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丧失。一次本来很有希望的暴风骤雨般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十七万对三千的绝对优势，竟毁于一旦，不能不说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又一个历史教训了。
捷报飞传京师，顺治帝命画梁化凤肖像进上，并擢升他为江南提督。当金陵之战的故事流传开来以后，天助清兴的说法也在百姓中传开，局势完全稳定下来。
风浪过去了，一切又都平静了。
福临却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他身体内部仿佛有什么东西破碎了，那是他的自信；他心灵深处的火焰也在慢慢地熄灭，那是他的壮志雄心。
他从小就是个敏感的孩子。这次变故中，他先是惊慌失措要逃跑出关，后又剑劈御座发誓御驾亲征，这判若两人的表现，长久地留在福临自己的记忆中，刀刻斧凿般深，抹都抹不掉，愚蠢的胆小鬼！看到自己的这一面，福临是何等的沮丧、消沉，一向骄傲自负的他，要忍受怎样的心理痛苦！
他甚至不敢面对母后的目光，生怕从那里面读出轻蔑和怀疑。一想到自己在她面前表演的两种极端形象，有多么丑恶、卑微、虚伪，福临就无地自容，他还有什么脸面去跟母亲侈谈他的治国平天下？
这件事成了福临心理上一个极为敏感的创伤，一触即痛，而且痛苦不堪。
他无处去诉说。
福临没有勇气向母亲解释和认错；知子莫如其母，母亲也绝不会去揭儿子的短，绝不肯去触碰儿子自尊的伤口。母子俩似乎达成默契，都回避不提两人之间发生过的那次激烈冲突。
知痛着热，能理解他、安慰他的，只有他心爱的董鄂妃。可是董鄂妃因为积劳成疾，常常缠绵病榻，他又怎么忍心再增加她的精神负担？
福临转向了佛门。
早在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冬，崇信佛教的太监们就制造了一个貌似偶然的机会，使福临在南苑狩猎之际，邂逅海会寺住持和尚憨璞聪。福临对和尚的谈吐学识十分欣赏，便召请他入宫向之询问佛法大意。第二年初，在福临因皇四子夭折受到沉重打击而情绪恶劣、心灰意懒的时候，宁静的佛家境界给过他安慰和帮助。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有憨璞聪的引见，江南高僧玄水杲、玉林通、茆溪行森，木陈道诸人接力继进，陆续来到福临身边。他们都是佛教禅宗的大师，不但佛学精深，而且文化素养、诗文功底也很深厚，使福临仿佛寻到了一批新的师友。
在孤寂中转辗、被痛苦所折磨的福临，自然而然地要向佛门寻求解脱的路。
他同这些高僧们一起谈诗论文，一起写字作画，更多的则是谈佛法，讲禅机。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秋末，浙江天童寺高僧木陈道进京，福临命备车马相迎，并请进大内万善殿，成了天子的尊贵客人，经常同福临晤谈问答，十分投缘。
福临问：“参禅悟道后，人还有喜怒哀乐吗？”
木陈答：“逆水则怒，顺之则欢。”
福临欣然笑道：“若如此，参禅还有何难？”
木陈道：“也不难。不见庞公云：‘难，难，千石油麻树上摊。’庞婆云：‘易，易，百草头上祖师意。’灵照云：‘也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困来睡。’”
福临点头道：“却是灵照胜过庞公庞婆。请问老和尚，久闻无明和尚与湛然和尚高名，果真悟道善知识吗？”
“二老知真行卓，名符其实。无明和尚有偈云：‘冒雨冲风去，披星戴月归，不知身是苦，惟虑行门亏。’至于湛然和尚，则云流天空，事过即忘，尤称无心道人。”
福临称羡不已，又问：“还有个雪峤和尚，听说他性情真率，从不事事；末后示寂又十分超脱。老和尚可知此人？”
