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和周围大臣的心态作为如此，帝国前途的基调已经初显端倪了，最能说明问题的事情是帝国的新君高宗就是不肯回銮东京。此时宗泽早已进驻汴梁，不断来疏恭请还驾，朝野人士亦纷纷上言还都，但高宗始终不为所动。天子一日不回首都，天子驻跸之地永远就是所谓的“行在”，中央政府就只能在天子行营办公，这对恢复帝国的行政及军事秩序是极为不利的。退一步说，即使担心东京易攻难守而暂避锋芒，也要立即定下“行在”之所，以便明出号令召集四方勤王之师。高宗即位以来态度暧昧绝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是另有想法。果然，当黄、汪及御前众臣提出要皇上巡幸东南时，高宗立即下诏同意。无疑，天子的意思就是以退避而望和了，所有的那些收复失地、邀还二帝的雄大誓言不过都是骗人的姿态而已。
李纲以为，即使车驾不还京都，行幸之所也应以关中为上，襄阳次之，而建康最下。皇上纵不能行上策，亦应去襄阳，以示不忘故都之心。李纲用历史教训作例子道：
“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者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者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中原一失，东南不能必无其事，虽欲退保一地而不可得也。”
史实昭在，斑斑可证，这个道理确实不容置疑。而李纲提出的另一条理由更使天子无话可答：“陛下已降诏许留中原，人心为此悦服，奈何诏墨未干，遽失大信于天下？！”
尽管李纲暂时打消了天子退避东南的念头，但并不能从根子上抹去帝国君臣怯战怕事的普遍心态。当金兵于这年九月进犯河阳、汜水，有南侵之意时，高宗立即下诏择日巡幸淮甸，并命淮浙一带增修城堡，招抚民兵，以备皇驾。另外又发布诏书以示圣意坚决：銮驾暂往淮甸，捍御稍定即还京阙；有敢妄议惑众沮挠巡幸者，许告而罪之，不告者斩。十月初一，天子登舟赴扬州，同时下令：以勤王为名擅募民兵溃卒者，并令遣散；有擅募者，帅宪司按劾以闻。从这一天起，帝国的天子就永远告别了中原大地，并无情地抛弃了两河之地坚守国土、引颈南望的忠义之臣和黎民百姓。
也难怪后人为之感慨不已。假如天子不走，留在中原腹地明诏抗战，未必就不能扭转帝国的覆败之局。最低限度，也能与金人划河而治，保住黄河以南的土地。
确实，形势虽然很严峻，但毕竟金兵主力已退，正倾其全力收剿黄河东、北未下诸城，对黄河以南地区的正面压力已有所减轻。同时，河东、北真正失陷者也才十余郡，余皆固守不降，成为金廷的绝大负担。宗泽已在东京抚循军民、修治楼橹；并屡挫敌军的挑衅；沦陷区内奋起保家卫国的忠义民兵，多则数万，少则数千，结寨山泽伺机出击，也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金军兵力。就是不少宣和以来苦于苛政铤而走险、啸聚山林的盗寇，也纷纷来归，至于“行在”者即有十余万人，若善用其力，也是一支不容低估的力量。
忠而有谋的李纲本已在各个方面开始了整顿，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举凡机构建置、募兵买马、军士训练、国赋税收等政治、军事、财政诸般措施，无不卓有成效。在李纲的倡议下，张所、傅亮、孙昭远分别受命置司河北东路、陕西路及京西北路，招谕山寨，养民为兵。一段时期内，三人政令之出，响应不绝，取得了极大的收益。如果李纲不去，使政令措施得以坚持，结果委实是很难预料的。
