉与己不合的吕颐浩。颐浩字元直，元祐进士，是一位老资格的大臣，自高宗于应天府即位后就一直随驾在侧，在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的一次兵变中立有大功，入为右相，次年罢。此次与秦桧分任左右相，是第二次入居中枢。颐浩此人在政治策略上倾向于抗战路线，主张先平内寇，再御外侮，并进而北伐。但他的个人作风却很难令人恭维，既挟私用人，也好倾覆异己，这样的人与秦桧共担朝纲，自然不能相容。
两人争斗下来，颐浩取得胜势。他的杀手锏是讽使御史黄龟年上书劾弹秦桧主和误国。高宗本来无意以此罢去秦桧，但兵部侍郎綦崈礼出示了秦桧所谓的奇策后，天子也觉得有些说不过去。
秦桧的原话是八个字：“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虽然简单，但明显是比当年的“南归南，北时北”具体得多了，更确切地说，这八个字是拨开云雾露出了庐山面目，暴露出了他的真实想法。
所谓“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意思就是要把河北人归于金，中原人归于刘豫。这话的涵义也有扩大，不仅仅是承认了敌伪占领的现状，而且连帝国本身也否定掉了。把北方人赶走，这不就等于说大多数南渡臣民不是大宋帝国的子孙吗？难怪天子看后不悦道：
“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是北人，归到哪里去？！”
秦桧第一次入相的经历就这样宣告结束。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八月二十七日，高宗下诏罢免秦桧，制词责两策之诡，同时榜于朝堂，谕以永不复用之意。消息传出，议论沸腾，对秦桧的谬论，人无贤愚，交口唾斥。秦桧成了众矢之的。
秦桧竟会提出如此荒谬的理论，实在是匪夷所思，朝野中有不少人就认为这是有意资敌。联想起秦桧南归的种种疑点，人们怀疑他甚至有可能是金人的奸细。秦桧自称是从金酋完颜昌处逃脱的，若非其有意纵归，为何秦桧甫一回朝就献策天子，致书于完颜昌？再说，金人攻陷扬州时，就曾张榜城内，鼓动“西北人从便还乡”，秦桧要不是金人所遣，他又怎么会有如此相似的说法？不幸的是，朝野的这些议论也只是怀疑而已，尚拿不出确凿的证据。
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八月秦桧被罢后到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年底，帝国事务的中心内容一是与敌伪军对峙中的拉锯战，一是对各地盗寇的收剿，再有就是不断地向金人派遣使节示以停战议和之意。对高宗来说，前两者并不是时政之要，重要的是后者。让天子感到无奈的是，即位以后虽屡屡遣使如金通问，但绝大多数都被对方拘留，金人也从未派遣过一介之人报聘。直到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春，通问使潘致尧去而复回，才终于打破了旧例。这件事情当然是某种消息的透露，高宗感到由衷的高兴。为此，天子立即停止了吕颐浩的北伐准备，同时由枢密院发布命令，谕戒边将不得擅越疆界。这年七月，命韩肖胄为使如金。五个月后，韩肖胄不辱使命，返国时带回了金帅完颜宗翰派遣的九人使节团，双方终于开始了正式的谈判接触。此后的几年里，金廷不断在战场和谈判桌上双管齐下，迫使宋方答应苛刻的条件，但宋廷内部反对和议的力量甚大，使高宗一时不能遽下决定。另外，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也使高宗不得不暂时将和议搁置一旁，一是金人的要价甚高，一是局面有所缓和后，朝廷上下滋生了一些相当乐观的情绪。殿中侍御史常同的话就是一个典型，他认为，和、战其实是同一件事，关键在于掌握主动，本朝已有二十万的兵力，用不着畏首畏尾。在这段时期里，主战派基本占据了主流，也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天子，尽管高宗从心底里恨不得一朝一夕就达成永久的和平而一劳永逸。
与和、战的艰难选择相关联，朝堂之上的政治斗争同样十分激烈。吕颐浩罢于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九月，直接的原因是他因独断专行过于苛刻而遭致御史的参劾，但内里的原因则是因他屡请北伐而一无效果，使一心望和的高宗有所不满。此后是朱胜非担任了一年的宰相，胜非是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秦桧去职后由吕颐浩力荐出任的，也是第二次入相了。他与吕颐浩很有相似之处，一是他们在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的那次兵变中同有斡旋靖难之功，二是两人的时誉都不很好。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九月朱胜非罢相后，赵鼎与张浚先后入相。
赵鼎字元镇，南渡后历任右司谏、殿中侍御史、御史中丞，由参知政事拜相。他基本上是一个稳重派，主张战、守、避三者并重，反对退守吴越。在这一年的二月，极力赞成岳飞收复荆襄要地襄阳的主张，并一力促成以岳飞主持战事，使其最后取得胜利。因此，赵鼎得到了高宗的充分信赖。张浚则成名较早，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后力主经营川陕以保东南，并受命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一去就是五年。张浚在川陕主持抗战中取得过一些胜利，但也在富平战役中遭致严重失败，丧失了陕西大部。从总体上讲，张浚尽管有所失误，但毕竟还保全了整个蜀地和陕西的部分领土，为屏蔽江淮、牵制金军起了很大的作用，应该是功大于过的。然而张浚回朝后，却有不少人攻击他丧师误国，处事无方，甚至说他当年请行川陕是“避祸远去”，此番受命回朝是“闻知虚位，前缓后急”。不过，高宗并没有为此所左右，仍然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