“雪大师乃老僧的法叔。那年八月十九染微恙，次日亲书一纸示众徒云：‘小儿曹，生死路上须逍遥，皎月冰霜晓，吃杯茶，坐脱去了！’至二十六日酉时，果然索茶而饮，口唱雪花飞之句，奄然坐化。”
福临听着，无限神往。这些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神秘意境，清凉如山泉，似乎能够净化他的心灵，对他这个在红尘纷扰中痛苦挣扎的人，有着无比的感召力，并赋予他一种忘我忘形的明慧感，使他得到相对的轻松和宁静。
己亥之秋（5）
高僧们更教导他，要进入参禅悟道的境界，必须“于心无事，于事无心”，才能“虚而灵、寂而妙”，嘱咐“皇上但遇大小事务，不妨随时支应，事后仍然返回修炼参禅，念念不舍，自然事事无碍”。甚至进言说“皇上当谢绝诸缘，闭门静坐，饥来吃饭，困来打眠，如大死人相似”，方能领会禅机，得悟大道。
这样的修炼，确实是此时福临最需要的。因为这能帮助他逃避现实、解脱痛苦。
他又获得了一个知己。
他一步步走近佛门，正在由佛家信徒向佛门弟子转化。
另一位高僧，浙江天目山住持玉林通，对福临的影响更大，福临对他也更加崇敬和爱戴。一次，谈笑风生之后，福临忽然生出一片消沉的愁绪，强作笑颜地对玉林通说：“老和尚你答应朕三十岁时前来祝寿，差不多可以等得到；报恩和尚说他来祝四十，朕恐怕候他不得了！”
玉林通劝慰道：“皇上当万有千岁，何出此言？”
福临用指头弹弹自己的面颊，说：“老和尚相朕面孔似略好看，”又揣着胸怀说，“但此骨已瘦如柴。似此病躯，如何捱得长久？”
“乞皇上早为珍摄休养，则天下臣民幸甚。”
玉林通的这句话大约说得很真诚，竟勾起福临更深的悲哀，他静静地、慢慢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财宝妻孥，是人生最贪恋摆脱不下的。朕于财富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情。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
此言一出，在场的人都大为惊诧，大臣们更是吓得变了脸色。玉林通身为知名高僧，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受皇帝出家？所以，他赶快接过话头：“皇上，常人剃发染衣，不过是机缘使然；大乘菩萨则不然，常化作天王、人王、神王和宰辅以保国卫民，不厌拖泥带水的繁难，普施大慈大悲的懿行。如果只图清净无为，自私自利，任他万劫修行，也到不了诸佛田地。就今日而言，若皇上不现身帝王，则这番召请耆年、弘扬佛法的盛举由谁来做？故而出家修行，愿我皇万勿萌此念头！”
福临并不就此罢休，退了一步说：“不出家也罢，老和尚收朕为弟子吧！”
玉林通不能再拒绝。再说能收一位皇帝作门徒，是佛门盛事，也是他这位高僧的荣耀。福临当场拜玉林通为师，并要求师父给他起法号。玉林通推辞，福临固请，当师父真的提笔要选择法号了，福临又深深叹息，十分忧伤地说：
“师父赐朕法号，必得拣一个最丑的字才好！……”
他由对自己重新认识而产生的锥心痛苦，又一次溢于言表。
最后，福临的法号定为“行痴”，自号痴道人，顺治皇帝于是成为佛教禅宗龙池派的第五代弟子。
福临说“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情”，难道董鄂妃也不关情，也不在他心上？
当然不是。因为后来的事情表明，董鄂妃对于福临，根本不是关情不关情，她简直就是福临的多半条性命。只不过，此时在福临的观念中，董鄂妃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妻孥了。
