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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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口述历史-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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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宗事太后孝,以天下养。太后偶言顺天府东有废寺,当重修,上从之。上每出巡幸,辄奉太后以行。南巡者三,东巡者三,幸五台者三,幸中州者一,谒孝陵,木兰,岁必至焉。遇万寿,率王大臣奉觞称庆。…庆典以次加隆。…先以上亲制诗文(前边提到的“永绵奕载奉慈帏”就是这类诗文)、书画,次则…诸外国珍品,靡不具备。    
    如果把“奉太后”“南巡、东巡”等解释为“孝敬”,也许勉强可通,但“xian木兰”就令人费解了。木兰是满语“吹哨引鹿”的意思,清朝皇帝常于每年秋率王公大臣到围场打猎习武,称“木兰秋xian”,称其地为木兰围场。后来这个制度与这个围场都逐渐废弛,围场成了放牧垦田的地方,于是索性改为“围场县”,今属河北省。显然,“木兰秋xian”,就是当时的军事演习,这和太后有什么直接关系?为什么也非要带着她?而且非要等她病重后才把她送回承德的避暑山庄?这不明明是对太后存有疑虑,才时时带在身边吗?    
    后来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叫王伯祥,著述甚丰,虽有很多在抗日战争中毁于战火,但有一部《乾隆以来系年要录》尚存,这个名字是套用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而来的,但建炎以来是南宋在江南另开基业,套用到乾隆以来未见得准合适。书中用大量的篇幅大谈特谈乾隆如何每日亲侍太后左右,他们之间如何的母慈子孝,把这些当成煞有介事的美谈。这只说出了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深层原因,即不了解乾隆为什么要如此孝顺太后。他表面上作的很堂皇,像个大孝子,但实际上是另有考虑。这是很多修清史的人,包括我很尊敬的王伯老所不知的。我曾为这本书写过一篇跋,虽然没有直接道破这一点,但有一段话却是针对类似所有这样的现象而发的:    
    后世秉笔记帝王事迹之书,号曰“实录”,观其命名,已堪失笑。夫人每日饮食,未闻言吃真饭,喝真水,以其无待申明,而人所共知其非伪者。史书自名实录,盖已先恐人疑其不实矣。又实录开卷之始,首书帝王之徽号,昏庸者亦曰“神圣”,童者亦曰“文武”,是自第一行即已示人以不实矣。    
    这是我很得意的一段文字,得到叶圣陶老“此事可通读报章”的称赞。    
    “和王”满语叫“和硕”意为四分之一,一角,相当于英语的quarter,即他的爵位享有皇帝四分之一的权力。其实雍正在挑选继嗣时非常慎重,对他们从小就进行观察,多次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进行试探,测验弘历与弘昼兄弟的喜好、性格、志向、能力。当乾隆与和亲王还在上书房念书的时候,雍正就常让太监拿一些小东西、小玩意儿,如小盒子、图章等赏给这两位阿哥(太监在皇帝面前一律称皇子为阿哥),平时见面时常也如此。这些东西多少有些志趣尊卑的象征性。雍正本希望乾隆能拿到好的,但乾隆总抢不过和亲王,好东西每次都被他抢走,这种“抢尖儿”的行为也很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所以雍正最终选定乾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旦决定后,就把他的名字作为皇位继承者放在神圣的太和殿“正大光明”的匾额后面,以示郑重。