民心士气亦有可用者。张所部下的将领王彦，率七千人渡河而战，一举收复新乡，后突破金人重围，领七百部曲进入共城西山。部众皆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号称“八字军”，两河山寨民兵归之者达十余万人，所控区域绵亘数百里，成为金人的心腹之患。各地特别是河朔一带的守臣兵民，大都协心并力，率励不懈，急切盼望着恢复，更不乏宁死不屈效忠赴义者。设若天子志在雪耻复仇，进君子而退小人，不惑于求和自安而勇于激励天下之气，国事之败断不至手发展到卒无可为的程度。
但这毕竟是后来人的一厢情愿。我们这个堂堂帝国的颓势并非是一朝一夕酿就的，这个道理不言而喻。本朝从来都不乏懦弱的皇帝，高宗皇帝也不例外，他的突出之点在于，严酷的现实使他一步步学会和掌握了聪明天子们所必备的法宝，那就是只有首先保全自身，才能最后庇护国家臣民。帝国的中兴君主从父兄的悲惨遭遇中更加深切地体会出了这个道理。
四
整个建炎时期的四年，是帝国历史上最不平凡的一页，是一个彻底打破旧有格局，催生新兴之势的时代。历史的魔法以它惊人的创造力，看起来就好像是在刹那之间，就把大宋王朝的故事从东京汴梁转移到了钱塘临安。地理变迁虽然不是世事演化的惟一结果，但却是一切沧海桑田的最好表征。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四月张邦昌被废后，金人即有意南下，九月二十五日张邦昌被宋廷赐死，不过是金室再度进兵的借口。十月，当高宗南之扬州的消息传到北方后，金军左副元帅宗翰即受命于金太宗，开始规划约集诸路金兵南侵事宜。至十二月，果分中、东、西三路大举南下。中路由宗翰率军从大同府下太行；东路由右副元帅宗辅及宗弼领军，由燕京取道沧州攻山东，同时分兵趋淮南；西路则由娄室等率大军自河中府经同州进攻陕西。这一次南进的规模和范围都是前所未有的，三路大军先后渡河，京西、陕西、山东诸路为之震撼。
三路金兵中，娄室所部西路军最顺利，十二月自韩城履冰渡河，陷同、华二州，攻破关中门户潼关，继而于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正月包围并击破永兴军所在地京兆府古城长安，此后一路南下，又陷均、房二州。娄室得势后，复又鼓噪西进，开始向熙河一带进犯。
中路、东路的金兵也势如破竹，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正月，宗翰已破邓州、郑州；东路宗辅部也已攻陷潍州、青州，并分成二部，一部继续攻进山东诸郡伺机南下淮甸，一部由宗弼率领向中路军靠拢，试图对中原地区形成夹击之势。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6节 中原已经无望了
但独守东京的宗泽成功地遏制住了金军的势头。宗泽自去年六月出任东京留守后，一方面联络义兵扩大力量，另一方面抚慰军民整治战备，使东京汴梁成为了一个强固的军事要塞。在金人的大规模入侵中，各地州县纷纷陷落，惟有汴京两河一带岿然不动，百姓安堵如旧。在起初的一两个月里，宗泽数度击退金军的进攻，使金人在一段时间里不敢再犯汴梁，只得采取正面对峙、侧翼迂回的战术。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二月份，宗翰屯兵西京洛阳，与东京遥遥相峙，而宗弼自郑州抵达白沙镇，离汴梁已不到百里之地。可金军先后数次的进攻全被众志成城的开封守军击溃，并因此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宗泽声威日著，以至于金军士兵闻名丧胆，私下呼宗泽为“宗爷爷”，这对于一向骄悍气盛的金兵来说，无疑颇为难得。宗翰自度东京既不能下，江淮则未可轻入，于是在三月份焚掠西京，驱迫十数州宋地百姓迁往河北，退兵还大同。东、西两路也分别在四五月份受挫而退。