在董鄂妃去世后福临亲自撰写的《孝献皇后行状》中，就提到这一点。原来董鄂妃分娩皇四子时，是难产，很是艰辛，可能受了内伤。顺治帝对董鄂妃的情感竟然能够上升到这种程度：“朕念夫妇之谊即同老友，何必接夕乃称好合？”再加上福临开始信奉禅宗，性好清净，常常喜欢独处小室，从此便与董鄂妃分床异席了。董鄂妃对此也看得很开，不同床无非是不能再生孩子，她甚至说：“何必非得自己生个儿子去继承皇位才心满意足呢？”
这样，福临与董鄂妃的关系渐渐超越了世俗的肉与欲，向灵与情升华。福临的多情、真情、深情是这样特殊，闪耀着人性的灿烂光华，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实在是罕有其匹的一颗耀眼的星。
董鄂妃素不信佛，在福临的影响下，也渐渐开始崇敬三宝、悉心禅学。福临常常推荐内典禅宗让她学习，并为她讲解心经教义和奥秘。福临因有亲身体会，所以希望佛教禅宗的清净无为境界也能为爱妃解除痛苦、治愈疾病。其实，董鄂妃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一点也不比福临少，她似乎早就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了，所以，她常用一句参禅语向福临发问：
“一口气不来，向何处安身立命？”
起初，福临笑而不答；后来见她久病不起，避而不答；到她病体沉重之时，又向福临提出此问，那时福临满心苦楚、辛酸，话都说不出来了，怎能回答？
己亥之秋的风波，在朝廷上下也引起了很大反响，一片哗然。
满洲亲贵和八旗官民对福临的不满，由来已久。
首先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亲贵们。
在关外的皇太极时代，六部初建，都是由亲王掌管的。当时亲王们都是手中握有军权的旗主，实际上处在能与皇帝相抗衡的特殊地位上；而六部是国家机构，有实权自然就有实利，亲王兼管六部，不仅有面子有好处，更分去了皇帝对政府的控制权。到了多尔衮执政时期，为了集中权力，他就废除了亲王兼管六部的旧制，使六部直接听命于他，虽然这必然引起亲贵们的不满，但应该说这是国家制度向完善的方向迈进的一步。
多尔衮方死，亲政之初的福临，为了争取满洲亲贵们对自己的支持，以便清除多尔衮的势力，所以又恢复了亲王兼管六部的旧制。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因为身在帝位的福临自然也要集中权力到自己手中。再说，由文化素质不高、缺乏从政经验而又功高权重的亲王们管理六部，各种弊病日益显露，已阻碍了六部作为政府部门去发挥它们的职能。在朝廷政局基本稳定的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福临便又停止了亲王郡王兼理六部。有鉴于多尔衮摄政专擅的教训，从此把他的叔伯和兄弟等宗室诸王排除在政府之外。福临竭力使他们养尊处优，满足他们俸禄、仪从、府第等地位上和生活上的高要求，就是不给他们实权。只有需要领兵出征时，才封之为大将军，给以相应的权限，出征归来一交印，仍然不过是随班朝贺的亲贵而已。
己亥之秋（6）
当然，还有个权力看起来很大的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那是入关前军事合议制时期留下的祖制，它有权对皇帝的决定提出不同意见。福临自然常常因这个会议的掣肘和束缚感到愤慨，但他纵然有心撤议政，造成天子独断的局面，终究对这个重要的、关系着整个亲贵利益的祖制存着几分敬畏，不敢轻动。他只是设法按照自己的口味对参与议政的人选进行了调整，减少他推行新政的阻力。
福临在国家制度和机构建革中的汉化政策，也引起满洲大臣们的愤怒。在他们看来，这天下是满洲八旗打下来的，就应该属于满洲，他们这些从龙之臣就应该享受一切权力和利益，就应该把持政府的所有要害部门。内阁、翰林院等机构的建立，使他们瞧不起的被征服的南蛮子竟然从他们手中夺走大权，怎么能够甘心？