(后来我发现,这四个字是根据位于西华门内路北咸安宫门两侧的刻石翻拓的,一边是“正大”两字,一边是“光明”两字,这四个字是顺治皇帝所书。原拓片在台湾,现在挂在太和殿上的是重拓的,墨迹不如原来的浓。)但弘昼却不这样想。他对自己因只比乾隆晚生一个时辰而没能当上皇帝始终耿耿于怀,说不定还会怀疑是不是有人在里面做了手脚,因为那时还没有准确的计时方法,更没有准确的接生记录,早一时辰,晚一时辰,只是那么一报而已。日久天长,他的心理难免有些变态。再加上自小受到太后的宠爱,有恃无恐,所以脾气禀性颇为怪异。他喜欢自己做点小玩意儿,家里盆盆罐罐的小摆设以及一些祭祀的用品都是纸糊的。每到吃饭的时候就让佣人跪一院子,大哭举哀,他自己在上面边吃边乐,觉得很痛快。前面提到的“铁帽子王”之一的礼亲王昭lian,曾编过一本《啸亭杂录》,书中多记宫中之事,这是一般人所不敢写的,只有像他那样地位的人才敢这样写,因此在清史研究中是一部很重要的书。我曾买得此书中的两卷,是一般版本中所没有的,后交给中华书局,以补足原来的不足。书中有一条叫“和王预凶”,说的就是这件事。“凶”是五礼之一,五礼包括“吉”、“凶”、“军”、“宾”、“嘉”五种,即以吉礼敬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以宾礼亲宾客,以军礼诛不虞,以嘉礼和姻好。和亲王在没死前即预先行凶礼,而且这种礼是哀邦国的,对国家很不吉利。也许他心想这国家反正不是我的。这说明他心理严重失态,而且是有意冲着乾隆来的。乾隆拿他也没办法,还说你既然喜欢做小玩意儿,干脆去负责造办处吧。他于是做了一个小板凳,上面铺上马鞍子,自己骑在上面,还问“哥哥您看怎么样?”乾隆只好尴尬地说“好”。他又马上跪下磕头请罪,说:“我在皇上面前失礼了”。气得乾隆无奈地说:“这是你找寻我啊,我并没说你有什么不对啊!”这话看似宽宏,实际积怨很深,挑明是你故意寻衅。又如,一次他和乾隆一起到正大光明殿去监考八旗子弟。到了傍晚,他请乾隆先去吃饭,乾隆没答应,他便有意激道:“难道您还防备我买通他们不成?”乾隆当时没说什么。第二天和王又觉得不妥,向乾隆叩头谢罪,说自己出言不逊,冒犯了天威,请皇上不要计较。乾隆答道:“我要是计较,就凭你昨天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剁成肉酱!”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积怨随时有爆发的可能。这种紧张的关系一直延续到和亲王死去。据说他病重临死时,乾隆曾去看望过他。和亲王挣扎着爬起来在床上给乾隆磕头,一边磕,一边用两手围在头上,比划出帽子样。和王的用意是希望乾隆把自己“头上”的这顶“和亲王”的“帽子”永远赏给子孙,就像八家“铁帽子王”那样永远世袭罔替地传下去。也不知乾隆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所答非所问地摘下自己的帽子,交给他,说:“你是想要我的帽子啊?”众所周知,皇帝的桂冠就是权利的象征。不知乾隆此刻是把这顶帽子当成普通的帽子,还是当成具有特殊意义的帽子。如果是后者,是想让和亲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沾一下这顶桂冠的边,还是讽刺他你到临死也不忘这顶帽子?这只能是见仁见智地任人评说了。但和亲王不算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而他死后乾隆仍让他的儿子永璧多袭了一代和亲王,而永璧的儿子虽不再袭亲王而改袭郡王,也确实对这位弟弟法外开恩了。    
    《清史稿诸王传》有一段不到三百字的和王传,其中除了对殿试这一段有具体的记载外,其余都是概括的介绍,说他:    
    少骄抗,上每优容之。性复侈奢,世宗(雍正)雍邸旧赀,上悉以赐之,故富于他王。好言丧礼,言:“人无百年不死者,悉讳为?”尝手订丧仪,坐庭际,使家人祭奠哀泣,岸然饮啖以为乐。做明器象鼎彝盘盂,置几榻侧。


第二部分第4节 我的所闻

    我的所闻可以和这些记载相印证,并对它们进行一些具体事例的补充。    