然而宗老爷子能保住东京，击走来犯之寇，却无法唤回高宗的抗敌之心。在天子驾幸扬州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宗泽先后表上二十四道《乞回銮疏（表）》，殷切盼望着皇上能辍巡南服，回驾汴都。在一道道奏表中，忠心耿耿的宗泽愤怒地指责御前宵小之辈的优游苟安行径，细致地分析了帝王之都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特别是恳直地指出：假如独怀忠愤、力抗贼锋的两河军民久阙王师之援助，必然怀疑天子和朝廷已置两河于度外，最终因失望而解体。不用说，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在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的五六月间，宗泽再一次向高宗提出了出师渡河、恢复故地的详细方略，并保证说若能在当前敌势穷蹙的有利条件下乘胜而进，必能缚金人而臣之，使二圣天眷有归，两河故地得复。他在最后一道奏表中无限感慨地说：
“臣犬马之齿，今年七十矣。勉竭疲笃，区区愚忠，所见如此。臣愿陛下早降回銮之诏，以系天下之心。臣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若陛下听从臣言，容臣措画，则臣谓我宋中兴之业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为可用，则愿赐骨放归田里，讴歌击壤，以尽残年。”
但这一切已丝毫打动不了我们的天子。悲愤交加的宗泽终于郁郁成疾，六月间疽发于背，不幸病倒。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十二日，这位七十岁的老人在连呼“过河！过河”中病逝于东京。
孤直的宗泽也许不愿意相信，但现实却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那就是京城和两河乃至维系天下安危的中原早就不在高宗的眼里，眼下他最关心的是帝位的安稳。即使宗泽能守住京师，天子也从不认为国家剩余的实力足以抵挡夷狄的猖獗，彼强我弱，又岂能激怒敌夷而再招祸乱？在驾幸扬州之前，高宗业已三令五申地宣敕江南一带增治城隍，治兵完备，并派遣人员营缮金陵，复遣官奉迎太后六宫过江以往，早就有退避三舍的意思。此刻驻跸已定，正在扬州这个繁华之城逍遥自在，又如何能听从宗泽的回銮之请而去冒险？五月份天子倒是下了一诏，信誓旦旦地表明要回师东京恭谒宗庙，但言之凿凿，却始终没有起驾的意思。
原来，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随童贯去大同府谈判的那位马扩在金人首次南下时兵败被俘后，佯示降意，换得金酋宗望的优容，开了间酒店，但私下里一直与敌占区的义军暗中来往。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携亲从数人成功地从敌人眼皮底下逃跑，进入太行山以东的五马山一带。马扩此人很有斗争策略，当有一个人自称是乘敌不备从金地潜回的信王赵榛时，马扩立即就奉其为领袖，并以此号召远近，很快发展了一支近十万人的起义队伍，给金人制造了很大的麻烦。这年四月，马扩带着“信王”的手书秘密渡河请求朝廷给予支援，先是来到东京，然后在月底赶到扬州。
这件事着实让天子震动不小。信王乃今上亲弟，与父兄同时被掳北行。假如他果真从金地逃回并在五马山率众抗御，这必然对北方军民产生强大的号召力，这种影响绝对不能低估。黄潜善、汪伯彦两人始终不相信马扩带来的手书，高宗也一度有点怀疑，然而他认得这位皇弟的手迹，不由得不信。于是发布诏书命信王为“河北兵马都元帅”，迁马扩为“元帅府马步军都总管”，准其过河以后便宜从事。然而黄、汪二人多少做了点手脚，只以一支乌合之军付予马扩，并且还暗中派人侦伺。马扩刚走，五月初一这一天，宗泽请求回驾的奏书又到，高宗犹未加理睬。但第二天，突然传来了信王赵榛有意渡河入汴梁的消息，这使得天子极为尴尬，为扭转被动局面不能不赶紧表态，所以才有了上面的那道回京之诏。不过，事情来得快也去得急，时局一变化，回归九重的诺言自然随风而去。事实证明，马扩的南来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他的求援不仅没能取得效果，相反却使金军加紧了对五马山的围剿。马扩尚未能渡河，五马山寨就被攻破。
