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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的shi号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羡崇熙皇太后”，墓中还有一小牌位，写着“配天兴圣”四个字，《清史稿》缺载。难为他们是怎么想的，几乎把所有好词都用上了。我前面引用过我文章中的一段话：“后世秉笔记帝王事迹之书，号曰“实录”，实录开卷之始，首书帝王之徽号，昏庸者亦曰神圣，童者亦曰文武，是自第一行即已示人以不实矣。”西太后虽不是昏庸、童的问题，但加上如此多的桂冠，这也是“实录”不实的典型例证之一。
我的大曾祖溥善袭奉国将军，没下过科场，也没作过什么大官。我的三曾祖，也袭奉国将军，他和我曾祖一样，也决心走科考道路，靠自己的努力走上仕途。但他觉得自己的汉文不行，便习满文，考武举，补满缺，后来他还主考过满文，最后官至翰林。
我的祖父这一代兄弟共五人，祖父毓隆行大。二叔祖名毓盛，他有个孩子，我管他叫五叔，小时常在一起玩，后来不知怎的就死了。三叔祖和四叔祖都夭折。五叔祖名毓厚，后过继给我大曾祖。他有三个儿子，二儿子活到解放后，三儿子在文革中服毒自杀了。我的祖父更没有爵位可依靠，在我曾祖的影响下，也走了靠科考博取功名的道路。他十八岁中举，二十一岁考上翰林，任过典礼院学士、安徽学政、四川主考等职，善书画。二叔祖毓盛也作过理藩院部曹一类的中下级官员。后来得瘟疫，他凭懂点医术，自己开药。据说有一味石膏，要讲究配伍，他搞错了，结果服药后不久就死了。
我外祖的家系要从外高祖赛尚阿谈起。他是蒙古正蓝旗人。他是个能文能武的人，中过举，曾任过内阁学士，理藩院尚书，又授予过头等侍卫，任过钦差大臣，到天津负责防治海疆，统帅过最新成立的洋枪队，因训练有素，受到过嘉奖。最后官至步军统领，协办大学士。后来洪秀全在广西起义，朝廷就派他为钦差大臣前往镇压。他与洪秀全等人从广西一直转战到湖南。开始，还有些战功，但当时的起义军正处于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时期，势如破竹，临时拼凑的官军自然难以抵挡。在后来的永安战役、长沙战役中便连连失利。朝廷怪罪下来，革职押解进京，经会审，“论大辟，籍其家，三子并褫职”。而他自己的辩解是不忍在战场上杀人太多。这说明他终究是一个宽厚的人，但战场上的事实在说不清。后来幸亏有人为他说情，才得以释放，发配过戍边，又训练过察哈尔的蒙古兵，最后授了一个正红旗蒙古副都统。
他有五个儿子。大儿子和四儿子的情况我不知道。他二儿子一家住在西北时，让阿古博全都杀了。后来，朝廷派左宗棠前去镇压，把阿古博一直赶到了沙俄。有一位史学家写过一本书叫《回民起义》。主题是把阿古博当作农民起义加以歌颂。那时有一种普遍的观点：凡是反朝廷起事的都是农民起义，阿古博也如此，应该歌颂。写好后，他托陈垣老校长国庆节上天安门时带给毛主席。后来此书就销声匿迹了。据说外交部曾明文指示，阿古博算分裂分子，而不能算农民起义。后来我在西单商场一间卖处理书的旧书店里看到满书架都是《回民起义》。看来对历史问题的评价确实应该慎重。
三儿子名崇绮（音yi），也就是我的三外曾祖。崇绮和崇绮一家非常富有传奇色彩。崇绮也决心走科举之路。但他参加考试时，由于父亲赛尚阿刚判过大罪，也算有“历史问题”和“家庭出身问题”，所以不能参加官卷考试，而只能参加民卷考试。按清制：凡高级官员子弟参加科举考试，都要另编字号，另加评定，按比例单独录取，试卷上都注有“官”字，名为官卷。民卷则为一般试题。他学问很好，卷子上的文章作得也好，字写得也很漂亮。递上去的前十本内，就有他的，主考官也不知道这里面有旗人。