    而太后却总向着和王,处处偏袒他。这也是乾隆没奈何的地方。如当时的造币局在北新桥路西,即现在的第五中学一带。当时的铜钱一面铸有满文的“宝泉”二字,一面铸有汉文的“大清通宝”字样,所以又称“宝泉局”。钱铸好后,由北新桥往南,经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运往户部。铁狮子东口路北的大宅子就是和王的王府(即后来的段执政府)。那儿有两个门,人称东阿司门、西阿司门(音),昼启夜闭,起守卫作用。一次,造币局的车路过此地,和王居然令人把所有的车马通通由东阿司门赶进府内,关上大门,简直和路劫一般。乾隆听到后大怒,决心一定要严惩他一下。按律,截国库的钱要根据情节轻重发配到远近不同的地方。但考虑到太后的因素,又不敢真的把他发配得太远,和大臣商议后,决定采取变通的方法,罚他去守护陵寝。第二天早上,乾隆到太后那里请安,想把此事通报太后。只见太后沉着脸,连头都不抬,只顾自己收拾东西。乾隆搭讪了半天,太后始终一句话都不说。乾隆只好耐着性子,问身边的宫女:“太后这是怎么了?”宫女答道:“您把和亲王发去守陵,太后不放心,说了:‘我怕和王受不了,要收拾东西陪他一起去。’”乾隆听罢,只有暗自叫苦,收回成命。乾隆一是怕消息传出去,说太后让自己气跑了,二是仍怕借此机会使太后与和王更结在一起。    
    后来太后还是不高兴,也不和乾隆过话。乾隆只好再去找宫女打探虚实。宫女说:“太后说了,‘没见过金山、银山是什么样。’”乾隆巴不得能找个机会讨太后欢心,心想这回好办,让户部多凑些金元宝、银元宝往桌上一堆,不就得了吗?果然就这么办了。太后遛弯儿时看到这堆出来的金山、银山高兴得笑了,真有点像“烽火戏诸侯”的翻版。不料接着跟乾隆说:“把这些都赏给和王吧。他太穷,他但凡有钱何必截宝泉局的钱呢?”乾隆心里叫苦不迭,连忙解释说:“这都是我从户部临时借来,请您看着玩儿的。”太后仍然不依,闹得乾隆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只得全都赏给和亲王。太后就这样包庇、纵容他,他明明已是“富于他王”了,还要在乾隆面前为他哭穷。乾隆只能装作顺从,虚以周旋,但心里的怨恨不言而喻,关系也只能越来越僵。直到乾隆三十年和王死后,才算平静下来。和亲王工书,有《稽古集》传世。    
    在乾隆时期,和申是一个重要人物。和申是一个极富机谋权术的人,在长期的仕宦过程中,权力越来越大,让朝廷和群臣都感到有点尾大不掉了。为了笼络他,乾隆把自己的女儿和孝公主赐婚和申的儿子丰绅殷德。但乾隆只让女儿称和申为丈人,而不称公公,这样一来好像自己这一方成了男方,成了女婿,气势上就能占点便宜。这也算是一种皇威的体现吧。    
    乾隆早就说过,执政六十年后即逊政,把政权交给太子——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嘉庆只是乾隆的第十五子,为什么能轮上他当皇帝?这里面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深层原因。嘉庆的生母据《清史稿》所记为魏佳氏,看起来是旗人的姓,因为旗人的姓常有“某某佳”氏,但“佳”实际上就是“家”,只不过改写成“佳”而已,乾隆皇帝特别喜欢这样改姓氏。现代学者郑天挺的《清史探微》也持这种观点。但实际上她并不是旗人。嘉庆的生母当是江南一个曲艺艺人,是乾隆三幸江南时看中的一位女子。后来,孙殿英盗清陵时,也盗开了她的墓,知道她深受乾隆宠爱必定有许多财宝。结果把她的鞋脱下来找宝时,竟发现她是小脚。众所周知,旗人妇女是不裹脚的。这个出土的实物铁证,证明她一定是汉人,而不是旗人。所以,所谓的“魏佳氏”,不过是后派上的一个姓。魏佳氏被娶到宫中后,受到乾隆的特别宠爱,并生了一个儿子。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凡后妃受宠,必然遭致皇后的妒忌,争风吃醋是后宫的铁定法则和常规游戏。最后魏佳氏被皇后害死,手法大概是灌毒药。据说乾隆一次在南巡到德州时,曾和皇后有一次极为激烈的争吵,皇后甚至提出要铰发,大有要出家为尼的架势。封建社会提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决不能随意毁坏,旗人尤其重视头发,只有在父母死后,儿女才要剪下一缕头发放在父母遗体的手中。