宗泽一死，东京义军便十散五六。朝廷没有接受东京士民的请求任用宗泽之子宗颖，却委任了好大喜功、短于谋略，为人残忍好杀的杜充继任开封府尹、东京留守。杜充到任，既无恢复之志，文不能抚御人心，于是众怀疑沮，集于宗泽旗下者散之殆尽，两河山水寨亦不听节制，宗泽的预言不幸成为现实。
中原已经无望了。
自从李纲走后，天子行在竟在许多方面保持着十分惊人的一致。这种一致若非来自于君臣之间的同心协力，便是臣子们阿谀曲折、随意所向的结果。很明显，朝廷目前的状况属于后者。两位宰相黄潜善、汪伯彦就可以说是地道的无聊之徒，保宠邀禄专权恣睢之外，略无大志，只知道以蒙蔽欺骗的低劣伎俩来打发时日。要知道，金人的刀枪剑戟可并不理会这些，不会因为我宋室君臣的慷慨大度而与人为善。宗泽殁后的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间，金兵再次分道南下。此次进军经过了金廷上下的充分酝酿，明确了两大目标：一是平定陕西五路，一是追击宋帝，而尤以后者为要。西路渡河后连陷丹州、延安府直至、坊二州；东路径袭庆源之五马山，大破其寨后又败马扩援军，再陷濮州、滑州、开德及北京两府，并转而与中路大军会合。宗翰所率中路军本以奔袭为主，因此长驱直入，直指高宗而来。
扬州方面居然无动于衷。统领御营军的将帅之一张浚提出早为预备，黄、汪两人竟一笑置之。直到扼守淮阳的大将韩世忠不敌而走，敌军下彭城、淮东直趋泗州后，黄潜善尤认为不足为虑。正所谓栋宇将焚，燕雀在堂，可见黄汪之流不仅庸懦无伦，而且荒唐透顶。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正月底，宗翰攻破楚州后，以主力居后，径遣数百骑往南突击高宗行在。在一片慌乱惊惧中，拥有近万人的天长守军竟不战而遁。初二这天夜里，从天长狼狈奔还的内侍邝询急报金军将至，高宗匆忙爬起被甲乘马，初三黎明时分驰至瓜洲，得一小舟渡江，身边只有亲军数人及王渊、张浚两臣及内侍康履等从行，日暮时分才满身泥泞地赶到镇江府。金兵前锋驰至扬州后，得知宋帝已南走，立即分兵火速追赶。抵达江边的扬子桥时，高宗已经渡江而去，金人一时难觅舟船，再加上其时大雨滂沱、积水盈地，马步不能进，只得望江顿足长叹。
高宗走时，黄潜善、汪伯彦正在共进早餐，听得吏员大呼“驾已行矣”，两人愕然相顾，仓皇失色。心神甫定，首先想到的就是走为上计，两位宰相竟不顾满城士庶，独自跨马而逸。而扬州市民突然见到天子策马出城，宫人也四散而出，晓得情况不妙，登时大乱，争门践踏、奔挤堕江而死者无数。整个扬州乃至对面的镇江，哀号不绝，怨声载道。十万御营大军亦于同时一旦瓦解。最可怜的是司农卿黄谔，逃到江边时，被溃兵误认为是黄潜善，军人因久恨潜善，遂大骂曰：正是尔等误国误民！举刀就砍，黄谔还来不及分辩，就已经身首异处，做了人家的替死鬼。
高宗皇帝虽然又一次幸免于难，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仅在心理，而且在生理上落下了惨痛的烙印。那是因为邝询闯闱而入时，官家正在新造的宫室里凤鸾颠倒，行云雨之欢，矍然惊惕，遂病熏腐。自此以后，天子后宫便绝少怀孕者。
这一次打击所带来的痛楚很快就被一系列新的创伤所代替，此后两年的颠沛流离使我们的天子犹如鱼游沸鼎，不遑暇处。扬州之变后高宗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逃到杭州，金军虽然没有尾随而至，但御前的禁军却横生哗变，若不是时任宰相的朱胜非机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