因为按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凡是旗人是不能取为三甲的，三甲要留给汉人，为的是以此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这也算是清朝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吧。阅卷官把选出的前十本按次序呈给同治皇帝亲览。第一本就是我三外曾祖崇绮的。如前所述，这第一本就应该是状元。但同治看完后，才知道这是崇绮的的卷子。录取吧，于规矩不合，因为他是旗人，又是罪人之子；不录取吧，又明明考第一，并无任何作弊的嫌疑，于崇绮本人一点责任都没有。同治十分为难，便找来大学士灵桂、瑞常等人商议。灵桂认为，这虽不合规矩，但决不是有意为之，纯属偶然巧合，不妨把它视为科考佳话。于是同治法外开恩，录取崇绮为状元，授予修撰之职。按：新科进士一般授予馆职中的编修、修撰和检校三种职务，编修相当于今天的编审，修撰相当于编辑，检校相当于校对。崇绮是清朝开国以来，旗人第一位由民卷而考中的状元。《清史稿》说：“立国二百数十年，满蒙人试汉文而授修撰者，只崇绮一人，士论荣之。”后来官至内阁大学士，还作过大阿哥溥的师傅，“可惜”大阿哥后来被废，要不然他就当上太傅了。
第三部分第8节 我的母亲
崇绮的女儿是同治的皇后，封号为孝哲皇后。崇绮自然也被封为三等承恩公。后来同治病死，西太后总迁怒于她，认为是她没伺候好同治，对她百般挑剔，处处为难，十分蛮横。她觉得实在没有活路了，就想自杀，又找不到自杀的办法，就把父亲崇绮叫去，商量怎么办。崇绮跪在帘子外——这是宫里的规矩，女儿作了皇后，父亲见她也要行君臣大礼——问她：“不吃行不行？”她说“行”。于是最后决定采取绝食而死的办法。试想这是一幕多么惨不忍睹的情景：女儿没有活路，又无人救助，请来父亲，父亲不但束手无策，还要跪倒在封建礼教前，替女儿出主意怎样去死。这真称得上是“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典型了。崇绮女儿绝食几天后，西太后曾看过她一回，给她调了一匙杏仁粥，她不敢不喝。这样又多活了两天，最后还是悲惨地饿死了。但史书上又是怎么记载的？《清史稿》居然说：“初，穆宗崩，孝哲皇后以身殉，崇绮不自安，故再引疾（称病）。”明明是被迫自杀，却说是“以身殉”；既然是以身殉，那就是大“节烈”，父亲又何必“不自安”地引退？这不明明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吗？唉，历史书啊，真不能随便相信。
还有更悲惨的事情。八国联军打向北京时，崇绮算是护驾，随着西太后一直逃向西安。为西太后赶车的把式叫杨使（音）。他不敢像一般车夫那样坐在车的跨沿上，只能在地上小心地拉着牲口，就这样一直拉到西安。后来回到北京，西太后竟赏他一个四品顶戴。我三外曾祖自己坐的车，走到保定附近车轴断了，只好住在保定的莲池书院。这时，他接到一封家信，打开一看是他儿子郑重其事写的《叩辞严亲禀》。他的儿子叫葆初，我母亲叫他“葆大叔”。原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他和母亲未能带全家护驾西太后，觉得像自己这样皇亲国戚的身份，应该遵循“主辱臣死”的古训，再加之崇绮是倾向义和团的，而这时慈禧由利用义和团转而出卖义和团，于是崇绮的妻子和儿子葆初决定带全家自杀殉国。他们选的是一个叫朝阳洞的地窖，它具体在哪儿，我到现在也不清楚。他们挖了两个地窖，分男女层层躺到里面，下面铺上褥子，上面盖上单子，然后让人层层埋上土，等于自我活埋，全部被闷死。事后挖开安葬，还能看到因窒息而挣扎的痛苦的样子，十分恐怖。在自杀前，葆初给远随西太后避难的父亲写了这封信，报告了母亲和自己的决定。崇绮接到这封信后，知道全家死得如此惨烈，真是肝肠寸断，痛不欲生。加上自己因车坏，再也无法赶上西太后，便在窗户棱上上吊自杀了。这样一来，我三外曾祖一家全都死光了。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后，确实有大量的王公贵戚自杀殉国，对这种现象如何评价，我一直想不清楚，也就不好妄加评论了。事变平息后，西太后回到北京，给了崇绮很高的优惠待遇，以奉旨进京的名义，恩准把他的灵柩运回北京发葬，灵柩前放着一支白公鸡，称领魂鸡。我三外曾祖生前和翁同 过往密切，我现在还保留着几封他给翁同和的手札。
