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用我来哀求她：“别的都不想，得想想自己的儿子和我的孙子吧，他还得靠你抚养成人啊！”这样她才最终放弃了一死了之的念头，决心为我而苦熬下来。
一个家族到了这份上，往往会发生一些怪现象。当然，如果仔细追究，这些现象可能都有一定的缘由，但问题是，到了那份上，恐惧笼罩在每一个人心头，谁也顾不上、来不及去追究了。正如《红楼梦》在描写宁国府衰败时有一段奇异现象的描写，写的鬼气拂拂（按原文如下）：
（中秋夜）贾珍在汇芳园丛绿堂中，带着妻子姬妾开怀作乐赏月。将一更时分，真是风清月白，银河微隐。…那天将有三更时分，贾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喝茶，换盏更酌之际，忽听那边墙下有人长叹之声。大家明明听见，都毛发悚然。贾珍忙厉声叱问“谁在哪边？”连问几声，无人答应。一语未了，只听得一阵风声，竟过墙去了。恍惚闻得祠堂内隔扇开阖之声，只觉得风气森森，比先更觉凄惨起来。看那月色时，也淡淡的，不似先前明朗，众人都觉毛发倒竖。次日细察祠内，都仍是照旧好好的，并无怪异之迹。
我想读者看了这段描写，谁也不会认为曹雪芹在这里宣扬迷信。我听说，我父亲死后家里也出现了一些怪异的事，也请读者能正确理解：这些事说明我们家那时紧张到什么程度。
我们当时住在什锦花园一个宅子的东院，我父亲死在南屋。南屋共三间，西边有一个过道。我父亲死后谁也不敢走那里，老佣人要到后边的厕所，都要结伴而行。据她们说，她们能听到南屋里有梆、梆、梆敲烟袋的声音，和我父亲生前敲的声音一样。还有一个老保姆说，我父亲死后的第二天早上，她开过我父亲住的屋子，说我父亲生前装药的两个罐子本来是盖着的，不知怎么，居然打开了，还有好几粒药撒在桌上，吓得她直哆嗦。也难怪她们，因为这个院里，除了襁褓中的我，没有一个男人了。于是我母亲带着我们搬到我二叔祖住的西院，以为那边有男人住，遇事好撞撞胆。我二叔祖很喜欢我父亲，他住在这院的北屋。搬去的那天晚上，他一边喝酒，一边哭，不断地喊着我父亲的名字：“大同啊，大同啊！”声音很凄惨，气氛更紧张。到了夜里，有人就听到南屋里传来和弄水的声音，原来那里放着一只大水桶，是为救火准备的，平时谁也不会动它。后来一件事更奇怪。我二叔祖有一个孩子，我管他叫五叔。他的奶妈好好地忽然发起了疯癫，裹着被褥，从床上滚到地上，嘴里还不断念叨着：“东院的大少爷（指我父亲）说请少奶奶不要寻死。还说屋里柜子的抽屉里放着一个包，里边有一个扁簪和四块银圆。”我母亲听了以后，就要回东院找，可别人都吓坏了，拦着我母亲不让去。我母亲本来是想自杀的，连死都不怕，这时早就豁出去了，冲破大家的阻拦，按照奶妈说的地方，打开一看，果然有一个扁簪和四块银圆，跟着看的人都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其实出现这些怪现象必然有实际的原因，只不过那时大家的心理都被恐惧笼罩着，一有事就先往怪处想，自己吓唬自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而这正是一个家族衰败的前兆。我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中成长的。
大概和这种心理和氛围有关，我三岁时家里让我到雍和宫按严格的仪式磕头接受灌顶礼，正式归依了喇嘛教，从此我成了一个记名的小喇嘛（后来还接受过班禅大师的灌顶）。我归依的师傅叫白普仁，是热合人。他给我起的法号叫“察格多尔札布”。察格多尔是一个佛的徽号，札布是保佑的意思。喇嘛教是由莲华生引入的藏传密教，所谓“密”，当然属于不可宣布的神秘的宗派，后来宗喀巴又对它进行了改革，于是有红教、黄教之别：原有的称红教，改革后的称黄教。红教一开始就可学密，黄教六十岁以后才可学密。红教不禁止男女合和，这和西藏当地的原始宗教相合，黄教在这方面就比较严格了。我归依的是黄教，随师傅学过很多经咒，至今我还能背下很多。
第三部分第10节 师傅的功德
我记忆中师傅的功德主要有两件。一是他多年坚持广结善缘，募集善款，在雍和宫前殿铸造了藏传黄教的祖师宗喀巴的铜像。这尊佛像至今还供奉在那里，供人朝拜。二是在雍和宫修了一个大悲道场，它是为超度亡魂、普渡众生而设立的，要念七七四十九天的大悲咒，喇嘛、居士都可以参加，我当时还很小，也坐在后面跟着念，有些很长的咒我不会念，但很多短一点的咒我都能跟着念下来。一边念咒，一边还要炼药，这是为普济世人的。我师傅先用笸箩把糌粑面摇成指头尖大小的糌粑球，再放在朱砂粉中继续摇，使它们挂上一层红皮，有如现在的糖衣，然后把它们用瓶子装起，分三层供奉起来，外面用伞盖盖上。这是黄教的方法，红教则是挂一层黑衣。那四十九天，我师傅每天晚上就睡在设道场的大殿旁的一个过道里，一大早就准时去念咒，一部大悲咒不知要念多少遍。因为这些药都是在密咒中炼成的，所以自有它的“灵异”。那时我还小，有些现象还不知怎么解释，但确实是我亲自所见所闻：有一天，赶上下雪，我在洁白的雪上走，忽然看到雪地上有许多小红丸，这是谁撒的呢？有一位为道场管账的先生，一天在他的梅花盆里忽然发现一粒红药丸，就顺手拣起，放在碗里，继续写账，过一会儿，又在梅花盆里发现一粒，就这样，一上午发现了好几粒。等四十九天功德圆满后，刚揭开伞盖，一看，满地都是小红丸，大家都说别揭了，三天以后再说吧。那些地上的小红丸大家都分了一些，我也得了一些。这些药自有它们的“法力”（药效），特别是对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我小时候还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溥雪斋那一房的，有一位叫载廉（音）的，他的二儿媳有一段时间神经有点不正常，颠颠倒倒的，他们就把我师傅请来。师傅拿一根白线，一头放在一碗水里，上面盖上一张纸；一头拈在自己手里，然后开始念咒。念完，揭开纸一看，水变黑了，让那位二儿媳喝下去，居然就好了。