可见吵到要铰发的地步一定是非同小可,可能就是为魏佳氏之死而引发的。而乾隆对皇后的铰发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对他的要挟。后来就把皇后废掉。魏佳氏死后,手下的人,为她安排的是水银葬。这也大有深意。当年宋真宗的刘皇后迫害死宋仁宗的生母李妃,并掩盖真相,说自己是仁宗的亲母。当时以吕夷简为首的大臣为了能长期保留李妃的遗体,就是为她实行水银葬,并按皇后的的等级为她穿戴。刘皇后知道后大闹,吕夷简对她说,这实际上也是为了保护你们刘家。等到刘皇后死后,大家才告诉仁宗真相。仁宗到寄存李妃灵柩的庙里打开棺材一看,果然面色如生,全身皇后装束,仁宗为之大哭。但荒唐的是,仁宗居然不知怎么处置这件事,不知是否该认自己的生母为太后,又觉得刘皇后终究厚葬了自己的生母,这正如吕夷简所说,实际上保全了刘皇后。当年孙殿英盗墓后,也有魏佳氏面色如生的记载。可见确实实行的是水银葬,这也从侧面证明,当时是有意地模仿前例,把她按皇后的规格下葬的。乾隆终究比宋仁宗明白,他所心爱的妃子被皇后害死了,他就格外喜爱、加倍珍惜她的儿子,进而决定传位于他。这就是嘉庆皇帝。而乾隆废掉皇后后,真是心灰意懒,再也不想立正宫。有一次他到热合的避暑山庄,一位老学究,说穿了就是一个迂腐的书呆子,还拿出那套封建伦理向乾隆建议,说什么后宫不可无主,应该续一位正宫母仪天下。他以为端出这样一套堂而皇之的谀词来拍马一定能得赏,不想,气得乾隆差点把他杀了。


第二部分第5节 和申的必然下场

    话说回来,到了乾隆六十一年时,乾隆果然对外宣布逊政给嘉庆,朝野就改称嘉庆元年,但在宫中仍继续用乾隆年号纪年,为避弘历的“历”字,不称“时历书”,而称“时宪书”,继续按乾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往下排。这说明乾隆虽然偏爱嘉庆,但自己并不想轻易撒手,真的逊政,而是要继续把持朝政,亲裁一切大小事宜。上朝时依然坐在宝座上,而嘉庆只能站在一边,所以和仍然得到重用。    
    一回,在朝堂上乾隆与和申商议选派谁去补现在的某些出缺,嘉庆照例只能在旁边听着,而这二位偏偏不说正式的人名,全用什么“大幺”、“幺天”、“大天”、“虎头”之类的骨牌名来代替。他们俩当然是心照不宣,但嘉庆听起来却是一头雾水。下来后,嘉庆就问和申“你们刚才说的都是谁?”和申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们爷俩儿的事,您就别问了。”从乾隆这方面来说,他明知嘉庆不会清楚这些骨牌名都代表谁,而偏要这样说,就是有意不让嘉庆知道;从和申这方面来说,作为佞臣,就要讨主子的欢喜,处处表现对主子的忠心,既然主子不愿直呼其名,自己也就不好把机密泄露出去;但作为新主子,嘉庆没头没脑地在臣子面前碰了这样一个软钉子,心里不能不窝一肚子火。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乾隆在一次谈话中,流露出想把原来上书房的师傅,后因故放外任的朱圭重新调回京城,主持“阁务”。嘉庆与朱圭有师生之谊,关系亲密,听说这个消息后,自然很高兴,就写了一首诗给他,表示祝贺。不料,这事让和申知道了,竟把这首诗抄给了乾隆。并煽风点火地说:“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和申的目的很明显,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权高盖主,得不到嘉庆的好感。如果嘉庆一旦接管了实权,决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吃,趁他还没接管大权,扳倒他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如果另立一个年轻无能的新主子,也许还能控制住局面,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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