我外高祖的五儿子，叫崇纲，就是我的外曾祖，他精通满文，作过驻藏帮办大臣。他由西藏回来后住在香饵胡同。我的外祖和三外祖，都是他的儿子。我的三外祖叫克咸（音），也懂满文和蒙文，他参加我三曾祖的主考时，还发现他出的满文题目有错误。后来曾担任过咸安宫的满文教习。我的外祖叫克昌，他的二伯父一家让阿古博都杀了，他便继承了他二伯父的爵位，由于他二伯父算是阵亡将士，所以从优封他为骑都尉和云骑尉双重职位。我的外祖母死后，外祖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他一直把外祖母生前住的屋子锁着。直到他故去以后，别人才打开，里边乱七八糟的。这时，家里只剩下我母亲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后来就把她送到我三外祖家去过。我三外祖从精神上很体贴她，特意吩咐自己的孩子，即我的姨、舅等，都管她叫“亲姐姐”，免得她有孤独疏远、依傍他人的感觉。我的三外祖在民国前后曾在“瀛贝勒”（溥雪斋的父亲）府教家馆，也在我们家教书。学生只有两个，一个是我八叔祖，一个是我父亲。当时，我的八叔祖已定婚，而我的父亲还没有。于是他就把寄居在他家的、我的母亲许配给他。但没想到我父亲有肺病，当年那可是绝症。所以母亲过门一年后生了我，第二年父亲便过世了。
我的母亲命真苦。在娘家时孤单单的，没有兄弟姐妹，父母死得又早。后来又嫁给我孤单一人的父亲，不想丈夫又很快死去，又变成孤寡一人。我父亲是独生子，只有一姐一妹，即我的大姑和二姑。我的大姑早早出嫁，二姑叫恒季华，早年也定下婚事，没想到男方早早死去。按当时最严格的封建制度，既已许配，就不许再嫁，于是我二姑就成了“望门寡”，更是一个苦命的人。她许配的那一家也是我们的熟人，有时我们去串门，她也要有意地回避。其实古人在妇女再嫁的问题上并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再嫁是很平常的事，比如众所周知的李清照。可笑的是不但有些古人，甚至有些现在人，还在责备李清照的再嫁，认为这是她人生的一个污点或遗憾；有些人虽不这样正面谴责，却在极力地为李清照辩诬，说她并没有改嫁，思想深处还是认为改嫁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其实，这在宋代是常见的事。这都是程朱理学及其后代末学对妇女变本加厉的迫害，也是我最反对朱熹之流的原因之一。民国后，这种制度虽然有所松懈，但我的姑姑年龄也大了，于是她终身未嫁，决心帮助我母亲一起抚养我这个两代单传的孤儿。
第三部分第9节 多事之秋
后来，我用自己第一份薪水买的第一部书，是清人汪中（容甫）的《述学》。为什么单买这一部呢？因为我小时候，就从别人那里看到过这部书，知道汪中和我有同样的经历和同样的感触，从内心里引起我深深的共鸣。汪中也是早年丧父，家中贫困到母亲不得不带着他讨饭的地步，每到寒夜时，母子只得相抱取暖，不知是否能活到天亮。汪中在给汪剑潭的信中曾动情地说过这样的意思：大凡为寡妇者多长寿，但等到儿子大了，能供养母亲时，即使有参苓粱肉也无补于她即毙之身了。他还痛切地谴责过夫死妇不得再嫁制度的不合理性。这一切都与我有同感，使我十分感动。我在《论书绝句》一百首中的第八十九首写道（见图三《论书绝句》第八十九墨迹）：持将血泪报春晖，文伯经师世所稀。禊帖卷中瞻墨迹，瓣香应许我归依。