我道行不高，对于宗教的一些神秘现象不知该如何阐释，也不想卷入是否是伪科学的争论。反正这是我的一些亲眼、亲耳的见闻，至于怎样解释，我目前很难说得清，但我想总有它内在的道理。其实，我觉得这些现象再神秘，终究是宗教中表面性的小问题。往大了说，对一个人，它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修养，我从佛教和我师傅那里，学到了人应该以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关切众生；以博爱为怀，与人为善，宽宏大度；以超脱为怀，面对现世，脱离苦难。记得我二十多岁时，曾祖母有病，让我到雍和宫找“喇嘛爷”求药。当时正是夜里，一个人去，本来会很害怕，但我看到一座座庄严的庙宇静静地矗立在月光之下，清风徐来，树影婆娑，不知怎地，忽然想起《西厢记》张生的两句唱词：“梵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眼前的景色，周围的世界，确实如此，既庄严神秘，又温馨清爽，人间是值得赞美的，生活应加以珍惜。我心里不但一点不害怕，而且充满了禅悟后难以名状的愉悦感，这种感觉只有产生于对宗教的体验。对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正确处理好宗教问题大大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和睦。我认识一位宗教工作者，叫刘隆，曾任民委办公厅主任，他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又作班禅的秘书，协助他工作，关系处理得非常好，班禅非常信任他。他对其它宗教也非常尊重，决不作任何诽谤，一切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团结安定与共同利益出发。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宗教徒并不受本宗教的局限，他的胸怀应该容纳全人类。如果所有的宗教工作者都能作到这一点，我想世界就会太平得多。当然，还有一位我特别尊重的宗教工作者，那就是赵朴老。
再说我的师傅，他在六十多岁生病了，就住在方家胡同蒙汉佛教会中“闭关”，不久就圆寂了。圆寂后在黄寺的塔窑火化。按藏密黄教的规定，火化时，要把棺材放在铁制的架子上，棺材上放一座纸糊的塔，铁架下堆满劈柴，下面装着油。火化时只要点燃油即可。全过程要三天。他的徒弟中有一位叫多尔吉（藏语金刚杵之意）的，最后把师傅的遗骨磨成粉，搀上糌粑面和糌粑油，刻成小佛像饼，分给大家，我也领了一份，至今还保留在我的箱底里。别的宗派也有这种习惯，五台山的许多高僧大德死后也如此，别人也给过我用他们的骨灰铸的佛像饼。
总之，自从归依雍和宫后，我和雍和宫就结下不解之缘。我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到雍和宫去拜佛。在白师傅圆寂很久后的某一年，我去拜佛，见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喇嘛，他还认得我，说：“你不是白师傅的徒弟吗？”直到今年，两条腿实在行动不便才没去，但仍然委托我身边最亲信的人替我去。现在雍和宫内有我题写的一幅匾额和一幅长联。匾额的题词是“大福德相”，长联的题词是“超二十七重天以上，度百千万亿劫之中”，这都寄托了我对雍和宫的一份虔诚。
我从两三岁时起，有时住在河北省的易县。原来，我曾祖从察蛤尔都统任上去职后，为表示彻底脱离官场，便想过一种隐居的生活。他有一个门生叫陈云诰，是易县的大地主、首富。他曾在我曾祖作学政时，考入翰林，后来又成为著名的书法家，写得一手好颜体，丰满遒劲，堂皇大气，直到解放后，一直在书法界享有盛誉（见图陈云诰书法）。他愿意接待我的曾祖，于是我也常随祖父到易县小住。至今我还会说易县话。现在由北京到易县用不了两小时，但那时要用一天，坐火车先到高碑店，然后再坐一种小火车到易县。我从小身体不好，经常闹病。而易县多名医，因为很多从官场上退下来的老官僚都喜欢退居这里，于是有些名医便在这里设医馆，专门为他们看病。其中有一家很著名的孔小瑜（音，著名中医孔伯华的父亲）医馆，祖父便乘机常带我到那儿去看病，吃了不知多少付药，有时吃得呕吐不止，但始终不见有什么明显效果，他们反而说我服药不当，违背了药性。所以从小时起，我就对中医不感兴趣。晚年回忆儿时的这段经历，我曾写过一首对中医近似戏作的诗：
幼见屋上猫，啖草愈其病。医者悟妙理，梯取根与柄。持以疗我羸，肠胃呕欲罄。复诊脉象明：“起居违药性。”