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福临下令撤掉各省守催钱粮的满官，并停止派遣满官榷关。这两种官的品位虽然不高，却极是肥缺。可以想见，这些满洲贵族和官吏眼看着财源滚滚的肥缺从自己手中溜走的时候，眼看着他们掌握的大印开始落进汉官掌握之中的时候，尤其是，眼看着他们的满洲皇帝频临内阁，与汉人大学士们共商国是、实行改革而把他们撇在一边的时候，他们的痛苦和愤懑是无法用语言去形容和表达的。
他们能怎么办呢？
大约在顺治十四年的冬天，福临到城外去打猎。喜爱飞奔狂驰的皇帝为了追逐一只野兽，把整个护卫和侍从的大队人马远远地甩在后面。野兽没有追到，他竟走到了一个村子边，正遇上一位满面愁苦的老人在那里劈木柴。福临于是向老人问起他的生活状况。老人以为面前这个青年人是个寻常的兵丁，竟向他诉说起自己的冤屈来了：他的土地和财产都被满洲官员圈占了，他的儿子们也因逃人法的严酷或被处死或被刑伤，如今只剩下他一个孤苦零丁的老头子，年迈体衰，却仍然被逼着来做这种难以胜任的苦力，借卖木柴口，以苟延残喘。
福临请老人骑上他的马，并同老人一起奔赴那位满洲官员的住宅。官员懒得理会，打发他的老婆出来应付。这女人当然也不可能知道眼前的人就是皇帝，耍惯了威风的官太太毫不客气地给了福临一顿臭骂，不但吆喝着叫他滚开，还拿出一根棍子舞动着威吓他。正在此时，护从和侍卫们赶来了，愤怒之极的福临很简短地解决了这场官司：皇帝命他的卫士们把那位官吏和他的家人就地斩首示众，官吏的全部财产都赐给了劈木柴的老人，皇帝还亲口封老人为一村之长。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京师，传遍了天下，老百姓无不称道皇帝的严明公正。而满洲官吏们的心情就大不一样了。对这严明公正，他们大多是又恨又怕的。皇帝的权威在上，他们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福临的禁圈地、宽逃人法的一系列措施，实实在在是直接损害了八旗军民的利益。因为土地奴隶是他们的私有财产，是他们祖祖辈辈在战场上流血拼命才得来的。进入中原以后，生活基本安定，环境相对和平，满洲人家大多人口增加，入不敷出，加上不善经营管理和频繁的水旱灾害，很多八旗人家渐渐贫困。要求增加圈地、增加奴仆，自然是他们寻求的重要出路。皇帝的禁令，却把他们的这条出路堵死了，他们怎么能不怨声载道呢？
满洲亲贵、八旗军民，虽然在全国人口中只占极少数，但他们是福临维持清王朝统治的基础和依靠；福临的那些缓和民族矛盾、缓和阶级矛盾的改革虽然能得到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的欢迎和拥戴，但他们毕竟是新被征服的、心怀异端的被统治者。福临须在两者之间小心地进行变革，维持平衡，才能保持大局的稳定和人心的稳定。可是福临的性格决定了他做不到这个。
福临的变革太快、太急也太猛烈了，他脱离开他的基础，朝前跑得太远，远得连他的母亲都追不上他了。皇太后以她政治家的眼光，看得出儿子新政的必要，对儿子的改革是支持的。但她也看到改革步子太大引起的负面影响和潜藏的危险，不时地对儿子提醒和劝告。可固执己见的福临不会轻易听从任何违逆他心意的意见。皇太后只好用另外的办法去减轻儿子的压力。自顺治亲政以后，皇太后屡屡以她和皇帝的名义，发下宫中的节省钱两赈济八旗穷困之家，有时数万两，有时十数万两，有时还发给粮米布匹棉花等物，用这些恩惠去平息满洲八旗的怨恨。
当云贵收复、统一大业成就的时候，原来被一致对外的原则掩盖和压制着的满洲内部矛盾，必然会趋于激烈。这当口，偏偏又在己亥之秋起了那样一场风波！
在此之前，无论怎样对皇上不满，总还是慑于天子的威严，对顺治帝的龙章凤姿、神智天授深信不疑，大都不敢出格，不敢冒犯，更不敢公然唱反调。
但是，“御驾亲征”的那场风波中，福临表