这首诗就是纪念汪中的，文伯经师都是指他。《述学》中有汪中的定武本《兰亭序》跋。《兰亭序》帖也称《禊帖》。我又在诗的下面配上一段文字：“功周失怙，先母抚孤备尝艰苦。功虽亦曾随分入小学中学，而鲁钝半不及格。十六七始受教于吴县戴绥之师，获闻江都汪容甫先生之学。旋于新春厂甸书摊上以银币一元购得《述学》二册，归而读之，其中研经考史之作，率不能句读，而最爱骈俪诸文。逮读至与汪剑潭书，泪涔涔滴纸上，觉琴台、黄楼诸篇又不足见其至性者焉。”2002年我应邀到扬州讲学访问，曾专程到汪中的坟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汪中墓碑上的“大清文林汪中之墓”是由尹秉绶所题。墓地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大概正因为此，文革中才幸免于难。
我生于民国元年农历六月十三日，即公元1912年7月26日。这是一个风云巨变的年代。前一年（辛亥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清王朝随之灭亡，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也就是说，我虽“贵”为帝胄，但从来没作过一天大清王朝的子民，生下来就是民国的国民。所以我对辛亥革命没有任何亲身的感受，只能承认它是历史的必然。1982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有人向我征题，我只能这样写道：
半封半殖半蹉跎。终赖工农奏凯歌。末学迟生壬子岁，也随诸老颂先河。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经历了大动荡的年代：护法战争、袁世凯称帝、二次革命、军阀混战，中国的共和在艰难中不断前行。
和“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我的“家”也在经历着多事之秋。
我的父亲恒同在我刚刚一周岁的时候，即1913年7月就因肺病去世了。当时还不到二十岁，所以我对他一点印象也没有。那是我第一回当丧主，尽管我一点事也不懂。据说，因为父亲尚未立业，没有任何功名，所以不能在家停灵，只能停在一个小庙里，在那里给他烧香发丧。如果说我家由我曾祖、祖父时已经开始衰落的话，那从我父亲的死就揭开迅速衰败的序幕。那时，我祖父虽还健在，但他已从官场上退了下来。我的曾祖和祖父都没有爵位可依靠，都是靠官奉维持生活。清朝的正式官奉是很有限的，所以官员要想过奢侈的生活只能靠贪污，这也正是当时官场腐败的原因之一。但我的曾祖和祖父本来都很廉洁，再加之所作的多是清水衙门的学官，所以家中并没有什么积蓄，要想维持生活就必须有人继续作官或另谋职业。现在家中唯一可以承担此任的人，在还没有闯出任何出路时，突然去世了，这无疑有如家中的顶梁柱突然崩塌，无论在经济上，精神上都给全家人巨大的打击。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我的母亲。她在娘家就是孤单一人，后来还不得不寄居在别人家。好不容易盼到有了自己的家和自己的亲人，不管我父亲日后能取得多大的功名和事业，能挣多少钱，总算有一个踏踏实实的依靠，现在这个属于自己的依靠突然又没了，又要过一种新的寄人篱下的生活：公婆当然不会让她饿着、冻着，特别是又为他们生下了一线单传的孙子，但每月能得到的至多是几吊钱，而面临的将是无边的孤独与苦难，那日子的悲惨与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于是她首先想到是死，哭着喊着要自杀，我的祖父怎么劝她也不听，最后只能用我来哀求她：“别的都不想，得想想自己的儿子和我的孙子吧，他还得靠你抚养成人啊！”这样她才最终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