现在有人捧我为国学大师，他们认为既然是国学大师，一定深信国医，所以每当我闹病时，总有很多人向我推荐名中医、名中药，殊不知我对此一点兴趣也没有。经过长期的总结，我得出两条经验：在中医眼里没有治不好的病，哪怕是世界上刚发现的病；在西医眼里没有没病的人，哪怕是体魄再健壮的人。当然，这仅是我的一己之见，我并不想、也无权让别人不信中医。
第三部分第11节 我的启蒙老师
我十二岁才入正规的小学，但这不等于说我十二岁才学文化。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姑姑和我的祖父。
我对姑姑非常尊敬，旗人家没出嫁的姑娘地位很高，而我姑姑又决心终身不嫁，帮助我的寡母抚养我，把自己看成支持这个家的顶梁柱、男人，所以我一直管他叫爹爹。作为家长，她明白，要改变我和我家的窘状，首先要抓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使我学有所成。我姑姑虽然没有太高的文化，但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尽力教我一些简单的知识，比如把常用字都写在方寸大的纸片上，一个个地教我读写，犹如现在的字卡教学，虽然不十分准确，但常用字总算都学会了。
我的祖父特别疼爱我，他管我叫“壬哥”。我从小失去父亲，所以他对我的教育格外用心。我祖父的字写得很好，他又把常用字用漂亮标准的楷书写在影格上，风格属于欧阳询的九成宫体，我把大字本蒙在上面，一遍一遍地描摹，打下了日后学习书法的基础。这些字样我现在还留着。他还教我念诗。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用一只手把我搂在膝上，另一只手在桌上轻轻地打着节拍，摇头晃脑地教我吟诵东坡《游金山寺》诗的情景：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他完全沉醉其中，我也如此，倒不是优美的文辞使我沉醉，因为我那时还小，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我祖父也不给我逐句逐字的解释，但那抑扬顿挫的音节征服了我，我像是在听一首最美丽、最动人的音乐一样，这使我对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果说我日后在诗词创作上取得了一定成绩，那么，可以说是诗词的优美韵律率先引领我走进了这座圣殿。当然随着学历与阅历的增加，我对这样的诗也都有了深刻的理解，所以这些诗我至今仍能倒背如流。祖父所选的诗有时显然带有更深的寓意。我记得他教我读过苏轼的《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蜀中，以诗贺之》：
嗟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愈苦。羡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不羡白衣作三公，不爱白日升青天。爱君五十著彩服，儿啼却得尝当年。…
这首诗后面还有很多典故，前面的这些描写与我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合，但祖父的用心是非常明显的，我也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叫我从小知道当母亲的不易，应该一直热爱母亲。这样的诗，我怎敢不终身牢记呢？
还有对我产生深刻影响的。他经常让我看他画画，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和感触：他随便找一张纸，或一个小扇面，不用什么特意的构思安排，更不用打底稿，随便地信手点染，这里几笔，那里几笔，不一会儿就画好一幅山水或一幅松竹（图毓隆的扇面）。每到这时，我总睁大眼睛，呆呆地在一旁观看，那惊讶、羡慕的神情，就像所有的小孩子看魔术表演一样，吃惊那大活人是怎么变出来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觉得这是一件最令人神往、最神秘的本领。因此从小我就萌发要当一个画家的想法。我想，能培养人的兴趣，激活人的潜质，激励人的志向的教育才是最成功的教育。我虽然没有直接跟我祖父学绘画的技巧和笔法，但我学到了最重要的一点——爱好的发现，兴趣的培养，这是最重要的，这就足够了。
除了接受家庭教育之外，上小学之前，我也读过旧式私塾。先在后胡同一亲戚家的私塾里跟着读，后来又跟着六叔祖搬到土儿胡同，对面是肃宁府，那里也设过私塾，我在那儿也读过。当时那里有一个教四书五经的，一个教英语的，也称得上是中西合璧了。但我们家属于旧派，不能跟着念外语，学洋学。进私塾先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还要拜主管文运的魁星。一般的教学过程是先检查前一天让背的背下没有，背下来的就布置点新内容接着背，没背下来的要挨打，一般打得都不重，有的不用板子，就用书，然后接着背，直到背会为止。小孩子的注意力不能长期集中，背着背着就走神发愣，或说笑玩耍起来，这时老师就会大声地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